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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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 --封赠只是名誉上，到底没有实实在在当官管事过瘾。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璘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岁时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家长和媒体一起吹捧神童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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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比如高拱那样的人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也是一种pose，中国传统文化中，摆pose是一门常用而高深的学问。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戏，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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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高高扬起，轻轻地拍一拍；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往死里打。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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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一个愤青的成熟(1)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对万历帝和张居正而言，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一个愤青的成熟

　　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着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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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一个愤青的成熟(2)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人受伤最重。后来有人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可以窥见同样的廷杖，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廷杖时，把邹元标的两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完毕，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来后，有人剥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裹在他的屁股上，如此肉才得以再生。--毕竟年轻，生命力强。从此，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必定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

　　因为明朝官员经常被廷杖，于是就摸索出这样一种急救廷杖的方法：受了重伤，狱吏急忙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上面留有痕迹，称为"羊毛皮"。据高阳先生考证，因此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彼时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但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如果是个"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这样的人有一天可能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会施报复。因此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邹元标被远戍贵州都云卫--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够偏僻的。这样一个人，对张居正的仇恨想必应当是不共戴天吧。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作为当年反张英雄之一的邹元标，当然被重新叙用。不久他又惹怒皇帝，皇帝让他回家呆着，一呆就是三十年，此间他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被时人看成东林人士的领袖之一。万历死后，只做过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又跟着死了，木匠皇帝天启登基，他被召回，官做到左都御史--最高的监察官员。此时，当年的愤青邹元标，面对东林人士和其他派别，争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他首倡"和衷"，他说，如今当政的人不选贤与能，而是赶走贤能之人，而议论的官员又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各立门户。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朝臣和衷共济。他在上疏中说，"向之论人论世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

　　因此有人觉得奇怪，说他刚当官时那样爱憎分明，不威权势，为什么老了后要和稀泥？认为他已没有年轻时的气节了。邹元标笑道，大臣和言官不一样。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如果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性问题，就要想方设法护持国体不动摇，怎么能再像少年那样冲动急躁呢？

　　万历帝削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谥号，到了熹宗时，大明已千疮百孔，百病绕身，大家才感觉到张居正这个非常之人的难得。正是在邹元标的一再恳求下，皇帝才下旨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义，剥夺的官爵谥号又归还给张家。

　　因触怒张居正差点被打死的愤青邹元标，到了官居二品，年近古稀，就要走完漫漫人生路时，已经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了，这也许是一个愤青成熟的必然，可惜这份理解晚到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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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邹元标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被廷杖、流配，果然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臣工不敢再敢犯龙颜了。但正常的渠道走不同，便有人选择了非正常渠道。那时没有网络，人们不能上网发帖子，但可以写大字报。《明通鉴》载："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揭榜于通衢。"

　　这揭榜就是匿名大字报，上疏则是实名制，实名有风险当然只能匿名了。但明朝有着超乎以前任何朝代的侦缉能力，东厂、锦衣卫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宝贵财富。皇帝诏谕："再及者杀无赦。"如此，连匿名大字报也消失了，看起来真的风平浪静，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国事上。

　　第一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大婚，十六岁的皇帝行冠礼后就意味着成人了，该成婚了。婚礼完全按照《礼记》办理，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最后迎亲，这些程序都得走一遍，皇家的婚事当然更加郑重。至今日本皇室娶皇妃嫁公主还仿照着这样的古礼，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送彩礼，选日子，实则是古礼的遗迹。
　　纳采问名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为至尊，当然不能托普通的媒人去干这事，一定是亲贵大臣，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溶为正使、张居正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正使是勋臣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一般是随朱元璋开国或随朱棣"靖难"的大功臣，爵位世袭，地位非寻常文臣能比，张居正以首辅充当副使，可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要知道，他正"在官守制"，只能穿便衣，为父亲服丧。这事在礼法至上的明朝当然又非同寻常，因为皇帝的婚礼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怎么能让一个正服丧的大臣来当副使呢？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提出异议，认为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他，而皇帝大婚与经国筹边不一样，因此乞求派别的 大臣充任。

　　皇帝主意早定，没把这样的奏疏当回事，张居正也顺水推舟，说"凡可以虑忠效劳者，皆不避神迹，不拘常理"，脱下服丧的衣服，换上大红官袍去办这桩天下第一大喜事。皇帝和太后让张居正当大婚副使，这是种象征性的任务，无非充分体现皇帝对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就是靠象征性的礼仪支撑，言官看不到这点，简单地和军国大事对比，显然不得为政之精髓。

　　皇帝的大婚办完了，张居正得回老家办父亲的丧事。尽管他被"夺情"，不能回家丁忧三年，但老爸的葬礼，他还得参加。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离京回湖北江陵葬父。上一次回家，是十八年前，自己还是个七品翰林编修。在上次省亲之前，他曾在家休了三年的长假--当年父亲健在自己体壮，自己尚可一歇三年，那是因为在政坛上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真正到了需要为父亲守制三年时，却担当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这大约就是人生的无奈吧。他当年休完三年长假重入官场时，写下一首明志的诗："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他用的是豫让以死报知遇之恩，韩信千金报一饭之恩的典故。可那时前途茫茫，能否报"君恩"他自己都不知道。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有了报君恩的机会，也真的做到了"岂恤人言"，不怕别人的议论。

　　归家葬父，对张居正来说，是一次富贵还乡。

　　荆楚大地，在明朝开国时很不受待见，因为这块地方是朱元璋打江山时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明朝中叶正德皇帝驾崩后，大明的风水转到这块土地上了。正德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16岁朱厚熜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入京承继大统，国脉得以延续。这地方出了个真命天子，是为嘉靖，现在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块土地又出了个才干几乎超过二百年来任何一个文臣的首辅张先生。
　　张居正回家葬父，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动静搞得相当的大。

　　尽管首相请假回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内阁现在只剩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人，而一个大帝国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本来想请退休回家的老首辅徐阶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阶是自己的老师，自己回朝廷后，还将继续让老师坐首相的位置，内阁是按资历排位的，徐阶既是张居正的老师，以前当过首辅，不可能居学生之下。张居正总不能让皇帝明文谕示徐阶仅仅替自己替几个月班，再等他丧事办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于是他建议让马自强（字体乾，陕西同州人）和申时行（字汝默，苏州长洲人）入阁。这马自强曾和张居正在政见上多有抵牾，但这回张居正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他心存感激，从此十分佩服张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张居正离京时，皇帝和太后一再叮嘱，让先生早点回来，国事离不开先生。并赐"帝锡忠良"银印一颗，及银两、绸缎等其他赏物，派司礼监太监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如此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连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说，一路的官员拍张居正的马屁唯恐不及。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首长率群官长跪行礼，巡抚、巡按越过自己的辖界迎接，为张居正做前驱。回京路经襄阳和南阳，襄王和唐王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按明朝礼制，亲王是天潢贵胄，人家的爵位摆在那里，大臣不管权力多大，见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可张居正只行宾主之礼，拱拱手敷衍一下，这确实有僭越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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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1)


　　俗话道："太太死，压断街；老爷死，没人抬。"说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爷还在位时，太太死了来送葬的人多得压断街，等老爷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结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怜。所有的葬礼其实和死者没关系，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当朝首相张居正葬父，那家乡的地方官能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表示一下么？张居正当国后，民间流传"官楚则贵"的说法，说的是在张居正家乡当官，只要和张府的人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太监魏朝--这人很有权势，后来魏忠贤拜在他门下，然后反噬，把魏朝的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过去再害死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护送张居正的有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深荷张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将戚继光派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随行。行省、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是风光大葬。当然也有不拍马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推官（分管当地司法）魏允贞就不去参加葬礼，张居正不高兴，赵后来因此被张居正的门客都御史王篆弹劾。魏允贞这人耿直清介，官声很好。生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儿子，后来投靠魏忠贤做了内阁辅臣，是魏忠贤残害忠良最重要的帮凶，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坏儿子。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 "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 "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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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2)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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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理论上说，不管父亲官多大，儿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样参加科举的机会，否则就是对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种贪腐的文化和专制的制度下，只要参与竞争，就很可能对别的士子不公平。因为一个人官做到足够的份上，贪腐、谋私都不需要自己费脑子，自有人替他操办，所以有时不得已而矫枉过正。居正殁后，太仓王锡爵为相时，儿子乡试中了头名解元，被天下人责难，王锡爵为了避嫌，干脆不许儿子参加会试。直到王锡爵退休多年后，这个儿子才高中榜眼。

　　对这种最大的腐败，唯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纵容、鼓励。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进士称天子门生，但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就是举贤不避亲的意思，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官做到了顶点，家里也不缺钱财和田地，皇帝能酬劳他的，只有牺牲公平，拿国家的名器送人情。

　　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利用权势为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成为重要攻击点，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三个儿子"滥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么时候都有理，科场腐败在以前是一种酬劳元勋的礼物，几年后成了惩罚张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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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加上国务缠身和内宠过多，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辅佐的万历帝，一天天长大进入青年时期。

　　此时，张居正的权力和威望正处于鼎盛时期，尽管他对下僚越来越专横，但作为一个识穷天下、读通经史而又在宦海浮沉三十余年的首相，站在人生的顶峰，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这类典故历史上不知有凡几，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时，皇帝担心他在家盘桓过久，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让他尽快回京，--如此急迫真如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京一样，只是张居正回来是辅政，岳飞回来是等死。如此旷代恩荣，张的门生、湖广巡按朱琏要在江陵建一个"三诏亭"以示纪念，张居正去信阻止，他很明白地对这位官员说，建三诏亭，情意甚厚，但是他日情势一变非同今天，高台倾覆，曲池填平，我的宅第也许都不存在了，这个亭子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普通的接官亭，到那时谁能说见过所谓的一日三诏之事呢？


　　万历八年，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想到激流勇退，他上疏请求退休，恳切地说："每自思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后解释自己以前因为时机未到，不敢突然乞休，现在中外安宁，皇帝已经大婚，也行了耕藉和谒陵大礼，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廷忠贤济济，意思是皇帝完全可以自己亲自处理政事了。但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内心自信而骄傲，尽管他明白功成身退的大道理，但言语中不由得流露出自己的个性，这种细节把握是最难的，他在这道奏折里说："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注意，张居正说的是"归政"而不是普通的"乞休"，他在万历初年厉行新政时，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核名实"，中国人讲究名实相符，讲究正名，因此特别喜欢在字眼上做文章。所谓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这就意味着他认为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普通地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上发号施令。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说曾经有人当面奉承张居正的相业，张居正大咧咧地说，我非相，乃摄也。"相"是宰相辅佐帝王，"摄"就是行摄政之实。沈德符就此评论，千古至今，明确据摄政之位的只有周公姬旦和王莽，难道今天能有第三个？沈氏认为张居正自言"归政"，俨然把万历帝当成周成王。而张居正因骑虎难下，终于不免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万历野获编》）霍光在西汉时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又辅佐汉宣帝，执政二十余载。霍光死后，霍家被汉宣帝找个理由惩治，几乎灭门。宇文护先任西魏大将军，后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柄朝政数年，结果被皇帝所杀，全家下场很惨。

　　万历帝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和书法上修养极高，成年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典故，心里能舒服么？我们知道姬旦以天子的叔父摄政，尚且不免"周公恐惧留言日"，而另一个摄政，"王莽谦逊未篡时"，到底是篡了女婿的帝位。明朝以后的清朝，也有过两位摄政王，一位是顺治的叔父多尔衮，多尔衮死后其家族的下场和张居正一样，还有一位是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尽管实质上张居正是"摄政"，但中国的许多事情，做得而说不得，他自己却说出来了！

　　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还没有做好其"归政"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年轻的皇帝还没能"断乳"。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时，皇帝明确拒绝。张居正接着再上第二道奏折，没有要求彻底淡出政坛，只希望暂时休息一下，内阁大权委以他人，"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而且表示如果国家有大事需要效劳，自己还没死的话，皇帝尽可驱使。

　　十八岁的万历帝血气方刚，未必不想亲政，一展身手，如果张居正继续坚持退休，照万历的个人意思，很有可能同意。最后否决张居正退休要求的是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这位在山西民间长大的女人，比起长在深宫之内的儿子对世态国情了解得多，她被选为宫女，没想到有机缘承恩，生了包括万历帝在内的两个儿子，那个年代妇女要有地位主要靠肚皮争气，而在三千佳丽充下陈的皇宫，一个宫女给皇帝生了个儿子，真是上天的眷顾。她看得出要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年轻的儿子比起炉火纯青的张居正来说差远了，张居正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在明代的制度和文化约束下，不可能出现曹操那样的宰相，一个科甲出身的首辅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极小，再威权震主也威胁不了自己儿子的皇位。至于张居正要退以自保的想法，对一心只希望儿子江山稳固的太后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从这点来说，太后爱自己的儿子是最大的自私，自私到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安危。她明确地告诉万历帝，"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张文忠公全集》）让皇帝而立之年才亲政，未免有点太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了，但知子莫如母，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执政进退失据，把朝廷搞得一团糟证明太后的判断是正确。但这样的明确指示，长大的皇帝听后能高兴么？他对母亲没办法，就有可能迁怒于过于能干的首辅，怨恨的因子就这样一点点积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