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姜戎所著图书）

分析家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7)

　　陈阵一罐啤酒下肚，谈兴更盛，他挺起身，盘腿坐在沙草地上，继续开讲：西周之后，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华夏民族先祖强悍性格的遗传基因很强，又由于在陕西、山西、河北、华北北部仍保留着大量的牧地和游牧民族，甚至在现在的河北腹地定县平山一带还出现过一个由白狄匈奴所建立的著名的中山国。中山国立国几百年，以出产“中山狼”而闻名于世，因此中山国民性格强悍，与韩、燕、宋同时称王，还曾掠占过燕国的大片土地，可见当时中原华北还有不少狼性土地和狼性性格。而且，当时中原国家又经常遭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输血，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个华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强悍，甚至强悍到产生不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来统治他们的程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群狼逐鹿中原，诸侯争霸华夏，血沃中华大地。“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就是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写照。从民族性格中涌出的锐意进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续喷发，此起彼落500年。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像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争鸣，群峰林立。在华夏古代历史上出现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盛世。后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几次复古运动，都试图恢复当年的民族精神和性格，虽然没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韩愈和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复古，造就了文坛上气势磅礴的“韩潮苏海”。历史证明，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复古，否则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须经常“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非常伟大和成功的“复古”运动。
　　到秦朝，秦国又有一个类似于又不同于西周的开端。秦国也是地处西部，因此它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和秦川汉中巴蜀农耕区的半牧半农的经济基础，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半狼半羊杂交的国民性格。强悍性格产生强烈要求改革变法的强大动力和愿望，秦国商鞅变法首先成功，而以农耕为主的和信奉周礼的六国，却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国民性格日益软化。秦国很快便对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到秦始皇时代便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开拓猛进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书坑儒，强行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又筑长城，修驰道，建骑兵，击匈奴。敢作敢为，大气磅礴，首创了一个强悍向上的崭新时代。需要说明的是，这“书、车、行”的三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基础。中国第一个的“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时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格已经开始显露农耕化软弱的迹象。
　　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分析家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8)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的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败、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国依然是鲜卑族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依然是鲜卑政权。到周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鲜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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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0)

　　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射”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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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1)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分析家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2)

　　陈阵长叹一声，接着说下去：但是我仰望腾格里，仔细想想觉得腾格里还是对的，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真是给天父腾格里丢了脸，天理难容，真真到了要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地步了。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农耕必定软化民族性格的这一规律继续发生巨大作用。灭掉了契丹辽国以后，强悍的大金国又重蹈大辽国的覆辙。金国时期农业大发展，到金国盛期，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宋。农业人口也急剧膨胀，从金初的300万户，发展到金中后期的760多万户，4500多万人口，超过了北宋真宗景德时期的全国人口，结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
　　太阳已微微发黄，额仑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从前狼群出没的山谷，已经显出半月形的阴影。陈阵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洞山坡，在他当羊倌的时候，太阳一黄，就要提防狼群出动了。狼给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觉还深，20多年过去了，此刻他的脊背还能感到狼群逼人的寒气。他伸了伸手脚，对杨克说：是不是该回去了，嘎斯迈他们该着急了。
　　杨克听得正上瘾，忙摆手说：没事，嘎斯迈知道咱俩的毛病，一聊起来就没有黑白天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跟她说了，今晚可能不回来住，没准到别的队看看。你还真跟说评书的学了一手，说到最节骨眼的地方，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面就该蒙古骑兵出场了。你上车吧，我把车座放倒，你半躺着讲，我半躺着听。继续讲！
　　陈阵上了车，半躺下来，说：没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边开讲座，真容易进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气了。
　　陈阵立刻开讲：……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时候，不要说中国的农耕民族已经软弱得不堪一击，就是世界所有的农耕民族也都已经软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蒙古区区十几万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在于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蒙古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宗师、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护神。
　　蒙古人不仅认为自己民族的先祖来自于“苍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领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还直接以狼为名。古波斯大历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产生过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儿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发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现了一个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该部落的两个领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坚都—赤那”，另一个名叫“兀鲁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语意思是“狼”。拉施特说：“‘坚都—赤那’这个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鲁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这两位领袖的名字分别是“公狼”和“母狼”。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部落称之为“赤那思”，“赤那”蒙语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解释道：“赤那思……为复数，意为狼之集团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亲也以狼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领昆在其兄伯升豁儿死后，娶嫂为妻……他又从他原配的妻子生下过几个儿子；其中一个继承了父位并且很著名，名叫速儿黑都忽—赤那。他与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和嗣位者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就是“速儿黑都忽—赤那”，“速儿黑都忽”的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为名的人还很多。再可举一例：《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亲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见，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汉人是没有一个人会用“狼”字给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实也可以证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仅是在狼的草原上长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长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为祖、以狼为神、以狼为师、以狼为荣、以狼自比、以身饲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强悍、刚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战的蒙古草原狼训练出来的军队。
　　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世界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古代农耕文明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软化了世界上所有农耕民族，从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烂的软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图腾精神武装起来的蒙古骑兵也就创造了世界奇迹，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达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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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3)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国元朝，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
　　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射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倾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朱家父子的专制残暴必须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对朱元璋和朱棣的强悍征战的狼性性格还应该给予肯定，毕竟他俩不像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然而，靠输血为生并不能持久，明朝后几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抛弃享受、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永乐大帝不愧为强悍进取的汉族大帝，《永乐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国最优秀、最宽容海量、敢于收录不同政见的大典。
　　两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与北宋南宋软弱腐败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狼性性格在汉唐以后的华夏这块农耕土地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输血，不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还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将，像徐达、常遇春等等都是汉唐以来罕见的大智大勇的汉族军事将领。明朝盛期，疆土扩大到东北黑龙江库页岛，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复了汉唐时期的国土，一扫汉族在汉唐以后的颓势。这次汉民族的复兴真应该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感谢狼图腾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又一次复活。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后来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军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样行踪诡秘的蒙古主力骑兵。相反，蒙古骑兵却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游牧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凶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重蹈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大军被游牧骑兵消灭的覆辙。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北方游牧民族——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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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4)

　　陈阵又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和大有作为的朝代。我对清朝也特感兴趣。你想想，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居然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之治”，时间长达120年，比汉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间加起来还长一倍多。满清是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我相信励精图治的康乾时代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竞争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可惜满清被华夏农耕和儒家软化下去以后，西方列强才发展到铁甲巨舰的大工业时代。中国的运气不佳，这是后话了。
　　那么，为什么小小的满族能够创造超过汉唐的康乾盛世奇迹？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只有满族上层最能深刻认识中国盛衰强弱的规律，认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优缺点，并能将二者的优点牢牢地结合起来；只有满族最能深刻认识民族性格对民族命运的决定作用，特别懂得保持满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极端重要性，并能够保持近两个世纪。他们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样不屈不挠、勤奋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学习和掌握华夏文化和文明也并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超出一头。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其一，保持满族骑射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液和兵马；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液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液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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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5)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辽阔的国土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而西北广袤的国土又是中华文明的根和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予华夏民族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族，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液。后来经过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输血，总算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液遗产和游牧民族所不断注入的生命活力。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图腾精神极为困难，关键是需要弄清楚中国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中国史家大多知道中国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可就是难以理解中国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例如，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说：“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较他种优越。其理由虽不可知，而可汗固尝以此自骄。”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人脱离大草原太久，对狼图腾认识的局限性就难以克服。有些重大课题在书斋中是不可能钻透的。咱俩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带着强烈的兴趣和疑问，跟草原狼零距离和近距离地打了好几年的交道，才总算克服了汉人的局限性。现在我必须尽快地把咱们的认识传播给汉民族，只有弥补了民族认识上的严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弥补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杨克叹道：要是你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儒家写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辞，偏见极多。我完全赞同重写历史，不管写成什么样，但必须重写！
　　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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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6)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自觉；以狼为商标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以狼为店名的餐馆生意兴隆；以狼为笔名或艺名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以狼图腾精神为核心的游牧精神终于开始复活。一个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开始自发地敬崇狼精神，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图腾精神是痛杀软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发扬狼图腾的精神，改革才不会倒退，也不敢倒退。越来越多以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人类”将越战越勇，挫败一切保守倒退的势力。说到底，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而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却是国民性格的改革和转换。
　　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肉。
　　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分析家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7)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强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狼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