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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开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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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5 09:24:46 | 显示全部楼层
西藏岁月,几人能有?真情文字,字字饱满。扎西德勒!
发表于 2019-7-25 09:26:15 | 显示全部楼层
西藏是你去过一次就想去第二次的地方!
发表于 2019-7-27 18:03:0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篇:遇到好人郝守财 195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天,姆妈让我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来到城南父亲办公的地方,他正在跟一位南下同志谈话(那时候,凡是穿灰布制服,操北方口音的人,都被我们尊称为“南下同志”或者就叫“南下干部”)。见我进去了,他俩打住了话题。南下同志问:“老王,这是你儿子?父亲答道:“是老大。”那位同志笑嘻嘻地问我:“小鬼,你在哪儿上学呀?”我说:“在二中。”他夸奖说:“你这么小就上中学了,真不简单。”我说:“现在我可不想读书了。”他惊讶地问:“年纪小小不读书,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想去当兵!” 我想去当兵的原因是,在1950年的秋天,我那三个跟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姨妈,竟然在同一天参了军。看到她们身上的新军装,军帽上那一颗闪闪发光的八一红五星,和左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加上她们那兴高采烈的模样,我都快要羡慕死了!年纪只比我大几岁的十姨妈,平时对我就有一点好,我便求她带我去当兵。可是她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上学。再说我们参加的是部队文工团,你既不会拉又不会唱,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呢?”听她说自己是唱歌跳舞的兵,我也便不再求她了。可是我想当兵的念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消过。 南下同志笑容可掬地盯着我,柔声细语地说道:“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都已经解放了,你还能到哪里去打仗?若真的不想读书了,就来跟我当通讯员,怎么样?”看他那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在逗我玩。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姆妈那一双布满一道道血口子的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的父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在长沙读书,父亲上的是明德中学,母亲在周南女子中学。后来听八姨妈与人闲聊时说,那时候他俩好像就有了那么一点点“新思潮”,两人相识并相爱。也许是缘分吧,这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竟然得到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后来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中将司令的外公的点头应允。高中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了婚,婚后,父亲去上海继续求学,毕业后又去了国民革命军炮兵第一旅。母亲则一直住在外公家里,后来又跟随父亲住在了炮兵旅的驻地。父亲老家,只有我奶奶一个人,住在衡阳西乡一个叫做梅子皂的小山沟里,守着几十亩田。土地改革时,奶奶被划为地主。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的父亲,立即理所当然地将家里的全部动产,统统交给了老家的人民政府,作为土地改革清算时的“退赔款”。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完全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那时他不算“供给制”,而是“留用人员”,每月都有工资,标准好像是一个月三百斤大米)。一家大小六张嘴,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后来街道组织妇女替部队纳军鞋底,用大米支付工资(具体数目我不清楚)。那鞋底材料是各色各样的碎布片,先用糨糊一层层粘连成为厚厚的“布帮子”,晒干后再剪切成为鞋底形状,姆妈便去领一些回来,用两块专为纳鞋底用的木板将布帮子紧紧地夹住,然后就用一只小钻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面先钻一个孔,再用粗大的铁针,将粗粗的麻线从鞋底的这一面穿到另一面,然后用手将麻线用劲拉紧,再穿回到另一面,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最后整个鞋底全被麻线密密麻麻地覆盖住了才算完工。在我的眼里,这被人称为“千层底”的布鞋底实在是太厚了,似乎真的有“一千层”! 每当看到姆妈费力地纳着那鞋底,虽然已经用钻子钻过孔了,可钻子刚扯出来,那小针眼就好像自动复了原,她费力地将针从那钻出的小孔里扎进去,可那一根粗针还是只能够扎进去一半,就再也推不动了,这时候就要靠用“顶针”——那铁顶针上面布满了小坑,戴在右手中指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镂花的戒指——将针头顶在一个小坑里,用劲往鞋底里面推,针的大部分推了过去,可那“针屁股”依然顽强地留在鞋底外面,用顶针根本推不动。这时候就要用牙齿咬住针,硬将它从鞋底里面拽出来。姆妈每纳十来针,还要停下来,将那针尖在自己的头发里面擦几下。我问这是为什么?姆妈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她也不清楚,可人人都是这样子做,想必是针沾了头发油,扯起来省点力?小小的一只鞋底,怕有成千上万个针眼。姆妈就是这样,在寒气逼人的冬天,日复一日,默默地纳着、纳着,两只手上布满了一道道的血口子。每当我放学回家,看到姆妈费力地扯拉着那粗粗的麻线,就觉得那密密麻麻的针眼,全都扎在了我的心上。 想起姆妈那一双布满了道道血口子的手,我决心跟南下同志去当通讯员。我问他:“您不是逗我玩吧?”他挺认真地说:“我没有逗你玩。但是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却愿意跟我来当通讯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时候的初中开设有政治课,我立即用刚刚学到的新名词朗声回答道:“为人民服务!”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我:“现在国民党兵虽然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可隐蔽的敌人还在,你跟我去当通讯员,就要去下乡,你不怕死吗?”我说:“不怕!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只有十五岁,她一个女娃娃都不怕死,我一个男子汉怕什么?”我的这一句话,好像让他挺高兴。 父亲坐在一旁听着我俩说话,一直没有搭腔。这时候南下同志回头看着他,问:“老王,怎么样,真让孩子跟着我?”父亲微笑着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但他年纪还小,只怕今后给您添麻烦。”南下同志说:“不麻烦,不麻烦。打日本鬼子那年,我参军时也就只比他大几岁。事情就这样定了。小鬼,你明天上午还到这里来。” 回到家里,我将事情告诉了姆妈,她的反映竟然同父亲一样地平静,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话:“你爹爹都同意了,姆妈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你这么点点年纪,就要出去赚钱,替爸妈分忧,姆妈于心有愧,对不起你呀!” 那天晚上,我想着明天就要去当通讯员了,通讯员除了送信还要干些什么?那南下同志脾气大不大?他能给我发一枝枪吗?一想到枪,我立即想起了邻居的癞光头,他凭着自己力气大,老是欺负比他小的孩子,一次还将我的鼻子打出了血。若我真的有了枪,一定要好好吓唬吓唬他……天南海北地想了好一阵子,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可那杂乱的思维还在继续着。我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癞光头拼命在前边逃,眼看就要追上了,我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好像是下雨了,可睁开眼一看,自己又分明躺在床上,姆妈还没有睡,坐在床边,就着昏暗的灯光,愁眉泪眼地看着我,眼泪巴哒巴哒地也就掉到了我的脸上。我翻身坐起,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说:“寿伢子,你这么小,姆妈真舍不得你走呀。”我说:“姆妈,我都十三岁了,不小了。今天我看那南下同志蛮和气的,父亲和他也很熟,您就放心吧。”
发表于 2019-7-27 18:04:1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篇:  我成了“公家人” 第二天一大早,听到姆妈在轻声喊我,我急忙爬了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她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香喷喷的蛋炒饭,饭上面还放着几条自家腌制的萝卜条。看见我吃蛋炒饭,弟弟健民不干了,他也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哭着嚷:“我也要吃蛋炒饭,我也要吃蛋炒饭!”姆妈对他说:“健伢子,乖,哥哥大现在是‘公家人’,要出去工作赚钱了,等哥哥大赚了钱,买好多好多鸡蛋回来,姆妈天天让你吃蛋炒饭。” 我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完饭。姆妈帮我理了理衣服,拿出一个兰布小包袱,说:“寿伢子,你的换洗衣服姆妈都帮你包在里面了。缺什么东西就回家来拿。”姆妈牵着我的手,一直将我送出小巷口。我走了好远,就要拐弯了,回头一看,姆妈还站在那里。 我来到老地方,父亲不在,那位南下同志可是早就来了。他将我带到不远处的另一栋楼房,进了一间屋,里面坐着一位女同志,正在低头写字。他问那位女同志:“小陈,这小鬼的被服领来了吗?”女同志瞟了我一眼,笑着回答说:“领来了。只是衣、裤都没有小号的,他穿肯定大了一点。”这时我才看到一张木椅上放着一顶帽子,两套衣服,下面还有一床棉被,都是灰色平布做成的。紧接着,女同志拿起衣服让我穿上,衣袖、裤腿果然都长出了一大截。她哈哈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才忍住笑说:“经理您瞧,他这一身打扮,像不像一个小木偶?”南下同志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但立即轻轻地咳了一声,接着说:“确实是大了一点,那就请你帮他改一改。我还要去开个会,先走了。”回头又对我说:“小鬼,改好了衣服,中午跟小陈同志一起去食堂吃饭,下午到我那里来。”说完这句话,他忙不迭地起身走了。 女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经理让我给你改衣服,咱哪有那技术?这不就是将衣袖、裤腿剪短些,再将边边缝好,能凑合着穿也就行了,过去我也是这样子穿的。你说行吗?”说完这句话,她依然是笑容满面地瞧着我。我连忙点头说:“行。行。行!”女同志在那衣袖、裤腿长出的地方用剪刀剪出个小口子,然后让我脱下来,她将那长出的一截剪掉,一边同我说着话,一边就动手缝了起来。 从谈话中,我知道了,让我去当通讯员的那位南下同志是衡阳县贸易公司郝守财经理,女英雄刘胡兰的同乡。难怪我昨天一说起刘胡兰,他挺高兴的。女同志也是山西人,姓陈,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她还告诉我说:“小王,你现在参加了革命,这就好比是买票上了一趟车。今后千万记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莫像那一次我坐火车路过长沙时,见很多人下车了,我也就跟着下去瞧了瞧,可能是我走得远了一点,火车再开时响起的笛声我没有听到,就被甩下了,后来受了好多罪……” 我就这样参加了工作,也就是小陈同志说的“上了这一趟火车”。可那时候,我连一张“招工表”也没有填。是父亲替我填的?抑或是郝经理帮我填的?或者那时候参加工作根本就不用填招工表?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给郝经理扫扫地、打打开水,有时候出去替他送送信。他还拿来毛笔、本子,让我闲下来的时候练毛笔字。 日子就像湘江里面的流水,悄无声息地一天又一天流走了。那时候,县里的首长们跟我这个刚参加工作才几天的通讯员一个样,大家都是“供给制”。被子、衣服由公家统一发,生活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115斤大米,再按照《新湖南报》上当月1日刊登出来的大米单价折算成钱,扣除上个月每人应分摊的伙食费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发给个人的“津贴费”。我一不会喝酒,二不会抽烟,除了买一管牙膏,一块洗衣服的肥皂,最大的消费就是去外面送信时,偶尔花上200元钱(也就是后来新币的2分钱)在小摊子上买一只“麻圆”(裹着红糖和芝麻的油炸糯米粉团子),一边走着一边吃,那味道还真是棒!我每个月的津贴费就都有一点小节余,全部拿回去交给姆妈。可经理就不一样了,他偶尔想喝一点小酒,有时还要来上1000元钱(新币1角钱)的花生米;他还要抽5000元(新币5角钱)一包(50支)的“大生产”牌香烟,这样一来,每个月的津贴费捉襟见肘,就不够花了。一次,我用自己的津贴费,在外面的小烟摊上,给他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谁让你去买的这外国烟?赶快退回去!” 如今,当我坐在电脑前面,在键盘上面敲击出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些往事的时候,我也就想起了郝经理当年教我打“驳壳枪”时说的那一句话:“射击的第一要领就是“三点成一线”。” 我觉得,如果将人的一生也看成是一次“射击”,那么我这一生的三个“点”,先是亲爱的姆妈给了我生命,让我有了枪标尺上的那一个“缺口”;然后是抗日流亡路上那独特的环境,姆妈让我接受到了她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接受到的、那种教会学校的教育,这就好比是枪的“准星”;而第三个点——“目标”,就是我有幸遇到了老八路郝守财,还当了他的通讯员,他的以身作则,真正是无声胜有声,让我知道了该如何走好自己的这一条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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