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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原创)萍踪传书(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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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2 18: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0年1月,承接圣诞,迎来欧洲新的一年.从上海回到维也纳,既是出差,又是度假.时值寒冬,白雪皑皑,遍野皎然.沿着多瑙河岸,一路漫步.右岸是银装素裹的维也纳森林,左岸是美仑美的联合国城建筑群,蓝色流水波澜不惊,白色天鹅优雅多姿.远眺千里目,山河尽收眼底,大有两腋生风,飘飘若仙的感觉.这里是曾经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如今却是充满田园诗意,那么的与世无争;然而地球的另一端,乃是火红激荡年代,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反差如此之大。感觉自己是一辆怠速保养的汽车,当然一旦Service结束,即又驶回F1跑道,投身火爆,刺激而甚至残酷的场景之中.

    早春的客运码头,几艘来自西欧各国的游轮,抛锚停靠,一字排开.甲板上水手们川流不息,忙碌着把越野自行车推到岸上,让客轮上的游客(绝大多数是老头老太太),下船沿着多瑙河堤过把骑车的瘾.岸边的希尔顿酒店有年头了,仍然不失王者风范。透过落地的玻璃幕墙,可见其豪华餐厅座无虚席,坐满了退休的耄耄老者。除了就业阶层,金融危机对于这里的老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归功于一整套完善的福利保障系统(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包括以下主要组成部分:1 父母哺育降生婴儿带薪休假 2 从出生到学龄期间的逐年递增的子女津贴 3 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 4 全民和全额医疗保障系统 5 全民退休保险 6 各种低收入和病残人士的社会福利体系 7 覆盖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住房制度,类似中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如果说,西欧国家是老年人的天堂,实不为过。这里的养老体系从属社保,中低收入老人进入养老院或接受养老护理,费用得以减免。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和我的本行有关。去年,在浙江莫干山养老公寓奠基仪式上,做为企业的CEO,面对云集而来的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和全国人大,政协领导,相关部委以及省委官员的交谈,感觉到我们国家对夕阳工程(或者称之谓银发工程)的重视。在与西方一样,中国也毫无例外步入老年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养老体系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已经迫在眉睫。

    云开见日,久违的金色阳光洒满人间。暗流涌动的多瑙河,蜿蜒而去,仿佛是绵延不断的意识,永无休止。思绪和现实的交融,时空的转换,且战且退的人生潮汐力,不可抗拒。人近黄昏,虽然尚未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过终将谢幕。作为历史漪的微粒子,自己好象化身为一虚拟沙漏,点击而开。二十年前离开中国,那样的心路历程,至今记忆犹新。前赴后继的出国风潮,年轻一代步其后尘,仍有人在。作为过来人兼旁观者,心中的感觉复杂极了,五味俱全。

    所谓留学西洋,对于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是中国式移民工程,复杂艰辛,崎岖曲折,路漫漫兮,上下求索,充满屈辱,一切归零,从头越,甚至毕其一生。新生代年青人,独生子女居多,尚有膏粱子弟,或倚仗父辈官宦之贵,或有恃家中万贯之资;然而一般的闾阎儿女,父母无非是工薪阶层,为之倾其一家所有。和上代相比,新生代赶上了好时光,高等教育普及率高,精英荟萃,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他们的内在价值取向就是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世俗认同的成功,除了飘飘然年代的梦游幻境以外,当事人少有创业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和意志的准备,没有意识到即将奔赴的去处,不是人间乐土,而是充斥残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战场,对于那些生平从未经历过生存斗争的年青人,更是困难重重,前景黯淡,简直就是从山峰跌到谷底。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试想一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该一代代人重蹈覆辙,把年华才智,浪费消耗在飘洋过海远走他乡的寻梦之中?
希望那些多年来,不加刻意修饰的生活记录,演义和思想的繁衍,能够帮助人们唤起反思。希望我们的民族最终立于世界先进之林,我们的国家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让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父辈的愚昧和苦难。愿上苍保佑中国。

    时隔二十余载,过去的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当年从不毛的村落重归都市,揣开高考之门,恍如隔世。放眼满城尽带黄金甲,冲天香阵透长安,如同历尽沧桑的土匪,满身的杀气,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飘洋出海,多少带有类似西部牛仔的情结。当流寇虽叱咤风云,但也不免吃足苦头,历尽艰辛。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几乎完全停滞,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经历了知青返城的巨变,一九八五年,我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当时的社会开始重视学历,鼓励年轻人学有所成,将其充实到各个领域,包括上层建筑和各级领导层,可谓“科举制”的复兴,仿佛回到了“褒贤贵德,乐育人材”年代。(通过考试,延揽各路人才,拓宽和优化选择精英的基础,从此,千万莘莘学子有机会一展身手。后来到了海外,知道欧洲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公务员学历与考试的叙用制度,以后演化成现代的文官制度,和中国的千年科举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这个当过凤阳农民和上海工人的前插队知青,因此受惠,被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参加交大南洋(若干年后成为上市公司)和交大与香港西园集团合资宾馆的组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有了生机和希望的新开端,用当今时髦的说法,激荡三十年拉开了大幕。

    一九八六年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转折,自从十七岁到安徽务农以来,脱胎换骨,从手无缚鸡之力的都市学子,变成“服田力穑,不避寒暑”地道农夫,如果和无端的迫害相比,这些简直算不了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大土特产。我在农村年限长,受的苦多,受到的打击也重,仅仅是因为我向地方政府提议,发展养蜂业以提高农民收入,被当地官员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我萍踪于各季花期,纵横各省一年有余,养蜂所有收入,为生产队购置了一台拖拉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可以说是当地一大新闻。但是当地某些干部竟然说,这是特务经费。如此颠倒黑白,无法无天。(连邓小平都打到地狱,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知青)10年前我回国的一次特殊场合,曾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告诉年轻官员,他们都听了。去年,在一次国宾馆宴会中,有一位高级官员好奇问道:”贵公司大手笔参与夕阳工程,这可是没有多大利润的慈善事业.”我举了插队那段经历,听者为之动容,说: “和当年文革知青中一些政治钻营分子相比之下,你的境界高出许多.”我回答道: “未必,实际那些人出于无奈,也是受害者。即便我要钻营,还没有本钱, 比如说有海外关系(现在,干部子女在海外司空见惯。然而,当年海外关系可是大罪),我只是有一份善良,觉得农民实在太苦了,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尽管我自己也成了农民的一份子,极为落魄,没有任何的希望.” 文革毒害整整一代人灵魂,这个影响之深,难以想象。两年前在安徽地方党委和统战部安排回乡,意外见到,当地老乡居然养着我当年传授他们的蜜蜂蜂群,他们告诉我,是三十年前由于我开风气之先,如今养蜂业已经成为当地一大副业,很多家庭因此致富。我不禁感慨万千。事后给亲友写信如下:“重返凤阳,尽管多少年来,是企盼以久的心愿,但是这次的成行,契机来的突然,决定做的仓促,不过效果的完美,确实超过了预期:是一次充满情怀和思绪风暴的梦之旅。来到那些你曾经住过的村落,面对久违的黄土地和草草木木,涛声依旧。穿过时空隧道,分明重现当年的激情,苦难,和渴望的岁月,以及充满活力,无奈和悲壮的青春之魂,这一切和人们当前的音容笑貌,交错重叠,显现整一代人命运和历史缩影,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仿佛身心幽浮于时空倒错之中,回到上海以后,好一阵子缓不过劲来,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震撼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后的远走天涯,和早年一言难尽的经历,有莫大的关联。峰回路转,接踵而至的人生轨迹,确实也是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想来,当年长期的农民生活和四海为家的养蜂经历,是后来海外漂泊的预演和热身。


[ 本帖最后由 阿云 于 2010-10-3 00:14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0-8-27 04: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盛大成是众多大学同学中的一位,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了。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青年往往热衷于探讨的出国话题。我们似乎很容易达到“悟”的境界,是因为和一般的大学生不同,我们是先踏上社会,并且经历了现代中国最动荡的文革时期,而后再搏取文凭。我是书香子弟,他是小康后裔;由于饱尝稼穑之辛的农村经历,我有悲情情结;因为初试仕途沉浮的社会实践,他有失意心怀;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现实,把昔日的梦想和追求打的粉碎,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机状态。我们同代人失去的实在太多,在漫长的无序动荡不安之中,个人追求和为社稷谋福利的最佳年华付诸东流,无情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来确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文革中过来的人,都会熟悉那种迷惘和虚无的心态。相比之下,盛大成个人经历平顺一些,至少幸运的免去上山下乡运动的遭遇。如果说我的思想中有庄老的成份,那么他一贯是积极用世的儒家处世态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剧意义。他是共青团干部,热衷于政治并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少慕官运,又不甚通达,大有生不逢时的牢骚。然而现实对诸如此类的年轻人开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跻身于领导精英层,但是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我以倜傥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隐隐于野之意),戏言盛大成是“市隐”(中隐隐于市),力争“大隐”(大隐隐于朝)无望,自然是幽默机锋。现在想来,有点刻薄。实际上我又何尝有旷达超逸的名士风范,附庸风雅而已。地球偌大,总该有一处“世外桃源”,这种陶渊明式的天真,是我们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无论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酝酿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们几乎每晚讨论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发是无可避免了。
       出国的合法性,是我们为自己行动计划制定的第一原则。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要出示在美国亲友的邀请信,就可以申领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要获得入境签证,前提是有力的经济担保,对于我们而言,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山姆大叔设置的条件够苛刻的了。美国国会一贯将“最惠国待遇”和大陆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宽松的一年。从此以后,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边。面临汹涌澎湃的移民潮,欧美诸国相继把门缝调节小而又小,这是叶公好龙的所谓民主国家极其虚伪的一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欧洲的一个社交沙龙上,曾问过美国驻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据国际人权和迁移自由的原则,这并不矛盾。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关闭国门,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接纳客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的如此堂而皇之,接过他的话茬,我说:“你想必听说过,共产主义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难道西方的人权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伪善吗?”他哑口无言。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 本帖最后由 阿云 于 2010-10-3 00:18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0-9-4 20:14:11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顶端,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星期一上午,天高气爽。我们出现在使馆区,西装革履,每人提着崭新的手提公文箱,显得有身份和有气派,以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看,甚至于有点阔绰。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闹市上,还特意买了个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签证钻戒”,自己都感到不伦不类。B国使馆位于使馆区南端,我们从国际大厦方向进入使馆区最近的目标就是它。B国位于西非,是个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前法属殖民地。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远就看到绿黄红三种泛非颜色的国旗,图案上有城堡,棕榈和远洋船队,两侧各一只金钱豹,那种配色强烈的热带感觉好像是个好兆头。我们决定一试身手。B国使馆大门站岗的武警,是个来自山东的半大小伙子,按照规定,他盘查了我们的护照。看见我的胸口别着的交大红色校徽,他肃然起敬,客气问道:“老师,是上美国吧。”看来他有点迷惑。大成说:“我们先到B国,然后坐船横渡到美国。”我心想,这家伙也真能忽悠。那位山东大兵有多少国际地理和签证知识,是个疑问。他这样的庄稼汉子,穿着沉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们这两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还要别扭,他一挥手,予以放行。”我们穿过大院,进入签证处的翻译室。

[ 本帖最后由 阿云 于 2010-10-3 00:22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0-9-12 19: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两个中国翻译,女的四十岁左右,男的约莫三十来岁。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分别敬烟,送口香糖,这些东西都是在友谊商店用珍贵的外币兑换券买来的,是创造良好气氛的润滑剂。效果很好,对方果然热情接待了。我们说,打算去美国之前,先到B国一游。男翻译看了护照,说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发生过,必须去问B国领事才行。五分钟以后,他走进办公室,笑道:“领事先生说你们可以得到签证,请立即填表并交付二十元签证费。”我们马上发现一个疏漏,没有带上照片。翻译很客气的说:“你们立即去拍照,当天或者过几天送来都行,请放心,签证是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打躬作揖,千恩万谢,飞一般跑出使馆,兴奋得心都要蹦出来。真想不到事情会这样顺利。
好不容易拉到一辆出租车,一上车便对司机说:“师傅,照相馆。”我们一口气跑了好几家,上海有句俗话说,“吃斋遇上了月大”,全都没有快照业务。最后找到一家青年合作社开办的摄影之家,扯着经理好说歹说,还塞上两包外国香烟。对方答应下来说,下午三点可以取照,已是摄影社前所未有的速度,实在无法再快了。B国使馆下午办公到四点,看来是能赶得上的。紧赶慢赶,就是恐怕夜长梦多。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从摄影社出来,街道行人如蚁,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扫尽北国秋天的阴霾和寒意。我们让出租车折回使馆区,既然非洲国家已不成问题,下一步可以升格,我们想到了S国使馆。
B国使馆的旗开得胜,使人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们兴冲冲走进S国使馆签证处,开口问:“请问,哪位是栗先生?”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得及作答,从里面一间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谁找我?我是姓栗的。”人未露面声音已至,无疑是位干练机敏的人物。
走进会客室,办公桌一侧是皮椅和沙发,窗台上的木架随意散放着S国各种旅游指南。主人瘦挑个子,人到中年,目光炯炯,叼着香烟,坐在茶几一角,吞云吐雾。我们上前握手寒暄,显得落落大方。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眼,问道:“你们是哪一位介绍过来的?”我们一面敬烟,一面说明来意,直接切入主题,回避了他关心的问题,给人一种感觉,或许隔墙有耳,不便和盘托出。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没有朋友介绍,无非是从花匠师傅听说而已。他也不再追问,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我们的护照,突然间,他一针见血地说道:“是不是美国去不了,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搬出一叠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诸如此类的资料,他咧嘴一笑,挥挥手,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这里不是美国使馆,我对此不感兴趣。”这下子我们尴尬不已,显然什么都蒙不了他。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失望,他话锋一转,说:“好吧,你们填表吧。”这是继B国使馆的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时刻。

       S国的签证申请表格,是用质地低劣的纸张油印而成。上面分别印有本国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项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导下方能填写。其中一栏,是问及申请旅游签证者,打算在该国逗留期间花费多少美金。私下商议之后,我们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实际上,就是这些钱我们也没有,美金还在天上飞呢。栗先生弹指一挥,说“不行,穷国同样不欢迎穷光蛋,记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写少了,领事先生会拒绝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的S国,和印度次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不堪,旅游业是该国争取外汇的一种途径。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们的睁眼说瞎话,无奈于泱泱大国国民的难言之隐。
       临末了,还是照片这样煞风景的问题,栗先生告诉我们,在使馆区的友谊商店内就有快照服务,立等可取。我们意识到先前满城找照相馆是干了蠢事。我们匆匆跑到友谊商店拍了快照,尽管下午三点能够取得那家摄影社的照片,不过保险起见,哪怕提早一点时间也是好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预感。
使馆通常有午休时段。下午二时我们赶在午休结束,满怀喜悦率先回到B国使馆。还是同一个卫兵,这回却把我们挡在外面,他说,上午让我们进入使馆,已经铸成大错。简直当头一棒,我们俩几乎被击蒙了。这位农村来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岗楼摇了电话,一分钟后小跑过来一个军官,他对我们解释道,正因为我们上午进了B国使馆,有人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须先有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其他的外国使馆。我们说,签证已经批准,现在只是补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态度和蔼,表示同情,双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黄粱一梦,煮熟的鸭子飞了,顿时间,俩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掉到地上,彻底散了架。离开这个出师不利的伤心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没有了目标。既然是外交部的决定,那么所有使馆的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应该没有例外。但是大家还是决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到S国使馆去碰碰运气,希望那里的卫兵还没有获得消息。拐了几个街口,忐忑不安的我们,来到S国使馆大门前,老远卫兵就和我们打招呼:“两位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我们解释道:“下午送照片来了。”他一挥手,放行了。真好似绝处逢生,我们就像两条漏网之鱼溜进了使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一见到我们,栗先生说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看来你们挺有钱吧,不是吗?你们还打算去西非,这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我们几乎瘫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风车过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面,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这个时候,他是结巴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我故作镇静,“是啊,是B国,同时我们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烟不离口,斜着身坐在转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拨正角度,对我们说:“对了,是西非的B国,你们也真能折腾。”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从中抽出一把手枪和两副手铐,我们也绝不会感到意外。拿出一叠我们在上午已经填写好的表格,他用一贯干练的口吻说,“好吧,把你们的护照,照片和签证手续费交给我。”并告诉我们,三天后的上午,让我们在门口,他会接我们进入使馆取出护照和签证。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忧,当我们与他商量,可否当天取得签证。他果断地地说,“现在的领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有马上办理的可能,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不要多说了,否则我就不帮忙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千恩万谢,毕恭毕敬退出的份了。

[ 本帖最后由 阿云 于 2010-10-3 00:21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0-9-20 18: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使馆区出来,天色渐晚,我们跑到公园,心不在焉坐在小河边发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却是乱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样,平时从不抽烟,今天破天荒点燃了一枝,蹲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个“骆驼祥子”。我们脑袋尽是串串问号,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下达这样的通知,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俩,难道我们有那么重要吗?尤其令人费解的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竟对我们在B国使馆的活动了如指掌。经历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都习惯于敏感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很自然的推理是,我们的举动,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可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们的签证申请,莫非是在某种授意下,佈下个局,以此扣留我们的证件。如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要么发疯,要么干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静分析,我们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国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那么持照人就具有进入外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权利。我们喜忧参半的心境,就像这个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样错综复杂。我们已见曙光,然而护照签证尚未到手,仍属未定之天。
       从周一到周四,二人着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丢了魂落了魄。这个魂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国护照。今天的中国,人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过去的年代,那种充满无助,无奈,渴望和绝望的思绪,一旦重获盖有签证的护照,进入欣喜若狂的颠峰状态,至今记忆犹新。签证期间,在北京天主教堂圣坛前,我对上帝默默祈祷……数年后,维也纳一个女大学生说起,在国内的时候,父母从小让她吃鸡翼,希望日后独生女儿能够展翅远走高飞,听者不禁为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 本帖最后由 阿云 于 2010-10-3 00:19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10-10-1 08:3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40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从资料上看,西萨摩亚人口只有十多万,首都阿皮亚才3万人。西萨摩亚又称“椰子之国”,盛产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国都用来制作高级巧克力糖。海洋的绿色波纹,火山和热带雨林气候,在我们脑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热带风光。非洲没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岛国一游,也算是还了心愿。听说西萨摩亚的还是部落制社会,萨摩亚人擅长制作独木舟,很有鲁宾孙飘流记的意境,光凭这一点就够吸引我们了。言归正传,使人浮想联翩的是旁边的美属萨摩亚,六万人口,特产金枪鱼,那就是个袖珍美利坚,有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仿效得惟妙惟肖,还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如果能远渡重洋,进入这个南太平洋群岛,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兰,滞留西萨摩亚冻不着饿不着,据说当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满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烧红的卵石来烧烤野味。实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独木舟,趁着月黑风高偷渡东萨摩亚,也就算圆了去美国的梦。

  通过新西兰驻华使馆,我们向西萨摩亚提出了申请,同时也申请了赴新西兰旅游签证。一个多月以后,新西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因为没有经济担保人,新西兰签证被拒绝,不过,使馆接到西萨摩亚政府回复公函,我们的签证已被批准了。这下子,新西兰使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发出签证,由于没有直达航班,我们就必须在新西兰过境转机,这样就有赖在新西兰的可能。如果不发签证,立即遭到我们的抗议,扣押签证显然是漠视和侵犯西萨摩亚的主权。领事查阅了半天有关的领事条例,要求我们持有中转澳洲前往西萨摩亚的机票,就可获得西萨摩亚签证。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出场的是一个经理,白人,一脸的蔑视,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傲口吻,坚持我们得先有西萨摩亚和新西兰的入境签证,才发售机票。新西兰使馆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之间的推诿,归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国人跑进各自的国家。新西兰临时代办是个重磅女人,却有着天籁般的嗓音。最终还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先生们,我们也不再为难你们了,不过也请你们帮个忙。”她让我们到日本航空公司办理北京-东京-悉尼-阿皮亚(西萨摩亚首都)的订票单,然后凭此单新西兰使馆换给我们西萨摩亚签证,这样,新西兰将“祸水”泼到澳洲,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并阅读盖有新西兰驻华使馆公章,西萨摩亚的另纸签证(签证不是加盖在护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纸公函)上的英文说明,发现我们已经有了新西兰过境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进入该国,这可不是新西兰驻北京使馆的初衷,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被拒绝的。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发表于 2010-10-2 23:23:45 | 显示全部楼层
恭候下文。
 楼主| 发表于 2010-10-7 14:36:20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谢版主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入境许可,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办事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发表于 2010-10-8 11: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读了作者作品的前言叙述,我感觉这可能是一篇一位成功企业家飘洋过海,艰苦创业,个人奋斗的故事-----我想故事一定很精彩,也许还充满异国风情.我要争取时间,一定要好好地品味,希望能从中汲取营养,滋润自己的心田!
发表于 2010-10-11 16:15:51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好的小说,我看过了,下文呢?期待精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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