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桦：一篇小文待指正

姜桦

　　 1976：断续的少年忆 ——献给30年

所有的花都已经谢了， 连根都腐烂在了泥里； 愈走愈远的日子，啊！ 我的青春支离破碎。

——题记

一九七六年。春天。一个乡村少年走在开满油菜花的油绿田埂。青葱的麦子在脚两边缓慢分开，留出来的道路凹凸不平，一直通往我就读的乡村中学。踏着洒满露水的乡村道路，我的蓝色卡其布的裤子接了好长一截。而且，从那布的质地或者色差，一看就知道这衣服已经接了不止一次。 学校在家的东北方向，沿着四支渠一直朝前走，两边的花一律开成淡紫或者粉白。一个刚过13岁的乡村少年，一个高一年级的学生（直到今天，我的朋友中还有人不相信我竟然是1977届的高中毕业生）。苜蓿草，灰灰条，野豌豆，或者芙芙秧。植物们五颜六色的花朵带着我早早开始的青春一路向前，我的心，似乎也一直停在远处，停在未来，停在前面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一个乡村少年的忧郁和孤独到底会有多久多长？小河小路说不出，水边刚刚钻出的紫红颜色的芦笋说不出，青莽味道的蚕豆荚也说不出。虽然春季会考（1975年3月。小学初中阶段我记得的唯一的一次会考）成绩在全公社排名前三，虽然出身于教师家庭，但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我仍然险乎成了一个连戴帽初中都读不上的人。其实，在那样一个年代，即使你把书读好又有什么用呢？“天生一副亮霍霍的嗓子，你让他去淮剧团吧”。父亲听从了与自己情同手足、又同为乡党的老校长的意见，让我去报考县里的剧团。于是初中两年（当时的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两年），我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和父亲一起，奔波于家乡到县城的路上（好象还去过一趟遥远的风车旋转的宝应或者兴化）。那时候乡村里还不通汽车，自行车也少，于是从我生活的村庄到县城足足三四十里的漫漫路程我们只能步行。为了节省下过河摆渡的7分钱（大人5分，10岁以上的小孩2分），父亲基本上都是选择一条相对偏远的路，先绕过10多里地外的安陈，经总渠腰闸折返东沙港，然后再斜插上大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10来岁的乡村少年跟在人高马大的父亲背后在烈日和暴雨中为命运奔走央告的情景。但因为心里怀着一个无限美好的梦想，所以，在前后1年多的时间里，只要踏上奔向县城的大路，我们都是一路高歌。但我也清楚地记得有两次不是步行的经历。一次是乘了突突的小轮船，另一次则是蹲在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一直颠簸到了县城，待下车时两条腿已经麻木得不能着地。 五月。整个校园花开灼灼。夜晚的学校大礼堂。眩目的汽灯照着宽大的舞台。我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和一帮同学在排练淮剧《拣煤渣》。勤俭节约。生生的老主题。但因为是淮剧，一种乡情乡韵的家乡戏，多少年过去我还记得那段唱词：“小小煤渣，作用有多大？拣来拣去也拣不出个啥。” 整个一出戏中我就这么一段唱词。这是兼教英语和音乐的小陈老师特别分配给我的角色——当时任我们课的老师有两位姓陈，教英语的小陈（坤）老师和教数学的大陈（永发）老师。20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小陈老师告诉我，就这么几句唱词当时也还是据理力争来的呢。一次汇报演出前的节目过堂，当时的公社文卫干事问：“这伢子不是老某家的吗？他可是富农啊。”陈老师拉了拉我的蓝卡其裤子，说：“一条裤子打了6个补丁，你看他还算富农吗？”在家排行老大，接下来是相差无多的两个弟弟，到我4岁半的时候，最小的小妹也已经落地。孩子多，没办法，衣服短了只能接上一截继续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如此简朴的生活似乎并不影响我们童年的快乐心情。“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好，走喽！”当年，做乡村教师的父亲就是这样将穿着打着补丁衣裳的我横挎着背到了学校。他将我朝他上课的隔壁班级里一扔，就这样我成了村小学的一名小学生。我抬头看看，连最矮的女生兰芬都比我高半头，但是，我身上的补丁不比任何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少。 在晚了足足半年之后，我还能够进入这所苏北灌溉总渠北岸最好的中学读书，现在想来真的不容易。1970年代的乡村大队，家家都有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员个个扮相俊俏能说会唱，今天的本山大叔当初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作为渠北最大的中学，学校里自然也不甘落后并且想方设法到处去网罗人才。这样， 1976年1月，在我初中毕业在家割草挑菜养猪放羊“赋闲”了好几个月以后，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几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包括小陈老师）几经努力，最终以“这个孩子有难得的歌唱天赋” 为由，说服了当时的老校长。那天，当小陈老师托人辗转带信通知我下一周就可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父亲正在沙岗九队的学校小农场带着一帮学生在挑粪（那年暑假，我父亲也已经借调到了这所中学）。而母亲，一个曾经为了爱情而中断了学业的善良又倔犟的女子，听到这个消息，半句话没说，这泪水早已如大河决堤般地纵情奔流。确实，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要知道，秋去冬来，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初中毕业的同学已经在学校里上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我们对上学已经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 学校宣传队在假期里也没有停止过排练。那天早晨，父亲用一辆旧式自行车驮着我去学校报到。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小雪。破旧的自行车在凝冰的道路上缓慢行走，我听见它除了铃铛不响其它到处都在响，而车轮碾过道路的时候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让我一直害怕这日子会突然被时光割破——就在前几天，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刚刚去世。 寒风刺骨，大地萧瑟。道路两边乡村小学的围墙和农民家的墙头上，用黑色烟灰写成的“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标语深深地刻入了泥土。 一个乡村少年，那一天正好是我虚13岁的生日。 夏天。两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遮天蔽日。头顶的鸣蝉几乎要把那些杂乱的树枝一根根给扯下来。 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当时还没有双休日），我和几个同学都会在教室里布置批判栏（最早是大字报）。高一高二年级的两排教室东西山头的各两面墙。每面墙贴上下两排。二六一十二。4面墙48张纸。简单的算式。吃完午饭（白色的铝制饭夹。用木笼蒸出的加有少许几粒米的粗粮干饭。冬天里用大缸腌制的大咸菜汤。那被磨盘挤压过的部分呈明显的金黄色，30年过去，那色泽还是那么鲜亮！）一溜好几个人,就这样摆开阵势。挥汗如雨地忙上半天，到傍晚放学前，整个四堵墙已经是焕然一新了。1976年的羊寨中学书法组。指导老师：李强，路新岗。当时抄写过大字报的一干人马，印象深的有：高一（1）班的王向东（现居盐城）；高一（2）班的李如亚（军官至大校，几年前部队转业留在了北京）；高一（3）班的王达问（在上海<一说在无锡>打工，我的好兄弟，年近50了还在为生活如此辛劳地奔忙）。还有我。小鹌鹑蛋大的字。记得用那一支又一支的狼毫（羊毫）毛笔，我们写过 “红旗漫卷迎风飘，革命形势无限好”；写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少年狷狂，为了展露一下自己的“文才”，我们偶尔也曾写过诸如 “风舞红旗春烂漫，雨打绿叶绿满天”、 “波涛汹涌滚潮浪，澎湃洪流激海江”之类（此两句曾经被班主任朱广鸿老师当堂点评，所以印象较深）。而两边的两排大字（对联）基本上都由王老校长（厚培）和小路老师（路新岗，高中毕业后留在校办工厂的一位学兄）执笔。王老校长念过私塾，字大如斗，落笔生雷，70多岁时因病辞世；路新岗后来据说一直还在那所学校，不过已成了当地知名的书法家。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布置批判栏抄写大字报这样一件特殊的事情，让我们“76书法组”的几位同学一个个逐渐成了校园里的“写字名人”（那时候是断不敢想做什么书法家的）。也正是因为抄大字报，我这个年仅13岁的乡村少年，曾经早早地遭遇到了人生最初的不快乐，并且留下了一段永生难忘的、充满深深自责与忏悔的回忆。 炎热漫长的夏天在花开草长中过去。9月，暑假结束，新的学期开始了。 一场文化革命如一条大河进入了它的缓慢沉重的下游。随着政治形势和运动节奏的变化，我们的“76书法组”开始承担起除了抄写大字报以外的更多庞杂琐碎的事务。学校停课宣讲革命传统的公告，大小食堂里的菜谱，再后来，甚至包括打扫厕所、，某月某日下午全校集中灭鼠之类的通知也要我们动手了。这搞得我们很是疲惫以至逐步生出了厌倦。不过最令我烦恼的还是抄写新发展的共青团员和红卫兵名单。从1976年2月到1977年夏天高中毕业，短短的不到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我先后抄过16批（次）的团员和红卫兵名单，但一批批名单中每次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到那几个“红青” （红色青年）。“红青”们基本都是干部子弟（最不济也是大队书记或者民兵营长的儿子），其中几个就住在当时的社革会大院里，一个个“根正苗红”。他们习惯将与小镇只有一条河之隔的建设和生产、黄谢等村称之为“乡下”。因为一个个“根正苗红”且父母“大权在握”，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直接操纵了整个学校的红卫兵和共青团员的发展。我出身“富农” ，政历本来就不“清白”（当时我一直填“政历清楚”而非“清白”），少年气象里偏又有某种隐忍不住的狷狂，因此，我干得越是卖力，奉献再多，在我加入“组织”这个问题上，就更不会有谁会主动提及，即便有谁存心要帮我一把，将我拉进红色阵营，但只要几个“红青”有谁随便打个哈欠也就基本没戏了。因此，别说将我吸收进青年团组织，就是发给我一只用黄色油漆写的“红卫兵”袖章也“绝对不可能”（详见1976年6月22日“阜宁县羊寨中学红卫兵营讨论记录”）。但一次次的失望倒更加燃起我内心里新的渴求进步的欲望。因此，一批又一批，每次抄写新批准的共青团员和红卫兵名单，对于我都是既是一次不小的刺激又是一种新的无形的鞭策和鼓励。到最后，我甚至每一次都是眼含泪水在干这种活了。这使得对我宠爱有加的高语组的徐老师（刚兼任校团委书记，一个月后做过我们半个学期的班主任，爱好篮球和文学）既感到惋惜又束手无策。但是最终，公元1976年9月7日中午，在一阵凉风夹杂微雨的暖湿氛围里，在我抄写完新发展的又一批红卫兵名单以后，徐老师叹了一口气犹豫了那么一会儿，竟然擅自作主，在“阜宁县羊寨中学1976年秋学期第一批红卫兵名单”的最后一行，冒险加上了我的名字，这也就使得我在进入高二年级的新的学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最终得到了一副含满我的泪水和希望的红袖章。其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再没有发展过红卫兵。我也因此成为羊寨中学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红卫兵”。（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徐老师弃文从政，从教育局到市委办，最后又做过10年直接分管我们电视台的副市长。河东河西，十年一梦。徐老师在任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机会，现在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我倒要说出内心的一份真诚感激，并且衷心地祝我的老师身心愉快身体健康）。 1976年9月9日。一个让每一个中国人感觉天崩地裂的日子。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巨星陨落，举国悲恸。10日中午饭后，利用午休时间去小店里买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的班主任朱广鸿老师与住在小镇上的同乡老友顾丙仁在街头偶然相遇。朱与顾乃30多年的知己。朱老师系解放初西南联大中文系出身，国学底子深厚，善歌赋；顾丙仁老先生念过10年私塾，满口之乎者也，且写得一笔好字。伟人辞世，大厦将倾，街头上，挚友故交忆及20年前一起为学校奠基挑泥担土，如今虽桃李芬芳，事业欣荣，但世事艰险，人生悠忽，天昏地黑。哀之忧之，不禁感慨多多。言之不禁，竟然从正午一直聊到黄昏，从街畔叙至顾先生家中。小窗前，月光下，一碟花生米，二两猪头肉，外加一盘韭菜炒鸡蛋（韭菜是地里割的，鸡蛋是鸡屁股眼儿里抠的），两个年过半百之人借诗咏志，借酒浇愁，情极处不禁痛哭失声。 是夜，两人烂醉如泥，终各取其势，席地横卧。醒来，已是天光欲晓，东方既白。 翌日上午，朱顾二人半醉半寐，各吟七绝一首。 因与我父亲同居一室，当天中午，朱顾二人的诗歌被我第一个读到。当日的晚自习，征得朱老师同意，我将朱老师的诗用粉笔字抄录在黑板上，并写下：“巨星陨落，举国哀痛；好诗一首，诸君共赏”。 朱广鸿老师的诗如下：

七 绝 噩耗传来天地崩， 故友街头恰重逢； 忆及二十年前事， 皆是挑土奠基人。

诗的章法如何，我当时不太懂，只感觉，短短四行诗，忆旧，咏怀，哀人，忧国，欲血欲泪的真情感可见。但就是这首诗，给朱广鸿老师惹来弥天祸殃。当晚，我刚将诗歌抄上黑板，手上的粉笔灰还没拍干净，就有人将此诗抄下送到了当时公社革委会主任手中（疑似欲与同学恋爱而被朱老师严厉斥止的某女“红卫兵”所为）。结果，这一首平常的抒情述怀的小诗，迅速被冠以“举国哀痛之日，竟有如此吟诗作对邀月沽酒之逸情”以及“欲与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争功夺利”之“欺君”、“万恶”之罪名，朱广鸿与顾丙伦也当即被五花大绑分别关押于黑屋并两天不准吃喝。连续数日，工作组轮番审问，命其交代罪行，稍不顺从旁边早有“红色青年”鞋底伺候，如厕时也是两三人一起押着（据说这终使得朱老师从此多年再不敢当着第二人方便直至1985年吐血终老）。后来是连续四场的千人批斗大会，共青团员口诛笔伐，几个红色战士高呼“打倒”、“砸烂”（其中一个女红卫兵振臂高呼并欲“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朱顾二人的头低的真比臭狗屎还低。 再后来，全校数百名师生在公社革委会领导的带领下押着朱顾二人，一路高呼口号，沿通往南羊孔庄和废黄河滩上的孙河、果园、外口、王山等几条主要道路以及附近各村周游，队伍经过处，红旗猎猎浩荡，一片批判讨伐之声震彻山河响遏行云。 而作为这首诗的传播者，一个刚过13岁的乡村少年，虽然没戴高帽挂木牌，但穿着打着大大补丁的接了下摆的衣裤，戴着鲜艳的红袖章，我不得不这样低着一颗大头，眼含热泪，走在离两位先生最近的地方。

戚涤尘

       我八十年代在陈集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也叫朱广鸿，也是羊寨人，可能与今日姜老师提到的是同名人吧。

[ 本帖最后由 戚涤尘 于 2008-6-10 11:00 编辑 ]

姜桦

　　差异时时有，差异无处不在。

苏桃源

　　阅读了姜桦的回忆文章，很感亲切！我与姜桦是邻村，姜桦的父亲还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我是75届高中生，也是在羊寨中学毕业！我人在昆山已经16载，但是很有幸经常阅读姜桦的诗文，他的一本《大地在远方》诗集我还收藏着！

吴茂华

　　有些事情,也许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曾经仓海难为水啊!

芭蕉叶下

在这不当班的下午，细致耐心阅读着姜老师的少年回忆录，眼前好似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在上演。经历真的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张大勇

　　少年之痛，最初是懵懂着的，是一种自责。但这种痛，随着光阴的冲洗，不是变淡，而且越发疼痛，成为一个成熟中年文化人的心灵之痛。这痛，代表着一代人（加上少年已是两代人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悲剧。读这样的厚重、沉凉的文字，真的，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感觉到能大胆说出自己“内痛”的人是可贵的，他在那个黑色年代无意的“助纣为虐”，往大里说，是一种“闹着好玩的”孟浪；往小里说，是一个小小少年的正常表现欲。如今，他在忏悔，他在追索，他在问天。可慰的是，一切已将过去，那个懵懂、纯真的少年成熟了，一个民族变得理性了。这样的文章，多么需要我们静下来思读啊。少年无过。谁之错？ 文中的日期表达方式没有统一；结尾结得好。

孙立昕

　　偶然来到醉里，一眼看到姜老师的大作，看到大勇老师的评论，感觉亲切异常。竟然不知道醉里如此繁荣。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