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分析家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的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的形势和希腊的形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杜鲁门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蒋介石把杜鲁门的“好意”认为当然，立即命令他的军队于14日重新反攻。
　　第二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破裂，并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蒋介石还把这看作是除掉宋子文的好时机。他一直不喜欢宋子文，而且宋子文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也并不比其前任显得高明，于是宋子文被免职，由张群接替了他的职务。
　　张群显得风度翩翩，温和稳健，在美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他除了有点能力外，还十分和蔼。
　　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首先要他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议席，民主社会党2个议席，独立派2个议席，国民党14个议席。
　　新政府于4月18日成立，这是个过渡政府，要到在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才停止行使其权力。3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取消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后来，副总统们进行就职典礼，孙科排居第一位。
　　杜鲁门总统发表宣言后不久，从华盛顿吹来一股冷风——
　　副国务卿迪安·亚克森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目前和希腊政府的处境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并没有处于崩溃边缘，不存在被共产党击败的危险。”因此不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总之，这是个令蒋失望的春天。
　　3月19日，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共产党首府所在地延安，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事实上，这是共产党主动从延安撤退出去的，国民党没有抓住任何共产党俘虏。
　　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供应来进行一场大反攻。他发现共产党正在向东北、热河及陕西一带发动进攻。
　　从台湾也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台湾人组织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但由于大陆来的军队对示威人群开了枪，使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台湾省长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他调去了增援部队，而接下来的就是屠杀，至少有1万台湾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示威领导人。
　　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提出了抗议。4月22日，蒋介石指派原驻美大使魏道明接任陈仪，而陈仪本人后来则被处决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使杜鲁门及其政府极为吃惊。
　　美国人不想让蒋介石进行战争，但也不想让他丢失中国。
　　他们暂时解除了禁止向中国运武器的规定。“中央政府”现在能买到1．3亿元的武器装备，用来防御足够了，但是若进攻，装备是不够的。国民党发现他们此时正在和日本新式武器对抗，这些武器是俄国人留给共产党的。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把他的军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引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6月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了150英里。在东北，他们抓注了主动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
　　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
　　“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中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9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作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个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间题，他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于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
　　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万5千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O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
　　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紧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金元券和美元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藏金银及外汇于9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他是被逮捕的几百人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启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但这种作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的晚了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卫立煌却不想跟林彪的得胜之师相对抗。
　　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为这次犹豫而付出了代价，他的12个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他本人乘飞机逃跑了，后来受到军事制裁，不过保全了性命，并于1955年加入了共产党政权（四年后他去世时，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如今，国民党军的锐气已彻底被打掉了，有些人开始改变立场。在陈毅的进攻下，山东省省会济南守军将领吴化文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投降，省主席王耀武很快地被活捉了。
　　随着卫立煌的溃败，东北很快全线崩溃。10月23日，闹讥荒的长春被攻破。11月2日，沈阳失守，30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共产党。
　　此后不久，战地记者胡霖在香港同埃里克·周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溃败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的态度使东北人民对他极为反感。长期囚禁张学良只能使少帅更得人心，使蒋介石失去人心，并加深人民对他的不信任程度。如果他释放了张学良，把他送回去，少帅也许能为国民党争取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不得人心还有其他原因。他独断专行，重新划分东北各省，而根本不和当地人商量，这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此外，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地人反对这些官员，觉得他们是代表“南方人”，即中央政府的。
　　很多非当地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占领了东北。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后，掠夺财产，腐化堕落，贪污贿赂，加之其他暴行，使许多东北人倒希望日本人继续占领这块地盘。
　　国民党的官员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人们进行政治迫害，结果许多人因此投奔了共产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失策或许是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遣散傀儡政府在东北的30万中国军队。这些人没办法生存，大都投到了共产党旗帜之下。林彪热情地欢迎他们。确实，他们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也完全是个军事原因，从战略角度来讲，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被迫采取防御措施。俄国人把城市留给了国民党，却把农村留给了共产党。
　　用中国军事术语来说，国民党只是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起来，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之中，蒋介石于12月1日派夫人去美国寻求援助。3日，蒋夫人见到了马歇尔，10日见到了杜鲁门。但是，这两人看来谁也不大同情他们。她提出了许多要求，想在3年内得到30亿元的援助。
　　12月20日，杜鲁门派往上海的经济合作司的头头保罗·G·霍夫曼回来了，带来对蒋夫人极为不利的消息，21日，美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建设援助计划。蒋夫人不想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国，便在美国呆了近一年，不知疲倦地为国民党奔波，但终于一无所获。
　　在此之前，美国曾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希望受到打击。国民党最优秀的将军傅作义以11个训练有素的军来守卫京津地区。
　　然而，这11个军中，有4个军完全缺少装备，3个军装备不全。
　　1948年夏，美国援助人员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便单独与傅作义谈判，给他武器装备。他们觉得傅作义能够稳定华北局势，这样傅作义能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开突围大门。
　　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作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一。
　　这场战役持续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需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中获得极大声誉，因此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勾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
　　1、原广西将领白崇禧是国民党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是在最后一刻被任命为徐州战场总司令的，但他拒绝了这项任命。白崇裕反对蒋介石在徐州打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计划，他提议在长江南岸安徽芜湖设下据点、万一共产党打到那里，他们的运输线将会大大拉长。
　　2、陈纳德将军告诉蒋介石，他有信心只用40架战斗机就能在徐州扭转局势，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国民党关于飞机的要求。
　　3、共产党到处挖洞，作为坦克陷井，因此阻止了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
　　4、总的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设备和火力方面都劣子对手。
　　5、国民党打的是防御性阵地战，而共产党则机智灵活猛烈攻击。
　　徐州战役之后，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和谈彻底失去了兴趣。
　　即使李宗仁等对此还存有幻想，但至少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在徐州战役国民党即将败退之际，蒋介石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的私人秘书陈布雷自杀了。
　　埃里克·周两星期前和陈布雷谈话时，发现他异常忧郁。
　　陈布雷责备自己没能更好地为国家效力。蒋介石参加了他的葬礼，看起来很悲痛的样子。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然而，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风云多变的1948年就要过去了。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起初，这些人的头头是蒋介石的优秀将领白崇禧，但很快这些人就由白崇禧的广西老朋友李宗仁负责了。
　　这一年的12月，白崇禧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频繁地在一起秘密商议。两人都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白崇禧马上发出很多电报，以采取行动。第一封电报是让官兵传阅的，倡导和谈。然后他给张群和张治中发电报，要他们向蒋介石提议同共产党和谈。接着，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谴责蒋介石，要他对他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以便使和谈不受阻碍地按时进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诚还发电要总统辞职。
　　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认为这些迹象都是不服从命令和失败主义的表现。
　　此时，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蒋介石派他忠诚的朋友张群两次去汉口，和白将军商讨形势，试图消除误会。不久，人们就发现白崇禧起码不是个失败主义者。蒋介石不断被各种来电所震动，而此时，共产党军队则继徐州战役获胜之后，正在坚定地向长江以南挺进。
　　在白崇禧看来，现在应是和淡停战的时候，这样，国民党军队可以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重新组织力量防御。但是，主和派中却有些真正的失败主义者，甚至有亲共人员，张治中想让蒋介石辞职，以便李宗仁能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根据张群的汇报，蒋介石原以为能和白崇禧达成一些理解。
　　但圣诞节那天，他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这使蒋介石醒悟过来了，他对此极为恼火。
　　这时队香港也传来了令他烦恼的消息：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和李宗仁副总统的密使“谈判”。而且，甚至张群都对蒋说他也赞成和谈，当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不会例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己无后退余地，正象他已表示的那样他也想下野但必须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下野。如果是按别人提出的条件下野，或者他在压力下下野的话，那他可受不了。然而，没有政治同僚的支持他怎么能再打下去呢？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
　　“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
　　他已准备好了新年文告，宣布他愿意和谈，但他知道他提出的和谈条件共产党是不会接受的。他的条件是：不违背“宪法”；维护民主形式；维护现有武装力量的存在。他表示只要能够和平，他将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保持一致。当来宾们重新进行讨论时，蒋介石下令发表他的新年文告。
　　几小时之后，主和派（现在的领袖为李副总统）开始在报纸或城墙上用口号来打扰蒋介石，“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事实上，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现在已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使国民党感到失望的宣言。共产党的电台播送了和谈的8项条件，宣布一开始就指控蒋介石为“中国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年底之前，共产党公布了43名“一级战犯”的名单，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
　　共产党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立宪政府；4、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改组所有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进行土地改革；7、废除一切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反动的南京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面对这些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1月19日，行政院宣布准备“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双方派代表开始和谈。”
　　现在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他要从现实中退出来，而不是辞职。
　　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
　　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至于蒋介石本人，尽管和共产党的斗争曾“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现在还得继续斗下去，在发表新年致词前，他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台湾，以作为最后的防守阵地。为此，他任命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首领，陈诚为省政府主席。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
　　“如果从此以后共产党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
　　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之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省。

分析家

第廿一章　蒋介石失去大陆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蠕，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当时蒋介石并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受命令的蒋经国和空军官员们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属于浙江省，位于溪口和上海之间，蒋介石下令这样做，事实上已表明他对保住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在“引退”期间，他一直在询问机场修建的进展情况。
　　4个月后，上海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呆3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产党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作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8项条件之外的“24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器。
　　此外，最后通碟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时，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局势比李代总统知道的要难控制得多。
　　会谈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不能依靠张治中，因为张的亲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过去属于桂系的黄绍雄及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刘斐。但是黄绍雄的情况和张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任职。至于刘斐，人们后来发现他在国防部已为共产党秘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最后，不仅整个代表团主张全部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条件，而且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在北平永远呆了下来。
　　4月17日，李代总统致电蒋介石，请求他担任总统、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将军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何应钦是李宗仁在危急时刻下令接替孙科的。其他一些国民党著名人士也在场，包括王世杰、张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产党的最后通碟时，蒋介石间李宗仁：“你觉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呢？”李回答：“我准备派人去北平和谈。”
　　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槁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尽，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碟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
　　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敬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佣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亲信都认为傅敬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难为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象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缥。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报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
　　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组织学生工作。他支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
　　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也没有忽视教育。因此他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
　　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
　　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任命他为行院院长，又使国民党的一些人产生了希望。
　　5月底，一个少见的“胜利”使国民党士气暂时振作了一下，在西安被红色军队占领后，马步芳及其儿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次胜仗。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提升马步芳为西北军总司令，答应给他空投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的胜利寿命太短了，武器弹药还没运到，彭德怀就来到了。8月26日，彭德怀打败了马步芳。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外交上，蒋介石于7月10飞往菲律宾的碧瑶会见季里诺总统，并随身带了一份东亚所有独立国家联合反共的计划。季里诺同意这份计划，并于第二天签订了联合公报来实施这份计划。
　　8月7日，蒋介石又飞到了南朝鲜的镇海，在那儿他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在联合写给季里诺总统的信中，这两位政治家要求菲律宾总统在碧瑶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却是白费力，本月稍晚些时候，季里诺前往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建议，结果会议的邀请未发出。
　　蒋介石在与季里诺及李承晚会谈之间，在广州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从1936年离开广州后就一直没去过那里。
　　在广州，他发表了一个鼓动士气的演讲。他在7月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说，如今在国民党撤退失败的情况下，他又回到广州，深感惭愧，他承认对失败负大部分责任。他说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赌博贩毒的现象，对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认为必须保住广州，因为这是最后的港口，是运用海、空军的最后地方。
　　蒋介石还说；他准备与广州共存亡。说得真好听，但他21日就离开了广州，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标志着他在国民党政界中又诙复了领导地位，因为那天国民党建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
　　广州会议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有关国民党困难时期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上发冲突。李宗仁支持白崇禧的计划——控制中原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把广东、广西作为后方。李宗仁因此要求国民党空军从台湾飞回来。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决心，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也要确保台湾坚不可摧。他拒绝下令调动空军，李宗仁只好作罢。
　　起初，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溃败，但白崇禧的计划看来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了效果。林彪8月初发动进攻，目的是沿京广铁路向南推进。白崇禧按原计划调回部队，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据点。
　　因此，当后方那帮喜怒无常的匪徒和共产党交战时，白崇禧更有信心了。这些匪徒从1930年就开始反共。1940年及1945年分别同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象爱尔兰人一样，传统上是“反政府”的，谁掌权，他们就反对谁。与此同时，洪水也阻碍了林彪的进程。
　　国民党将领的倒戈破坏了白崇禧的计划。长江的国民党守备司令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的建议，转向了共产党，他的继位人陈明仁将军也立刻仿效他，带去了3万人。
　　这两位将军认为，他们在共产党胜利后会被允许仍拥有自己的地盘，结果他们后来被安排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现在白崇禧别无选择，只有放弃长沙了。8月4日，他开始撤出长沙。然而，两个惊人但却短命的胜利却呈现在他眼前。
　　共产党的刘伯承将军现在在江西南部的赣州，林彪也打到了湖南衡阳。白崇禧在与林彪的29军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使之退到了长沙以北。蒋介石认为这是场声东击西的战役。然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却大为恼怒，他具有地方统治的思想，决心不放弃他的5万正规军，不让白崇禧进入广东省。陈诚从台湾带领部队在厦门登陆，目的是为了防止刘伯承增援林彪。
　　此时也被迫撤回海上。
　　蒋介石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仍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权力直接控制政府。
　　7月份，李代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废除了已失去价值的金圆券，使用一种以银元为后盾的新纸币。现在到了职员和士兵要求得到比不值一文的钞票更有价值的硬币的时候了。3个半月来，政府搜遍了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款，支付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市、银市及外汇。
　　10月15日，广州被攻破，蒋介石中断了这笔“生存资金”
　　的提供。
　　11月，李宗仁飞往重庆，而阎锡山则逃到了台湾。几天后，厦门也失守了，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岸线。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沉醉于这些胜利中，他在北方也取得了胜利进展。1949年9月21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反对国民党的党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那时起取消了“北平”这个名字，因为“北平”是1928年国民党命名的，被认为是堕落的象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恢复了原名北京。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况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这样，重庆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8月24日，蒋介石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他的追随者于9月3日举行反共游行。
　　蒋介石把退守台湾作为最后一步棋，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退路。位于四川省和西藏之间的西康，是片进不去的山区，这个地方对蒋介石是最有吸引力的，但他很快发现，关键时刻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不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
　　蒋介石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他于9月底回到广州。与李宗仁及他的广西同僚白崇禧讨论了多次。
　　10月4日，当蒋介石想起毛泽东在北京宣布的令其不快的消息时，他飞回了台湾。2日，苏联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仍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断交。现在，蒋介石失去了一切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表现他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在以后直至他去世的近26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了“双十通告”，指责苏联“侵略中国”，声称他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不在台北坐视重庆被攻破，他于11月4日又飞回了摇摇欲坠的重庆。
　　使蒋介石大为不悦的是，他发现李宗仁前天已离开重庆到他的广西老据点南宁去了。
　　李宗仁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他肠胃一直有毛病，疼痛难忍，使他受了不少折磨，于是，他对人们说要去作手术。
　　蒋介石要他回来，他不予理睬。
　　他去找踌躇不决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命令他释放约1000名共产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些人都是这位省主席于9用10日逮捕的。
　　11月19日，白崇禧飞到南宁。李代总统告诉白崇禧说，他想公开声讨委员长，然后再到美国看病。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白崇禧劝李宗仁不要发表反蒋宣言，但没有劝他不要去美国。
　　于是，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说他很抱歉不能回重庆，他很疲乏，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很有可能去美国动手术。他又说，他同时要探听一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他一定会早点回来，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委托阎锡山院长替他处理国家大事。11月20日，李宗仁去了香港，并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
　　第二天，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要求李宗仁或马上回到这个暂时的“首都”，或辞去代总统职务。
　　蒋介石派了一个4人代表团到香港向李宗仁保证，如果他回来了，他在“国民政府”的权威一点不受影响，并建议他带回一名医生及必需的医疗设施。
　　这4位代表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根本没有李宗仁的影子。
　　于是，蒋介石周围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陈立夫为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复职，另一方是以蒋经国为代表，坚决不让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听从了儿子的劝说，事实上或许他已下定了决心。
　　蒋经国说，复职就是为李宗仁提供方便。李宗仁在美国谋求资金和支持这一事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会归责于蒋介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不顾蒋介石父子的想法，又把代表团派往香港，坚决要求李宗仁马上返回，即使有病也不得停留，“如果李宗仁病得厉害，回不来，那就得考虑蒋介石复职之事了。”
　　李宗仁踌躇不决，后来他说要以“代总统”的身份去华盛顿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无论他能否得到，一个月之内他就返回中国，李宗仁于1949年12月5日离开香港，但却再也没有回来。
　　将介石冒着危险，从重庆飞到成都，而此时共产党的3万军队已进入了成都。他还能往哪里去呢？昆明可能差不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12月7日，他派了他信任的朋友张群去昆明，询问卢汉云南行署是否能搬到他的省会。卢汉没有进行合作，但却说委员长应该来看看他。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个陷井，又派张群去昆明商谈具体事宜。但是，共产党先到了一步，蒋介石的密使一到就被捕了。
　　蒋介石还不知道，两个四川军首领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他们已转向了共产党那边，其中包括张澜。他们把共产党的密使和西南其他军事首领联系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云南的卢汉和西康的刘文辉。共产党已向他们解释清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军队也可得到完整的保留。
　　后来，卢汉被任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文辉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
　　这么多将领倒戈，蒋介石试图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搞成最后据点的计划成了泡影、张群在昆明被捕3天后，国民党窃听到一封电报，说卢汉想投靠毛泽东，计划逮捕蒋介石。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已乘飞机飞往台北了。
　　在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由阎锡山主持，决定把“首都”迁往台北。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分析家

第廿二章　避难之地
　　在日月潭他漫不经心地撒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和西藏边疆等地还有零星的残余部队在抵抗。
　　另外，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海南岛、长江口的舟山群岛、厦门对面的金门岛、东山岛以及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等都有“自由中国”的存在。当时，蒋介石还有各种部队约80万人，750辆至1000辆坦克装甲车，还有一支拥有300至6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如果只算第一线的飞机，只有300架，如果加上所有的飞机则为600架，另外，还有70艘军舰。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则足以与共军对抗，并通过空袭和经济封锁来摧毁共产党的统治。
　　在蒋得意忘形、充满无限自信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暂时放弃东北，集中力量保住关内的建议。结果他不但失去了东北，而且也加速了他失去大陆的步伐。他把战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企图保住一切。可他不明白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的。在国民党仍控制着的岛屿中，只有台湾才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广东近海的海南岛是他舍不得放弃的一块肥肉。他可以利用那里的铁矿、富有潜力的海军设施以及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将是一个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如果他们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的活，事情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警备司令薛岳将军（外号“小老虎”）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但是，他们在内线常常遭到与国民党警备军数量相当的共产党军队的狙击，在1950年2月和4月之间，大陆共军曾十次进攻海南岛，但均未成功。4月16日共军集中兵力占领了海南岛，国民党军队很快撤退到南部海岸。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将军将其部队撤退到台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支更大规模的拥有15万人的军队，乘坐16艘自由号轮船和一些小船也从长江的舟山群岛撤离了。
　　另外还放弃了通往广州的万山岛和福建海岸的东山岛。国民党的撤军结束了蒋对上海和广州的封锁。
　　从此以后，蒋介石便完全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基地。除了福建海岸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以及澎湖列岛以外，“自由中国”逐渐地退缩到台湾岛上，台湾岛面积不足苏格兰的一半，耕地面积下列三分之一，当时的人口为1000万或1100万，其中包括100至200万来自大陆的难民。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形势下，蒋介石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保持政治地位和维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蒋来台湾的那一天起直到他去世，他的众所周知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又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最后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信仰。
　　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国民党对在台中国人的统治中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底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两个主要任务，即保卫家园，让外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台湾无权控制毛泽东政府统治下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通过残酷的安全措施和锐意改革，蒋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通过一系列不大可能的事实，他使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否认共产党政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蒋介石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蒋就指导他进行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按传统的做法，佃农要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况且不管天气和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
　　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
　　5月30日，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十年内分期付款，佃农可以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或四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
　　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它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然而，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只好通过严厉的管理措施加以处理。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期间，中共已在国民党人员内部扶植了许多代理人，有些还是高级官员，例如，参谋部副部长WU吴新（音译）shin将军和他的妻子。国民党仅在1950年的头6个月里，就处理了300多起间谍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000多人的地下组织。同年5月，蒋介石答应赦免所有背叛共产党跑到台湾的人。其中有400多人获得赦免。但是，那些被捕的并且没有条件获得赦免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被处决了。
　　此外，蒋介石还改组了国民党。
　　在1950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蒋介石宣称：
　　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友为世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为实现此目的，我们要彻底改组我们的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坚持消除宗派之问以及党内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大陆灭亡的个人主义行为和思想的存在，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蒋介石说：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被取消了，在此基础上蒋又成立了两个小型机构：执行行政权力的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一个由党的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已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毛泽东但又拒绝来台湾的中间派也被国民党除名。
　　军队也进行了清理。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雇了上万名军事官员，181个军、师和更小的军事单位被解散了，事实上这些单位都是徒有虚名的，它们不过是充实军官钱袋的花名册而已。
　　下一步是货币改革。上海陷落以后，蒋介石政府就推行了新的台币制度，以黄金和外汇为值牌，台市与美元的比值为5：
　　1。
　　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再次宣称他对所管辖的领土和人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因为这时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总司令和总裁，而且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50年2月21日，蒋召开紧急会议，向还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碟，要他在三天内到台北，或辞去代总统的职务，李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立法院于24日请求蒋恢复总统职位。他没有拒绝。于是，3月1日蒋又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接受阎锡山的辞职。阎本人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无力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3月8日，蒋介石推举陈诚将军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在蒋介石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毛泽东的总司令朱德在北京接见了台湾解放同盟会的成员。
　　朱德告诉他们：“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他补充道，他们正集结重兵以对台湾发动进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时刻，共产党似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进攻。然而，蒋介石及其政权却因朝鲜战争而得救。
　　蒋介石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失望。尽管毛泽东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美国人还是有意承认他的政府，就象1950年1月英国人所做的那样。然而，早在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毛宣布，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后来，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雷顿·司徒雷登博士的官邸。当时他正有病在床。1950年1月13日，共产党军队又占领了美国驻北京的领事馆。他们逮捕了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并以间谍罪将其监禁四周。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召回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青岛的135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
　　从政治上来讲，华盛顿这时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事实上，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明确指出了他对中国的政策是“不干涉”政策。他宣称美国将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也不会向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
　　受中国问题游说议员领导人之一威廉·F·诺兰德参议员的鼓励，并且鉴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国务卿艾奇逊于1月24日宣布了一项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战争便成了这一计划的转折点。根据雅尔塔国际协议，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朝鲜，北朝鲜由苏联接管，南朝鲜由美国接管。美国对在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保安部队感到满意。苏联也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令人望而生畏的北朝鲜部队，其中包括在东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并的一些军队，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已命令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他设想美国不会对此作出反应。
　　他的这一假设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美国已将朝鲜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带之外了。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南朝鲜和台湾在太平洋安全体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北朝鲜的入侵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从消极状态中猛醒过来。
　　苏联人的错误判断使杜鲁门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得以采取行动。苏联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如果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就会否认一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6月25日安理会举行会议，以9比0（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一项要求北朝鲜从南朝鲜撤军的决议。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执行该项决议随时给予帮助，并制止向北朝鲜政府提供援助”。
　　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帮助南朝鲜。与蒋介石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是，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在朝鲜战争期间要保持中立。第七舰队奉命前去遏制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阻止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
　　美国的最后一次帮助至少可以使蒋介石感到宽慰。几星期以前，大约15万共军集结于台湾海峡对岸、而现在却不会马上有危险了。
　　对南朝鲜来说，北朝鲜攻入的前几天是灾难性的。汉城陷落，南朝鲜军队在混乱中撤退到釜山。
　　蒋介石趁机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3．3万名军人，以帮助由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麦克阿瑟立即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的军事援助。
　　他的这一建议直到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才为人所知。鉴于来自英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拒绝了蒋的援助。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建议，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应当恢复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国援助顾问团，尽管该团直到1951年初才在台湾开始工作。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亦将访问台湾，并且就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状况提出报告。
　　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北，并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一次真诚友好的会晤，因为他们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他们还就国民党在大陆牵制共军的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磋商，但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苏联人对其不在场时杜鲁门的主动性感到惊讶，所以，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联合国。
　　8月1日，麦利克大使接管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他以强硬的措词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并立即给予北京代表团以联合国的席位。
　　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英国的背信弃义使美国感到震惊，但丝毫没有支援他们的决心。这项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9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联合国报告了北京对北朝鲜的支持。他表明，大约4一6万名北朝鲜军人在东北接受过中共的训练，并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些人参加了入侵南朝鲜的战争。
　　两星期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率领联合国军队在北朝鲜战线以后的仁川登陆。战争形势有所改变。
　　10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庆祝了她的第一个生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对他们的邻国轻举妄动”。
　　蒋介石的情报表明，周恩来的威胁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拥有50万人，自7月初以来他们已经沿京广铁路线向北移动了。10月28日，来自美国的情报说，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部队已从东北穿过鸭绿江，正加入北朝鲜的行动。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率军到朝鲜边界山地，一路上击毙和俘虏的北朝鲜军人达20万。然而，不久人们便都知道，中共已向北朝鲜派遣了50万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前，现在轮到麦克阿瑟撤退了。
　　蒋介石撤退到台北以后，在失意中冷静地观察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用苦行僧主义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生活是清苦的。他行动自如，神志安详，住在山脚下的一所青砖绿瓦平房里。朴素的花园里开放着杜鹃花，这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前门正对着一间平日不为人熟悉的屋子，这间屋子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中间有四根方形石柱。屋子的右边摆放着一张可供1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左边摆放着几张供人休息的扶手椅。仆人的住室以及助手和秘书的四间小卧室紧靠着这间房子。
　　蒋介石常常天亮时起床，穿一件传统的中国式蓝色长袍，或穿一套不带军衔的军服。蒋夫人身穿晨衣陪他做晨祷。
　　他的早餐有米饭、咸菜和白开水。早饭后，他读报到上午9点，然后秘书抱来大摞文件，黄色文件代表例行公事，红色文件代表紧急问题。10点或11点，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召集官员开会。中午时有些官员就留下来吃便饭。
　　午饭后，蒋介石午休半小时，然后再开始工作。下午4点半，他常常带上一个助手去散步，换换空气。等他散步回来时，茶点已摆好了。吃完茶点，他又继续工作到7点。然后再去做祷告和沉思，直到晚饭。
　　晚饭后，他往往继续工作。如果有人劝他，说看场电影并不是浪费时间的话，他也会同意去看。有时候他也会冒险进城看场京戏，睡觉前洗一个含有硫化物的泉水浴，然后再写上一段日记，这是他一直保持着的睡前习惯。
　　蒋介石已痛苦的认识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也许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战略家坚持认为，胜利是他所参与的一切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冲突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政治态度。
　　联合国警察部队采取的反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法律上来讲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时，一直要求准许轰炸中共在东北的军事目标。
　　然而，1951年3月23日，他却公开宣布，他本人已做好与中共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不久便清楚了，他的目的是通过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拒绝的决定，从而破坏正在联合国指挥部进行的有利于休战的外交活动。3月29日，中共给了他一个恰当的否定回答。
　　让人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和远东地区总司令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能沟通的。
　　4月5日，约瑟夫·w·马丁议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封信。这位国会议员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而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些观点毫不含糊地写出来了。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应停止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竭尽全力地去打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应当接受蒋介石总统的军事援助，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建立第二条战线。
　　考虑到那些认为绝对的军事优势应该集中在欧洲战场的人的批评，麦克阿瑟争辩说：“如果我们在亚洲把战争输给了共产党，那么，欧洲战场的失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麦克阿瑟保留自己的观点，或者把这些观点仅限于与其军事和政治上进行意见交换，或者国会议员马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这件事也就会就此搁置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干预政治决定的做法十分愤慨。
　　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返回美国。总统随即任命马大·李奇微将军接任司令职务。
　　蒋介石希望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然而，蒋也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补偿，那就是美国人放弃了1949年在“白皮书”中规定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立场。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公开宣布，蒋介石比他的中共对手更真实地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参议院里，56名议员发誓反对承认共产党政府，反对把台湾交给北京的任何建议。同年10月，美国向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公安军事费用和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将援助台湾。
　　不论从物资方面讲还是从生存方面讲，这一消息都符合蒋介石所需要的保险政策。
　　但是，从名声方面来讲，这丝毫没有消除他最近所遭受的一次侮辱，即国民党政府没有获准出席9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日本和平会议。
　　蒋介石的唯一安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斥在外。
　　英国附和苏联，建议共产党政府应该代表中国，并在4月中旬起草的一份建议中补充道，台湾应该归属共产党政府管辖。蒋介石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难道他不是战争时期的四强之一，不是温斯顿·邱吉尔的盟友吗？6月，杜鲁门总统的共和党的巡回大使曾经到伦敦，去与英国外交大臣肯尼思·扬格解决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分歧。
　　双方达成了一次折衷的决定。在日本已经获得主权以后，他们应当自己选择承认哪一个中国政府。
　　同时，不论北京或台北都不应当被邀请参加这次和平会议。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东京缔结它自己的双边和平条约。
　　令蒋介石极为恼火的是，旧金山条约并未确定台湾将来的地位。此外，罗斯福总统曾经保证过的开罗宣言在蒋介石看来也被破坏了。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朝鲜战争于1951年夏天停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共产党十分需要这种停战，以便要求联合国让战俘在获释后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处。以印度为执行主席的中立国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联合国手中的中国战俘有1．4万人，其中72％的人去了台湾。21名被捕的美国人愿意留在共产党一边。
　　中共从此获得了它在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南、北朝鲜仍对峙在三八线上。
　　一场关于麦克阿瑟的热烈争论在美国爆发了。
　　社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朝鲜战争向中国大陆的任何蔓延，都将促使毛泽东执行他于1950年初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如果斯大林作出反应，他就会很顺利地进攻欧洲，而不是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有可能爆发。
　　然而，麦克阿瑟的解职在美国还不广为人知，并且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总统采取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带来胜利，也不会导致战争的尽快结束，共和党的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立即宣布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政策。
　　他宣布解除美国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的禁令，如果蒋介石政府愿意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话，美国将不再会阻拦。然而，美国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护台湾。
　　这又不是蒋真正需要的，这些最多不过是美国准许台湾“游击队”在大陆进攻反击行动而已。
　　蒋介石对自己的兵力了如指掌，尽管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还不足以对他所失去的大陆发动反攻，并且，美国已不准备帮助他这样做。事实上，台湾“游击队”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活动。
　　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曾估计大约有40万“国民党残余”在行动。自国民党政府倒台以后，已经有100万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反抗行动是零星发生的，规模在逐渐减小，但将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蒋介石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却是杜鲁门总统曾经害怕过的事。
　　蒋介石曾这样描述道：“我们打败共产党并收复大陆的计划必然会形成，……自由世界的总纲领的重点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当来自朝鲜战争的消息表明停战谈判已在进行时，在1953年7月20日，蒋要求签订一个台湾和中国邻国都能参加的西太平洋安全公约。
　　同年年底的11月27日，辛格曼·里总统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号召亚洲的“自由国家”建立一个由其他“热爱自由”的民族支持的“反共统一战线”。然而，阻碍这一号召的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已承认了北京政府，并且那个最大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好战意识也减少了。
　　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一次讲话，阐明了他的“大规模报复”的新观点。他说这种报复在远东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复活了。
　　1953年春季，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覆没以后，美国未能介入，然而，同年9月，美国却率先为东南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防御体系，但台湾却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了。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又使其失望了。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最初宣言相比，该条约后退了一步。根据新条约规定。美国保证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台湾的安全将受到保护，直到作出另行规定。
　　但是，如要蒋介石想以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来碰碰运气的话，他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了。另外，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博士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
　　从此以后，蒋的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听起来越来越象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分析家

第廿三章　最后二十年
　　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分析家

第廿四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那么，我们怎样来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呢？作为一个军人，在20—30年代的内战期间，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也表现出对战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战略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他在内战中的全面失败埋葬了他的军事威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
　　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他知道国际共运对他的威胁，但他却用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和过分宣扬自己的办法毁了自己。
　　在写作方面，他不象其他军人政治家，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作品和学说，但是，他为这些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排外主义思想贯穿《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历史学上，他既不是创始者，也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他不懂经济学，他那本（由别人代笔）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论》中的思想是华而不实的和不成功的。
　　最后，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分析家

原帖由 梦醒杨柳岸 于 2010-1-3 18:35 发表
我有一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所写，绝对精彩，不过是禁书，呵呵

你就别发了吧，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