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猫（第三章）

幽蓝

　　

草原上的异乡人

作者：幽蓝

喜悦属于这样的人：当这条险恶的世界之船沉没之际，他仍用坚强的臂膀支持自己。喜悦应属于这样的人，他为了真理不宽恕别人……喜悦——头等的喜悦应属于这样的人，他绝不为暴徒般的海洋所掀起的惊涛骇浪所动摇，始终坚守在这艘“时代之船”上······然而这算不了什么，我要把永恒呈现给你。一个人比他的上帝活得更长，还算什么人呢？

——麦克维尔《白鲸》

1994年8月17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仅仅几天后，小妹莉莉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她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爸爸。从布满灰尘的存放架上取下爸爸的骨灰盒，在废弃的田野上放声地哭泣。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倾听的告慰。8月底，我们送走了小妹。没有了小妹的轻声细语，妈妈、我，大妹和二妹好像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小心翼翼，过度敏感，失眠，身体发热，缄默不语。我要么戴上耳机听音乐要么发泄似的打一场篮球来止息那永远跳动的自我意识的烈焰。 我再一次陷入到了那从小就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慌乱中。 我就像加谬的小说《鼠疫》中的科塔尔一样，他是唯一不希望这场疫病结束的人。虽然我们从未期待有这样的开始。明确的考验、义无反顾的生活、天然的樊篱和人造的高墙；以世人同情、理解甚至怜悯的名义忝设的阻断，以坚持、正当甚至庄严的名义活下去的悲壮，突然消失了。禁锢中浓缩的微末的意义，囹圄中透进铁窗的星光，集中营的墙脚下一朵无名的小花，突然被无私的、巨大的赠与淹没了。这星光与小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就像天堂的辉煌已经照亮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 傻在对面凝视着我们。他就像旅途中不识趣的乘客，粗暴而鲁莽的插入你们严肃的交谈，发表他不相干的评论；就像雪夜的来访者，你已明确无误地暗示了逐客令，他却被莫名的崇高所吸引，在那里滔滔不绝。傻就是这样显示他的存在，他不关心所有其他的问题，只关心他的存在，只在乎他参与游戏的权利。傻的权利，就是拒绝一切的前提。这就是上帝发笑的原因。但是，切莫以为人的思考和提问是可笑的，因为上帝若不以这种外交官似的沉默或精神病似的微笑他就不能面对任何问题。 慌乱，就是面对着傻。慌乱，就是傻的行为学。 西西弗的巨石消失了。对他的审判被修改，他的命运被重新交付给他自己。一无所成的努力与疲劳后的慰藉消失了，高贵的勇气也连同荒谬与讽刺的境况消失了。他徒步走向山顶，比推着巨石的脚步还沉重，没有巨石，他的命运便不值一提，他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他的巨石啊！ 他尚掌握着青春秘密的钥匙，他可以在时间的旷野里狼奔豕突，可是他却不会因此而走得更远，他的命运不再被照亮。他转向自身，他被每一个细胞下面的精神秘密所吸引，他选择停留在旷野上，凝视着同伴象雨季来临的角马一样，带着本能呼啸着奔向期望之乡；不论是被善意的驱赶还是被恶意的中伤全都狂奔而去。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旷野上。 父亲去逝以后，单位就把河西镇的房子收回去了。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面对妈妈和妹妹们，就决定自己搬出来住一段时间。在离家两个街区远的地方，我租了间门房，和房东的主屋隔着一个院落，共用一个大门。我把河西镇的家具搬来一些。说是家具，其实就是一个书柜，一把藤椅，一张茶几和一张大办公桌。为了冬天也能住下去，我把河西镇剩下的煤也搬来了。房东是一对老夫妇，把大门的钥匙交给我以后，就什么也不过问了。 收拾河西的房子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父亲的照片，一共有三十来张，虽然数量不多，但比较完整，各个时期的都有，我把这些照片用一个小相册装祯起来。一有空，我就会拿出相册翻上一阵子，它几乎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有时候我会在一张照片上停留很长时间，观察他的脸，他的眼神，他的着装，他的动作以及每一个细微之处：鼻唇线、两腮及下颌骨的变化，嘴部的稍微紧张感，手是空握的，两肩自然垂落，衣服上的细褶，含胸抑或虚背等等；整张照片的调子如何，那些情境化的动作、眼神、表情，那种造型性来源于何处。最后我把每一张照片的印象都写成文字，又在重复的观察中不断的修改。我最喜欢的是父亲三十岁的那张照片。穿着海军呢大衣，没有戴肩章，三七开的头发梳得泾渭分明，纤毫不差，宽阔、饱满的额头由于发迹谦逊的、掩饰性的后移而成为高光部分，眉毛和眼睛都有一种漂亮的弧线，眼光柔和而庄重，但不是威严或者严肃，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微笑，视线平行而内敛，鼻唇线若有还无，两腮和下颌的线条柔和圆润。三十岁是父亲的分水岭。这是一张和他的一生反差最大而又有着具体而微的联系的照片。那是多么美的三十岁啊，动人而俊朗的外表下面是一颗正直、诚实、慈爱而高贵的心。 单位上的工作我几乎从不操心。每天早晨起来，用电饭锅煮一点面条，打一颗鸡蛋，就着辣酱吃上一碗，就去上班。打扫办公室，暖壶打满水，然后坐在那里抽烟、看书，应付一些临时的、事务性的工作。有几位领导和资深的职工晋级、晋职称没有论文来找我，我找了些资料，在流病科，免疫科和学校卫生科查了些数据，作了简单的统计学处理，写了十来篇论文，署上他们的姓名投给了专业期刊，竟全都发表了。从此以后，我晚来早走也无人过问了，而人们觉得我始终在忙。 宣教科是个职能科室，我以大学毕业在该科被认为人不能尽其才。两个业务科室的主人向我发出了近乎邀请的明白无误的暗示。我犹豫了，既然到哪儿都是无所事事，何不落得清静自在。 1994年是脊髓灰质炎的第二轮强化投服。地区卫生部门的领导打算到下面的市县看看。同行的有地区防疫站的领导，某科的主任，一位年轻的女科员，“资深”的司机。我出其不意的在被安排之列。我的主要任务是为媒体准备影像资料和通讯通稿。我似乎应该受宠若惊。在全站职工的普遍惊讶中，我被认为以某种方式或某种背景踏入了某种势力范围。毕竟这是新领导班子第一次长时间的出巡。 舒适的丰田面包车里温暖如春。人们谈论着上层和下层最近的人事调动以及即将面对的酒宴。为了不使整桩事情显得令人讨厌和陷入不必要的尴尬。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适时地提出一些显然是经验不足而又不失体面的问题，同时担负一些杂务。 临行前，那位科主任向我面授机宜。“一些小事上恰恰体现了实际工作的难度。毫无造作的为领导打开车门，上车时为其折好大衣，下车时为其披上。帮他喝一些推卸不掉的酒，住最好的宾馆，最好的房间。正视领导之间的亲密无间，给女科员展示的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司机多开具一些油票。含蓄，温文尔雅地对接待人员提出明确无误的要求。总之就是要事事想在前，做在幕后，该存在时存在，不该存在时消失。” “脊灰投服”被新闻界上纲上线炒得热乎其热。各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防保单位拿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我们。宴请应接不暇，从早晨到深夜，而且都有行政领导作陪，以显示其认识高度。在众人都讲过话，而我被介绍或被领导偶然发现的情况下，我也讲几句谦恭有礼的冠冕堂皇，保持着地区业务主管部门的体面，同时留下据说是少壮派意味深长的未来。于是一干人等，以毫不掩饰的吹捧，莫名的贪欲，秘不示人的龌龊，捉斛撞筹，塑造一种叫气氛的东西，工作也得以圆满。这是尊严和体面，也是为儿童健康开出的长长的罚单。 在深夜的舞场里，领导们一个称另一个是当地的老佛爷，一个称另一个为钦查大臣，而科主任那舞之蹈之的大嘴里已经溢出了酒水，我又损失了一块干净的手帕。 投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大车小辆在村镇的土路上掀起阵阵令人侧目的尘烟。投丸的人都被冠以“某爷爷”，当三十出头的科主任拿着糖丸喂给一位母亲怀抱中的婴儿并冠以“某爷爷”的时候，我把变形的脸藏在相机后面苦涩地按下了快门。让我来记录这些影像资料他们真是选错了人。 伴随着城市那扑朔迷离的高压钠气灯，终于回来了。单位的大楼在灯光中影影绰绰。单位是什么呢？这里的楼梯永远低于某种高度，这里的智慧不值得批判。它是一个挂着制服的衣架，以消耗人时为乐趣，它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解释群聚，也以同样的理由讽刺孤独者。它在我对生的恐惧面前幻灭了，打上封条投进了炼尸炉。我骑上自行车寂寞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在拐角处买了一斤碎麻花。点着炉火，插上电炉子，倒一杯凉开水，然后盘坐在炕沿儿的一角，边烤火边“咔咔”地嚼着麻花。这是一星期以来，我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不知不觉中，我已蜷缩在那里，掩面而睡。 奥林匹斯山上的克罗纳斯啊， 你又为明天准备了些什么呢？ 冬天来临了，我的小屋四面漏风。我在后窗上钉了塑料，里面用一张大的世界地图糊上，过廊的窗户上则糊了一张1：35000的大的地区行政区图。在棚顶的石膏板和墙的缝隙间塞了一些棉花。窗上的霜花似乎总是不化。案头堆满了书籍，我披着羊皮袄，一边烤着炉子，一边缩在爸爸的大藤椅里读书。即使是这样，不一会儿头皮就被冷风吹得发麻。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时兴起，我还从房东那里要了面，拿了案板自己包饺子吃，还给房东送去一些。房东起初对我这样的房客还有些顾虑，后来看到我连门也不锁，小屋里除了满是灰尘的书籍再无值得怀疑的东西也就放心了。他们说：“这个年代，像你这样生活的小伙子可真是太少了。”有时候，我烧足开水，泡在大铁盆里洗澡，虽然很冷，我还是忍耐着。我一边肆意地享受这难得的宁静一边想着伊壁鸠鲁泡在澡盆里，喝着美酒走向死亡的情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没有来临，当我死的时候，我已不存在了。”他说：“啊，朋友，在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在我即将死去的时候，我给你写这封信。请你费心照料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吧，正像我可以期待于你从小就对我及对哲学所具有的忠诚那样。”在这些孤单的夜晚，我是多么希望能听到格列佛的心跳啊。 深夜，煤烟味很重，我把浑身裹的严严的，头上蒙了皮袄，可失眠这理性对本能的战利品又来临了。我从被窝里探出头来，一边吸烟一边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啊，我亲爱的朋友，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你也许在做梦吧，可我这里，除了睡眠不肯来，其它的一切都来了。” 房东家有一只老猫，灰色的长毛，狐疑的眼神，每天中午在窗台上晒太阳，有时也跑到我的屋里或者书案上来嗅一嗅。我给他起了名字叫康德（cat与kant同音）。“你这个老家伙，就像一个四面封闭的水桶，要想喝水就得将你打破。”它叫道：“妙，妙。” 第二天我抚摸着他柔软的长毛说：“你就像一把两刃刀，看着好用，实则容易伤到自己。”它又是“妙，妙。” 某一天我突然用叔本华呵斥“小艾玛”，也许是尼采自谓的那句话说：“喂，你这人！” 它嗖的一下逃跑了。 朋友们也闲来小聚。偶尔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痛心疾首，油腔滑调、胡言乱语却能娴雅地打发时光。他们和我一样，多数都没有明显分化的文化结构，多年形成的判断力既无明确的指向又不够坚定，在事情来临时，不是对照客体化的社会标准就是信赖自己的感情，而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时髦和标志物。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一些朋友开始到处借钱，经商做买卖，钻营一切生财之道，但是不久就被体制内剥削，巧取的大额资本，黑恶势力的豪夺，主政者鼓吹的各种泡沫搞得筋疲力尽，甚至倾家荡产。还有一些朋友，重新拿起书本，继续清苦求学，也许还要不停地学下去。他们忽然发现，这座小城比十年前他们认识的更加陌生，更加严酷了。公共价值崩溃了，分化的既不完全，突变的又不彻底。行政资源、权力体系家族化了，国有资产变相私有，灰色和黑色的资本渗透进每一行业，一跃而成为合法的垄断。法律在逻辑和事实之间寻求着妥协，道德的有机体在强酸溶液中被炭化。恶的样本被大肆张扬，善的辩护却不值一哂。笃信的力量消失了，朝圣者换成了放逐者，径直前行变成了东张西望。精神的平等让位给物质堆砌的差异，这种差异又造就了急迫和不安。理想主义的教条变成了实用主义的操劳，最后蜕变为怀疑、虚弱、虚无、放纵和迷信。虚弱是其共同本质。权利和私产的本质没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被探讨。有权者虚弱是其不知如何正确使用和如何限制使用权利，所以存在着权力的滥用和盗用；有钱者不知其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和如何合法地拥有私产，所以存在着财富的隐匿和挥霍。其他弱势群体更只把希望寄托给孩子或来世。这是虚弱、贫乏和强有力的事实并存的时代。处身其中的人们，他们心冷得发慌，眼热得发烫。最后那些不能阻止内心奔腾的人，那些尚能行动的人，那些不愿与“精神贫血，物质困顿，生存境况”相妥协的人选择了离开。他们宁可带着乡愁离开，也不愿背着雄心冷却沉沦。他们奔向那希望之乡也是流放之地。那希望之乡就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吸干了这块土地上的精华，光和热，使这块土地变得愈发生硬和贫瘠。 朋友们纷纷南下了，去寻找他们生息和繁衍之地。 95年的夏天是如此的炎热，连一场雨也没有。人们好像一下子散尽了。我一个人寂寞地在小屋里吃饭，读书，睡觉。实在无聊的时候就找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写论文。《论形式逻辑的直观化》。先把形式逻辑抽象为数理逻辑，再解释成集运算，然后直观化为欧文氏图。然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意义就在这里吧。 维特根斯坦连一个例子也不举，他为何不能言说呢？ 一天，邻居的小伙伴在玩弄一只瓶子里的壁虎，我用几支冰棒换了下来，把它放在墙上，起初我叫他小鳄鱼，后来发现crocodile和krierkegard发音相似，我就叫他小克尔凯廓尔。它常趴在墙上一动不动，可是稍微有点响声，它就惊厥，仿佛恐惧是它唯一的本能。 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刚刚过去的两个夏天。每一个夜晚都被撕裂，每一个梦都变成新的创痛，双倍的创痛。那个人站在那里，呃逆，吞下整个的痛楚，消瘦，孤单，缠着绷带，腐烂的伤口，清醒地等待死亡的脸；肉体的蹂躏，精神的折磨，灵魂的无所归依……涓涓的语流，失落的风筝，低声的呼唤，燕子似的呢喃……垂暮诚恳的动人语气，黄昏般的平静感伤使我永无安宁。轻率的承诺——对于死者，却是不可予夺的权利。那是生者的责任和使命。那一天我像唐吉诃德一样悄然走出了家门，为了平抚不安的灵魂我愿意与想象中的魔鬼作战。是的，那一天我背着一个死去的灵魂走出了家门，像克里斯朵夫一样背起这个要求他摆渡过河的人，但这副担子越来越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我却无法知道，能否像克里斯朵夫一样幸运，把明天和希望背过河而不躺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浩荡的淮河水宽阔平坦，蓄满了洪泽湖。 老古井“汩汩”地流淌……。 1931年父亲出生在淮河南岸的古井黄村，一幢祖上留下的石屋里。古井黄是个大家族，上下二百多口。风水先生看过祖坟，说这家发二房。爷爷黄风楼排行老二，膝下五子二女，五子中父亲年纪最小，老秀才黄明书给起了名字叫黄明谋。 这一家子人靠租上留下的几亩薄地和神秘的老古井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能维持饥饱。 父亲的童年虽称不上优裕，至少也是无忧无虑的。他照管家里的两头水牛。农闲时赶牲畜下河，他也在小河里嬉戏一阵，然后在岸边的草地上，或树丫上或牛背上懒躺过一个中午。闲极无聊时折一片芦苇叶“欧哑嘲哳”的吹上一曲。 牧童是个国王 青山是他的宝殿 他头上的太阳 是巨大的金冕 …… 乐声和歌声十分动人 还有枞树和瀑布的鸣声 沙沙淙淙，杂然并陈 使国王睡意绵绵…… 和父亲一起玩耍的是我的小爷爷，因其刁顽成性，辈分又最长，人们都叫他小老头。小老头教父亲扎风筝，小老头的风筝挂有弓弦，一旦升空，整日不收，彻夜悲鸣。 1941年，6，7月间常有衣衫褴褛，满身伤痕的新四军残部穿村而过。听说离家不远的泾县茂林地区发生了大事。 皖南事变以后，这一带白天夜里常常走过大股大股的队伍。国民党的队伍气势汹汹，装备精良总是穿街而过。新四军的队伍穿着朴素，态度和蔼，有时驻扎在村边。除了例行的操练以外，还帮人们下地干活。他听人们说那个骑着两头大骡子，气势吓人的就是二师的师长罗炳辉，那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是四师的师长彭雪枫。父亲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趴在牛背上看这奇怪的队伍坐在旷场上纪律严明的开大会。有一个身体清瘦，从衣着上看不出区别的人站在队伍前面滔滔不绝的讲话，一讲就是一个上午，父亲奇怪这个叫“政委”的人怎么这么能说呀，他的脑子里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东西呢？还有一些人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这些人不像士兵一样的操练，他们忙忙碌碌、神神秘秘地在指挥部里进进出出，吩咐着人们做这做那，父亲问这是些什么人，战士告诉他这些人是“参谋”。政委、参谋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吧？从此，这两个词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1岁父亲离开了水牛背进了私塾，一直到十六岁，先后有七位老先生教过他。 云淡风清过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是父亲学的第一首诗。老师黄明学偏爱《归去来辞》，摇头晃脑的沉浸。父亲深受影响，终其一生都能像老师一样一字不落地吟唱这首牧园挽歌。 在急切与喧嚣之中父亲学会了读书写字，点染了些许中国的古典文化。 然而这里再没有宁静了。历史的脚步走到了这里，历史发现了这里，就像50年后发现深圳一样，我常常纳罕，历史发现一个地方，发现一个人，这其中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历史已经纠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在这里展开。 淮北平原即将成为决定性的战场。而古井黄所处的这一狭小地区北靠淮河，南临长江，西面沿水蚌线过合肥到裕溪口，过长江是芜湖；东部宁蚌段过长江是南京。而沿江从南京到芜湖到安庆正是百万雄师南下的主战场。成百上千万的人突然簇集在这狭窄的地带上。历史的目光凝视这里。 兵荒马乱的年代—— 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没有和父母打招呼，星夜启程，西上大别山，加入了人民军队。 从此随着部队东奔西走，转战南北。爸说那些年代，工作、学习、战斗是多么痛快，计较什么个人得失？能牺牲是最大的、无尚的光荣。在他的断简残编中写道：“由于受党的教育和影响，坚定了跟党走，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小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决心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迅速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自己毕生的心愿。 淮海战役以后，1948年11月25日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从华东16旅调到90师政治部任参谋，组织干事。 国民党迅速垮台，新中国成立，准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朝鲜战争爆发了。老兵重新入伍，现役军人延缓专业。共和国组建海军。由总干部部组织政审，全师选调十人。父亲以出色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得以入选。过长江到南京体检。清洗肠胃，打各种预防针，精挑细选的饮食，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他在陆军从未见过的。其间，他游览了中山陵。青青翠柏，层层石级，中山先生凝重、肃穆的身影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深深地打动、震撼了他。三民主义拓宽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了迎接斯大林赠送给中国海军的一百艘鱼雷快艇父亲这批人被送到青岛第三海军学校学习。所在四中队轮机专业。刚刚跨国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来到山东，来到青岛，是他在古井黄村的水牛背上无法想到的。几十年以后，青岛的德国人的建筑，延伸到大海中的壮阔，美丽的海滩还常常把父亲引入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那时年龄还太小，科尔沁草原腹地的生活还无法使我与他分享他尚能带着激情讲述的那遥远地方的往事，终因缺乏注意而投入到遗忘之中。 毕业以后来到了上海，在东海舰队第一快艇纵队任轮机长，后任舰长。舟山驻防期间，因追击、击沉国民党军舰而荣立二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多次受通令嘉奖。他是英雄，是英雄舰的舰长，穿梭于大、中学生，工人中间，到处是鲜花、掌声和微笑。 父亲喜欢上海，他的大风筝在外滩升起常引来许多人驻足。在上海他理解了什么是产业工人，什么是机械化大生产，什么是城市。他经常对我们说：“等你们毕业就做一名产业工人，做工人有什么不好呢？” 准备入朝参战，战争却结束了。 1955年，父亲调到旅顺快艇支队任参谋。为了接收苏联海军基地，在大连、旅顺和苏联海军官兵共处了一年的时间，同吃、同住、一同学习，深受苏联文化，苏联红海军传统的影响，对西方的生活有了一点了解。 一直到1957年，整整十年，幸福的十年，用父亲的话说：十年热笔写红书。 相濡以沫，朝夕相处将近10年的大海。我见过草原，但还没有见过大海。 草原是延展和起伏，是错落与杂陈。草原没有深渊，只有深处。它是绚烂的呈现，是完全的敞开与澄明。草原是向上的挺进和提升，不需要折叠身体，收敛目光；它有天然的指引，无需断定行程。唯有草原才可以坦然承受花香与风，干净的天空和善意的造次。草原还是一种更迭，一种不可重复的显现，也是诗与真的遮蔽，可以坦然承受滔滔而来，滚滚而逝的时间与记忆之流。草原的品格是不寓言时代之恶德，不拷贝无用之义愤，不漂白贫弱之悲壮，只锁定时间与记忆之边界，在睡梦或出神中寻求美和可能性之突围。 大海是什么呢？ 奇异的蓝宝石般的大海是什么呢？ 表面的平静也不亚于惊涛骇浪，它隔开两岸一如它连接两岸的航程，它漂泊大陆恰似小船在睡梦中颠簸；它不像大河喧嚣着向前，也不像大山高傲的生长，它与太阳相恋，也与月亮相诱，它光耀长空，也映出无处不在的蔚蓝。什么是大海呢？ 在这样的事物中徜徉十年又是什么感觉呢？ 58年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大跃进全面开始了。乌兰夫向军队要二千名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父亲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了寄寓十年的大海，来到了地处内蒙、吉林、辽宁三省交界地的通辽市，任职市委组织部，负责干审，兼任市县两级党校的马列教员，由于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父亲的马列主义教程讲的极为生动，轰动一时，人们叫他黄马列。 父亲快三十岁了。在他的生活中，家庭还只是个非常小的部分。也许该稳定下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想回家去看看，看看他的父母、妻子。大儿子金高快十岁了，小女儿金素也不知长成了什么模样。那里的人们以他为荣，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他是年轻人的榜样，是老年人的安慰。关于家里，他从信中得知一些情况，但是那些信写的模棱两可，闪烁其辞，却着实令他担心，也许这才是真正使他下定决心回家的原因。 58年主席视察了安徽，给安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安徽形势一片大好。60年初，带着归家的喜悦，穿着海军尼军官大衣，带着肩章和大檐帽，他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路走来，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在蚌埠火车站一下车，他更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月台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人群，面黄肌瘦，骇人的浮肿，痛苦、麻木的表情。他走出火车站，几个狼狈不堪的小孩从后面冲过来将他手中的一袋面包打落在地，他去捡，小孩们便往上吐唾沫，待他走后便互相争抢大肆咀嚼。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生平最见不得的东西。他感到怵目惊心。这便是家乡迎接他的方式？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吗？那些模糊的印象，长久以来隐秘的担忧终于沉淀为一种现实：我的家遭难了。多年以后，每提及此事，他只是对我说这么一句话：我的家遭难了。遭难了。 但是家已经不复存在了。龟裂摞荒的土地，连老古井也干涸了。爹娘饿死了，大姐饿死了，二哥也饿死了。二百多口的大家族饿绝了七户人家。人们憎恨他的体面，诅咒他的归来，拒绝他的安慰。如果他转业回当地做官，哪怕只是做个小官，又怎么会饿死人呢？但他的妻子，一双儿女却活了下来，亲人们不声不响地坚持了高贵的道义，又怎能不尴尬地对待他呢？ 他不能熟视无睹，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一走了之。他让小妹做向导，利用夜间开展了大范围的调查。饿蜉遍野的惨状，门户凋敝的凄凉；兄弟相煎，父子相啖，根苗俱毁之奇形怪象；天地相离，人间悖逆，气滞土息，水锈火蚀的恐怖，简直使他五脏俱裂。虚假，虚饰，虚伪，太多了，太多了。 偷偷地拜祭了父母，看到路边不知什么胆大妄为之人竖起的打倒×××领袖的标语，他承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几乎是难以抵挡的冲击和压抑。那种压抑无法仇恨，无法诉诸对象，无法以任何的方式遮蔽和躲藏。这种压抑是他无法做任何援助，任何个别的救助，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任何个别的救助都会成为拒绝他救助，腐蚀他救助的证词。这种压抑使他无法为自己做的任何事做起码的辩护，他的每一次申辩，每一种申辩都必须拿出全部的、毕生的勇气。 是引领众人出发呢？还是独自站在不可能的面前？ 也许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也许怀疑的冷光曾闪现过他的脑际，但也许只是一闪，他要为自己的过去负责，为自己的内心负责。 他来到省委，他的装束和证件是他的通行证，他想见省委书记，书记不在。他留下了他的调查报告。带着无尽的哀伤独自回到了草原中的城市。 厄运随之而来。 安徽省委追查到了部队，又追查到了内蒙，追查到了通辽市，组织了三级调查组对父亲进行停止工作，隔离审查。父亲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遂被打成右派。家乡成了黑窝，妻子成了丑化的婆姨，孩子们成了狗崽子。于是他被迫切断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他道出了真诚，同时也毁了一切。 父亲被调离了组织部，来到了科委。“四清”时又抽调下乡。 64年政策转暖，省、地、市为他进行了三级平反。他却对来人说：“不要开什么大会了，我没有错，组织知道了，我感到光荣。就在咱们之间传达吧。” 流毒尚未肃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权力更替，世象变迁。他以这样一个不期然的机遇留在了农村。在胡力海粮库，西辽河粮库当粮管员。这份工作是公开的流放也是表面的尊重。他却从头学起地干了起来。从此和自行车和算盘打起了交道。 二十年间。西辽河两岸方圆数百里，十几个公社成千上万的农户、牧民，每一家，每一个人，甚至每一头牲畜他都熟悉。他熟悉每一座坟茔，每一年的哀伤和每一种不幸，也熟悉每一簇新绿，每一朵小花的欣慰，每一夜星空的秘密。土地测量、粮食估产、议购、定购、自留地、自留粮、农资分配、农产品收购、牲畜存栏、口粮配给……数不清的统计、报表。开始，他不会骑自行车，就拿出长征精神，靠双腿走。入冬时节过辽河，贲张了静脉，冻坏了双腿。自从有了我们几个以后，为了赶回家，常常从上百里外就连夜走回来。一次夜里被十几条野狗围攻，无处躲闪，在头狗扑上来的瞬间，他一拳打在了狗的耳朵上，把头狗打蒙了，其他的狗吓跑了，才得以幸免。后来学会了骑自行车，深夜从十来米高的铁路路基上摔下来，摔断了锁骨，被不怀好意的火车司机扔下的西瓜砸伤了背……夏天是汗渍渍的衬衫，冬天是挂满霜花的帽沿……。 大革命中，还有数不清的与他内心毫无关系的琐屑、无聊追问他、探讨他、分析他。只有这坦荡的，有时欣欣向荣，有时萧疏破败的辽河大平原，只有这走不尽的夜路以真实的、广阔的胸襟包容他，以触手可及的、深刻的考验填充他。纯洁、朴实的农民接受他——这在坚实的土地上生长的大根、矮敦厚实的树桩，供他休息。他一边工作，一边宣传马列主义，把许多优秀的青年推荐参军、入党。人们叫他“马列黄”。他有坚定明确的东西，他站在那里从不摇晃，他有充沛的理解，他无须重新断定。疾病、死亡与痛苦对他来说始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自己被照亮也照亮了他的世界。 大革命后期，1975年又来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书记的弟弟嚷嚷着要火线入党，要找一个斗争的对象，于是县里组织了“上批邓小平，下批黄明谋”的批判保皇派大会。父亲说：“你们批判我可以，但不要在屋里，咱们到外面的广场上去。”工作组说：“怎么，你害怕群众的呼声会把房子震塌吗？你害怕群众的愤怒让你无处躲藏吗？” 父亲领着已经五岁的我，四岁的大妹，怀中还抱着刚出世的二妹站在广场的中央，工作队气势汹汹的为另一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如何理解党的政策，以及文革中无处着落的趣闻和无法证实的语言陷阱。年青的后生们哪见到过这些。滔滔雄辩，辩了三天三夜，辩得工作组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辩得群众群情激昂，拍手称快。“你怕把房子震塌吗？”这在当时成了流传一时的名言。工作组连夜跑回了县委。处分随之而来，留党察看两年。理由是发动群众武斗工作队。 组织生活也不让他参加了，他真的伤心了。 然而，信仰是可以怀疑的吗？如果信仰是可以分裂的又如何？如果，信仰可以被历史的理解又如何？甚至，如果我们可以断言：信仰就是被解释又如何？献祭给分裂的信仰可以得到辩护吗？一个人可以比他的信仰活得还久吗？ 沉默总是出现在充分的言说之后，语词的张力先是挣脱开内聚的能量，继而收回，收回它放肆的快乐，变得无法言说。 父亲常常肩头上扛着我驻足在辽河的岸边。刚上冻的河面还发出“咔嚓、咔嚓”水流冲撞冰面的声音，从河道刮来的草原的大风吹得我阵阵的发抖。一只落了单的灰雁在凄惶的草原上空盘旋一阵，哀鸣着向南而去。 高林屯新建粮库，一位老共产党员任书记。他对父亲说：“老黄，我们一起走吧，那里处了野猪，什么也没有。” 走了一天。又一夜。大雪纷飞的夜晚。一辆大马车拉着我们一家人，越过冰封的辽河向大草原的腹地走去。母亲即将分娩，小妹就要出世。我和两个妹妹象一窝小兔一样藏在被子里。荒原中除了“簌簌”的雪声和马车的铃声什么也听不见。 我们是到达的第一家，房子还没有盖完。父亲找来炕席把前后窗子钉得严严的，用大草原上取之不尽的柴草把炕烧得滚烫。三天之后，76年11月25日。小妹出生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大革命结束了。那年我六岁。 稍稍平静的生活，却又突生变故。 77年8月在西辽河粮库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把造反派的后台黄明谋揪出来反省。把文革中西辽河粮库出现的三桩命案戴在了父亲的头上。一桩是原粮库主任被造反派打死，一桩是有一个人从马车上摔下被马车轧死，还有一桩是一个国民党家属上吊自杀。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当时“揪出来”“说清楚”的做法中有许多人畏罪或不堪凌辱自杀了。一天，上面来了几个人，说父亲是造反派的后台将父亲“拿”走。当时母亲在外开会，父亲把我们托付给邻居就随他们走了。调查组真的认为父亲会自杀，派了几个人日夜看护在父亲被关押的门口。没想到父亲食欲很好，每天晚上七点倒头便睡。后来妈妈说：“我可真不明白，你爸爸那个人—反右时他是右派，批林批孔时他是保皇派，文革后又说他是造反派。” 父亲走后杳无音信。一晃四十天过去了。直到9月30号有消息说父亲可能要回来了。母亲请了人杀了猪，等爸爸回来过国庆节。下午，我们一家在院中张望，火车到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父亲没有回来。妈妈紧张起来。她一夜没合眼，听到动静就下地开门。她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几十里路连夜也会走回来。十月一日的早晨，妈妈早早起来，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忙着做饭，却不见了我。 我穿的单单薄薄地去火车站接爸爸。五点钟的月台清清冷冷。我抱着双膝蹲在月台的一角。似乎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起得那样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只是傻傻地等待着黎明第一班火车要来的方向。似乎永远如此，我永远不知道在父亲身上会发生什么。 火车进站了。缓缓的停稳，车身带来的冷气逼得我一阵阵发抖。车门打开了，我蹲坐的地方正是父亲下车的地方。父亲见到我，先是一怔，既而眼圈湿润了。快五十岁的父亲大喜过望，他用青青的胡茬扎我，把我举在空中，抱在怀里，又把我放到他那落满灰尘的肩头。 他终其一生都未能明白，甚至在十六年后他手术的病榻上，他仍抓着我的手问我：“我下车的地方，你怎么选得那么准呢？”他何需回答？他只想回到那一刻去。回到他生命中最神秘、最动人、最有华彩的一刻。 80年，县委给父亲平了反，撤销了处分，恢复了组织生活。他对来人说：“我既然没有错，组织也知道我没有错，组织已经受到了损害，我却恢复了荣誉，就不要开什么平反大会了。” “那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人有权对组织提出要求。战争年代死了那么多人；这十多年来，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那么多老帅、将军，那么多优秀的干部、同志含冤死去，我还活着，我有什么权力提出要求呢？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组织还能想到我，这是我最大的光荣。我已心满意足了。” 父亲是多么高兴啊，儿女绕膝，燕子呢喃；一对大鹅领着老公鸭张着翅膀与老猫“小虎”嬉戏，猪只们听到吆喝蜂拥着挤进大门抢食。菜园里的豆角、黄瓜、西红柿开满了鲜艳的小花，他学彭总种的一畦花生也长得茂盛，证明了这经济作物在高碱土地上也能生长。 新的时期开始了，历史又换了一种新面貌，将他一个人抛下了。干部年轻化，文凭至上。他的文凭原件在文革中烧掉了。妈妈叫他给“海司”写信求证，爸说算了吧，这原不是爸爸的本性。80年代中期，领导劝他：“老黄，回家休息吧。你是建国前的老干部，上不上班，工资、福利照发。革命一辈子，该休息了，这里给你留着办公桌，有空来坐坐。安度晚年吧。” 晚年？仿佛刚刚从水牛背上跳下来，好像刚刚登上鱼雷快艇，已经到了晚年了吗？ 但是，五十多岁的父亲还没有学会生活。刚刚步入中年的妻子，四个一般大的孩子与他对抗着。孩子们要受教育，妻子要工作，他们要找回那失去的东西。父亲错位的年龄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家庭也抛弃了他。虽然我们也常常团聚，但十年来他更多的是一个人生活。他已没有过多的选择了，除了那不声不语，坦然承受的大自然。他种花、植草、开荒种菜、养鸡、鸭、鹅、猪、小猫、南来北往的燕子，扎制风筝，随意书写。他仍在探讨，他说，人类同其它有机生命的生存规律是否有一致性呢？我看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的同一性比之多样性更难以理解。他说自己三次被打倒，三次被平反。终未证得何以得因，何者为果。他说自己的一生是和党的“八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一页纸上写道：“积四十年的经验自己的判断力才不再紧张，但举他物、论人生，虽心有余力，却不能自持。”在另一页纸上他又写道：“南山之下采东菊，水牛背上放歌声。”“手不释卷，无日不写。”这些话，时至今日，我或能有所理解。那是只有从存在的角度，从敞开与填充的角度才能体会到的在世，潜有和未有的意义。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父亲走进手术室。肿瘤、癌症。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凌晨。他静静死去。未留下只言片语。 他死的时候有一列车的农民兄弟为他送行。 老古井“汩汩“地流淌。 西辽河水却已干涸断流……

幽蓝

　　注《1》克罗纳斯：时间与命运之神。 注《2》司汤达。 注《3》罗曼·罗兰。 注《4》史威夫特·格列夫游记。 注《5》海涅·牧童 《薛定谔的猫》共分八章， 1长春的冬天 2没有弥留 3草原上的异乡人 4母亲节--梦中的独白 5薛定谔的猫 6悲伤的西班牙 7向爱而生 8天路历程 系长篇人物随笔。 天涯倦客编辑

祥

　　很喜欢。写得诗意，缅怀父亲的一生，娓娓道来，确如眼中的草原大海，历经的磨难，的确是人一生认知上的最大财富，生活在过程。此时笔者的内心涌动，感染着我。

天涯倦客

如果你还不明白文字的力量，那么请来读读这篇“第三章“！！！……

桀夸克

　　知性的力量，人性的光辉。幽蓝的作品把读者拉回到共同的心灵底线，直致无能反抗，从而将人生的芜杂置于无用之地。

天涯倦客

原帖由 桀夸克 于 2007-12-12 09:04 发表
知性的力量，人性的光辉。幽蓝的作品把读者拉回到共同的心灵底线，直致无能反抗，从而将人生的芜杂置于无用之地。

精当的点评，令人刮目！问好新朋友！：）

叶落凡尘

　　我帮你编辑了一下，如果没有错，回头把你下面几篇也给编辑下，我看了觉得吃力，字我可一个没有增减！ 刚拜读了第一篇！现在就得下，改天来留言，特别喜欢你文字的穿透力。。。。

幽蓝

　　承蒙阅读。谢谢。与您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