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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的咒歌 ——汉语现代性之后及枯草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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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2 15: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陶 林

一:现代之咒在中国

     我以为,相比较学界公认的波德莱尔“恶之花”这个意象,“草”这个意象更符合现代主义起点的形象意味。最初的“草叶”这个意象,经过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发掘和强调,成为了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个经典形象。北美新大陆的自由和热情,造就了这位诗人全新的气质,在英语诗歌领域袅绕的那种如伦敦湿雾一般的阴郁感被一扫而空。草叶湿润、滴水,小草在广袤的北美平原上蔓延生长,创造出了一段自由、奔放的大陆抒情史诗(以后的)。与维多利亚时代根深蒂固、自负教养、充分“近代化”的英国式文化树系相比,美国文化恢复古希腊时代的那种自由感和生命感是何等的轻逸。
    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一个群体性的活动,革命就是这项活动群体性最为显著的注脚。愈是因为这点,强调个人的诗人就越要因“反现代化”而具备“现代”感,后现代就是把这种意念全面落实到实践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尽管世界已经充分现代化了)——这不能不说是艺术与现实的神经分裂,但它确乎就发生了。因此,现代诗人绝非木本植物,而更多地像草本植物。当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纯粹为了揍自己的养父而战斗时,所谓现代和后现代的种子便深深地埋藏。以至于当格瓦拉这样一个立足“远大理想”却游侠般战斗的革命人物出现时,身上无疑散发出浓重的殉难者约翰“现代先知”的味道。在现代化的草地上,现代诗人正如草一样,起初是滴着新大陆露水的丰满,其次不断向干涸的地表扎根,绽放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再后来,渔王消失,大地干涸,变成了“荒原”,而很多的草变得如中国式批判词汇所形容的:“大毒草”。毒草要被小心地剪除,或者隔离,变成充分钢筋混凝土世界中的异物,诗人被驱逐出“现代化标准”达标公民们的感觉圈子,最后变成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异类”。在权力、道德、合理性、实利等的重重驱逐之下,越是恪守真实感受诗人因存在所写的诗句,在常人眼里,就越像是一种疯子的话语,以至于当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重新希冀通过诗人的感受召唤人们存在感时,“现代化”的理性学界的人误解他发现了多么新鲜的东西。当我把看问题的尺度调节到“日常性”这个微观的角度时,就会发现诗人和常人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人和人之间不可理解性变得异常诡秘,令人惊心动魄。
如果说20世纪初前期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都在各自成长,并作用于人类整体性的文化和文明生态的话。那么,到了“一战”前夕,火的燃烧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在西方世界,上帝对人的内心不乏威严的庇护,变成了人在获得了林林总总的“实践性哲学”之后无边际的自相残杀。马克思—卢卡奇所惊惧的那种“异化”力量(或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旋毛虫”)在四处传播,立足于对“物世界”里各种现实利益的争夺。所谓人文主义的“巨人们”在神面前的自觉开始(或曰“启蒙”)到了“异化”的境地,与其说是一场悲剧,不如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黑色幽默。火烧尽了木本世界,死亡一如旋风一样周游世界,剩下的是一片由进化之“物”和理念组成的“石头世界”。而这个石头世界里,除了烧焦的巨木之外,剩下的,就是幸存顽强的草了。而古话所谓的“草菅人命”,是这个历史过程里一个最关键的词语。理念杀人,身份杀人,甚至一句话一个玩笑都能致人于死地。“物世界的现代性”就是在异化和所谓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提出这个概念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地狱之门的开启者。当他傲慢地谈论东方哲学时,丝毫没有把东方哲人当成和自己同样智慧的人,甚至更超然的智者)支配下的“第二自然”理性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的肉体有没有被杀死都无所谓了,灵魂的死亡造就了无处不在的“没有个性”的人,或者如一些妄人所谓“繁衍同类的材料”。艺术精神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进程的对抗,就是以最孱弱的善对于人类尊严的保存。
若以东方诗学的肃穆和静观的标准来看,现代主义之“好动”和极端无一足取。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艺术的现代性”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性历程,工业化、城市化、标准化、革命化……一旦走向这条“道”,中国传统的“道”思维就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方向性危机。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开放、战争、运动……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史无前例,也“进化”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代的柔性的帝国体系。活生生的古典中国的文化传统变成了“僵尸”(血肉干腐),而文明传统中某些坚硬的“石头”部分(如中国式的官僚-民众结构,中国式的权力-社会结构)则被保留了下来,支配着世纪之初人们的生活。体现在艺术精神上,汉语现代性进程显得异常诡秘且惊心动魄。所有西方世界里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那些个悲剧、喜剧和闹剧,中国无一遗漏地发生过,极端性和多动性甚于既往,而所谓“中国特色”性又如此鲜明(着重表现在文明断裂性上),我想,未来人们回望这个古老的文明在这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究竟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巨大的历史断层,传统文化的空白,还有就是费力甚多、名目甚多的流变,却较少的人文艺术成果。
作为一个意象链,“草”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里最初作为重点意象出现的是“月亮之草”。诗人戴望舒将自己的写作定名为《望舒草》,很耐人寻味。“望舒”的意思是“月神之车”(见《楚辞》),作为一个成熟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的诗歌写作其实还是偏向于古典多一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和谐在于用古典的心情来书写模棱两可“现代性”:“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样的诗句在《望舒草》当中是极少的,更多的是“雨巷”式的缠绵。其中最浓郁的,还是代表着中国传统式士绅阶层的意趣。同样的例子是,留英诗人徐志摩在他的诗作里不无感伤地书写着对剑桥大学那座“剑桥”的流连,甚至是剑河边的柳树都充满了“新娘”般的诱惑力,令人春心荡漾。以至于这位在东西方两棵大树下乘凉的诗人忍不住说:“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又是水又是草,这位文化的旅行者似乎对艾略特所敏感西方文化似的“渔王之死”的状态毫无察觉,因此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缺乏灵魂感的文化搬运工。一个宏大的问题摆在了汉语诗人面前,“永恒的”长满望舒草或者“水草”的中国和令人眼睛里常含泪水的“苦难的土地”(见艾青的诗),哪个更接近于“现代”的中国?无疑是后者。无论从世界大背景还是中国的小气候来看,后者具备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而即使是苦难,也是现代性的苦难,与传统中国的困苦呈现截然不同的状态。
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贵身论”的,对人的生命存留有着全套的见解。只有在现代性所谓的巨大转型期中,死亡才因为社会地壳的运动而变得极端轻易。革命领袖召唤死亡,“唯有牺牲多壮志”;现代诗人讴歌死亡,如郭沫若“凤凰涅槃”。在“重于泰山”或者“轻于鸿毛”的博弈之中,诗人将死亡贴上了价值判断的标签:“有的人死了”和“有的活着”(臧克家),并在潜意识中召唤所有“该死的人”去死(谁该死,谁不该死,不由命数定论,而由一个诗人来宣判,人之异于禽兽几希?)。人格的无限张扬和“升华”,致使人格具备了神格的魅力,并随着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伪神格的张扬甚至到了可以勒令时间开始了的地步:“时间开始了”(胡风诗)——“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类似于“萝卜为青菜服务”的命题,无论是美学史还是政治学史上特异说法空前地被滥用。到了民歌运动的时候,“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之类的句子,或者“浮夸风”中无边无际的吹牛,诸如“一个萝卜顶到天”这样的比比皆是的句子,让人倍感到,现代性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呈现出的极端扭曲的状态。这是一出历史性的谐剧,但真实地发生过。如作家鲁迅所说的,沉浸在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迷雾里。
现代汉语诗进入中国的“新时期”以来,似乎又重新走到了“刷新的起跑线”上。起跑线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刷新的。我记得,在女知识分子张志新被杀害后,有位诗人写出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小草在歌唱”来肯定这位烈士的价值。 “小草在歌唱”,这是多么能唤起人们心中某种悲哀共鸣的意象啊。小草顽强生长,如韭菜般被割断了还能生长一样,现代性经历了人文主义到反人本主义的“进化”,落实在第三世界里的“后现代”状态,却是如此残酷,渗透出别样的血色。人间的权力如此拿大,以至于所谓“现代性”简直就可以等同于狂妄二字。人毕竟不是草,把人比作草,是对人在社会结构中自我贬低的透露。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和宇宙的毁灭一样,具有终结性的意义。新时期以来,在执政党执政策略的调整下,无论断裂开的传统,还是断裂开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打开了新的局面。“现代汉语”的躯体变成了被简化了的文字以及词汇不断丰富、政治色彩较为淡化的民众性语言。“现代汉语诗”这个一度声明狼藉的外来物种,也渐渐有了真实的生命力。青年诗人海子的出现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来看,他是中国上个世纪诗人中罕见的具备神话思维能力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具备了一种“巨大元素”的力量。这位诗人几乎就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学或者文化发生自觉的一个象征者。他所书写的关于太阳的诗歌,典型地具备了原始时代日神崇拜的意味。海子的写作虽然具备了神话思维所要求的“主体人类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大”,崇高感相当丰沛。但存在感,尤其是存在感所需要那种“阴性”的力量,比方说存在向度上的卑微感,惧,畏甚至无聊等,都有所欠缺。在传统中国,尽管没有具体的神的形象,中国人心中是有敬的,也是有畏的。存在感中的畏、惧和敬,都是古老神话思维的副产品,而遗憾的是,这位不断想念着“王位”的青年诗人给遗漏了,他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所产生的影响,就没有书写草叶的惠特曼对美国诗歌产生的影响那么大。海子缔造了一个胚胎式的神话,而惠特曼的草叶则孕育出了新的美国精神(这点可以联想惠特曼出现之前的霍桑的“红字”与惠特曼出现之后的美国抒情史诗)。
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认为,时代造英雄,英雄早时代。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整体的畸形发育,使得中国现代汉语诗也同样畸形,没有呈现出任何史诗或者预言气质,而沾染上传统断绝后、文化退化状态下某种原始的咒语的气质。被诅咒的,不仅仅是现代汉语诗歌本身,而是若干灵魂的散乱与退化。表现在诗人身上,就是上世纪90年代泛滥的“口语诗”潮流。当改良的现代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物质改善,现代汉语诗被社会功利因素逼到了边缘位置后,这个“诗书传统大国”在富足想象中对于“曾经很阔”的迷恋,使得“望舒草”或者徐志摩式的“水草”以及舒婷式的花草树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之前一段时期,现代汉语诗歌所沾染的一切坏毛病:标榜性、无根性、大话性等等都保留了下来。而海子的意义在于:他真正地发掘出了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传统,那就是“一个人的神话”。显然,要成为荷马,就必须具备荷马那样的灵魂性素质。神话思维,对于产生大诗人来说是必不可缺的。而纵观中国传统诗歌史,只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曹雪芹等少数诗人具备这样的天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谓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辨证中,要求诗人必须成为“全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的用心所在了。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的“抑制、减速、知识分子气质和中年状态”又显得多么小家子气。海子的负面影响是,他胎死腹中的神话精神,却又转变为了一个忧郁的亡灵。这个亡灵因一个人的神话夭折而带有浓重的悲剧气质,“世界覆灭”式的召唤力量从痛苦灵魂的深渊里传荡出来,徘徊在现代汉语场中,散发出致命的忧郁的声音。一个诗人若以写遗嘱的姿态进行着诗歌写作,死亡之咒的力量是非常突出的。现代性的速率原则在这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能让广大灵魂感缺乏却愿意显示自己有文化的受现代教育者们欣赏,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部分就是各大官方刊物上分行书写的文字。而现代主义诗歌却是与大众绝缘的。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骨子里现代汉语诗的异域性、咒语性和畸零性都有待于中国文化的瘠土上生长出新世纪的灵魂主体,才能将传统之传统与现代之传统融合贯通,喷薄出新的血液,回馈这片生机茫然的土地。而让现代主义回复到我心目的名称上,我想,毋宁称就是人类爆发的一次极端。这次极端不是说没有必要,但也并非是具备唯一性。后现代结构掉了这次极端,也并非说后现代就是唯一。对这一问题反复思考,多角度看待,既非论证传统的合理,也非确信现代性的合法,整合传统与现代,就如革命的意义一样,“革命非叫人死,而是叫人好好地活着”(鲁迅语)。正如现代诗人瓦雷里在《海滨墓园》里书写的“起风了,好好生活”——风起云涌过后,在21世纪的上半叶,怎样好好生活就是现代和后现代之后一个崭新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的提法并不错。

二、现代性洪流里的枯草

本文还需要回复到“草”这个核心意象中来。让时间回到本世纪初的2006年,我在偶然中得知一个醉心于尼采哲学的小姑娘。除了醉心于尼采以及贩卖尼采自居的周国平之外,这个浑身叛逆味道的小姑娘还醉心于漫游和旅行。通过近乎侦探小说的手段,我将她找到并请到了我的身边。女诗人枯草,被她的尼采、海德格尔、村上春树和周国平带到我面前时候,我们正好共同面临着本文前章所遇到的那种状态。何止是我们,就是同样气势汹汹的前辈诗人们,如果说谁能讲清楚“后现代之后”的问题,我真的就会佩服得不得了。可惜,一种新的社会大体制或者说人类生活状态,度过了萌芽之初的激进状态,再起承转合,到了尾声的情况下,就会变得十分冗长。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传统。传统,就是一些人的创造,和创造后若干人的偷懒的这么一个帐篷,是人们的灵魂系统缺乏自我建构进度的表现。因此,我当时很惊讶于枯草的那份走进别人灵魂的兴趣,但并没有发现她在诗歌方面的才赋。除了读各种各种过于感性的、或者说过于流行的书籍,这个典型的“80后”女孩子还在整天泡网络,“飙小说”,说粗话,典型的“伪叛逆”者。
我们两个人,因有点知和无点知,相互傲气,不以为然。男女那种出乎天然的相互吸引荡然无存,只有针锋相对以及由于不同的青春期困扰造成的同样的愤青气质。随后的一年里,在我的介绍下,作为诗人的枯草和诗人袁杰相识了。如同是航空煤油遇到了火焰喷射,这两位诗人的意气相投,把小姑娘枯草卷入了一场似乎有预谋的“精神暴动”之中了。众所周知,诗人袁杰一直以“神性诗学”自居,他的写作思路在全国诗人中显得特别的鲜明,神性,汉诗,典雅,沉静。这个身体羸弱的中年男人,用欧阳江河般的智力操作、杨炼般玄妙意象的宏大书写、北岛式的怀疑精神、廖亦武新古典主义式的诗歌声音等等,书写着海滨一角里的光芒和深渊万丈,在他的同辈人中,非常独树一帜,对汉语诗歌史将会产生曲折的影响。我们知道,一个人探索和神之间的问题,非是特殊气质造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就哲学上讲,人需要完全地处理好和自我关系,才能进一步探索“我”之外无上主宰的问题。人和神的问题,在人类文化进入现代性之后,其实一直被“搁置”着。诗人袁杰在此方面的探索如何,可以参见我的两片长文《虚实交媾的矩阵》和《跌落后现代的悬崖》,此按下不表。而女诗人枯草的诗风形成,以及其受现代性流变灵魂性影响,则是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文化个案,标志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走向终结的迹象。
与诗人袁杰先生的讨论中,我认为,小草在写诗方面的才华井喷,有两个燃点,一个是海子,一个是袁杰。前者,阅读过诗集《最后的献诗》的读者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语势、意象、文本结构,内在气息上,小草对海子的模写,就相近程度,令我常常惊讶不已——“用本该握牢天国阶梯的手\从枯裂石头及土地的内部\抠出麦饼\在命运之外匍匐前行”,“水与火漫过刀刃\天空划开口子\诞下了我\在海中长成”,“秋天\是交易头颅的季节\在麦子面前肃清一切恩怨\谈好交换条件\殷勤的丰收,癫狂的喜悦\不过春梦一场”……在诗人海子卧轨后,满天的“麦地”和“石头”,变成了一种恶俗的潮流。但就模仿能力来看,能做到秉持海子亡灵而书写的,枯草胜出那些铺天盖地“麦子”、“石头”的诗人很多。这是枯草的长处,青年艺术家对艺术的探寻往往是从模仿开始。而模仿的眼力和心气,往往能决定着这位艺术家自身爆发的烈度。在吸光了死去的海子的诗歌的语言精髓之后,枯草绕过了我,一个青年理论家对于她喋喋不休的告诫,直扑向当代汉语诗歌光谱的另一端——我是说诗人袁杰式的诗歌意识,虚无的美,以及美的虚无。正如小草在《致海子》一诗中所写的“世界\是一座空坟。”
诗人海子喜欢称呼他的写作为“召唤元素”,并坚信不移。也就是说,即使他自杀的前一刻,他还秉持着一种“诗歌实体”的世界观。而诗人袁杰,对于诗歌写作,缺乏述说的兴趣。他在写,并越来越以一种极端虚无的态度看待诗歌。这种虚无感的灵魂性、气质性,一方面和他的审美理想(神性诗学)形成反张,一方面和他带有颓废感、厌世感的生活态度相映成趣。与海子相反,这个诗人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场,这个“场”里头除了对诗歌艺术美的追求,一切价值意义都是虚无。从神话思维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思维世界是一个以虚无为核心、塌陷了“文学性”以外任何价值意义的世界——没有意义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当青年枯草与中年袁杰在意义层面上发生了灵魂性的交流,那么,整个现代性诗性思想传统,就自然而然地通过诗人袁杰这块冷石头,传导到了枯草的灵魂深处。通过现代性完成灵魂性的救赎,这可否能得以成立?诗人枯草是如此执着于诗性的现代性,在一个缺乏对普遍宗教体验理解的国度,诗人完成了一般意义上对诗歌艺术的领悟,而且过早地打通了灵魂性意义上的通观和彻照。正如她写道,“我披上厚重的尘衣\听由新日的璀璨取代述说\低下锋利的头颅\等候时光的打磨”,比起整个当下诗坛的一片物质时代的饱嗝和嗳气,小草的写作所具备的爆裂灵魂的真实感和质地感,其金子般稀缺的程度,让人唏嘘。
一度,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是诗歌最大的敌人。现代性诗歌作为现代性社会的反动,用“虚无”渗透现代性密实的物质躯干,瓦解对“物世界”的精神性寄托(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诗人写诗,凭空务虚,源自于对语言力量的信心。枯草的写作与袁杰的写作互为表里,又相互反拨的是,枯草把神性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中具体而微的宗教崇拜中,通过对宗教仪式的寻觅,把握住对超验主体(神)的沟通和对自身苦楚的解脱。基督教神性诗学的影响是一种真实的“元素”,渗透到她的灵魂和写作中。在谈论自己的诗歌理念时,枯草写道:“诗就是爱,这是诗人的第一个观念。”对于语言,她的信心是充沛的,坚信自己是“上帝炼炉里的钢铁”——这种信念,与其说是一种预言,不如说是一种带有咒语般召唤的力量。从尊重多元的角度看,枯草的诗歌可以被看成中国诗歌新生力量中最具备基督教神性元素的诗歌。而袁杰,作为一个意识清醒的知识分子型诗人,则充分地体现着“虚无神崇拜”的智识诗性,对于诗性语言有一种把握的感觉在里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枯草的某种回归品质,体现了诗歌艺术对于灵魂纯粹性的追求,对诗人自身肉与灵却也是一种更深度的戕害。尼采说,世界万样文章,我独喜以血书者。鲁迅也说过如此的话。这句话,作为一种格言,是很轻易说出来的。如若作为一种写作的行为准则,则是很可怕的。我想,生命状态轻浮的人,是无法明白以血书写的味道。“血书”的意思,不仅仅是说写作过程的艰苦,写得真诚,写得热血满腔,写得生机盎然,写得充满丰沛的灵魂气息,还是说活得真实,活得质地纯正,有生命对于世界锲入的重力、压力和交合力。除此之外,也需要一种能够入乎其中,又能够出乎其外的轻逸感,如枯草在《一只老鼠拖走了睡眠》、《缺口——无灵感的诗》中表现出来的,有一种“豁达的自由”。
2008年底的时候,诗人枯草因为不堪折磨,从自家阳台上纵身一跃。跳楼这种自杀行为,对于一个诗人具有无意识角度的象征性。伍尔芙自杀选择了投水,正是一种回归子宫的死亡意识驱动,水对于诗人生命的终止,是上帝用洪水惩罚世界的象征;海子自杀选择了卧轨,钢铁机械对于身体和生命的碾压与切割,是个人神话对时代的现代化神话的战斗与抗议;顾城自杀用的是绳索,纯粹暴力器械对于生命的剥夺,象征着暴力侵犯下的灵魂的虚弱与爆炸,;余地自杀选择了割腕,血液的散失导致身体的寒冷,释放出的体内和灵魂的双重温暖,也是对这个冰冷世界和迷离的存在之域中冰冷身体的一个回答——比之北岛般政治道德高蹈的“回答”,这样的叩问,有如以头撞墙,展示出诗人受诗性驱使的本真。“诗人之死”如是耐人寻味,却也是一种人间社会中最为复杂的病理和生命命题,在中国古代,即便是生存环境再险恶,也很鲜有诗人因为个体性问题而自杀的;在当代中国,诗人,我是说真正内心气质上的诗人,几乎都曾有过自杀性的倾向——我曾为此对不少诗人朋友做过专门的采访。敏感,内敛,尖锐,价值观的混乱,内心安宁的难以企及,等等。学者林贤治先生曾经撰文指责中国诗人在现代化物质化进程中多有参与盛宴,少有行吟湖畔的。我以为,真正的诗人,在现在,是以另外一种极端方式,完成以往诗人的接近于纯粹诗性。枯草在21世纪初年,带有强烈的宗教冲动和身心苦楚,用撞击大地的方式,叩问生命诗性的真实度。那种以头撞墙的决绝程度,那种现代人被放逐在大地之外又企图“东归”(这是枯草在自杀未遂后所写一个长诗的主题)的决心,那种生命个体在苦难面前的脆弱与顽强,已然成为了当代中国一代青年最具有灵魂性意义的代表与象征。用诗人袁杰先生的话说:“对于一株小小的枯草,她所面临的一切,都是僵硬无比的。”物世界现代性的进化,已然将迸发在古典中一切的韧性的、自由的、欢快的、热烈歌唱的青青草叶,变成了荒原上的衰草,变成了随风飘荡的枯草。世界变成了石头的世界,枯草欲弯欲折,不可再发。
最后,我要写一写青年女诗人枯草在当代中国诗坛背景的意义。枯草个人诗风是高蹈、清迈、纯粹却又热烈的,其生命本真的呈现非常清澈,意象的跳跃性和丰富性,语言艺术中语势、语感、音乐性,修辞艺术中的赋比兴等等,都是非常棒的,用我习惯性的个人批评术语来说,“造句功夫”很好。唯一缺憾在于诗歌内部结构的构造,“建筑之美”的呈现,智力性的营造等方面弱了一点,当然,这也是率真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个异数性的女诗人,枯草的写作和她的生活是统一的,她有种美学上的狂热与偏执,对生命的知识有种异乎寻常的渴求,也是一位坚定同性恋者。与当代诗歌界、文学界许许多多庸庸碌碌、自以为是、将功利的原则包裹在诗歌或者所谓“文学”写作中的市侩写作者相比,枯草呈现出的道德和生命底气,令人敬佩。从日常道德的责任伦理来看,或许枯草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但从艺术的律例角度,她的热忱、执着和自由,对于诗坛所谓的主流们,充满了覆盖性的冲击力——以草的尺度,所有风流天下、妄得虚名实利者,何足道哉!


2009年5月11日
 楼主| 发表于 2018-5-27 18:11:24 | 显示全部楼层
没人看吧,长篇大论自己顶了
发表于 2018-5-27 19:2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人看.待细读!
 楼主| 发表于 2018-6-13 08:5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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