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水上森林

张涛口述   顾少俊整理
      我叫张涛，今年95岁，兴化昭阳镇人。小时候，我非常崇拜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少年时代我拜苏北知名学究徐子玉为师，苦学了三年古文。徐子玉留学过日本，在教我古文的同时，他还教我日语。
　　“七七事变”爆发，我从报上得知，日寇侵我河山，杀我同胞。我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我的父亲当时是木行职工。我对父亲说：“国之将亡，家焉何存？日本鬼子来了，木行能照常经营吗？能让您继续好好干您的木工活吗？这里的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
我说通了父亲，他同意我报考军校。现在想起来，我感到，我父亲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
父亲同意了，我激动异常，写了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襁褓出身小商家，深居昭阳一井蛙。
　　求学民塾蹲古庙，从今救国走天涯。
　　我当时在设于东台的黄埔军校18期学习。
　　在军校，我不但各科优秀，还继续刻苦学习日语。毕业时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了。
　　1941年3月毕业后，我到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报到，后分到保安3旅3营9连2排任排长。部队驻扎在高邮头闸口，阻止日军北上。
战前，我把军事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指挥战士们构筑坚固的工事。我的左右各有一个排。战斗打响前，我到右边兄弟排的阵地一看，吓了一跳，对方构筑的工事非常外行。原来，这个排的排长有个亲戚在军政部工作。团长为讨好上司，当兵三个月就让他做了排长。我立即向他指出工事构筑出了问题，但重新改造已来不及了。
　　我匆匆赶到自己的阵地指挥战斗。日军先是炮击。我冷静地下命令：“观察员注意观察。其余人员退坑道隐蔽。”由于指挥得当，敌人炮击20多分钟，我的排无一伤亡。炮声一停，我一跃而起：“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战斗很惨烈。这时左右阵地上还击的枪声稀疏。显然，敌人的炮火已让他们伤亡惨重。
　　我防守的阵地是鬼子的主攻目标。有好几次，鬼子已攻上了阵地，我硬是带领战士们用刺刀将鬼子打了下去。第二天凌晨，我接到团部的撤退命令。此时我的排减员7名，左右阵地的战士已全部阵亡。
　　我打仗灵活，被胥金城司令看中，升为警卫排长。
　　日军攻占兴化后，胥金城在兴化南部的农村活动。部队给养全靠自己筹集，生存十分艰难。有时士兵们每天只能吃一顿。很多士兵由于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整个队伍疲惫不堪，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气氛。我常给战士们说快板，教战士们唱自编的抗日歌曲，鼓舞士气。我和司令部的人一起经常到下面连队给战士们讲杀敌报国的道理。就这样，虽然条件艰苦，但部队很少出现“逃兵”。
　　1943年3月，汉奸张星炳与日伪暗中合谋欲一举消灭胥金城的抗日队伍。东台、溱潼、时堰的敌人一齐压过来，泰州、兴化的敌人又包抄上来，形势十分危急。胥金城的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准备向东撤往“联抗”所在地李家窑。敌人如影随形，穷追不舍。这时天色渐暗，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阻击，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胥金城想给我留一个班，我说：“不用，两个人就行。”我担心胥司令身边警卫少了不安全。我和警卫排的一个老战士留下来阻击。
　　夜幕要降临了，我们两个人凭两挺机关枪和十几箱手榴弹，硬是挡住了几百日伪军的进攻。夜里，我大声喊话：“张班长，调几个人到左边去！”“李班长，再运几箱手榴弹过来。”留下来的那个战士作相应答话。我们在阵地上演起了“空城计”。下半夜，我俩在阵地上，把剩下的手榴弹拉出弦，布下了“地雷阵”，然后每人扛一挺机关枪，步行一天后找到了大部队。
　　这次战斗，胥金诚的部队大伤元气，1200人只剩700多人，在郭深的指引下投奔了新四军。
　　陈毅军长听说我打鬼子很勇敢，头脑灵活，且多才多艺，摸着我的头说：“小鬼，相信我，留我这里吧。”我头一扬说：“不。忠臣不事二主。我要去找蒋校长的部队。”陈毅哈哈大笑，不但不为难我，还安排人用车子送了我很远一段路。
　　陈毅军长的胸怀多么宽广啊！虽然离开了新四军，但我发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没有贪污腐败现象。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在往江南的路上，要经过一道关卡，两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和一个拿着大棒的汉奸站岗，他们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用棒子打，刺刀刺。旁边的水塘里有十几具尸体。
　　那汉奸叫沙云香，高邮人，是我们部队驻扎高邮时的一个房东。
　　那汉奸向我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大步迎了上去，冲那汉奸就是两个耳光。那两个鬼子端着刺刀围了过来。我不慌不忙操一口流利的日语说：“我是日本人，在高邮执行过特殊任务，认识这个人。他为中国军队做过事，是个奸细。”并随口说出几个日本军官的名字，告诉他们：“南京的大本司令是我叔叔。”那几个日本兵是南朝鲜人，是被鬼子抓来当兵的。听说我是正宗的日本人，又是南京大本司令的侄子，赶紧赔礼道歉。就这样我巧妙地过了封锁线。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内部愈来愈腐败，战场上节节败退。我当时任营长，曾给蒋校长写了两封信，想校长惩治腐败，重振军风。无奈人微言轻，没有回音。
　　1949年3月，部队往台湾调，我和二十多个弟兄坐在两条小船里，一艘大军舰拖着往台湾开。在船上，我想起和共产党打交道的那一段经历，感到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我和战友商量后，毅然砍断缆绳起义。
　　文革后期，我得知校友吴春苏仍被关在监狱时，给邓小平写了两封信，反映了吴的具体情况。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老吴获无罪释放，并住进了兴化敬老院。我逢人便说：“我是国民党军官，给蒋校长写信，没有反应。给共产党写信，立即就有批复。共产党有希望。”
　　1988年我的一个黄埔同学从台湾来看我，见我生活困难，想给予帮助。我说：“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我的生活还算可以，我想请您帮助比我更困难的同学。”
　　那些年，我一直东奔西走为手下的战友解决困难。我感到自己是营长，应该关心手下的士兵。

天涯倦客

肃然起敬！

梦角

同感

林知闲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