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4.圣军

    五岳市精神病院有一个“同性恋治疗中心”，该中心已有近三十年历史，是五岳市及周边地区第一家类似治疗机构，上世纪80年代由景越倡导建立。不过，景越当初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同性恋者，而是为了变相保护他们。
    1979年版《刑法》中有个“经典”的“流氓罪”，指为“满足精神刺激需要”而以“下流方式”侵害“公共生活规则”。当时，五岳市每年都有上百人次同性恋者因“流氓罪”被抓，有的追究刑责、有的按照治安事件法办。
    对此，景越一直持不同观点，他始终认为，同性恋只是一种性心理倾向，与“流氓”无关，甚至连心理疾病都不能算。但他人微言轻，无法和社会主流观念及整个司法体制作对，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帮助同性恋者。于是，景越在市精神病院倡导建立了所谓的“同性恋治疗中心”，并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称这些人有精神障碍，需要带回医院治疗，并拿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为自己证明（全球主流精神医学界，只有中国仍将同性恋当作“疾病”）。其实，景越的那个“同性恋治疗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把人带回来后，一般只是将他们安排在开放病房随便住上几天、再叮嘱几句就放了。
    1997年，《刑法》大修，倍受争议的“流氓罪”最终删除，对同性恋者的打压拘捕行为亦大幅减轻。然而，比起纸面上的条款，人们心中的条款更难删除，虽然官方不再明确将同性恋定义为“流氓”行为，但相当部分人还是很难理解和接纳他们。正因如此，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同性恋治疗中心”并没有随着“流氓罪”一起走入历史，近年来，反倒有日益红火的趋势。当然，送同性恋者“就医”的不再是警察或“革命群众”，而是这些人的家属，不少人都是慕名而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恳请医生们“治好”他们……
    黎家在五岳市大名鼎鼎，邓开早就想找机会结识，无奈地位相差较大，缘吝一面。邓开带来的抑郁病人虽在黎强的追悼会上大放异彩，黎可也代表家属表示了感激，但也仅限于点头之交，再见面人家都未必能记得自己。显然，若想和黎可深交，邓开还得“再为人民立新功”。因而，在得知黎可情感洁癖的心病之后，邓开灵光一闪，建议他找些同性恋放在沈霓身边充任保镖，或许比古代帝王家使用太监的效果还要好，太监有时还搞个“对食”、“秽乱宫廷”，同性恋则是“触及灵魂”，一百个放心。
    为此，邓开专门对在市精神病院“同性恋治疗中心”备案的“患者”进行了一次“海选”，从中筛选出十几名年轻体健、身强力壮的男性同性恋，有武术功底者优先。为保万无一失，黎可选用的同性恋者都是成双成对的，目的有二：一者，给黎可当差都是全日制的，很多时候都要住在黎家，同性伴侣之间往往比异性伴侣更加如胶似漆，长期分居不利于士气；二者，按照他的想法，出双入对，双栖双宿，彼此也能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
    事实证明，黎可的这个安排不仅很人性化，而且非常高明，同性恋保镖上岗后，很快立了一次大功。
    沈霓的父母都是云南人，虽然在五岳生活多年，对故土依然十分留恋，几年前，二老先后离世，临终前反复念叨，希望能葬回祖坟。沈霓是独生女，又十分孝顺，遵循父母遗愿，将他们的骨灰送回了云南，此后，每年忌日都要带着儿子回乡扫墓。依黎可的性格，当然是不愿意沈霓出远门的，可“百善孝为先”，这种事情实在不好阻拦，只得加派人手，全程护送沈霓母子，“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尽管黎可用尽心思严防死守，还是出事了。沈霓父亲的家乡位于大山深处，本就民风彪悍，加之地处边陲，活跃着不少走私甚至贩毒的犯罪团伙。由于黎可将沈霓的回乡祭祖行程搞得过于铺张显眼，露了富，被一伙儿专业贩毒、兼职打家劫舍的毒贩子盯上了。那天深夜，毒贩们武装闯入沈霓家的老屋，意欲图谋不轨，当然，这基本还是一伙儿纯粹的强盗、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强盗，只劫财不劫色。客观讲，负责保护沈霓的那十几个同性恋，虽然都是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有的还练过几下拳脚，但并不是专业保镖，又赤手空拳，面对终年刀尖上舔血的亡命之徒，应该几乎没有胜算才对。可双方交上手后，毒贩子很快发现，这帮人比自己还不要命，尤其奇怪的是，他们自己挨打时往往并不十分恼怒，但只要身边那个人中了招，便会立刻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扑上来以牙还牙。毒贩子们原打算速战速决，不想却陷入缠斗，沈霓身边的保镖们虽然处于下风，没过多久就一个个遍体鳞伤，但却十分顽强，苦战不退。为首的毒贩见迟迟不能得手，担心夜长梦多，便一声呼哨，指挥同伙们随便顺了几样东西、逃之夭夭了。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伙毒贩子之所以行动失败，主要是没有查明敌情，要是知道对方是一帮成双成对的同性恋者，理应避之唯恐不及。同性军队的战斗力，早在两千年前的希腊便已蜚声海内：
    公元前4世纪，高吉达斯将军创建底比斯神圣兵团（圣军），由三百人（一百五十对）组成，士兵皆出身贵族且是恋人关系。数十年间，“圣军”几乎无一败绩，尤其是在著名的留克特拉战役中，底比斯统帅伊巴密浓达将“圣军”安排在“斜线战斗队形”最顶端，一举击溃目空一切的斯巴达兵团号称天下无敌的“长矛震慑冲击战术”，斯巴达霸权从此终结……

耿于天

5.请叫我同志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死了，由于天堂不接受无神论者的灵魂，上帝把他送到了地狱。几天以后，阎罗王大汗淋漓地跑来向上帝哭诉：“你赶紧把那党员弄走吧，我那儿已经快要失控了，他几乎把所有的小鬼都发展成少先队员了，正准备革命呢”。上帝对阎王的办事能力很不屑，同意了。又过了几天，阎王有些幸灾乐祸地问上帝：“老兄，那党员在你这儿怎么样了？”上帝一脸严肃地说：“首先，请叫我同志…… ”
    邓开介绍来的同性恋虽然在保卫沈霓的行动中立了大功，很得黎可欢心。但无论是他还是邓开，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性恋者“同化”他人的能力是很强的，尤其对于黎可那个正处在人格发育期的儿子黎瑾瑜。
    前不久，黎瑾瑜所在学校的老师们无比震惊地发现，校内竟出现了《红楼梦》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的情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本就是青春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相好的几个男生趁课间、午休“假装出小恭，走到后院说体己话”，找个无人处“贴的好烧饼”，甚至干脆“撅草根抽长短，谁长谁先干”。发展到后来，即使是上课时，大家“四处各坐”，依旧“八目勾留，遥以心照”。黎瑾瑜家中趁钱，原本就是孩子王，在这方面又开窍最早，好几个“情性体贴，话语绵缠”的男生整天围着他转，此外，同学中“图了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自然也“不消多记”。黎瑾瑜甚至还给其他人定了规矩，凡是有类似关系的男生，“先得让我抽个头儿，不然大家就奋起来”，除少数有骨气的之外，多数“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的，大都从了他……
    事情很快就败露了，破案后，老师们会同校长、教导主任，一起找到始作俑者黎瑾瑜的父亲黎可。黎可听完老师们的讲述，急火攻心，一口气险些没上来，捋胸口抹后心，半晌才缓过劲来。黎可对同性恋并不抽象反对，始终保持实用主义态度，利用他们的特殊性取向，放在妻子沈霓身边，满足情感洁癖之需，但要是把自己的儿子也“发展”进去，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惊诧之余，黎可的震怒更是可想而知。将邓开推荐来的那些人胖揍一顿、撵了出去后，黎可的邪火还是没消尽，他建议市里有关方面，对全市同性恋者进行了一次集中“严打”，捣毁其聚会场所，有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参与聚众淫乱活动”一则予以拘留，有的送进五岳市精神病院“同性恋治疗中心”。
    听说送到黎家的同性恋惹了祸，邓开的愤怒不亚于黎可，此外还有恐慌，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事已至此，只能想法子善后了，邓开最担心的是黎可会迁怒于他，毕竟，正本清源，若不是自己出馊主意，也就没有后来的那些事情了。邓开和曾抗美商议，现如今，再去做什么解释工作显然是徒劳的，搞不好还会越描越黑，只能“忠不忠，看行动”，具体说就是对那些送来“同性恋治疗中心”的“同志”下重手，惟其如此，才能显示自己和黎可“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和决心……
    五岳市精神病院“治疗”同性恋主要采用厌恶疗法，将欲戒除的目标行为与某种不愉快的、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通过厌恶性条件作用，达到减少乃至戒除目标行为的目的。刺激物通常是吐酒石、吐根碱、阿扑吗啡等催吐药，“治疗”时，先让“病人”服用一些，再让其幻想与同性伴侣亲热的场面（或现场播放同性视频），在催吐药的作用下，“病人”会出现恶心或呕吐反应，久之，即使不服药，单纯幻想或实际与同性伴侣亲热时也会产生呕吐感，同性恋行为自动停止。
    而这一次，为了给黎可出气，也是为了显示自己与其“同仇敌忾”的坚定决心，曾抗美和邓开放弃了在他们看来过于“温和”的催吐药，转而采取痛性电击法，采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电针机。电针原本是中医毫针刺法的一种延伸，毫针刺入人体腧穴后，在针具上通以接近人体生物电的微量低频脉冲电流，将针和电两种刺激相结合，达到治疗目的。而在五岳市精神病院，电针机却成为了一种惩罚工具，当初给杨飞“扎电针”时用的就是这个，电流强度大大提高，远超痛阈。到了“同性恋治疗中心”这里，电针机的用法更是得到“创造性”的推而广之，毫针被完全弃用，直接将电极置于人体，而且是特殊部位……
    第一个被实施痛性电击法“治疗”的同性恋“患者”叫曹金，此人是运动员出身，专业练过跳水，因特殊的性取向，所在单位将其开除并被家人强行送往市精神病院“同性恋治疗中心”。令邓开最咬牙切齿的也正是这个曹金，按理说，自己对他“有恩”，曹金没工作，连生活都成问题，是邓开将他推荐到黎可那里，“出有车”、“食有鱼”、“家有以为”，挣钱不少，干活儿却不累。老老实实的不就得了，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非要“兼济天下”，把黎瑾瑜也“发展”成“同志”，害了自己不说，也将邓开置于“不仁不义”之地……
    对曹金的“治疗”，由曾抗美亲自主持。她指示助手，将曹金固定在座椅上，双手反缚在身后，踝关节分别绑在左右两个椅腿外侧。这把椅子是特制的，铁质实心，直接和地面裸露出的钢筋焊合在一起，凭你有再大的力气，也动不了丝毫。
    曹金自然是不情愿，不住扭动着身体。
    曾抗美笑着：“别紧张，很舒服的，不骗你。”
    曹金扭过头不看她。
    助手解开曹金的裤子，露出下体，又从电针机上取下一对同心电极，分别固定于下体两侧。通常，直接在体表使用电极时，为避免灼伤，需用盐水浸泡过的纱布包裹住电极，但曾抗美认为那样做会降低治疗效果，一向是将电极直接固定在皮肤上。
    准备妥当，助手打开正对着病人座椅的电视，并在影碟机内放入一张光盘。很快，荧幕上显示出两名青年男子缠绵床榻的场面。
    曹金有些怀疑地看看曾抗美。
    曾抗美一脸坦荡：“怎么样，我对你不错吧，不仅不整你，还请你看这个。”
    曹金渐渐被荧幕上脸红心热的画面深深吸引。
    曾抗美点点头，打开面前的电针机开关旋钮，将控制轨推到一毫安的位置上，这个水平的电流是可以给人带来快感的。
    曹金感到下体传来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如同春风拂面，好似暖流入怀，他不禁有些陶陶然了。
    曾抗美：“看看，没骗你吧，我早说会很舒服的。放心，我们不是来整你的，好好享受吧，你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畅快的…… ”她将电针机调到自动控制模式，与一台功放设备相连，那当中正在播放一首主旋律歌曲，电针机可根据乐曲的旋律自动调节输出频率、波长、波形以及强弱。
    在电流和视频的双重刺激下，曹金很快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曾抗美说的对，这是他先前从未有过的美妙感受，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无不那么妥帖，下体传来阵阵节律性的痉挛，快感一阵紧似一阵地冲击着他的大脑，越来越频密，越来越强烈。他开始不自觉地低声呻吟起来，饱胀感慢慢积聚、积聚，离最后爆发的边缘越来越近。
    曾抗美密切观察了曹金的反应，双目圆睁，嘴唇发干。
    曹金的呻吟渐渐变成低吼，他极力压制着丹田内早已达到饱和、正横冲直撞的快感，全身剧烈颤抖，是的，它来了，来了，五、四、三、二、一……
    曾抗美悄悄将电针机调回手动模式，就在曹金发出最后那声呐喊前一瞬间，她猛然将面前的控制滑轨推到顶端，电流瞬间增大数十倍。
    曹金喉底的喊声戛然而止，一阵无法言喻的冰冷感从身体下部传来，电流如同利刃一样，毫不留情地割开他的皮肤、肌肉，接通每一根神经，凝固每一条血管，顺着脊椎猛钻上来。曹金的身体顿时挺向空中，形成一张拉满到极限的弓，箭头闪着阵阵寒光。一股红白混合的粘稠液体直窜出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偏斜，撞击在数米之外的墙壁上，劲道十足，叮当作响，开溅的飞沫四散崩裂，化作雾，化作气，弥漫在空中……

耿于天

第七章、阴错阳差


1.人民卫士201X

    近期，五岳市武警支队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将联合举行一年一度的“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该演习中有一个“实战”单元，每年剧本都差不多，模拟恐怖分子冲击公安机关，特战小分队紧急拉动，神兵天降，以雷霆万钧之势制服歹徒，保一方平安。过去，恐怖分子都是由武警战士或特警队员扮演，效果始终不大理想，一来演得不像，二来双方平日里都是战友，虽然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但也不好意思下死手，常常是刚一拆招、“恐怖分子”就倒下了。看官们普遍反映不过瘾，希望能拳拳到肉、招招见血，从实战出发嘛。
    刚刚升任市府办公室副主任兼行政处处长的容驰，受有关方面委派，担任“人民卫士201X”演习副总导演，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和协调工作。为寻找恐怖分子的替身，容驰伤透了脑筋，前不久，在闲谈中无意间向邓开发牢骚，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战士们、干警们演技太差，请专业演员又怕把人家给打坏了。通过给黎可介绍同性保镖，邓开已经有了经验，满应满许：这好办啊，我给你提供一帮狂躁病人不就结了，该怎么练就怎么练，别打残了就行。
    随即，邓开秘密授命亲信，在市精神病院中寻找合适的“恐怖分子”，要求有三，一要病得不轻，二要身强力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选那些没有亲属、找不到亲属或者亲属不理不睬的病人，“穷在闹市无人问”那种。可找来找去，只找来了不到二十个，主要是狂躁型情感障碍和有狂躁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容驰那边至少得要三十个，没办法，邓开只好断鹤续凫，给双相障碍及部分比较有“潜质”的抑郁患者服用转躁风险大的三环类抗抑郁药，暂时将他们“变成”狂躁病人……
    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如期举行。演习地点被安排在五岳市大中学生军训基地，该基地位于市区西南方向的麓山区，既交通方便，又有大片开阔地可临时布置为演兵场。“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五岳市党、政、军各界数十位领导出席观摩，在主席台分级别落座。四周，市军分区、武警支队的上千名官兵整齐地排列成一个个方阵，“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战旗招展，军歌嘹亮。
    上午九点整，总导演宣布演习正式开始。和往年一样，此次演习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单元：首先是阅兵，受阅官兵成分列式入场，依次经过主席台正前方，领导们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之后是各单项技能操练，实弹射击、格斗、硬气功、障碍攀爬、爆炸物处理等等；再接下来，就该是演习的高潮部分——“实兵”对抗了。
    两辆中型面包车呼啸而来，冲破警戒哨卡，急刹在某地公安机关（演兵场正中临时搭建的一幢简易房）门前。车门打开，三十几个“恐怖分子”——也就是市精神病院挑选出来的狂躁病人——冲了出来，手持棍棒，头戴面罩，身着统一的黑色T恤，上面印着一串看不懂的字符，乍看上去，有点儿类似回民餐馆的“清真”标志。下车后，“恐怖分子”们杀气腾腾地直奔“公安机关”大门，几位干警出来劝说阻拦，“恐怖分子”不为所动，挥起棍棒一通乱打，还有人从面包车上搬下来一个煤气罐。干警寡不敌众，暂时退入楼内，一面依托有力地形阻挡冲击，一面使用对讲机呼叫支援……
    实事求是地讲，这次“反恐”演习在设计上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将“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定位为公安机关，似乎有点儿不伦不类。根据联合国2004年给出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故意攻击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制造恐慌，以达到恫吓人民或胁迫政府实行或取消某些行动”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攻击的对象是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恐怖主义……
    很快，待命的特战小分队闻讯紧急出动，兵分三路，包抄“恐怖分子”。特战队员们身着黑色作训服，外罩防弹背心，脚蹬陆战靴，头戴复合纤维制成的防暴头盔，手持95式自动步枪，一路驾驶JH600摩托车，一路乘坐“猛士”高机动性越野车，还有一路从悬停的直-9（就是在柬埔寨坠毁、死了两个将军的那种）直升机上沿滑绳机降。没等“恐怖分子”反应过来，特战队员已将其包围，部分“恐怖分子”还想负隅顽抗，被训练有素的特战队员两人一组、按倒在地，搭肩头，拢二臂，寒鸦凫水，倒攒马蹄，用尼龙扎带牢牢捆住。
    主席台上，各位领导满意地不住点头，“至尊含笑催赐金”、“言讫屡晗天子颐”，不错不错，比过去几年的演习好看多了，这才是“嗷嗷叫”的队伍嘛。不远处的演习指挥部中，副总导演容驰也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帮精神病人演恐怖分子还真像，“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既让领导们看了西洋景，又给参演官兵提供了尽可能接近实战的锻炼机会，一举两得。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即将圆满结束的时候，变故陡生，几个原本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恐怖分子”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挣脱了。原来，这些人在市精神病院经常被护士“约束”，动不动就在床上被绑个大半天，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一个个都在“实战”中练就了一手挣脱绳索的过硬本领，无论系得是什么扣，只要手还能动，摆弄几下就能金蝉脱壳。这显然出乎特战队员的意料，满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将“俘虏”押上车、收兵回营，煮熟的鸭子愣是让它飞了。更要命的是，趁特战队员们没回过神来的空当，一个“恐怖分子”突然发难、将一支95式自动步枪抢到手。他先是一个三发点射，之后率领另外四个挣脱绳索的同伴、挥舞着捡起的棍棒朝主席台冲了过来。
    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面面相觑，起初以为这也是演习的一部分，还乐呵呵地期待着下面的好戏，但后来看到演习指挥部一阵慌乱，才知道出问题了。虽然演兵场上军警无数，但都在外围，离主席台很远，仓促之间难解近渴，和当年荆轲刺秦王时的情形类似，“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得召下兵”。众位领导大惊失色，呼喊声、叫骂声、求救声，响成一片，这些人大都对前埃及总统萨达特阅兵遇刺的典故耳熟能详，难不成，这一幕今天要在自己身上重演……
    1981年10月，埃及举行庆祝“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大型阅兵活动，萨达特身着元帅服、肩佩西奈之星绶带、口衔烟斗出现在检阅台正中，右手边是穆巴拉克，左手边是加扎拉（2005年埃及革命后“穆兄会”曾提名他竞选总统）。阅兵进行到中午时分，一辆受阅装甲车忽然在检阅台前停住，中尉哈立德和三名士兵跳下车，萨达特以为他们要向自己敬礼，便站起身来还礼。没想到，哈立德忽然扔出一枚手榴弹，接着冲向检阅台，端起冲锋枪一顿扫射，萨达特身中五弹，当成毙命……
    虽然萨达特遇刺后获得了比生前更高的国际地位，但五岳市的众位领导们可不想步他的后尘，有人抱头逃窜、慌不择路，有人钻到桌子底下，更多的则手脚不听使唤、瘫坐在原地。说时迟那时快，“恐怖分子”已经冲到主席台前，各位大员逃跑的逃跑、傻眼的傻眼，只有三个穿着制服的人迎了上去，分别是市军分区政委常帆、武警支队副支队长简平以及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力。
    常帆第一个接敌，可他是搞政工出身，军事方面并不过硬，再加上年事已高，虽然勇气可嘉，但面对杀得兴起的狂躁患者，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没几个回合，眼镜就被打飞了。简平倒是练过两下子，可近年来官职越来越高，除了开会就是坐办公室，体重见长，运转不灵，很快也挨了一枪托。剩下那个王力，虽说是市公安局局长，但这身警服刚穿上没几天。近年来，出于“维稳”需要，公安系统的地位日渐上升，一把手高配半级已是惯例，当中又分为两种情况：由公安局局长兼任副市长，或者由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而王力，则属于后者，他从未有过行伍生涯，是担任副市长后才穿上警服的，根本不会打架，之所以没跑，是觉得挂着三级警监的肩章临阵脱逃不大合适。连前面那两个正规军都败下阵来，王力这个半路出家的就更不用说了，一记闷棍打得他五迷三道、七荤八素。
    突破最后一道防线，“恐怖分子”们直扑主席台。前排外侧，一位五岳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呆坐在那里，她是市府所有正、副秘书长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容驰的直接领导，此刻已经基本吓傻，不跑也不叫，被为首的“恐怖分子”一把抓住头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两个身影奋不顾身地向“恐怖分子”扑了过去。说起来，这二位原本也是应该穿制服的，只不过他们的制服带来的往往不是荣耀、而是尴尬，故而在正式场合更习惯着便装。这两位挺身而出的好汉，分别是五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沈俊风、以及麓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京，原本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坐。从一般意义上讲，反恐演习和城管部门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但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为改善城管执法人员在群众中的形象，五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和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准备搞一次全市规模的城管队员受阅活动，希望能从“人民卫士201X”演习中学习相关先进经验。主办方虽然也不待见他们，但还算通情达理，破格邀请市城管支队支队长沈俊风列席此次演习，张京是演习举办地、麓山区城管大队的一把手，按惯例要尽地主之谊，全程陪同上司沈俊风，两人被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边缘最不起眼的位置上。
    恐怕事先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两位多少有些人见人嫌的“城管头子”，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成为那些看不起他们的达官显贵以及整日介奚落他们的媒体精英的大救星。沈俊风和张京虽然在城管界位高权重、通常不参加一线执法，但他们都是从最基层一步步打拼起来的，当了官也没忘本，宝刀不老。二人甫一加入战团，形势立即扭转，张京抡起椅子掀翻一个，沈俊风抄起茶杯拍碎在另一个“恐怖分子”头上，剩下那三个，没等反应过来，一个被踢中下身、蜷缩在地，一个被二指禅封了眼睛，一个吓得魂飞魄散、缴枪投降。
    前面说的这一切，其实都只发生在半分钟时间之内，电光火石，梅花间竹。很快，特战队员们赶了过来，将肇事的狂躁患者收服，用手铐铐牢，押上“猛士”越野车。临走，纷纷不忘略带钦佩地看了沈俊风和张京一眼，他们的招数并不花哨，也说不出属于哪门哪派，但非常实用，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伤人……

耿于天

2.大川周明

    险些在“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中酿成大乱的那几个病人，为首的名叫郭光，在院里一直是个让医生护士头疼的难缠角色，惹是生非，早已不是头一遭。当初那场著名的脱管事件中，混进“岳西宾馆”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两个病人，一个是武仲平的前任梁效，另一个就是他……
    郭光家祖籍四川乐山，世代居住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也就是发现“乐山睡佛”的地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郭光的父亲郭国华报名参军，准备去朝鲜“打败美国野心狼”，成为十八军五十二师的一名战士。不过，郭国华最初的愿望并未实现，十八军没有入朝作战，而是向西挺近，准备进入西藏。
    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10月，郭国华随五十二师进藏，驻扎在江孜县。1959年初，已经成为上士班长的郭国华到了退伍年龄，准备解甲归田，可就在此时，风云突变，3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自治区，叛乱随即爆发。郭国华被重新编入战斗部队，著名的“山南战役”中，他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并火线提干，从此彻底留在了西藏。十年后，郭国华以副营级大尉衔复员，转业到江孜县地方政府任职，直至退休。
    1959年“农奴解放”以前，西藏是允许一夫多妻的。同汉族多妻制度的“损人利己”略有不同，藏区多妻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当地僧侣比例较高，导致适婚人群性别比例失调。“农奴解放”之后，多妻制度随即消亡，“剩女”问题随即出现。当然，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进藏的内地军政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正可以“俩好凑一好”。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郭国华娶了一位朴实的藏族姑娘为妻，后来又有了儿子郭光。
    郭光自幼喜欢读书，尤爱文史。初中毕业后，苦于当地教育条件有限，入伍后才勉强扫盲的郭国华怕耽误了儿子，将其送回乐山爷爷奶奶家念书。郭光很争气，高考时考入五岳大学历史系，主修日本史。大学时代的郭光，既没有恋爱，也不事交游，整日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毕业时，郭光更是以一篇题为《弥天大谎——<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考辨清源》的论文震惊了五岳市乃至全省史学界：
    几乎所有的中国教科书，提到1905年日本文部省出台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时，都会将其当作对在日中国学生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污蔑、羞辱”，并对秋瑾等“爱国留学生”奋起反抗、退学归国以及陈天华蹈海自尽、唤醒国人的行为称赞有加。
    然而，据郭光考证，以上记载完全是黑白颠倒：首先，在日语中，“取缔”是“管理”的意思（比如“取缔役”是指董事），跟中文所说的“取缔”完全是两码事；其次，该《规则》主要旨在整顿某些“野鸡学校”，“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陈天华语）”，并无所谓的“污蔑、羞辱”。后来的退学、归国闹剧，完全是少数人出于个人目的蓄意煽动的结果，他们甚至还成立了纠察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到处寻找中国学生，问“回不回国”，胆敢从牙缝里蹦出半个不字，这顿暴揍算是挨上了，用军机大臣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无从理论，实堪发指。”至于陈天华的蹈海自尽，更是和《取缔规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绝命辞》中白纸黑字：“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 ”
    郭光的这篇论文发表后，不仅得到了省市内外众多史学界权威的一致赞誉，还因此获得日本庆X大学的青眼，给予全额奖学金外加生活费补助，邀请他东渡扶桑，继续深造。
    刚进入庆X大学读书时，郭光还算勤恳，每天基本就是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但后来，日本大城市的花花世界渐渐开始销蚀郭光的意志，他不再专注于学业，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银座、新宿那些花天酒地、莺歌燕舞的娱乐场所。为筹措赖以挥霍的资金，郭光还利用他名校“大学院生（研究生）”的身份四处行骗，目标是那些初到日本或希望赴日读书的中国学生，以帮助申请大学、签证为名，大肆骗取钱财，有时还兼骗色，一度被人告到了中国驻日使领馆教育处，虽经多番训诫，仍旧屡教不改。最终，庆X大学对他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提前结束了郭光的学籍，不予颁发学位，只给了一纸证明学习经历的证书。
    被扫地出门后，郭光的学生签证随即失效，只得灰头土脸地回到了五岳。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变，几乎一夜之间，从“亲日”变成“仇日”，提起和日本有关的一切，就会恨得牙根痒痒。
    弗洛伊德有一个“心理防卫机制”理论：当“自我”受到“超我”、“本我”和外部刺激的压力时，通过歪曲、美化、自欺、伪装等手段，调和或缓解不同人格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显然，郭光对日本的情绪之所以能变化得如此迅速，就是心理防卫机制无意中启动的作用，从命运的宠儿变成了弃儿，心理落差可想而知，面对这种落差，他的选择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别人，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投射”，或者尼采哲学“奴隶与畜群道德”中的“愤懑”……
    灰溜溜地回到五岳后，郭光本想回母校五岳大学某个差事，但又怕那里的人了解自己的底细，最终选择了五岳市“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也就是圈内人士常说的的“国关所”。这是一家直属于市政府的智库机构，待遇很高，还经常有接触各方面领导的机会。因此，想进“国关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年，郭光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该所的招聘，没想到，居然蒙混过关。
    面试时，所领导问他在日本拿的是什么学位，郭光支吾了半天，硬着头皮把那张本应一钱不值的学习经历证明递了上去。几位主持面试的领导大概不怎么懂日语，拿着证书研究了半天，甚至还一度动用了放大镜，最终认定，郭光应该属于“博士研究生同等学历”。听到这个“鉴定结果”，郭光自己都有些惊讶，差点儿没当场笑出声来。这也难怪，中国对学历的认定一向是很宽松的。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90年代担任驻日参赞时，名古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修士”证书，刘还嫌不满足，大言不惭地与校方商量，希望能在“修士”后面加上“学位”二字，被人家严词拒绝。可回国后，刘铁男的这纸证书却一直被认作“学位”，甚至凭此堂而皇之地继续攻读了博士，直至十几年后被纪检部门拿下时才被人举报……
    在庆X大学读书期间，郭光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尤以极端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二战”甲级战犯大川周明研究见长。按理说，郭光对于大川的研究背景拿到“国关所”应该没什么用，可事实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竟一点儿没糟践，全被郭光派上了用场，而且用得十分“恰切”。
    郭光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他把大川周明的理论几乎一字不易地原样照搬了过来，只是把其中的“日本”换成了“中国”。比方说，大川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是神的后代，并煞有介事地从人类学、遗传学、优生学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以此作为侵略、“领导”别国的理论依据。郭光则照葫芦画瓢，说中国人才是最优等的种族，是五千年前一位降临到黄河流域的神明的后裔，进化程度比其它民族先进数万甚至数十万年。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弗洛伊德称之为“反向”，出于自我欺骗目的，意识采取与潜意识完全相反的行动，本质上是种自卑。
    虽然郭光的“理论”可笑到了极点，叵测用心一望而知，但却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特别是某些无知而冲动的年轻人。没过多久，郭光就成为五岳市鼎鼎大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报刊杂志争相邀请他撰写专栏，电台、电视台纷纷聘请他作为特约评论员，各类学术会议、论坛上也频频出现他的身影，网路上，他的搜索率、点击率甚至超过了五岳市的领导干部和文体明星。
    受此鼓舞，郭光再接再厉，对大川周明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思想和言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大川的“理论”中，有两个最著名，荼毒也最深，一是“大东亚共荣”，二是“大亚细亚主义”。郭光先是炮制了一系列山寨版鼓吹“共荣”的文章，认为近代以来，东亚、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民族受到了邪恶西方文明的侵袭，各国应彼此扶持，在“皇汉”的统一领导下，驱逐殖民主义，建立“东方文明新秩序”。之后，郭光又别有用心地把他的“皇汉”、“新秩序”同“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联系到一起，绑架后者为自己背书。“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是“大东亚共荣”的另一个版本，郭光将其改头换面，掺入了部分欧亚交流的历史内容，甚至扯上了“一带一路”，同前者一道，构成他“新秩序”的两翼。
    郭光日益极端的言论很快引起了五岳市主流思想界、学术界的警觉，正直的学者们开始与他保持距离，官方也渐渐视其为危险分子，报纸、电视台不敢再用他当金字招牌。但与此同时，“粉丝”们对他的喜爱并没有减退，追捧甚至更胜从前，郭光自我标榜为“铁血鹰派”的代言人，开设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并以讲座、研讨会为名，聚集“信众”，继续宣传他的奇谈怪论，直至最终被忍无可忍的“国关所”除名……
    “二战”结束后，因无法接受日本战败的事实，大川周明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异常”。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时，大川每周七天、每天都讲不同的语言（他精通十余种语言），害得美军配备了数名翻译专门用来和他交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大川周明先是用枯干的大手拍打坐在自己身前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后又试图裸露身体。鉴于其怪异举动，审判长韦伯爵士决定请法医对他进行精神鉴定，法医们诊断后认定，大川应该是患有梅毒性精神病。然而，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履行完历史使命并宣告解散后不久，因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而免于起诉并被释放的大川的疯病居然好了，去世前，他对记者表示，自己的病完全是装的，愚蠢的美国佬被骗了……
    大川周明的病是装的，用歪理邪说忽悠别人，自己却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相比较而言，郭光就要“诚实”许多，以身试法，先尝后买，忽悠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给忽悠了。被赶出“国关所”的同时，郭光也走进了五岳市精神病院的大门，一站式服务，无缝衔接。与大川周明不同，郭光的病可是真的，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如假包换……
    郭光之所以会患病，除性格与经历外，与其特殊的身世出处也多少有些关系。郭光从小在雪域高原长大，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半的藏族血统，体内红细胞及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比普通人高很多，对高海拔缺氧环境十分适应。然而，正如平原地区的人到了高原会出现“高原反应”一样，世居或久居在高原的人，突然下到平原，同样会产生“低原反应”，医学上将其称作“醉氧”。初中毕业后，郭光走下高原、来到内地读书，也时常出现“醉氧”反应，氧自由基在体内四处乱窜，通过氧化作用，攻击并杀死各种细胞，导致各器官功能障碍，使得他每年都会得上几次莫名其妙的病，个把月后又不治自愈。
    除造成器官伤害外，过度活跃的氧自由基还会对情绪和思维产生影响，使人变得亢奋、不知疲倦，工作效率也较高。郭光是在相对落后的藏区念的小学、初中，底子并不好，日后却能考上五岳大学并赴日深造，一定程度上就是拜其所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特殊的身世出处成就了郭光，同时也害了他，常年生活在亢奋状态中，郭光变得越来越情绪化，思想也渐渐走向极端，久而久之，就成了狂躁型精神分裂症……

耿于天

3.防空识别区

    从“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载誉归来”，回到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郭光还是没消停，很快又同其他病人发生了冲突……
    事情的起因是郭光在病房外的公共空间划设了一个“防空识别区”，作为应对，杨飞和梁效很快也分别划设了自己的“放空识别区”。三人的“识别区”大部分是彼此重合的，于是矛盾爆发了。
    三人中，杨飞入院最晚，但也已经离开“兴奋室”，搬到了普通病房，他现在所住的病房编号“十二”，与郭光的“十三病房”相对，与梁效的“十四病房”相邻。郭光拥有“博士研究生同等学历”头衔，入院前是“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梁效学历虽不如郭光，但职称比他高，人家是正牌的高级编辑，相当于正教授；杨飞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他多年来走南闯北，见识十分广博。因此，三人在市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均拥有较高的“威望”，“社区改革”后，先后被任命为所在病房的“协管员”，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叫法，称作“病房管理委员会主任兼病人联席会议主席”。经梁效“考证”，既然病房相当于社区，那“病房主任”就相当于社区党支部书记，副科或正科级，郭光住的病房比较大，床位比其它病房多，自认为可以兼一个病区总支委员，正科或副处级。
    “十二”、“十三”、“十四”三间病房位于病区中部，中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安装有两张小桌、几张座椅，作为病人们的休息区，当然，桌椅都是固定的，直接焊死在地面上，无法搬动。多年以来，这个“中央休息区”一直是病区中病人们的“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这里，不仅在休闲娱乐中占据主动，“政治地位”也会随之上升。郭光、杨飞、梁效的“防空识别区”基本都划到了对方病房的门口，将休息区全部纳入在内，成为矛盾的焦点。
    这一日下午，午睡时间刚过，病人们揉着眼睛从病房中走出来。有的早早解了裤带、往卫生间走，有的拿着原本已经满溢的水杯到饮水机那里将凉水换成热水、然后拿回来继续晾凉，有的到活动室对着还没有被护士打开的电视机傻笑，有的早早到储物间门前排队、等着开门后领水果、发烟。
    两个来自“十三”、也就是郭光担任“主任”那间病房的病人将娱乐室的象棋棋盘端了出来，来到“中央休息区”，对坐在桌子两旁，准备下棋打发时间。棋局刚开始没几招，正巧碰到杨飞从“十二病房”中出来，身后跟着几个随从，见有其它病房的人占据着休息区，气势汹汹地抢上前去，将棋盘掀翻，顺便一人给了一脚。那两个人都是社交恐惧症患者，胆小怕事，没敢声辩，一溜小跑钻回自己的病房。
    杨飞领着手下人大喇喇地坐下，吩咐一个随从去储物间那边看看，有没有病人取出了什么好吃的，抢一些过来。
    杨飞抄手靠在椅背上，双脚翘上桌面，正在得意，冷不防被人从身后打了一个脑壳，险些摔到一旁：“谁啊，找死啊，”杨飞还没看清是谁，嘴里先骂上了。
    “是你小子把我的人赶走的？”郭光一脸怒气，领着人围拢过来，为首的几个都是前不久刚跟着他在“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中大显身手的干将，那两个跑回去报信的社交恐惧症站在众人身后，不时探头探脑。
    “是啊，怎么样？”
    “你这是在故意制造摩擦、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休息区是公用的，你凭什么赶人？”郭光质问道。
    “是你的人不守规矩，前不久不是照会你们了么，我们‘十二病房’已经在这里划设了‘放空识别区’。不是我们病房的病人，进入这个区域，必须先行通报，并说明其计划和意图，我方有权对进入‘放空识别区’的非我病房人员进行定位、监视、管制，不服从管理的，我方将视情形，采取警告、驱逐、抓捕、武力惩罚等措施。”
    “你放屁，我们从来就没有承认你们单方面划设的所谓‘放空识别区’，”郭光一方人多势众，强行把杨飞的人拎起来推了出去。
    “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一切后果，”杨飞见自己势单力孤，知道不能硬顶，一方面示意手下人去搬救兵，一方面嘴上不服软：“我方的原则一贯是，不惹事，不怕事，不主动挑起战争，但也不惧怕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
    郭光不理他：“‘防空识别区’是我们先划的，先到先得。”
    “是你们先划的又如何，”梁效的声音由远及近，领着手下人聚集过来，“十二”、“十四”两个病房没有“十三”大，人也没有后者多，所以一直采取“联吴抗曹”的战略，一方有事，另一方有义务施以援手：“‘防空识别区’不是领土，我们的人又没有进入你们病房，你凭什么动用武力，这是违法国际法的，”梁效病房里的病人以抑郁、焦虑、强迫症为主，打架的能力一般，而且这次的事情是杨飞挑起来的，他没必要为别人火中取栗，所以采取的是讲道理的策略。
    “狗屁国际法，既然这块地方是我们先占的，那就是我们的。”
    “谁说是你们先占的？”梁效身边一个年龄较大、入院时间也较长的病人开始摆老资格：“我进来时，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转筋呢。”
    “我…… ”郭光一时间有些语塞，论资历，他确实不逮：“那又怎么样？”他脑子一转：“我进来虽然比你晚，但我们病房有比你早的，老岳呢，去把老岳找来。”
    一个手下得令后飞跑进病房，几秒钟后将一个老头儿推了出来，老头儿一脸惶恐的神色，连拖鞋都没来得及穿，估计是被直接从床上拎过来的。他就是老岳，“十三病房”一床，同房病人中入院时间最早的那位。
    郭光有了底气：“怎么样，服了吧，老岳都进来快十年了，比你长多了，这块地还是我们的人先占的。”
    “按照你这个逻辑，我们也有，去，把老刘弄出来，”梁效指示手下人。
    很快，一台轮椅从“十四病房”疾驰而出，上面坐着一个比老岳年龄更大的老头儿，不用问，他就是“十四病房”的一床老刘。同老岳的惶恐不一样，老刘一脸茫然的神情，似乎对一切都已经麻木，不知是没有完全睡醒，还是已经严重退行。
    “十年？十年算什么？”梁效嗤笑着：“告诉他们，咱老刘进来多少年了？”
    几个手下人三下五除二将老刘的病号服扒了下来，拿到郭光面前，向他展示胸前的“级别资历章”，总共五条，两条代表四年的黄章，一条代表三年的红章，两条代表两年的蓝章。
    “看见了么，十五年，我们老刘进来十五年了，”梁效十分得意：“事情是明摆着的，这里是我们病房的人先占的，‘主权’理应属于我们。”
    老岳被两个人架着，老刘坐在轮椅上、光着膀子，二人互相望望，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在“十三”、“十四”两个病房中，岳、刘二人虽然入院时间最久，但由于年老体衰，加之长期大剂量用药导致意识淡漠，始终是被欺负的对象。亲属送来的水果、香烟、零食，大部分吃不到自己嘴里，都被同病房的其他人瓜分了，连改善伙食时的好菜，也常常要孝敬“病房主任”。就是这样两位平日里人见人欺的老人家，如今却因为入院年头长，被郭光、梁效拿来作为论证“主权”的筹码。某些国家扩张领土时不也是这样么，用那些被奴役、被同化、甚至已经消亡的原住民族当做争夺主权的论据，似乎是在维护人家的权益，却忘了自己才是这些民族最大的仇人。
    “没词了吧？”一旁的杨飞也来了精神：“滚蛋吧，这块地方是我们的，具有充分的历史、现实、法理依据，无可辩驳，以后不许再无端生事。”
    郭光有些恼羞成怒：“你放屁，谁实际控制、实际管辖，就是谁的。”
    “你这是不讲道理。”
    “我就是不讲道理，怎么着吧，”郭光大声道：“我宣布，休息区是我们‘十三病房’的固有领土。”
    “十三病房”的病人们一阵欢呼，老岳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显得很高兴，跟着雀跃了几下。
    杨飞也急了：“跟这帮法西斯还费什么话，暴力是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他大手一挥：“同志们，冲啊…… ”

耿于天

4.有福了

    “说说吧，怎么回事？”郭光、梁效、杨飞等人被带到医生办公室，接受病区主任项鲲鹏的审问。该病区原本由白桃领导，后者患病后，主任一职出缺，前不久，邓开提名自己的亲信项鲲鹏兼任此职，得到曾抗美的批准。
    “是他们的人先动的手，”郭光指着杨飞。
    “是这样么？”
    杨飞没回答，怒视着郭光，若没有护士隔在中间，二人似乎立时就会继续扭打在一起。
    项鲲鹏看看杨飞：“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梁效见势不妙，赶紧出来救场：“当时场面很混乱，具体是谁先动的手，恐怕很难搞清楚…… ”
    一个护士插话：“我看见了，是杨飞先打的人。”
    杨飞梗着脖子：“那又怎么样？我就是打了，姓郭的这小子欠揍。”
    梁效赶紧拉住他：“我觉得吧，这种事情，要分清原委，不能只看谁先动的手。”
    郭光反唇相讥：“照你这个意思，先动手的反倒有理了？”
    梁效不去理他，向项鲲鹏解释：“您知道朝鲜战争吧…… ”
    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近年来已有所改变），都指称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是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们先开的第一枪，应该为战争负责。然而，根据国际惯例，战争责任的认定，并不以谁先开第一枪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看双方谁更需要这场战争、谁挑起战争的愿望更强烈。朝鲜战争开始之前，北朝鲜方面兵强马壮，正规军至少有二十万之众，其中还包括原“东野”中以朝鲜族士兵为主组成的一六四师、一六六师、一五六师，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劲旅。反观南朝鲜这边，基本没有正规军，唯一的武装力量是日据时期留下来的几万警察，从没上过战场，实力对比一目了然。在这种形势下，除非李承晚脑子进水，或者吃错了药，否则怎么可能率领几万片儿警向数十万正规军主动发起进攻？
    梁效借古喻今：“我们两个病房的人，加起来也没有郭光他们病房多，而且我们这边大都是老弱病残，他们那边可全是当过‘恐怖分子’的，您说说看，我们怎么会主动惹是生非呢？”
    项鲲鹏歪着头：“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南朝鲜、他们是北朝鲜？”
    郭光见形势在朝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赶忙接口：“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次就是你们先动的手，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他又拿出当年做“铁血鹰派”领袖时发动群众的本领。
    围拢在门口看热闹的病人们哄然应诺。
    “去去去，都回自己床上去，谁要再围着我‘约束’谁啊，”护士长驱散人群。
    “您可别上了他们的当，有些人就是这样，制造摩擦，逼迫对方先动手，然后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滥用武力，”梁效乘胜追击。
    “怎么是我们制造摩擦，明明是…… ”
    “好了好了，”项鲲鹏制止双方，显然，谁先开第一枪这种事情是分辩不清的：“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打架，我听说，是为了休息区？”
    “对，没错，”梁效忙不迭地点头：“郭光非说休息区是他们‘十三病房’的固有领土。”
    “固有领土？”项鲲鹏和其他医生、护士都笑了。
    郭光皱眉看着他们，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那里就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是我们的人先占的。”
    梁效鄙夷地：“你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用F国那个议长的话来说，就算你宣布月球是自己的固有领土，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医生、护士们的笑声更大了。
    郭光不为所动，继续一本正经地和梁效辩论着：“月球？月球就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啊。”
    “奇谈怪论，你这是听谁说的？”
    “是周总理说的…… ”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当时，中国的考古人员正在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中出土的不腐女尸（辛追夫人）震惊世界考古界。受美国科学家之托，基辛格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得到一点女尸身旁的木炭做研究之用，并提出愿意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交换。周总理问是什么物质，基辛格说是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土壤，总理听后哈哈大笑：“我以为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大惊，以为中国提前进行了秘密登月，忙问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没有公布。周总理解释说：“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 ”
    郭光很认真的：“你看，我没说错吧。”
    “周总理那是幽默，是外交智慧，”梁效摇头：“你个白痴。”
    “你说谁白痴，”郭光一个饿虎扑食，掐住梁效的脖子：“你才白痴，你们全家都白痴。”
    杨飞赶忙过来助阵，三人再次扭打起来。
    “反了，都反了，”项鲲鹏挥舞令旗，指挥护士们控制住三人：“看来不‘综合治理整顿’是不行了，老秦呢？”
    “这儿呢，这儿呢，”护士长秦寿生闪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约束带。他原本很不受景越、白桃的待见，但项鲲鹏主政病区后，却跟秦寿生很投缘，还帮他解决了正高级主任护师职称。
    项鲲鹏把手中的笔往桌上一丢，像古时的判官扔筹子：“把他们三个弄去做‘电抽’。”
    “得了您呐，”秦寿生大喜，把那根约束带往肩上一甩：“走着…… ”
    护士们正推推搡搡地押着三人往外走，却迎面遇到了邓开。
    “院长，”众人向邓开行注目礼。
    “这是怎么了？”邓开满面春风，看了郭光一眼：“真巧啊，我正找你呢。”
    项鲲鹏忙站起身：“他们三个闹事，正准备做‘电抽’。”
    “‘电抽’？”邓开笑得很灿烂：“别介啊。”
    “为…… ”
    “哦，”邓开指指梁效和杨飞：“他们两个随便。”
    “那郭光呢？”
    “他可不能做，”邓开拍拍郭光的肩膀：“你小子有福了！”
    “有福？”
    “赶紧给他收拾收拾，有个‘大人物’要见他…… ”

耿于天

5.肾上腺素

    要见郭光的“大人物”，其实就是不久前在“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中被他揪过头发的那位，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晚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应该算是五岳市现任主要领导中出身最“显赫”的一位，标准的“红三代”……
    陈晚晴的爷爷名叫陈甘棠，祖籍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雇农出身，父亲靠给富农家做帮工谋生。1927年，年仅十五岁的陈甘棠参加了由早期共产党人潘忠汝、戴克敏等领导的黄（红安旧称黄安）麻起义，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红军战士。红安县是最老牌的革命老区之一，走出过无数开国元勋，董必武、李先念、谢富治、陈锡联、韩先楚…… 不胜枚举。陈甘棠虽比不得他们，但因作战英勇、机智果敢，在“柴山保战役”、“鄂东战役”、“第四次反‘围剿’”、“击退‘三路围攻’”等战斗中屡立战功，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陈甘棠已是红三十一军所辖“独立第X团”中一名年轻的营长。
    1936年10月，中央决定，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组建“西路军”，渡过黄河，打通河西走廊，借以连接通向苏联的生命通道。“西路军”下辖三个军，约两万两千人，陈甘棠所在的“独立第X团”也在其中，归红五军编制。
    “西路军”渡河后，虽取得了“拉打池”、“一条山”、“平大古良”、“临高”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因众所周知的历史、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出征前计划中的支援和补给，孤军奋战，很快陷入困境。至1937年1月中旬，陈甘棠所在的红五军及“妇女抗日先锋团”一部总计约三千人，被敌以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特务团、手枪团共两万余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围困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军长董振堂原准备突围，但总部严旨掷下，要求其“务必坚守”，随即，红军历史上著名的“高台战役”悲壮地打响。
    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九天九夜，红五军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不仅敌众我寡，弹药补给也严重不足，以陈甘棠那个连为例，步枪人均只有十发子弹，轻机枪两挺，每挺亦只有几十发子弹。至20日凌晨，高台城破，双方转为巷战，陈甘棠所部减员严重，且战且退，依托民房与敌艰难周旋。至当日晚间，陈甘棠退入一处小礼拜堂内（当地伊斯兰教、天主教盛行），身边一位战友都没有了，连一直寸步不离的警卫员也已不知去向。就在此时，陈甘棠遇到了“妇女抗日先锋团”的一位女战士，也就是陈晚晴的奶奶，刘苗。
    陈甘棠和刘苗是老乡，在鄂豫皖苏区那会儿就认识，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渐生情愫，有了彼此托付终身的打算。但根据当时的规定，陈甘棠这个级别的干部还不能结婚，二人相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个人问题先放一放，以革命大局为重，陈甘棠努力“打怪升级”，待符合标准，再“好饭不怕晚”。其间，也曾有高级别的干部追求过刘苗，可她对爱情一直很忠诚，始终没有另寻高枝。
    没想到，此时此刻，二人竟在战火纷飞的高台县城内这间小礼拜堂中不期而遇，陈甘棠和刘苗百感交集，“竟无语凝噎”，不知这究竟该算是命运的垂青还是捉弄。他们心里很清楚，以当时的形势，突围已无可能，这次短暂的相逢，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陈甘棠和刘苗决定，“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就在这间小礼拜堂内，举行他们战场上的婚礼，既然今生注定不能“在天愿作比翼鸟”，那就“在地愿为连理枝”，到了黄泉路上，也好彼此相伴……
    高台城内的战斗于次日结束，红五军全军覆没，番号从此取消，全军自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壮烈牺牲，陈甘棠也在其中。刘苗原本已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但她很幸运，负伤后被当地一位善良的回族老人搭救，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又女扮男装，化装为乞丐，历尽千难万险辗转回到延安。回到延安后不久，刘苗发觉自己怀孕了，算算日期，正是和陈甘棠在小礼拜堂内那一晚。她喜出望外，老天开眼啊，让烈士有香火留在世间。1937年秋天，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也就是陈晚晴的父亲，刘苗请原红四方面军（当时已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位老首长给孩子起名，老首长取名“念高”二字，一来寓意“怀念高台”，二来以“念”谐音“廿”，纪念1月20日那次战场上的婚礼。
    陈念高出生后，得到了刘苗无微不至的呵护，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她一直保持独身、终生没有再嫁。陈念高也很争气，不仅聪明伶俐，而且继承了父亲勇敢的性格，很招人喜欢。然而，刘苗很快发现，陈念高同其他孩子不同，有很多奇怪的嗜好，比方说，他很喜欢听一些尖锐刺耳的声音，别人听到这种声音避之唯恐不及，陈念高却如痴如醉……
    曾有心理学家进行过“最令人讨厌声音”的调查，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粉笔在黑板上划过、挤蹭泡沫塑料、刀叉刮盘子、指甲刮玻璃、鹅卵石摩擦、铁铲铲水泥地面、水箱抽屉和箱体错动等发出的声音，而这些，恰恰都是陈念高所钟爱的。普通人听到以上声音都会浑身发冷、汗毛直竖，陈念高却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相关研究证明，人类之所以会反感这类尖锐的声音，是因为它们可能很接近于原始猿类的叫声，而猿类尖叫通常表示遇到危险。遇险时，应激机制启动，肾上腺髓质大量分泌神经递质肾上腺素，收缩皮肤毛孔，导致体毛直立，使得外观显得较大，进而起到威慑对手的作用，和遇冷时收缩毛孔防寒的感觉类似。人猿虽早已相揖别，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类对类似猿类叫声的尖锐声响依然十分敏感……
    成年以后，陈念高对使人发冷的声音的喜爱并没有消退，这种嗜好还和性冲动的产生联系到了一起。结婚后，每次夫妻同房，陈念高总会在床上放一只瓷盘或者一小块玻璃，手持铁质餐刀，一边“办事”，一边用餐刀摩擦瓷盘或玻璃，没有这种响动，他便很难进入状态。当时，刘苗已官至省妇联常委，作为高干子弟、又是烈士遗属的陈念高在那个年代本应是婚恋市场上的抢手货，但连续两任妻子都因无法承受他的“特殊爱好”而最终选择离婚，直至陈念高四十多岁时，才和第三位妻子——一位铣工出身、同样喜欢尖锐声音的女性——生下陈晚晴。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讲，像陈念高这样，能通过肾上腺素分泌产生性冲动的人，确实十分罕见，因为肾上腺素和性激素在多数情况下是彼此排斥的。当人经历某些刺激，如恐惧、紧张等，肾上腺素加速分泌，除使人呼吸加快（增加供氧）、心肌收缩增强（为躯体提供更多能量）、部分内脏血管扩张（加速新陈代谢）、骨骼肌血流加速（强化运动能力）、瞳孔扩张（增强视力）之外，还会抑制性激素的分泌，因为在应对外来威胁时，人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应激上，而不是性。而陈念高的情形正好相反，他的性激素分泌需要肾上腺素的刺激，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和父母当年孕育他的那个特殊时刻有关。
    当年，陈甘棠和刘苗在高台县城那间小礼拜堂内举行战场上的婚礼，两人享受着短暂且悲壮的缠绵，仅仅一墙之隔，礼拜堂外却是另一番天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喊杀此起彼伏，拼刺刀的声音由远及近。此情此景之下，人体肾上腺素和性激素罕见地同时急剧分泌，正因如此，铸就了陈念高极其独特的体质，他的性激素水平，很大程度上受肾上腺素的调控，和巴甫洛夫那条听见摇铃声就流口水的狗一样，都是条件反射的结果。明白了这一点，陈念高“办事”时没有餐刀和瓷盘、玻璃摩擦的声音助兴就无法进入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晚晴倒是和父亲陈念高不同，对于那些尖锐刺耳的声响，她虽不讨厌，但也不喜欢。不过，成年以后，家人却发现陈晚晴有另一个异乎常人之处，性冷淡。
    实事求是地讲，陈晚晴若去参加选美，胜算恐怕不大，但若放在普通人群中，模样、身材都可算作上等，而且是长得比较耐看那种，经得起推敲、把玩。按理说，以她的先天条件，加上本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应该不难，只怕挑花了眼。事实上，从陈晚晴大学时代起，慕名而来的、亲友介绍的、日久生情的，追求者从来就没断过，但她却一概没瞧上，连处一处的兴趣都没有，如今已年届四十，依旧孑然一身。为此，陈念高夫妇很是着急，办法都想尽了，无奈世上唯独这件事必须本人亲力亲为，旁人无法代劳，再“皇上不急太监急”也没用。
    原本，陈晚晴自己也以为，这一生怕是遇不到真命天子了。可人算不如天算，不久前的“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中，就在扮演恐怖分子的郭光左手揪住陈晚晴的头发，右手用95式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她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变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使陈晚晴的肾上腺素急剧分泌，压抑了四十年的性激素终于如三峡大坝开闸泄洪一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是从那一刻起，陈晚晴便认定，就是眼前这个人了，无论他是谁，别说郭光是个精神病人，就算他真是恐怖分子又如何，飞蛾扑火，在所不惜……

耿于天

第八章、仕途官道


1.残联主席

    五岳市精神病院有一个特殊的青少年病区，专为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设立，远离住院部，位于门诊楼旁边的一排老旧平房中。青少年病区里住的，主要是些自闭症或智力发育迟缓的病人，少言寡语，自成一统，不似住院部这边那样热闹，且其中有不少都是被父母或有意或无意遗弃的孩子，平日里少人往来，很是清静萧条。
    可最近这段时间，原本“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青少年病区忽然变得“很忙”。本市及周边地市不少达官显贵纷至沓来，目的只有一个，想要收养这里的未成年病人。当然，这些人大都是不会真正“领养”、把患儿们接到自己身边的，只是“认养”，办个收养手续，给孩子买些玩具、零食，一起照几张像，今后负担其治疗、生活、教育费用，能再定期来探望一下就算不错了。
    事实上，院里一直希望能有好心人收养青少年病区的未成年患者。这里的孩子，不少都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连医保都没有，只能靠民政、福利或慈善机构的接济，这些钱是没有保障的，时有时无，时断时续，且数额远远不足，只能由市精神病院自行贴补，是个不小的负担。有时，院里不得不定期将这些孩子放出去一批，地点一般是公安局、城管局门口，有关部门发现后还会再把他们送回来，这时市精神病院就可以讨价还价了，不给解决一些经费就不接收。
    为了能给孩子们找个归宿或依靠，院里没少想办法，除每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会举办主题活动外，还与五岳市及周边地区的各大孤儿院、福利院都建立了联系，但收效始终有限。中国人的血统观念很强，轻易不收养孩子，就算要收养，首选一般都是亲戚家“富余”的子女、也就是所谓的“过继”，次选全须全尾的健康孤儿，即使要收养残疾儿童，也更倾向于肢残，等轮到精神障碍，黄瓜菜都凉了。
    可如今，不知哪根筋搭上了，五岳市精神病院青少年病区的孩子们一夜之间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想收养得托关系、排队、拿号，就差没预售、秒杀了，收养人还都大有来头，全是有一定级别的公职人员。邓开得知以后，也很费解，托容驰打听，这些人究竟吃错什么药了，有病还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好。不打听不要紧，一打听，结果让人不禁哑然失笑，收养未成年精神障碍患者之所以突然“流行”开来，其实与各级党政机关即将进行的换届有关……
    在五岳市官场，换届有“小年”和“大年”之分。所谓“小年”，是指逢单数届次“两代会”——党代会、人代会——召开的年份，比如第七次党代会、第九次党代会、第七届人代会、第九届人代会等。由于领导干部通常都是大约十年一“代”，为保持班子稳定，此时的人事变动一般不大，只进行一些局部调整。而所谓“大年”，则是指逢双数届次“两代会”，比如第八次、第十次、第八届、第十届。此时，十年一“代”的某“代”干部集体“到杠”，各级领导班子面临较大调整。而今年，是中共五岳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五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年份，逢双数届次“大年”……
    开收养精神病患儿“先河”的是邓海方，现任五岳市委统战部部长。按照组织部门的安排，此次换届，邓海方最有可能履新的职务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也是统战部长最常见的去向。然而，邓海方对此安排并不十分满意，原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俞智退休在即，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完全有条件直接顶俞智的缺，这次若再不能“入常”，以后怕是永远没有机会了。
    邓海方有个秘书叫纪林，鬼点子很多，素有“小诸葛”之名，最善揣摩领导的心思。见老板邓海方整日介闷闷不乐，“小诸葛”很快便算出了几分究竟，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和邓海方推心置腹了一回。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大概是为了人事安排的事情烦心吧，‘常务副主席’嫌麻烦，想把前面三个字去了。”
    邓海方没说话，笑了一下，算是回答。
    “其实，以您的条件，一、二把手都可以，全在一念之间。”
    邓海方何尝不知，叹了口气。
    “我知道，有人觉得您的资历直接做正职有点儿勉强，但咱们可以自己努力啊。”
    “这种事哪是说努力就能努力的？”他摇摇头，忽然又觉得“小诸葛”话里有话：“你倒是说说看，怎么个努力法？”
    “依我看，您可以通过担任社会团体领导来提升资历和级别，”纪林眨眨眼睛。
    “社会团体？”邓海方有些意外：“这我以前还真没想过…… ”
    在我国，比较“成气候”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妇联、文联、工商联、青联、工会、残联等。从理论上来讲，上述机构应该是平级的，以五岳市所在的省为例，省妇联、省工商联、省残联等都应是正局级机构。但实际上，这些社会团体中，也能分出个三六九等。具体来说，可大体分为“标配”、“高配”、“顶配”三类：妇联、文联、青联等是典型“标配”，主席正局级，副主席副局级；工会、工商联则属于“高配”，按惯例，省工会主席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工商联主席则由省政协副主席兼任，换句话说，工会、工商联的“一把手”都是副部级。
    相比而言，残联绝对是“顶配”，班子阵容可谓豪华。省残联通常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主席团，二是执行理事会，主席团把握全局，其中又有“名誉”和“非名誉”两条线，理事会由主席团产生、主持日常工作。按惯例，省残联主席团名誉主席由省委副书记兼任，主席则由一位排名较高的副省长兼任，虽然也是副部级，但比起工会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商联的政协副主席，手握更多实权。名誉副主席和副主席也不是等闲之辈，名誉副主席由现任或前任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担任，副主席则大都是正局级，比如第一副主席由省委副秘书长兼任，第二副主席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接下来是五个专门协会主席……
    “换句话说，您只要能当上某个专门协会的主席，进而成为省残联副主席，就是板上钉钉的正局级，”纪林亮出底牌。
    “残联？专门协会？”
    “对，就是盲人协会、聋人协会之类的。”
    “这恐怕不行吧，”邓海方摇头：“据我所知，这些协会的领导都是残疾人，我总不能把自己弄瞎、弄聋了吧，这代价也太大了。再说了，我要是真成了残疾人，也就不可能再当市政协主席了。”
    纪林笑：“虽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但我也没这么毒，用不着您成为残疾人。”
    “那…… ”
    “您知道残联下面那五个协会都是什么协会么？”
    “盲人、聋哑人、肢残，还有…… 哦，还有弱…… 啊，智障和，和…… ”
    “精神残疾。”
    “对，精神残疾，”邓海方笑着：“你看我加入哪个合适？”
    “其实啊，准确地说，这五个专门协会的全称应该叫：盲人协会，聋人协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纪林望着邓海方。
    邓海方好像有点儿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前三个只是残疾人，后两个是残疾人及亲友。”
    “对，您想这个道理啊：无论是盲人、聋哑人还是肢残人，身残志不残，只要有能力，照样可以领导、运转一个社会团体，罗斯福坐着轮椅，但人家连任四届美国总统、打赢了‘二战’；可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却不行，你可以想象一群盲人、聋哑人、肢残人在一起开会，当然，得在健全人一定程度的帮助之下，却无法想象一群弱智、精神病在一起开会，那不就乱套了，所以得加上个‘亲友’。”
    “没错，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王铁成，就是演周总理的特型演员，他儿子有先天智力问题，王铁成曾担任中国智协主席、名誉主席。”
    “同时兼任中国残联副主席，”纪林补充道。
    “嗯，有点儿意思，‘残疾人及亲友协会’，”邓海方渐渐明白了纪林的意思：“你是说，咱们找个智残或精神残疾人，说他是我的老朋友…… ”
    “不不，那不行，必须是亲属，直系亲属，最好是子女。”
    “这样啊，”邓海方有些失望：“我只有一个闺女，总不能把她弄成弱智或者精神病吧，那还不如我自己瞎了呢。”
    纪林笑：“您看，您怎么总往歪处想啊，存量的不能用，咱们可以用增量啊。”
    “增量？你让我再生个精神病儿子？”
    “不用生，收养就可以，”纪林递给邓海方一本最新修订的《收养法》：“重要的我都用红笔圈出来了，您先看第五条。”
    邓海方翻开《收养法》：“第五条，下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或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
    “现在，很多有智力和精神问题的孩子都被父母遗弃了，找起来根本不费事。”
    “那不对啊，”早年间，邓海方曾担任过五岳日报社社长、总编，有一目十行的本领：“你看这第七条，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别的都好说，我已经有子女了啊。”
    “这不是问题，我早研究过了，您接着看第九条。”
    “第九条，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或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哦，好，好，有这条就行了。”
    纪林有些得意：“您再看第二十三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换句话说，您只要花上几个钱，收养一个有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便等同于您的亲生儿女，反过来讲，您也等同于他的亲生父亲，绝对的‘残疾人及亲友’。”
    “好，太棒了，”邓海方跃跃欲试：“对了，你先去省里打听打听…… ”
    “我早就打听过了，省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代表大会下个月就开，选举新一任领导机构。老主席年龄够了，肯定要退，新物色的几个人选条件明显都不如您，只要您把收养手续一办，这个主席十有八九就是您的…… ”
    很快，在纪林的安排下，邓海方在五岳市精神病院青少年病区收养了一个十岁的自闭症患儿，获得“精神残疾人及亲友”资格。而后面的事情，也都一如“小诸葛”纪林所料，邓海方通过担任省残联及专门协会领导，“围魏救赵”，攒足了相应了资历和级别，接替俞智，成为新一任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人选。
    官场上的人，个个儿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精，谁也不比谁傻，只有反应快慢之分。邓海方收养精神障碍儿童并凭此在人事安排中抢占先机的事情没过多久就传开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少渴望“进步”的官员都从中看到了终南捷径，“猪也是这么想的”，纷纷打起了市精神病院青少年病区的主意，于是才出现了先前的一幕……

耿于天

2.勤与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五岳市主要领导换届时，市委书记、市长两位“班长”的人选安排，始终存在着两项惯例，每次都会被遵守，无一例外。首先，两位“班长”不会同时更换，逢“小年”可能一位都不会换，如果需要换的话，一次只会更换其中的一位。其次，书记、市长两人中，通常有一人是土生土长的五岳人，且一直在五岳市任职，地头蛇，代表本土势力，另一位则是从其它地方“空降”来的，过江龙，代表省里对五岳政治生态的控制和平衡。
    眼下这次换届，虽然时值双数届次“两代会”召开的“大年”，人事变动比较大，但上述两则惯例依然没有被打破。按照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原五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齐远山，这次将升任市委书记，他是地地道道的五岳人，在这里出生、长大、读书、工作，入仕后，除曾短期到边疆省份交流、挂职外，几乎从未离开过五岳。齐远山改任市委书记后，市长的位置空了出来，虽然这是个人人望眼欲穿的职位，但五岳市的众多中、高级别干部却没有一个人惦记它。道理很简单，惦记也是白惦记，省里不可能允许书记、市长两个“大位”都落入五岳本地人手中，肯定早就另有安排。
    这位“另有安排”的人选名叫马砯，《蜀道难》中“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的“砯”，这是个罕用字，读起来也很别扭，音“娉（pīng）”，是个象声词，指水和岩石相互撞击的声音。事实上，马砯大约一年以前就已经“空降”到了五岳，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府系统中排名仅次于当时的市长齐远山，熟悉工作，了解情况，为扶正做准备。根据履历，马砯来自与五岳相邻的申城市，大学毕业后进入某街道办事处，在民政科任科员，经科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一路升任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副区长、申城市民政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而后调往省政府，任省府办公厅副主任，一年多以后来到五岳。
    马砯从政的起点很低，似乎没有什么背景，是从最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从股级到局级，把能做的职务都做了一遍。按常规，像马砯这种起于草莽的干部，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和晋升的“年龄天花板”做斗争，等混出头脸，已经一大把年纪，差不多该退休了。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马砯很年轻，刚满四十岁，年富力强，前途无可限量。以马砯的资历，五岳肯定不是他的最后一站，四十岁的正局级，而且是实职、主官，除非出现意外，否则若干年后至少能成为省级副职或正职。如果运气好、跟对了人，上中央也不是不可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事实上，马砯也确实是省委组织部重点培养、考察的干部，据说，中组部甚至都已经注意到了他、挂上了号，当初本可以直接将马砯从申城调到五岳，却偏偏要先安排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一段时间，就是为了使他的履历更加完整，也是在向大家宣布，马砯是省里看上的干部，将来是要委以重任的。
    其实，来五岳之前，马砯在省内官场上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勤”，二是“清”，工作勤恳，两袖清风。早在马砯还只是一个普通街道干部的时候，他的“勤”和“清”就已经远近闻名，辖区内，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有事儿找小马”，鸡吵鹅斗、邻里纠纷、户口农转非、下岗再就业、孩子入托入学、工商办证办照，所有大事小情，只要给“小马”打个电话，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两天，他一定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要问区长、街道主任姓字名谁，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但马砯的大名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电话是全辖区最忙碌的电话，有时深夜还会响个不停，换作别人早烦了，但马砯却乐此不疲，随叫随到。为此，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党员，按惯例，这类奖项是不能连续授予同一个人的，但没办法，不给他老百姓不干、堵着门骂街。
    后来，马砯调到了区里、市里，“勤”和“清”的作风依然没变。官职高了，虽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但马区长、马市长的电话还是公开的，求他办的事、向他反映的问题，依然很快就能得到解决。马砯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市民送来的锦旗，注意，是堆满，不是挂满，挂肯定是挂不过来的，曾有好事的记者做过统计，如果把马砯得到的锦旗都挂起来，可以挂满整个区政府、市政府的大楼外墙。为此，马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期间，马砯的盛名慢慢传出了申城、传到了省里，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先是多次通报表扬、通令嘉奖，后来感觉这些俗套都配不上马砯的事迹，直接授予他“模范人民公仆”的荣誉称号，将其树立为全省公职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当然，有了这些，马砯的仕途肯定一路绿灯，受到组织部门的重点培养、特殊照顾，列入接班人考察梯队。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马砯一年前刚刚“空降”来五岳的时候，本市的干部并不是很买他的账。虽然马砯的大名早就灌满了大家的耳朵，他本人也曾作为“模范人民公仆”多次来五岳做过报告，五岳市相关机构还专门开过座谈会，几乎所有干部都写过类似于“对照榜样找差距”、“马砯同志的事迹激励了我”、“如何向马砯同志学习”等体会、心得。但多年的官场生涯，大家早就对这些麻木、产生免疫力了，每过几年，总会有所谓的典型、榜样、模范涌现，绝大部分都是被包装出来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那些典型、榜样、模范的事迹却往往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甚至连三分都没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少曾经的典型后来还成为了笑柄。
    然而，随着马砯来到五岳，并在这里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渐渐发现，他确实很特别，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前面说过，马砯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勤”和“清”，他之所以在老百姓中威望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勤”，毕竟，“清”与不“清”，普通人不得而知，就算贪也贪不到他们头上。但这些事情是瞒不过同僚的，都在官场上混，处在同一个圈子里，接触的人也都差不多，谁贪谁廉一目了然。《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可事实上，光听“国人”的话有时也会被蒙蔽，对于干部的评价，该“用之”还是该“杀之”，“左右”、“诸大夫”的话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彼此了解，五岳市的“左右”、“诸大夫”们普遍认为，这个新来的马市长确实是“贤”得可以、“清”得可以。坦率讲，虽然名义上是公务员、人民公仆，但真正能做到“毫不利己”的人几乎没有，多多少少都是要为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某一点私利的。不过，君子爱财还需取之有道，直接贪污公款或者收受贿赂当然是愚蠢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比如说配偶、同胞、子女、亲友等等，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政策、规章时稍微倾斜一下，该扶一把时扶一把，该拉一把时拉一把，似乎也未尝不可。毕竟，法不责众，大家都这么干，只要别出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然而，马砯却是个另类。韩国总统朴槿惠当初参加竞选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我没有父母（父亲朴正熙、母亲陆英修先后被枪杀），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朴槿惠虽然没有父母、丈夫、子女，但好歹还有个当过教育厅理事长的妹妹、担任财团总裁的弟弟，还有担任过总理的两位表姐夫等等。与“三无总统”朴槿惠相比，马砯“无”得更彻底，他是孤儿，父母早就去世了，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无论是亲的、堂的、表的，当然，其余七大姑八大姨也一概没有，即使有也不知道在哪儿。马砯虽已届不惑之年，却至今未婚，也没传出过任何绯闻。此外，马砯从不交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公友”、没有“私友”，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交，的确，无论是在申城、五岳还是省内外的其它地方，从没听说任何人和他格外亲厚。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孑然一身的马砯自然不可能为任何人谋利，至于贪污、受贿，更是离他十万八千里。如今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也无论人品官品如何，很难做到完全不被人举报，正因如此，纪检监察部门才要求举报者“实名”。可据省、市两级纪委和组织部的同志讲，马砯为官二十年，相关部门从没接到过一次关于他的举报，这无疑是个奇迹。当然，马砯为民做主，肯定得罪过一些人，官运亨通，也难免招来嫉妒，但即使是想朝他打黑枪、捅刀子的人，也不会走揭发贪腐这条路，这么说连他们自己都不信，自然不会去做无用功。这也能从一个侧面显示，马砯“贤”和“清”到了什么地步。
    在描述一个违法违纪官员的时候，常常是“贪”、“腐”连用，前者是出发点，后者是落脚点，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贪”不是目的，“贪”是为了“腐”，只“贪”不“腐”，为了“贪”而“贪”，就成了守财奴，属于神经症的一种。反之，清廉的官员，生活上通常也比较简朴，“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没有腐化的愿望，更没有腐化的条件。马砯就是其中的典型，且他的“艰苦奋斗”，已经到了同僚们难以想象、甚至无法理喻的程度。
    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福利分房早已是遥远的回忆，但对够一定级别的公务员来说，住房依旧是待遇的一部分。像马砯这种级别，在五岳，至少可以免费或用很低的价格获得使用面积不低于一百五十平米的住房，大部分人还会以本人或家人的名义购买或采用其它方式获取若干套商品房。然而，马砯却对这种待遇不以为然，来五岳后，市直机关工委按规定分配给了他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楼，就在市委对面的一个大院中，没想到被马砯拒绝了，说自己不需要住房，更喜欢住办公室。工委那边以为马砯是对住房不满意，又给他换了几处，但马砯连去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说自己住惯了办公室，从参加工作起一直是这样，不信可以到申城去打听。工委负责人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敢自专，只得请时任五岳市市长的齐远山定夺。以前齐远山倒是听说过马砯住办公室的“先进事迹”，当初做报告时他讲过，听后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只是忙的时候临时将就一下，马砯虽然没有父母、亲人，但好歹得有个住处，真拿办公室当家未免太夸张了。
    可现在一看，这个“先进事迹”似乎是真的。市委、市政府大楼中，副局级以上领导的办公室都是套间，里面还有一间小休息室，通常用来午休，来五岳之后，马砯的一应起居都在这个里间中。此事一度在五岳市市直机关引起轩然大波，新来的马市长不要房子，只住办公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马砯是在演戏，干部们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影帝”。齐远山找马砯谈了好几次，他比马砯大十几岁，以老大哥的姿态，语重心长地劝了他很久。其实，齐远山是挺佩服马砯简朴的作风的，共产党的干部嘛，就应该这样，但住办公室确实有点儿不像话。马砯不是五岳土生土长的干部，又刚来不久，原本就有些另类，不要为了这种小事搞得大家不愉快，毕竟，班子的团结才是第一位的。对此，马砯坚持己见，说自己确实不需要住房，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夜里还要办公，住在单位比较方便。
    齐远山见苦劝无效，索性在一次常委会后顺便提了一下此事，本以为自己的面子小、众人的面子大，大伙儿一劝，马砯也就就坡下驴了。可齐远山没料到，马砯比自己想象中要拧得多，还因此爆发了来五岳后同当地干部的第一次冲突：
    “为这点儿小事‘上常’，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副市长高朝东不冷不热地：“马市长，依我看，差不多行了。”
    “什么叫差不多行了？”马砯一脸严肃。
    高朝东从鼻孔中哼了一声：“现在大家都知道您清廉，清廉得连房子都不要，目的已经达到了，别再折腾了。”
    “目的？我能有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您心里清楚，我们大家也都清楚。”
    “我…… ”
    “说心里话，您这戏真是有点儿过了，”接话的是王力，就是“人民卫士201X”反恐演习时被郭光打了一闷棍的市公安局长王力，如今已是政法委书记。
    常委们发出一阵笑声，说不出是善意还是讥讽。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么干是在演戏？”马砯针锋相对。
    “难道不是么？”上次反恐演习后，为安慰挂彩的王力，市局报到省厅，给他记了一次二等功。王力如获至宝，整天将二等功略章（和军队系统的军龄略章大小相似，作为奖章的代表）戴在胸前，脱掉警服、担任政法委书记后依然如此。自从戴上略章，王力说话也比以前硬气了许多：“不就是一套房子么，多大点儿事啊，您至于么？”
    “一套房子？多大点儿事？”马砯摇头：“王力同志，你知道五岳市有多少人还住在棚户区里么？你知道有多少人三代同堂、几口人挤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平房里么？”
    “你用不着给我们上大课，五岳什么情况我们比你了解，”市政协主席俞智也加入了对马砯的“围剿”：“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住的都是公家分的房子，有的人还不止一套，难道就你一个人忧国忧民？”
    “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反正我不会多拿多占。”
    “什么叫多拿多占…… ”
    眼见马砯陷入围攻，齐远山赶紧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他转向马砯：“同志们也都是好意，房子嘛，我看还是尽快搬进去，大家说得对，确实不是什么大事，没必要为此伤害了班子的团结。你刚来五岳不久，还是入乡随俗，别搞特殊化。”
    齐远山原本是好意，没想到，马砯居然把矛头指向了他：“搞特殊化？远山同志，你认为这是特殊化？”
    王力为齐远山辩护：“难道不是么？你这么干，无非是想显示出你自己与众不同，拿我们当反面教材，踩着我们往上爬，这就是特殊化。”
    马砯叹气：“特殊化，好一个特殊化…… ”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曾在回忆录中讲过这样一则往事：80年代初，利加乔夫升任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任职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办公厅按规定给他配备了一辆最新款的高档轿车。利加乔夫是工程师出身，不喜欢奢华，提出能不能换一辆低档些的车子，能代步就行。没想到，他的这一要求竟然遭到办公厅主任的当众斥责，说利加乔夫是搞特殊化，败坏的党的风气……
    “要我说，这种特殊化，还是多搞一些好，”马砯字字铿锵……
    常委会不欢而散，马砯最终也没有搬进机关工委早就给他准备好的小楼，一直住在办公室里间，同僚们也懒得再去理他，大家渐渐相安无事。可半年以后，另一件“小事”将马砯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

耿于天

3.圣徒市长

    今年早些时候，五岳市搞了一次官员财产申报试点，范围是全市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将来可能的官员财产公开探索经验。既然是“试点”、“探索”，步子肯定不会迈得很大，具体来说，干部们自行将本人名下的各种财产汇总，包括现金、本外币存款、有价证券、私家车、不动产等等，算出一个数字，报到市委组织部即可。没有审计，没有监督，报多少是多少，相关信息也不向公众公开，组织部发一个简报，大家传阅一下就算完事了。
    很快，官员们申报的数字汇总了上来，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有的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有的则相对比较精确，似乎是用了功的。而这一次，马砯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他报上来的数字是所有人当中最少的，且非常准确，一千八百二十五元。简报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大家纷纷议论，“影帝”又开始演戏了，这回的戏比上次要求住办公室时还过。虽然大家报上去的数字多多少少都是消过毒、缩过水的，但撒谎也得有个限度，一千多块钱，这不是开玩笑么。别的且不说，局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津贴、补助，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至少也有七、八千，就算马砯再清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工资单上的收入总是逃不掉的吧。
    齐远山猜到马砯申报的财产数目可能会比较引人侧目，但也万万没想到能低到这个地步。有了上次的经验，他实在不想再惹这个一根筋，可一千多块钱实在是太离谱了，市委、市府机关舆情汹涌，齐远山耳边尽是各种不干不净的话，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又找马砯谈了一次。齐远山没好意思明说，只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了马砯，最好再把数字核实一下，这次财产申报的范围不只是现金，不能光看钱包里有多少钞票，还包括存折、银行卡里的各种长短期存款，以及股票、基金、理财计划等等，至于房子、私家车，齐远山知道马砯没有，也就没提。
    马砯没有辩解，答应再核实一下数字，这让齐远山松了一口气，他粗粗算了算，马砯担任处级以上职务已有十来年的时间，他不爱乱花钱，几万块的存款应该是有的，虽然仍旧比其他人的数字少得多，但差不多也能蒙混过关。可没想到，几天以后，一大早刚一进市委大楼，齐远山便看见一大群人正围着大厅里的宣传栏叽叽喳喳，大家见他来了，很快停止议论，并让出一条路。齐远山走近前一看，宣传栏旁贴着两大张顶天立地的海报纸，是马砯的字迹，整整齐齐将自己所有个人财产的明细项目誊写在上面，最下方是总数，这次更精确，一千八百二十五元三角四分。
    马砯财产中的大头是书籍，办公室里外间四个书柜装得满满当当，还有相当部分没有摆出来，放在几个纸箱子中，总计约三百册，是他各个时期购置积累的，宦游四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当初马砯来五岳时，随身的行李，除几个装书的纸箱外，还有一个大号行李箱，里面是各种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答应齐远山重新核实财产数目后，马砯连着熬了几天夜，将所有物品一件件翻出来，详细计算价值，并登记造册。三百余册图书，相当部分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根据购置年限，计算折旧及残值。马砯的所有衣物，除一件衬衫是几年前申城市市直机关新年晚会上抽奖得的，勉强算个国产名牌，差不多值个一两百块，其余都是地摊货，加在一起也不值几个钱。马砯的手机是单位配发的，不属于私人财产，只有一张银行卡，是发工资时用的，至于有价证券、金银首饰、古玩藏品，他一样没有。马砯这次做的财产核查极为精细，说精细是客气的，应该用琐碎形容才对，连香皂、牙膏、浴液，他居然都拿到食堂的公平秤上称了一下，看还剩多少，除以原重量，再乘上价格，得出现值，就差没把办公桌上那半卷卫生纸展开、量量还有多长了。以至于齐远山看了马砯列出的财产明细后心理很是有些不快，感觉他似乎是对自己不满，才故意这样小题大做来示威。
    至于马砯每月的工资收入，他基本都捐了。刚刚在街道办事处参加工作时，马砯常常会接济辖区内生活有困难的群众，而且不是像容驰那样“什一奉献”，要做好事就做个彻底，月月光。后来官做得大了，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有机会直接接触基层百姓，但马砯不忘黎民生计艰难的习惯还是没变，每月末，或者每季度末，无论工资卡中还剩多少钱，一次性取出来，给孤寡老人或者失学儿童寄去。马砯在市委大楼宣传栏贴出的两张海报纸中，一张是他各种个人财产的明细清单，另一张上面密密麻麻贴着他历年给困难群众汇款的单据，总共一百多张，数额不等，且有整有零。
    马砯的“财产公示”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市委、市府机关中干部们茶余饭后最主要的谈资。一方面，还有相当部分人对马市长能“艰苦奋斗”到这种程度仍持怀疑态度，可另一方面，人家的“公示”做得如此之详细，又都有单据作为证据支撑，且欢迎大家随时去他位于办公室里间的“家”中审计、核查，让人想质疑又无从入手。
    就在大家仍有些将信将疑的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要为马砯作证，这个人大伙儿都认识，小黄，市委大院门前站岗的武警警卫排排长。小黄讲了一件事，那是差不多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是马砯，马砯红着脸、低着头、不时用鞋底摩擦着地面，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支吾了半天才说明来意，原来是要借钱。小黄感到很奇怪，一个大市长，大约可以跟省武警总队副司令平起平坐，怎么会开口向自己这个兵头借钱。小黄问他借多少，马砯说借三块二，小黄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怀疑自己是在梦游，堂堂市长之尊，管着数百万人口，居然会找人借三块二毛钱。见马砯很着急的样子，小黄也没好细问，拿了钱交给他，说如果不够自己还有。
    两天以后，马砯把钱还给小黄，顺便跟他聊了一会儿，小黄这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或许是常年睡眠不足的缘故，马砯一直有头疼的毛病，他觉得不是什么大病，也没去看，一直靠吃阿司匹林顶着。那一日晚间，整个市委大楼只剩下马砯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又在挑灯夜战，午夜过后，马砯的头疼病又犯了，翻出阿司匹林，发现已经吃完了。市直机关有个专属的医院，紧挨着市委大院，马砯过去想拿点儿药，可机关医院晚上不上班，只有一个夜间药房有人值班。夜间药房的药不全，没有阿司匹林，只有芬必得，价格比外面便宜，九块五一盒，且按规定必须用现金支付，过后再和医保结算。
    说来也巧，那天是个月底，马砯白天已经把工资卡里剩的钱全数寄给新疆一户遭遇雪灾的牧民，晚上又刚去食堂买了饭票，现在钱包里只剩下六块三毛钱。药房值班的护士当然认得马市长，说可以先把药拿走，钱回头给也行，可马砯一定要遵守规定，没拿药，想回去忍到天亮。可回办公室之后，马砯的头疼症状非但没有减轻，且越来越厉害。他的头疼很有意思，总是毫无征兆地来，又毫无征兆地去，有时可能一、两个月都什么事没有，可一旦疼起来，真真是撕心裂肺，痛感集中在大脑前部、接近脑门中央的某处，钻心地疼，像是有人用锥子将部分脑组织生生剜了下去。平日里，马砯总有忙不完的事，常常嫌时间过得太快，可那一夜，他终于体会到度日如年是什么感觉，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度秒如年。最终，马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便出现了向小黄借三块二毛钱的一幕。
    这一下，上至各位常委，下至市委、市府普通工作人员，所有人都心服口服了。看起来，这位新来的马市长真不是一般人，“不懂得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以前听到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这些英雄模范事迹的时候，都觉得其中难免有虚构的成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似乎是违反人性的，可今天，这样的人真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当初，邓开为容驰治疗急性焦虑障碍时，注射了硫喷妥钠、看完市、省、中央三级新闻的容驰感觉自己作为领导干部很伟大，救民于水火，是十三亿人“站起来”、“富起来”的领路人，没道理只讲奉献、不求回报，为自己和身边的人捞取一些好处天经地义，没必要为此“焦虑”。容驰说的是心里话，也是大实话，尤其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什么阿猫阿狗都发达了，领导干部也是人，而且是“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的领路人，凭什么不能享受自己创造的胜利果实。革命导师不是也说过么，我们不是清教徒，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们也有七情六欲，既然如此，追求物质利益就不能算是错。
    然而，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就在早已不是象牙塔的官场中，居然就出现了一个像马砯这样的人。同僚们虽然无法像他那样按照苦行僧、禁欲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会因为马砯的不近人情而时常和他发生冲突，但在大家心目中，他已不是“影帝”，而更像是一个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