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总是片面的，感谢你带给我的思考机会。——孙曙
边缘、苦难、灾异、疯狂、漂泊、放逐、路乞、异端，对我们的生活与精神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人类的生存图景，才广阔深远、均衡而日日常新，不至陷没于空洞、平庸及停滞。这些非常态非中心非和谐的他者，塑成世界的边际，噩梦般惊扰着平常生活，启迪人们走上精神之路，追寻精神生活的救赎和意义。
宗崇茂，就是这样的边缘与他者。在盐城，他是我的背景，不但是文字，更延伸进了我的生活，我的文字和生活总有他鲜活的对应。宗崇茂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字与生活的背景，成为一个端点与指向的背景，鲜明而强烈。
2006年底，相识从青海返盐一年多的宗崇茂：皱纹深裂，稀发枯倒，脸黄无颜色，骨立无血肉，肩背僵痹，手不能举，西部大风雪穿透他卷扑而来，一整个青藏高原的冻土深广千米冻结万年的寒冷，袭上在场每一个人的心脉。他的文字他的身体成了走动的风雪，走动的苦难，走动的西部。
论说宗崇茂，当然必须先破解一下西部。一个国家，就是一套意识形态，总是不停地建构自己，强化自己。在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上突出自己的中心正统地位，在地理空间上自然将自我的人文形态和生存区域中心化神圣化，而将异族异质文化及其活动区域边缘化低劣化。边疆的意义，一方面是作为中心的对位，用其边缘、异者来凸显证实自我中心，形成民族共同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等等就是；二是用其对中心的屈从，规驯成臣服结构，来形成秩序，边塞诗就在建构这样的价值。边疆不但是“天下”体系中政权的现实问题，也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随着国家的发育与变化，现代中国，地理中心已偏至东部，国家的东部、南部、北部早已中心化，只剩下广漠的西部还有精神价值上的边疆意义。西部也就一直在建构中。
在共和国，在意识形态的绝对单一化和政权的高组织化下，西部被中心化，强调其同质性，消除其异质性。但由于幅员辽阔地理形态艰险，生活状态的殊少变化，文化传统生命力顽强，西部自然与文化的异质形态几乎保持完好，源源不断地提供异质的新鲜刺激，发动着文化创造的引擎。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西部虽在动摇，但西部就是西部，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边域与异者。
崇茂生计艰难，债务逼迫，远离东土，西上高原，漂泊在几无人烟的荒漠草原，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边缘人，踏上国土地理的边缘，这二者都为他成为“他者”提供了可能，作了背书。而宗崇茂的文字，也在实现这种可能。西部，在他的笔下，有了新的开展。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传统的西部叙事，有西部自然形态的描写，大漠风沙高原荒凉，《那陵格勒的雨和雪》《那陵格勒之沙》《江仓之冬》《柴达木三日》《沙尘暴》等篇中，飞沙走石，冰天雪地，氧气稀薄，饥寒交迫，“狂风过处，沙地上突窜起一小股一小股白雾般的细沙，犹如千军万马，更像是鬼魅之气，疾速奔跑，从车的前方无所顾忌地横穿而过。此时，它们全然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但又根本不惧怕车轮的碾压，反倒让车轮胆战心惊。”（《柴达木三日》）“醒来，是因为一阵冰凉的触摸。我坐起，掀开被子，被头上蜿蜒了一层薄薄的霜雪。再四处一瞧，衣服上、包裹上、帐篷的顶棚上，都是白花花一片，整个帐蓬像是早晨覆满霜雪的草野。”（《江仓之冬》）高原恶劣的自然形态和气候环境，挑战着人的生存极限，；有异族生活，在《仁青宽卓》《“花儿”盛开》《草原邻居》《那一群异族女子》《多吉》《日加》中，藏人率真质朴的性格和自由热烈的生活如诗如画，特别是老藏民多吉一家，老多吉的沧桑智慧，其子日加的豪爽勇猛，日加的妻子美丽多情善歌善舞的仁青宽卓，笔触斑斓，形象鲜明。
宗崇茂对西部的开拓，表现在他找到一种“他者”叙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笔下呈现了一种“他者”叙事。一是他用大量的篇什，写了在高原漂泊游子的边缘生活，塑造了一组高原异乡人群像，这是最有独特价值也最有光彩的一部分。在《一棵小树》《老高原》《大老王》《洗澡》《一个女子的死》《我从草原来》《外乡人的故事》《拉煤人》《晃荡的十指》《在黑暗中喝酒的两个男人》中，边缘者生命的低微与挣扎，随时消殒如大漠水滴的命运，得到了丰富的展示。一个坐台女，跟着一个小伙子上了高原，恩爱赶走荒凉，缠绵击退风沙。她怀孕了，为了多拿几天工资，难产，死了。一个十七八的女孩已在高原深处漂泊了好几年，继母生了弟弟，她父亲在高原更深处挖煤，她有探亲假也无家可探。“炭黑如夜，脸黑如炭”，抛锚在荒野焦急等待的拉煤人。又冷又饿。拖着肝病在荒原熬煎，挣钱养家的“大老王”等等。当然其中如泣如诉、以悲怆以苦难以孤独震撼人心的，更有一组描写他自己的漂泊经历的作品，《翻车记》《异乡人的疤》《今夜入梦来》《病卧草原的日子》《月光漂白的草原》《孤独像天堂的羔羊》《饿狼传说》《攀着月光的藤蔓》等等，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好评。三日三夜的大雪封帐，沙尘暴中困守大漠坐以待毙，翻车余生，高原失语，经月不洗澡，经年孤独无告等等，高原生存之艰难，背乡离家之愁痛，精神无依呼告无人之哀绝，说其字字泣血不为过。不容于故土，不容于异乡，心身俱摧，一个边缘挣揣的“他者”跃然纸上。漫漫风沙中惊魂，皑皑冰雪里回肠，一匹孤狼在高原舐伤，不甘不屈地仰首嗥叫。即使在命运低堕、走投无路、生死难料之际，依然坚持阅读与写作，生命之火不灭，人类精神高蹈。这些作品让人看到灵魂向上的力量，看到了不屈从于命运，不消泯自己的精神追求的坚韧，以及人性深处的纯净和善良。生命的包裹被斫散，在命运的绝壁，在生存的边际，在异乡，在绝境，命运的“他者”宗崇茂扬起了孤狼之旗。
宗崇茂笔下的“他者”，还表现在深切地关注到了工业化对游牧文明、人类生活对自然生态的败坏。在《多吉家的牦牛》《江仓之狼》《人鼠恩怨》《他们》等篇中，作为西部“原住民”的狼与鼠，被剿灭的命运得到悲悯，西部生灵得到尊重；那始终留恋已被水泥封住的草地的牦牛群，那因草场退化不得不翻下马背推起小车打工为生的藏民；在狼嗥与鼠窝，在牦牛的忧伤与牧民的迷离中，作者打开了作为自然与游牧文明的“他者”视角。在《我的雪》《面对雪山，大声呼喊》等篇中，他分明融进了西部，获得了一种西部精神，干净纯粹窅辽本真的自然精神。这是最根本的“他者”。
如旗，如火，如酒，宗崇茂的作品是高度风格化的，高扬，燃烧，热烈，醇厚。风格即人，宗崇茂是有酒神精神的，狂欢化的，好交游，善饮酒，所到之处，欢笑顿起；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能使人欢咍嗢噱，满座生春；一旦无君，举坐失欢。他的作品也是抒情性的，几乎都是第一人称，主观色彩浓烈。
“一言不发。今天，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正如以往在很多喧闹的场合，别人也找不到我的言语。我身陷于巨大的孤独之中。渴望包围我的孤独清澈如水，以便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倒映其中。可是，我感到围困着自己的却是黑暗的破棉絮一样的孤独。我被这破棉絮死死地捂着，几乎喘不过气来，也得不到一丝丝回声，连自己的影子也被吸蚀一空。”
“我听了，说不出的悲伤和难过。这个自以为无根的女子，她会在何处找到她的根呢？”
“我带来了你写给我的每一个字，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个世界已经稀缺的赤金般的质地。用薇依的话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食粮”。今年以来，我有意减少了与你的联络，不是不天天想到你，而是真的不忍再过多地让你为我揪心。通过阅读与思考，我努力为自己油锅般煎滚的内心打制一副沉默而理性的盖子，试图用这盖子捂住不得安宁的内心。不知道这属于坚强，还是麻木或逃避？其实，忧痛还是时不时从里面沸溢出来，惊扰了你和其他几位朋友。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中总是呈现一个过于沉重的自我？能不能轻些，轻些，再轻些？我曾反思过。我想，一方面也许是由于我的写作功力确实不够，更多是因为——我不仅是一个苦难的描述者，更是一个苦难的亲历者。过于沉重的翅膀，又怎能飞得高扬？”
“岁月，草原一样辽阔。它草衰，又草长。
十万只羊静卧于草地之上；
十万只羊流动于群山之上。
月泻无声。霜降无言。
世界熠熠生辉，月光漂白了一切！
今夜的月光啊，可曾泻照母亲的银发？
今夜的月光啊，可曾漂白浪子的思念？”
“记不清月头月尾，记不清具体哪一天，就象记不住这里的一阵风，一场雪，因为江仓草原的风雪似乎永远无所始，亦无所终。惟一能记住的是，天亮了，又黑了。多少个日子，就这样重叠着，重复着……
远离了城镇乡村，远离了灯火人群，时间是江仓草原上疯长的草，我们是星散其中的羊。更别说什么“周末”“五一节”“中秋节”了，这些词像是很久以前某个好女子头上的钻饰，只在记忆中闪烁着恍如隔世的微光。
漫长的无望，迫使我们平静。有人说过，人是一个多么惯性的动物——不论多艰难的环境，日子一久，风已不觉得风，雨已不觉得雨，苦也不觉得苦了。
而我总是疼着，雪山一样起伏着；也许这与我每天记日记有关——它让我醒在每一个清晰的日子里。我在把每一个沉沉的日子石块一样铺陈下去……
似乎，我在悄悄暗藏一条回去的路。”
独白，大段大段的独白，全篇的独白，倾诉与呼喊，情感的透明、率真与热烈，源源不尽，生命只剩下疼与叫疼。这样一种见底见性的生命文字，风骨傲然，当然不是那些汤汤水水矫揉造作的小抒情伪抒情所能企及。当代抒情散文,也在宗崇茂这里得到新的接续和展开。
一长必有一弱，真正的抒情性文字，长处在于其直接与真挚，以情感为媒，消泯文字接受的隔阂与界限，形成阅读共鸣。抒情化的弱处，是它所能敞开的仅到它所表达的为止。在宗崇茂的创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抒情的修正，他走向了内省。这就是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箴言式写作。在他的言语和作品中都充满箴言式的语句：“遗憾，此次你不能同行，只有荒凉的大地才能盛纳荒凉的内心。”“醒，听那雨声，思绪又回到遥不可及的那陵格勒。我也曾数过雨点，独困于帐篷之中；大漠是一张枯黄的，雨声永远无法湿透的纸。”这是他发给我的短信。“女人有思想，和女人有皱纹一样，越深刻越可怕。”这是他在酒桌上的戏言。当然，在他的作品中箴言更是俯拾皆是。“也许你会埋怨：人生为何没有现成的导引以便能够按图索骥？直至有一天，当你回首从前，你惊讶地发现：自己走过的轨迹，已构成一幅多么独特的地图，隐含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数！”（《地图》）“厚厚的黄沙湮没了多少呐喊与白骨！世世代代，它们以沉默守护安宁，以荒芜遥对繁华。捧起沙，它们水一样轻轻泻落，从掌心，从亘古。每一粒都洁净如婴。”（《那陵格勒之沙》）“坠落的事物，比如流星，比如落叶，不免使人沉重伤悲；而雪的垂落，却使我产生了飞翔的欲念。”“雪落在大地之上啊——像一张巨大无垠的白纸。它的反面写着：‘最后的坟墓’；它的正面写着：‘最初的摇篮。’”（《我的雪》）“ 阴影之下，他的内心反倒变得明亮起来。”“精神在白天熄灭，黑夜又照亮了它。”“在希望之中不能获得的平静，反而在绝望之中获得了。”“天空凝滞不动，但它涵盖了所有飞翔。”（《碎裂的冰块》）箴言式的写作说明他所追求的不只是情感的倾泻，更追求真理的揭示，在先知式的预言热情中，他在努力接近真理。
在宗崇茂最新整理和写作的一些作品中，又出现了新的创作倾向，在《故园乱拍》《皱苹果》《湿的瓦》中，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叙事开始出现。特别是《皱苹果》，提供了近乎蜕变的可能，一对七十左右的老夫妻，在风起的街角坐下，分吃一个皱苹果，这个情节很容易指向爱与温暖的抒情，但作者封闭了情感的纬度，语言几乎在“自动化”，只有两位老人的活动，一种本真在凸现，这是刻画的力量。我一直对崇茂的文字有期待，期待他更多地刻画真实，提供更多的真相。情感的抒发可以尖锐而汹涌，但不能使语言接近真理，只有刻画像风与水塑出山原与江河的真相，只有真相在迫近真理。
真情，真相，真理，这就是宗崇茂。
宗崇茂的作品，常使我想起《圣经·约伯记》，一种苦难叙事。对于约伯这样的义人，苦难是上帝加给他的荣耀，他是上帝的选民。苦难也就成了圣迹，被剥夺被侮辱被欺凌却无救无告的灾难，是对自我的救赎，也就成了生命圣化的过程。所以《圣经·以赛亚书》中说：“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主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宗崇茂总是给人带来欢笑，但其内心是孤独的忧伤的，是一匹孤狼。这一方面来源于童年期创伤，他和家长的对峙与亲情的撕裂，至今他不食粽子，一碰就要呕吐，可见烙印之深。他幼小的心灵就是痛苦动荡的，缺少安全感。其次是来自于生命浮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初，他是某大型国有公司的财务科长，在盐城这地方，也算个角色。公司倒闭，他又做过个体老板。但经营巨亏，债主盈门，亲友反目，不得不走上高原，以命相搏，挣钱还债。命运跌宕翻覆无定，苦难就是苦难，除了自己的身心，外人总是隔了一层，只有亲历者冷暖自知。但苦难确实成就了宗崇茂，形成了他完整统一的人格，成就了他的精神和文字。苦难及苦难叙事对于他，是一种救赎。
苦难，在平庸的生活中也是一种凸现；苦难叙事，因为文字的神话功能，苦难成了神迹。所以文学作品中的苦难总有圣化的光环，形成悲剧之魅，对作者和受众形成宗教式的魅惑，而这种魅惑，却很容易偏离了救赎，苦难成了展示与膜拜，苦难虚化；苦难叙事也易走向主旋律的英雄主义，而苦难的无端与荒谬乖张、痛苦败坏无常等反中心的“他者”意义则被消解。而对悲剧对苦难狂热追从的女性读者群的形成，更容易使苦难易帜。
所以，苦难需要作者的间离，需要清醒的内省，不是举着苦难去展示，更不求昭示，苦难就是苦难，一个人的苦难。宗崇茂的苦难叙事，当掌声与追捧涌来的时候，也有虚化的危险，必要警惕。或者，先从苦难叙事中撤离，易地再战。
当然，宗崇茂及其文字，作为他者，某种程度上是不自觉的，甚至为了生活反而是他自己有意识去遮蔽的。他不甚清晰自己的意义所在和方向。他现在的创作，在西部写作的一个高潮期后，突然处在失语状态。就个体经验的广泛，触及生存的极限，灵魂的撕裂阴影重叠，也就是内在精神空间的深广，放眼文坛，能与宗崇茂比肩的能有几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期待着宗崇茂去撕开自己，撕开抒情的面皮，直抵灵魂深处。
短短两年多，我看着宗崇茂从一件制服，换到另一件，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他身上浮现。面色也显白了，头发也有些生机了，小肚子也出来了，常是慈眉善目。言笑放诞，谐谑无忌，锋芒咄咄，喜怒须臾，且歌且舞，风华顿生的宗崇茂越来越少见了。为我所憎恶诅咒的平庸中年的迹象，也入侵到他身上腐蚀出些痕迹了。狗日的中年！
但是，发给他短信：哪怕一个世界都不可信，至少宗崇茂可以信，或者一个世界都不信了，还有宗崇茂在信。他回：对兄弟这句话我不谦虚，我担当得起永远。人生过半，宗崇茂说：我信命。这是不虚妄，是真性命的了然，是敬畏，却并不是在命运前匍匐。我敬畏这样的人。信生命，信天地，信有情，信精神，信良知，一个饱经苦难，却依然有信的人，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义人了。《圣经》说：义人因信得生。《圣经》又说：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这个越来越无信的时代，一个信者，一个义人，本身就是他者。而文学就是异端。一切都已为宗崇茂准备好了。
——2009年5月，写于宗崇茂《我曾高高地爱过你》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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