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的乡愁
——读宗崇茂散文随笔集《我曾高高地爱过你》
姜 桦
有一些书是不适合在故乡而只适合在远方读的。在灯光黯淡、被褥潮湿又有些霉味的没有名字的异乡的小旅馆里,在飞速行驶的下午的列车上,在远方漫长又孤寂的一个人旅途中,一本薄薄但沉重的小书依依相伴,扩开了远方低低的穹隆,也濡染着作者一抹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在一页页认真翻过这本风沙粗砺的《我曾高高地爱过你》之后,我以为,宗崇茂的这本新作真地就是这样一本适合在异地他乡读的书。
和宗崇茂相识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中专生,清瘦,戴宽边眼镜,在一个当时足够让人们羡慕的国有大企业工作,并且最终做上了财务科长。据说,当时,企业发展最好的时候,由他负责平衡看管的资金超过了3个亿。但是崇茂明显较多保存着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共有的精神特质:热忱,踏实,有温暖的情怀和远大的抱负。每周六下午下班后,崇茂总会呼朋邀友,然后去新西门桥头的吴大熏烧摊买一斤花生米一斤猪头肉,然后对酒当歌、激扬文字。朋友好象也不多,就我和王扣宝等几个。喝的是一块二一斤的散装白酒或者啤酒,抽的是最普通的桫椤牌香烟,谈的却是伟大的人生和理想。确实,一个从盐城西乡名叫前宗的贫瘠小村走出来的人,20世纪80年代的宗崇茂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这个理想就是文学,一个纠缠了整整一代人的梦想。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个有关文学(文字)的近乎疼痛的理想一直影响着宗崇茂,并且将影响他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巨大而神圣理想的召唤下,善良、踏实、又带着些许抑郁的宗崇茂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做起了单位的商务代表,一呆数年,然后又原路折返,回到他曾经出发的地方。而多年以后,在经过了生活的重重锻击之后,宗崇茂又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了又一条漫长的探求之旅。青海,格尔木。戈壁。荒漠。雪山。牧场。几天几夜都看不见地名和人家的青藏线。此行显然不是当初的那种指点青春、激扬文字。当列车西去,含着眼泪和儿子一起,在那张铺展在内心的地图上标注出一个陌生的地名,崇茂已经决定,从今以后的日子,年近40的自己将用怎样的一种姿势,面对远方起伏的高原。
告别东部海滨温暖水绿的故乡,列车摇晃着一路向北,向北,向北。遥远的大西北,江仓,中国西部那一个遥远得近乎没有的名字。就是在那里,宗崇茂见到了从高原深处来的多吉和日加,见到了藏人马学文,那些邻居或者拉煤的人;在高原上,与一只黑狗相望,崇茂知道了迟来的春天里《沙漠里开什么花》;而回荡在内心的岁月,那些无言的牦牛早已凝成了一大片属于远方的恍惚的《烛光草原》;对着戈壁随便尿尿的施工队员,崇茂写下了《在黑暗中喝酒的两个男人》和《洗澡的故事》——《我曾高高地爱过你》,一本“信命的人”记录自己在高原、在江仓(藏语:狼窝)三年的艰辛生活,记录下了一个写作者人到中年的青春和生命经历、看似轻巧却又如此厚实的一本慰籍心灵的书。在他的眼中,那些碎裂的冰块已成一粒溪流映照的石子,遥望年星空,更觉得自己是一只天堂一般孤独的羔羊——这些写在远方的文字,说到底,这是一个灵魂不断走向高处的流浪人(游子)的乡愁。
诗人、也是我们共同朋友的孙昕晨在《我曾高高地爱过你》的序文中说,宗崇茂所进行的应该是“低低的写作”,即便他的爱是在4200米以上的高处。诗人的用意其实是在赞许作家在“有意将自己放到了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几年前,从宗崇茂初上高原,一直到重新回到故乡,尽管我没有象许多朋友一样给他写过信,也很少给他发短信(当时我也陷入生活的‘窘困期’,为此宗崇茂似乎还抱怨过我),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他,关注他的从前他的未来,他的命运和坚持,以及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前因后果。进一步地说,我也是有意要将他放在一个没有臂膀、没有枝蔓的高处或者远方,然后再跟随着一个人的脚步,去进行一次最近距离的实地考察,我要知道,最后,到底是一个人影响了文学,还是文学拯救并且逐步完成了他?
在这一点上,现在想想,我是不是有些残忍?但作为一个朋友,一个灵魂的聆听者,我却有幸见证了宗崇茂的写作,并且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他的内心,了解到了他的心灵孤独的来源。在遥远而苍凉的大西北,宗崇茂以他独具特质的文字,高高地呈现出了自己孤独甚至是悲苦的内心、呈现出了那遮蔽日久的乡愁。他让我们追忆,追忆沉浸在人生底部的苦乐年华,思考一个人,如何才能一直让自己的心灵朴素、坚毅,一直做一个富于激情、积极向上,并且悲悯善良的人。
[《我曾高高地爱过你》,散文集,宗崇茂著,黄河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