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诗人眼中的民本思想

徐洪清

                                                  谈古代诗人眼中的民本思想

                                                                            徐洪青


     中国倾向于百姓的进步文人，志在兼济，他们的诗歌不平则鸣，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历史，反映现实，悯恤生民疾苦，反对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抨击重已轻民的专制独裁的皇权暴政，闪耀着激进的民本主义思想光芒，他们顺应时代的要求，苦在民先，乐在民后，植根于民众的土壤之中，直视民众生存的真相，透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本质，将个体的生命价值融入到整个社会的存在价值之中，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强化了诗文的审美教化功能，提升了诗文的思想斗争价值，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的精华，为文学史的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王权的高压下，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民本主义已成为批判强权政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历代进步文人追求光明、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

      一、诗人高瞻远瞩，对民众的生存权利予以充分肯定——提出了“唯歌出民病”的主张

      历代贫苦的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日出而凿，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本来完全可以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但穷奢极侈的统治者，如狼似虎的酷吏，为了满足一已私欲，穷兵黔武，丰取刻与，大兴苛政，变本加厉的压榨劳动人民，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劳而无获，一贫如洗，往往因缴不起繁重的租税，被迫卖儿弃女，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广大劳动人民的付出与所得极不相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以保证。“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诗人是广大劳动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对百姓的苦难有着具体、深刻、细腻的理解和体悟，他们用诗篇来反映民间的疾苦，无情揭露时弊，直陈轻民失民的利害关系，甘作人民的喉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满怀激情地为改善民众非人道的生存条件而呼吁、呐喊。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初统治者励精图治，广开言路，轻徭薄赋，舒解民困，为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宽松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至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贞观、开元盛世气象，而就在这表面繁华的掩盖下，唐玄宗歌舞升平，沉溺酒色，任人惟亲，不恤民力，万里江山很快陷入了战乱之中，上演了安吏之乱的历史悲剧。从此，唐帝国每况愈下，走向了衰败。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便应运而生，成为了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的见证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出了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诉”，以超越一已的情感，推已及人，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黑暗现实发出沉痛的控诉，对整个封建社会“虐民、残民、害民”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使《离骚》蒙上了深重的政治忧患意识，而杜甫的诗歌相比之下，忧国忧民的悲情色彩更为浓烈，投射出诗人饱受现实折磨的心路，已成为创巨痛深的时代的缩影，而这种忧患意识正是源于对国家、对民众的命运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正是这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构成了杜诗的精神支柱，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使他们倍受鼓舞，能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

     民众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关系到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和经济权是保证君主专制得以长治久安的前提，白居易同杜甫一样，是一位激进的民本主义者，他满怀仁道主义激情，明确宣布诗歌要为政治服务，作为杜甫的继承人，更为可贵的是，他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并把它作为衡量诗歌价值的标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对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残酷性、不合理性深层次的揭露和批判，其实便是爱民乐民、为民争利的具体表现。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道：“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中强烈要求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体恤民情，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惜民重民爱民之情溢于言表，发聋振聩。《卖炭翁》一诗写到：“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统治者耀武扬威，仗势欺人，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的暴虐形象跃然纸上。诗中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的资本被剥夺，生存的权利被贱踏，封建剥削制度的敲骨吸髓的丑陋本质暴露无遗。梅尧臣的“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与《卖炭翁》的旨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讽刺了剥削制度下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极不合理的普遍现象，拉近了诗人与人民群众心灵和情感上的距离，极具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笔锋十分犀利有力。更为骇人听闻的是：白居易在《轻肥》诗中写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大胆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吃人的本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深重尖锐的阶级压迫和对立，暴露了封建统治潜在的深层次的统治危机，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人民性。统治者暴戾咨睢、荒淫享乐正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痛苦的现实之上。尽管其罪恶磬竹难书，擢发难数，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目的不是发动民众起来斗争，推翻封建统治，而是为了“愿得天子知”，希望进行调和改良，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以便更好的维护巩固封建统治。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既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赖以生存享受的物质来源，更是支撑其庞大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赋税的承担者主要是农民。“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贫苦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忍受着超经济强制剥削。“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繁重的赋税无孔不入，农民自然成为历代诗人格外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在唐代，柳宗元的思想似乎更加进步，《捕蛇者说》中“苛政猛于虎”“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诗人对赋税之毒有着切肤之痛。他明确指出“官吏是靠人民的俸禄来养活的”，人民用“出其十一”的赋税雇佣官吏是为人民服务，但现实的状况是官吏不仅不服务人民，反而搜刮民脂民膏，倒行逆施，欺压残害百姓，而人民之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主要是人民没有团结起来，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这种出官为民仆的思想直至今日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提出平均土地的理想，力图缓解贫富不均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在那个时代就能有如此深刻进步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明代的于谦耿直狷介，枵腹从公，积极改革弊政，造福于民，在《咏煤炭》中写道“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终其一生自强不息，为民立极。清代的郑板桥有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此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如果封建官吏都能像历代进步文人那样关心百姓的饥寒冷暖，宽息民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信历史上的治世将会接踵而来。因此充分肯定民众的生存权利，大力扶持和发展民间经济，是君主专制得以维系的物质来源和经济基础。更是封建社会繁荣强盛、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二、为政以德，主张以仁爱平治天下——具有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和信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皇权专制的社会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皇帝的品行、才能对治乱图强就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存废兴衰，与民众的命运也息息相关。而民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推动着历史向前不断发展，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贤明的君主在治国治民的策略上，能够因势利导，宽政减赋，明德慎行，节用而养民，注意民众力量和民心的向背，善于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进而平治天下。其间，进步文人的激进的主张又能迫使君王降心以从俗，宽息民力，缓和与民众的关系。民本主义中的德治和仁政便成为其调节君臣、君民矛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君主闭目塞听，德治废驰，仁义不施，暴虐无道，民溃，民变就会层出不穷。“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因此，民心向背是判定有德与无德的主要标准，也是君主能否保持其君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历代诗人对君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渴求君主能严守法度，重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灭私欲而兴天下。杜甫自比稷契，自许甚高，他的思想浸透着儒家的仁爱精神。在《奉赠韦左亟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尧舜是以仁政治天下的典范，杜甫推崇尧舜，实质上就是希望玄宗能够宽政爱民，消除战乱，以仁爱平治天下。然而，封建社会带给杜甫的往往是太多的无奈和失望。当皇帝荒淫无道、胡作非为时，杜甫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不满和讥讽。“三吏”、“三别”中的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怀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对酿成灾祸却醉生梦死，不管百姓死活的统治者的批判不遗余力，入木三分，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攀上了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杜甫生计窘迫，狼狈不堪，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但他心忧黎庶，推已及人，致君尧舜，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仁爱精神。正道直行的韩愈深受这种思想的鼓舞，为了振衰救弊，无私无畏，挺身而出，直刺时弊，元和十四年上《谏迎佛骨表》，指出历代佞佛的皇帝都没有好结果。“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直言死谏，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且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尽管韩愈忠心耿耿，一心为社稷安危着想，但却触怒了唐宪宗，其结果只能是朝陈夕贬，忠而获罪。去京途中，郁积满怀的韩愈脱口便吟出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兰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尽管诗中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已被残酷的现实无情的击碎，但仁爱的精神已在诗人心中扎根，内化为诗人的一种至上的品质，构成诗人不骄不躁、至死不渝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昭示了：唐自安吏之乱以来，危机四伏，社会痼疾甚多，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而君主却充耳不闻，蠹财害民，迷信误国，无所作为。唐帝国颓败的趋势正向纵深发展，灭亡的命运已成定局，正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由于封建剥削制度固有的局限性，进步文人的思想在现实中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尽管诗人在实践和创作过程中对专制皇权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本质有所认识，也曾义愤填膺、言词尖锐地对腐朽吃人的官僚体制猛烈抨击，甚至把斗争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消除百姓的苦痛，对专制皇权还有很强的依赖性和盲从性。李商隐有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面对君主舍本逐末，不问民间疾苦而问鬼神占卜的荒唐举措，诗人思想苦闷至极，除了责问抱怨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在揭露时弊，批判现实的同时却不能彻底否定专制皇权，面对专制皇权的高压，进退失据，显得苍白无力，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中老百姓“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人命危浅，已陷入绝境，而诗人在理想和现实发生尖锐矛盾时，斗争性不强，对君主抱有幻想，仍希望君主成为仁德的化身，体恤民病，锄强扶弱，缓和日渐尖锐的阶级对立，诗人心灵深处固有的对封建君主的依赖性、盲从性顺势便转化为封建文人思想层面上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对君主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即便这样也无法改变封建王朝江河日下，日趋衰败的颓势。

总之，古代君主的言行举措，密切关系到政教的兴衰、百姓的祸福、国家的治乱，如果君主失德失范，倒行逆施，一意孤行，恣意妄为，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庶民一旦失去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就会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当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时，专制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将陷入土崩瓦解的厄运，但改朝换代改不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欺诈性、虚伪性、不合理性，只要封建制度不被消灭，民众便还要饱受天灾人祸的煎熬。

     三、澄清吏治，反贪倡廉，提出了出官为民仆的思想——为德治主义的有效贯彻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敢于顶撞皇帝，为民请命的清官，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堕落，已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封建社会中污吏、酷吏车载斗量，多如牛毛，他们侵民、扰民，荼毒生灵，横行无忌，阻碍着社会向前健康有序的发展，整个封建社会漫长的历程大体上就是一部官吏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椎心泣血的痛苦史。而官吏贪污腐化，盘剥人民则是一切封建社会的痼疾，也是一切官僚机构祸害天下最常见的罪行，因此，澄清吏治，反贪倡廉，自然就成为进步文人激进的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今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可等闲视之，它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的保证；也是时代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

     贪官污吏历来都是诗人口诛笔伐、声罪致讨的对象，诗人以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百姓伸张正义、鸣冤叫屈，坚决反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超经济掠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诗人的爱憎在极具战斗性的诗篇中得以具体体现，曹邺的《官仓鼠》便是刺贪的杰作，“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诗中控诉了官吏不稼不穑，却坐享其成；兵民乃邦国之本，却挣扎在死亡线上，带血的呐喊掷地有声。贪官污吏实乃是蠹财害民的罪魁祸首。元代的《奉使来谣》实乃百姓的怨愤之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封建社会固有的腐朽、欺诈、虚伪的本质无法改变，官吏的腐败便积重难返，愈演愈烈，官场上贿赂公行，官官相卫，官吏上下其手，徇私舞弊，鲸吞国家财产，肆意贱踏民众权益，整个封建社会乌烟瘴气，不堪入目。“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浊水，世上官多不太平”。纵观历史，历代诗人刺贪作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但需要强调的是，诗人刺贪的目的不在于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在于缓和并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迫使统治阶级对民众作出让步，在借鉴现实的基础上，选贤任能，惩贪治暴，更好地为民众服务，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不是由哪个圣人或是英雄所能决定，而民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任何官吏都不能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柳宗元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认为人民并不是官吏的奴仆，相反官吏应当是人民的仆役，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一文中明确提出出官为民仆的思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纸上，而是积极运用到实践中去，在永州贬所为民办了不少大事、好事，这是其他封建官吏很少做到的，思想指引着人的行动的方向，决定着实践的成败，柳宗元正是在进步思想指引下，使他走向了造福于民的道路，产生了为民服务的动力和责任感，追溯历史，宋代的李纲“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中的病牛形象，明代的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中的刚正的品格，是清官廉吏呕心沥血，从政为民的典范，与柳宗元出官为民仆的思想毫无二致，他们循公灭私，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勇敢地承担起天下兴亡的重任，成为后世官吏从政治国、追慕效仿的榜样。因此，笔者并不主张以优厚的待遇来抑制官吏的贪欲，那则能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促使官吏的贪欲更大程度的膨胀，进而危害社会，祸害人民，国家官吏的基本职能在于养民和富民，我们不能空谈官吏的清廉，而因以养民及解民之困作为衡量官吏政绩的准绳。“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我们应该正本清源，防微杜渐，在风俗教化上下功夫，从思想源头上加以控制，牢固确立出官为民仆的思想，使各级官吏灭私欲而存公义，忧万民而治天下，从根本上根除腐败赖以存活的思想空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德治更要与法治并举，法令不仅要约束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更要约束各层各级国家官吏，官吏要令行禁止，以身作则，制欲禁奢，崇尚清廉，做奉公守法、廉洁从政的楷模。

      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官吏秉承君主的意志，管理百姓，治理国家，是政策法令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如果用非其人，则民怨沸腾，德治仁政中道崩殂，行而不远；反之，清官廉吏、才俊贤达，甚得其用，则德隆政兴，国活邦安，官吏的贪与廉，与国家的处境和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澄清吏治，反贪倡廉便成为各层各级官吏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具体体现，它为德治主义的有效贯彻提供了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更成为时代文明进步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

       四、诗人激昂忠愤，志存高远，销兵非战，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平主义已成为历代诗人生命情感、意识形态中永恒的基调

      和平和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要潮流，是国家强盛，人民富庶的前提和保证，历代正直诗人激昂忠愤，志存高远，渴求和平，反对分裂，对统治者穷兵黔武，不恤民力，轻率发动战争予以最猛烈的抨击。杜甫的《兵车行》中人民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却还要饱尝妻离子散、生死离别的痛苦，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统治者贪求无厌，诛求无已，战争仍在延续，百姓们苦难正在向纵深发展。“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中尸横遍野、血流漂杵的凄惨景象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封建君主是战争的始作俑者，杜甫毫不留情地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草菅人命、惨害生灵的无道君主。反思历史，战争如洪水猛兽一般肆意贱踏和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给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一句话，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和掠夺。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候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不仅是统治者争夺天下、改朝换代、拓疆开边、消除内乱的工具，更是统治者蚕食鲸吞、屠杀人民、加官进爵，维系统治的有效途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曹松笔下战争的残酷、虚伪、贪婪的本质被彻底揭露，无情曝光。更为痛苦的是战争中侵略者寡廉鲜耻，嗜杀成性，轻启边衅，黔武敛财，直接导致了骨肉分离、国土分裂，民众受虐爱侮的惨剧的上演。富于人道主义的诗人，深谙战争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和强加于百姓的苦难。销兵非战、反对分裂很快成为诗人的主导思想，诗人反对战争，反对屠杀，从而产生了和平主义思想。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候。”中的闺中之怨；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中的梦中之思都有具有极强的反战情绪，其中所包含的和平主义和止杀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是诗人留给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诗人将理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在希望和痛苦的交织中艰难前行，诗人渴望和平，向往光明，更强烈要求维护祖国统一，并把它作为支撑自身生存发展、救亡图存的人生信念和精神支柱，其思想的底蕴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丝毫的褪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至死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事业。他在吟诵杜甫《蜀相》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然后，三呼“渡河”溘然长逝，爱国主义激情自然奔泻，撕心裂肺。丘逢甲的《春愁》更是感人至深：“春愁难遣强登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爱国主义已不再是丘逢甲个人单独的行为，而已经转化为中华民族同胞骨肉相同的信念、共同的举动。华夏儿女同仇敌忾，精诚团结，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台湾和大陆隔岸相望，仍处在分离之中，但两岸同胞唇齿相依，血乳交融，祸福相连，肝胆相照，正在为台湾早日回归搭桥铺路。台湾人民对祖国牵肠挂肚，向往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和平和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反动势力的鬼蜮伎俩都不可能阻挡历史向前推进的这一基本事实，每一位华夏儿女都翘首期盼台湾早日回归。

       诚然，民本主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临政驭民的一种“治术”，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讲，它充分肯定民众的生存权利，主张发展民间经济，贯彻德治主义原则，充分体现人类的理性思辩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抒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历代诗人向长夜漫漫的封建专制发出战斗信号，与民休息，为民争利的最有力的思想战斗武器，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斜阳

　　非常了得的一篇文章！分析透彻、论述严谨。通篇一气呵成，紧紧的围绕着“民本”的大议题进行说事，并通过对古诗的解析，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进行了阐述，很精彩！
      中国眼下看起来很是“民本”，但是这种“民本”大都是有“官本”操纵。“先忧后乐”其实更多“忧”的是仕途，“乐”的是“钱“途。
　我个人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我们醉里收到的为数不多的精彩论述文章，感谢作者！

    如有机会，进一步向您请教“民本”问题。谢谢作者！

斜阳

明天八天长假，已经订好了外出的车票。本想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您的这篇文章让我“精神焕发”，全无睡意。看来明天在车上看不到窗外的风景了！

徐洪清

版主高评了,还请多指教和批评,我能到这一论坛看到这么多精彩旳风景,看到这么多友善的人,我感到心里格外的舒坦,能踏上这一论坛的净土,得益于吴茂华版主,甚至进入程序,都是他在电脑前一手操作,本人性格內敛,但一进这一版块很快被陶醉,思想变得更为厚重,在平时特别喜欢与吴版主讨论生活、学术方面的问题，往往到深夜还不辍交流，尽管吴对古诗文研讨有一定水准，但并不深谙，更主要的他不热衷于此道，但给我的帮助是不少的，从他那里我看了不少古籍原文及理论，在这一论坛上我看到很多善良真淳的心灵，他们写尽了人间美善、写尽了人世沧桑，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推开窗户时我看到了文学的真谛，看到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孤単，因为这一论坛上的精神食粮太多太多，醉里挑灯着实让我感动，斜阳版主的豁达情怀也是我感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青年人的路还很长很长，斜阳版主的关怀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杨易云

版主深夜读帖，评帖。喜悦难以言表。
这就是遇到好帖的心情表露。
徐老师新来醉里挑灯，一篇《纪念逝去的灵魂》，文字功底扎实，缅怀与追念，情透纸背。
这一篇《谈古代诗人眼中的民本思想》更见功力，闳中肆外，站在历史的高度，详实道来古代诗人民为本的思考与探求。7000多字长文读来一点不累。

问好徐老师！

徐洪清

回复 2# 斜阳


    还没注意斜阳教授，深夜读帖，让我特感动，非常谢谢！“ 中国眼下看起来很是‘民本’，但是这种‘民本’大都是有‘官本’操纵。‘先忧后乐’其实更多‘忧’的是仕途，‘乐’的是‘钱’途。”版主 说得很有道理，今日的民本思想也只是当官的说说而已，对上负责为了对自己负责，对下名为负责实质欺骗，官眼里根本没有民众，将民众挂在嘴上，只是为了行权达便，为实现个人的某种政治目的和私欲而服务，诚然有很多政策为民所思，为民所想，可一到底下就变形，一方面，中央内部利益群体利益权利斗争激烈，中央权威在下降，另一方面，底下的好官寥若晨星，唯利是图，自上而下的执行机制已被破坏，令行而不止，官风已被大染缸彻底染坏；中国民本实际是官本位思想，所谓民本则是维系统治的手段而已。如有机会晚辈后生的确需向斜阳教授请教学习。同时也谢谢杨老师的提醒！

梦醒杨柳岸

“民”  会意字。字从尸从氏。“尸”意为“身体不动弹”，引申为“不迁徙”。甲骨文本意为：被用一刃物刺瞎眼睛的人。说文民部“民”，萌也。象草芽之形。古代没有教养文化的人为民，转音加亡为氓。左傍亡为无字，当无地之民解。周公之后的古文献中，“民”字义有褒有贬，有抑有扬。后世所言贱民、下民、草民、子民等称谓以及官民、绅民、君民等对举，则显示出“民”的卑下身份。

上述文字引自百度，从字源角度，可见“民”是指一种相对卑下的身份，当下还有屁民等称呼，均等同此义。“民本”即“以民为本”，省略主语“君主官吏”，全义可理解为，君主官员当体恤民生，切不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过于贪腐凶暴。

百度查询“人”，说文解字，清代陈昌治刻本【卷八】【人部】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可见“人”比“民”高贵，一般草民、贱民还不能算作人。

胡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现时代，“民本”思想比“人本”思想在境界层次上尚低一格次。而“人本思想”最早源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再经过18世纪源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冲击，应该说“民主”理念才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遵循的“普世”理念。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能发出如此爱民保民之言已属不易，就目前而言，“民本”与“民主”存三级思想落差，无过分推崇之价值。

个人管见，楼主切莫怪罪！

徐洪清

回复 7# 梦醒杨柳岸


    说得很有道理，很是透彻，与西方相比，现今的中国连民本还没达到，更不谈人本，尽管党中央不断提出，集权专制还是避免不了，近代中国的落伍，说明中国在思想层面的操作与西方是有差异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继失败很能说明问题,日本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从侧面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然而在人治高于法治的现实中，又有多少人不害怕文字狱，只能借古讽今，而不能言之凿凿。楼主的高见着实高明。民是人的一部分，从范围而讲。人文比民本在思想层面上在内涵上高一个档次绝对不错，但就当今中国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但每个小我不能气馁，应在保障民生基本权利，为民立极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解放人的思想，注重个人价值的挖掘，为实现人文社会不断努力。这是一个大目标大方向。谢谢楼主

徐洪清

回复 7# 梦醒杨柳岸

"可见‘人’比‘民’高贵，一般草民、贱民还不能算作人。”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我的同事吴茂华老师多次提到你与单国顺，你们在阜宁，是学养很深的人。

渴望一见！

握手！

梦醒杨柳岸

回复 9# 徐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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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老师学问功底令人钦佩，至于我只不过杂七杂八读了一些闲书巴了，“学养很深”四字于我可谓汗流浃背、愧不敢当。

楼主虚怀若谷，功底扎实，学问人品让人仰止，上面几个回帖可窥一斑。茂华有你这样的朋友，为他也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