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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求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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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8 08:5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的这八个字的名句,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读书人。

1.顾乡小学校
我的小学是顾乡小学(至今依然还存在),离家也就五分钟的路程,下了坡,上个坎,即是小学的大门。一个大院落,三排整齐的草房,装填了我许多的快乐和梦想。
那时入学面试很简单,把 1 至 100 的数流利的背出来即可。一到三年级,我的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挺淘气,有时逃课, 回家喝水或与小朋友到草甸子去玩。上课时也不注意听讲,在下边和前后桌同学唠闲嗑,学校课间集体出大操时,躲在教室里看小人书。三年级时还受到一次口头警告的处分。
到四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我二姑的同学,对我管教很严, 常吓唬我说:“不好好学习,我就告诉你姑和你奶奶去。”此后我还真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先后当了组长,小队长, 学习委员,中队长,大队委员,学习的兴趣和成绩都很不错, 班任老师和课任老师都挺喜欢我,常安排我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打乒乓球、朗诵诗歌、运动会前列队的活动。
五、六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一个男的姓李的老师,外号“大发糕”,但我从来没叫过。他对我很好,上课时总提问我,常拿我的学习成绩要求同学们向我看齐。李老师挺信任我,常常让我去他媳妇工作的国营食堂去给他取午饭。那时,我们和哈尔

滨焊接研究所建立了工学关系(这个单位还在,与现在的哈师大对门),他常安排我去研究所联系勤工俭学的事。来回坐车可以报销两角钱。有时,我会用一角钱买些零食吃,然后走半程, 坐半程车回来。
六年级时,学生多了,有的班级挪到二里地之外的新亭小学去上课。有个挺好看的女老师在新亭校上课,李老师让我给这个女老师送过好几次折成纸条的信,还说:不许看呀!我还真没看过。文革期间,有次我去看李老师,还曾问过:“你那纸条写的什么呀?!”李老师问我:“你当时真没看?”我说:“真的,一次也没敢看呀!”李老师笑了:“约她跳舞,看电影,后来让我媳妇知道了,就没再联系。”
有一天,学校看门的老李头被派出所抓走了,听说是因为祸害学校的女同学,还好,我们班没有受害的。
小学同学间的感情比较淡薄,除了三五个同学有联系之外, 其他的看照片连名字都说不出来了。
2.三十三中学
初中开始是在 15 中学,离家比较近,也就 20 分钟的路程
吧。上了半学期,把我们排在后边的 6 个班,分到新成立的 33 中学去了,离家远,得走一个小时的路程。
进入初中,学习上开始有竞争性了,大家都很看重成绩单和名次。我的语文成绩总是领先,特别是作文,每次都是 85 分
(那是最高分了),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或校报上展示,何建永同学的数学成绩在全班最好,我们俩的名次常在头二名中窜动。有次,平均分一样,均列为第一名。
33 中是个寄宿学校,有些外地同学吃住在学校。有个姓陈

的男同学,家里很穷,每天只有七分钱的伙食费,经常吃一顿或两顿饭。有时,我把他带回家中,让他饱餐一顿,没啥好吃的,窝窝头他一次能吃四五个,吃完还给他带几个回去。初中毕业我上高中,他考取中专,以后再未见过面。
初中时期,男女两性的意识和界限增强了,也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的意识流。
初三的两位男女同学,有天晚上到 15 中学的一个教室里同宿,被校方发现了,学校里搞了次教育,对当时我们初一的学生们震动很大。这两个同学迫于压力,自动退学回家了。
到了初二、三时,我们班也有些绯闻了,说谁和谁好,谁和谁看电影去了。一次一个姓王的男同学在教室里大骂一位姓赵的女同学,说她传瞎话,破坏他的名誉了。也有偷偷的给女同学塞纸条的,有的女同学气得把纸条当着那个同学的面撕得粉碎,还骂他不要脸。
初三上学期,我和三班一个姓林的女同学,被学校安排当广播员,每天上课前,去广播学校的好人好事。那个女同学有时到班里来找我,商量稿件的事,我班的同学不怀好意的看着我作鬼脸。听到一些非议后,我找到教导主任,坚决不当广播员了。
有位作家说的好啊:“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班里边对男女事虽然传言不少,但实际上最后没有结成一对夫妻。
我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和生活委员,那时,只知道好好学习,争取最好成绩,思想上不怎么要求进步。所以,直到初三快毕业时,才被发展加入共青团,当时班里也只有三、四个团员。
初中毕业报考时,我本想考个中专,以便早点工作为家里减轻点负担,可是爸爸坚持让我考高中,将来上大学。学校老

师和领导也劝我,成绩这么好,还是考高中吧!报考哪个学校呢?当时我标准不高,按顺序排,有 3 中、6 中、1 中三个重点校,我想第一志愿报 1 中吧,能考上 1 中也就不错了。何建永
同学就来劝我,第一志愿报 6 中,第二志愿报 1 中,让我和他报一样的,我想了想,行吧,咱俩报相同志愿,将来还可以在一个学校,但我对考取 6 中,确实没有报什么希望。
考场设在 16 中还是 18 中,我忘记了。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科,数学挺难的,但我还是把所有考题都答上了,语文作文的考题是:“给越南青少年朋友的一封信”。
当时还是抗美援越时期,这篇作文,我自感写得很好,出了考场,心里挺踏实和高兴地。
发榜时,学校领导兴奋地通知我,何建永,还有一班的王国庆,我们三个人被 6 中录取了。我颇感意外,自然也非常高
兴。校长胡毅骄傲地对学校老师们讲:我们 33 中有 3 个人考到
了 6 中,15 中一个也没有,这三个学生真是给我们 33 中争光了。
我们这个班有近一半的同学落选了,什么也没考上,气氛有点压抑,所以,毕业照片也没照成,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临别赠言,就此匆匆分手了。
家里人非常高兴,爸爸那时在群力大队当会计,特意领我去和大队的领导见面报喜讯。还请了几个好友到家里喝顿酒,2 个姑姑也都给我买了新书包,钢笔等学习用品。
初中时期的同学、老师间的感情就要比小学时好多了,至今我们 10 几个同学和老师,每年都要聚餐几次。
33 中如今还在,但校址迁移了,说回去看看,至今也未成行。

3.第六中学
6 中始建于 20 年代,当时叫女一中,是条件最好的中学。
3 层楼房的教室很明亮,有宿舍,食堂,运动场,还有个室内体育馆,进入校门是一条两排高大白杨树簇拥的甬道,起名为红专路。校长叫王又生,是个 13 级的老干部。
一入校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 8 节课之外,晚上自习课到九点才能回宿舍睡觉,宿舍是大通铺,上下两排,能睡20 人。食堂饭多是粗粮,做的很不好吃,经常是夹生的高粱米饭,没蒸熟发粘的发糕。为此,文革造反开始时,首先把学校管后勤的领导批斗打倒了。
由于生源好,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浓烈,竞争性也更强了,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除数学成绩分靠前,其余学科成绩都是中等,尤其是化学和外语,70 多分,心里很是焦虑。那时没有任何辅导,老师讲完课就走,完全靠自习,初中时期的优越感渐行渐远,偏科现象在我身上表现明显,如果不是文革中断学业,清华北大等一类院校我肯定考不上,也就是考个二类的文科重点院校吧。
1966 年 3 月,第二学期开学后,社会上,学校里有关“教育革命”的传言逐渐多了起来,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女,经常带回一些小道消息,大家都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
到 6 月 1 日,中央台广播了毛主席批发的聂元梓造反的第一份大字报。校园里终于沸腾起来,教室的楼道,食堂的墙壁, 贴满了大字报。校领导、老师,一个个地被揪出来示众,班与班之间也开始串联,成立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运动逐渐扩展到校外,记得我与班里同学到“八区体育场”、“哈军工”、“外专学校”参加了好几次造反大会。

当时,哈尔滨的大中学生成立了对立的两大红卫兵组织, 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另一个叫“红色造反团”。之后又分裂成“炮轰派”和“捍联总”。我们学校和班级也分成了两大派, 我虽然也带上红卫兵的袖标,但哪个组织我也没参加。心里想, 闹哄一阵子过去,还得回到教室里上课学习,干么分成两派成天斗、斗、斗的呢。
8 月 20 号吧,我从家里回到学校,看到校园空荡荡的,一问,说都外出串联,到北京看毛主席去了,不用买票,从学校开个介绍信即可。
我与班里剩下的几位同学一商量,走吧,咱们也别呆在学校里,到北京闹革命去吧。
火车上的人还真多呀!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到北京出站口时,有北京的红卫兵在出口处盘问:
“什么出身?”
“贫农”。即放行出站。
如果答是“富农、地主、资本家”的,一声吆喝,“狗崽子,不许进北京,从哪来回哪去!”
入京后不久,8 月 30 日晚上吧,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家一阵欢呼,当晚激动得谁也睡不着觉。晚上 11 点钟就开始集合了,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根香肠,一瓶水,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把我们集中到什么地方。第二天八点钟开始步入长安街,依次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一路上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前拥后挤地走过天安门, 大概到十点钟才散场。据说,挤掉的鞋与语录本等装了几十车才拉走。
那时,红卫兵串联,吃住行通通免费,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继续革命吧,又先后到西安,兰州、重庆转了一大圈。

这年年底,我们五个同学又串联到上海,从元旦那天开始步行串联,向韶山走去。为的是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吧! 开始时,有 10 几个人的队伍,其中有上海的、江苏的红卫兵。愈走人愈少,有的是累得走不动了,有的是想家回去了,后来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历经一个月零五天,行程 2550 里,于春节晚上赶到了韶山冲。
韶山的红卫兵太多了,排二个小时队才吃上一顿饭,又排三四个小时领取韶山制的毛主席像章。第二天,简单的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就让我们返程了。
本想从韶山再到遵义去观看革命圣地,由于中央发了通知, 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只得从衡阳途中转道回到哈尔滨。
两次外出串联共计 50 多天吧,见识长了不少,革命也不知是否成功。国家不堪重负,交通几近瘫痪。
回到学校,既未复课,也未继续闹革命。每周回学校逛一圈,平时同学间相约游松花江,打扑克,看电影,很是无聊, 也很是无奈。
期间有件趣事,不得不记录下来,那时回 6 中学校,要从
顾乡坐 5 线车到道里再坐 2 线无轨车,来回得 2 角钱。我和何建永灵机一动,自己作月票吧!找来二张过期的月票,我们把日历牌上的本月份的数字小心抠下来,再把月票上过期的数字抠掉,用新数字贴上去,严丝合缝地真看不出来。就这样,我们俩用了四五个月吧,直到有一天,何建永被乘务员发现不对劲,带到终点站审查,小何机灵,说,我是学生,没钱,使用的是我爸的月票。乘务员把月票给撕了,才放小何走,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造假月票了。
1968 年 10 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沉寂后,又转换成

更加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从此,我告别了正规的、在校的学习生活。
4.吉林大学
再次踏入校门,并圆了我的大学梦的,那是 1983 年的 5 月
份了。我 1982 年底转业分配到省检察院农林处不久,吉林大学法学院到黑龙江来招生,是函授生。当时文凭热才刚刚兴起, 院里许多人争相报名,征得院处领导同意后,我也报了名。刚到新岗位不久,加之处领导分配我不少工作,也就没好意思请假(当时院里规定,对考生可以给予二个月假期备考)。只得在晚上和星期日(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复习高考大纲,好在有多年自学的底子,我很少死记硬背,注重把握要点,注重条理性和纲目性,在加深理解上下功夫。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错, 理解了的东西往往记忆深刻。高考大纲复习过两遍后感到挺有信心的。
吉林大学法学院当时是很知名的院校。入学考试很严格, 淘汰率也很高。考试分为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三张试卷,史地为一张卷,每科考试时间为三个小时。
由于心理准备较好,所以考得比较顺利,有些试题在高考复习大纲之外,我还是靠着平时的积累,加上现场的分析与理解,把题目都答上了。
考试成绩公布后,如我预料中,语文 72 分,政治 77 分,
史地 69 分,总分 218 分,在全院 30 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共有
8 人被录取。
入学后,记得每学期集中面授教学为 10 天,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科允许补考一次,如再不及格,即取消学籍。面授教

学和考试多数在哈尔滨,到吉林大学校园集中教学只有二次。头三个学期我还能坚持参加集中面授教学,1985 年 1 月我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后,工作异常地繁忙,只好借助同学们的教学笔记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上几天,争取及格以上即可了。
三年的学习,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获得了大学的毕业文凭,按理讲,还应该再坚持二年,把大学本科的文凭拿到手,可是,一来工作实在忙,不能舍本求末。二是从内心里对当时官场上单纯追求文凭,不讲能力水平的风气很反感。所以,我就此“罢学”了。
后来的若干年里,特别是走上院领导岗位后,很多院处领导借助各种关系,念硕士、念博士,轻而易举地成为硕士生, 博士生。有的人,包括一些熟悉的院校领导也动员我,报个名, 拿点钱,整个博士学位吧,我极为反感地拒绝了。
我曾经接触过许多博士学历的领导,有的真行,有的就是狗屁。毫不讳言地讲,那些在职取得博士学历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名符其实就不错了!
在中国,特别是有些领导者,所津津乐道的在职博士文凭, 何以如此不堪!如此廉价!如此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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