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西医的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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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颜，对这方面感兴趣而已，如果谈到电脑程序方面，你是专家，我就是白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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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

上面一直讲宗教和健康的关系，一般正教都很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理念，特别是道教更是专注于长生不老之术。可宗教中稀奇古怪的流派特别多。比如就有人专门作践自己肉体来获得灵魂上的解脱的，这就是所谓的苦行。

基督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独自生活在远离世俗的深山密林之中，青灯古卷，野蔬荒果，兽伴鸟鸣，独语上帝。这种人称为隐修者，他们居住之所称为隐修院，这也是后来修道院的前身。伊斯兰教某些苏菲主义者秉持的理念是，越简单的生活越容易与安拉相通，获得真知真理。他们仅穿一件羊皮破袄，身无分文，游荡人世间，有的人坚信，只要无数遍的默念安拉，就会真的会有通灵之感之效。佛教有很多流派，其中有一派叫律宗，持戒特别严苛，西游记中的唐僧，还有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都属律宗一派的，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苦行僧了，至于其他和尚，自认根器超群，都玩弄禅宗去了。

上面这些还属正常，可有的就极不正常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托钵僧，其实是古代印度教中的一种修持派别，也称天衣派，浑身上下寸布不留，之多在裆部挂一块布，以此表明自己无所牵挂，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赤条条活着，肉体乃臭皮囊，裹金戴银终化尘烟一缕。印度比较炎热，所以有人干脆整日端坐于烈日炎炎之下，体会汗如雨下，苦闷难当的感受，在半昏不醒中感知某种神秘存在。至于绝食更是家常便饭，佛祖释迦牟尼在修持过程中曾经绝食过，身体疲弱不堪，受高人指引，明白这种修持方式乃是外道，方才鄙弃。除了印度教，还有婆罗门教也是苦行僧集中之地。为何印度这种名堂特多？可能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有关，苦行者一般不受种姓制度制约，当然一般人也无法承受苦行的邪乎，比如有专门学狗爬吃狗屎的，有整日倒立走路的，有学鸡叫，夜晚如鸡般站立枝头彻夜不眠的，有认为一天在恒河中洗五遍澡就可解脱的，有专门受冻的受冻派。火是氧气的燃烧，可在古代印度某些苦行者看来，火象征着太阳，太阳是生命的起源，靠近火即可得永生，然后由此走向自焚的。前面不是有吃狗屎的吗，有的人不吃狗屎专吃人屎，这种邪门之道甚至跟着佛教一并传入中国，被诗意的称为“黄龙汤”。真是怎么折腾怎么来，怎么痛苦怎么作！在这种苦修中让人感受到的却不是敬佩，而是悲哀，对古代印度人生存惨状的无比同情与无奈！

苦行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禁色，上面一节提到的都是拼命的折磨自己压抑自己，有人反其道行之，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三大教中伊斯兰教允许多妻制，基督教一夫一妻制，而佛教是绝对不允许过性生活的。而恰恰是佛教中，却有讲究所谓性命双修者，这存在在所谓的密宗里，密室房事，仪式繁琐，遮遮掩掩，貌似高深的说辞中看到的不过是一淫字。当然我们的道教中也存在这些 “精华”。性虽说看来不雅，可反过来讲那也是生命之源啊，既然是生命之源，那必然隐含着我们未知的神奥之处，由此入手，似乎也可探索人生大道。如此说来薄熙来、徐其耀等人是最佳修炼者了，可大道没找着，阳脱而亡者却为数甚多。现代邪教中，比如“上帝之子”“奥修会”都是此类货色。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稀奇古怪的宗教，稀奇古怪的历史，让后来者想说点什么，却又无法言说。山高林深，夕照流云，古今多少事，都付沉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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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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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后，中国历史有两个大的分裂期，一个是东汉结束以后，出现了所谓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另一个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这两个时段恰好对应中国历史上两个大的疫病流行期。究其实质——这两段时期中国气候异常，极度依赖气候的北方游牧民族因为生存压力，一波一波的向南方涌去，匈奴因遭到两汉政权的沉重打击，其中一支西奔而去，几百年后突然出现在中亚，在这个以敌人头盖骨作酒杯的恐怖民族的强烈推动下，日耳曼以及其他诸民族被迫相继迁徙，遥远而又庞大的罗马帝国在这种挤压推搡中轰然倒塌，成为多米诺骨牌中倒下去的最后一张王牌；与之相反，辽宋夏金这样的中原分裂政权无法抵挡住蒙古人兽群般的冲击，蒙古铁骑一路南下，马嘶弦响，血流成河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同时向西向东向西北全面出击，除了日本侥幸逃脱，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地带在这场蒙古旋风中索索发抖。从匈奴到蒙古，两者轮回般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来自大草原的噩梦，这个梦充满了痛苦、死亡和无法言说的恐惧。

我喜欢历史，这是一本由上帝书写的永无结局的长篇小说，精彩厚重，耐人寻味。它无限复杂，存在着无数种解读的可能性。匈奴人和蒙古人在世界舞台上各领风骚100年，公元5世纪以后，匈奴人很快如风般消散无踪。而14世纪蒙古旋风后，在漫天尘灰，满地狼藉中，留下来的除了蒙古人记忆中的辉煌，一切似乎也化为乌有。他们改变了历史吗？是似乎又不是？在这种寻找和探索中，一种远比匈奴人和蒙古人更可怕的力量悄悄浮现到了我们眼前。是的，那就是瘟疫，在匈奴人能够尽情挥发能量的那一百年之前，罗马帝国已经在连续四次的大瘟疫流行中奄奄一息了（第四次主要是东罗马帝国）

公元前1200年，西亚历史上曾经一度辉煌的赫梯王国在瘟疫的侵袭下悄然无踪，他们是人类最早掌握使用铁的民族，凭借锋利的铁制刀具，他们所向无敌，可是精致锋利的铁刀又怎能敌过无形无色形同幽灵的瘟疫呢？比赫梯王国庞大得多的罗马帝国同样也难逃厄运，虽不致彻底消亡，但从留存下来的文字仍可想象当时境况之惨，这些和它早期的辉煌荣耀恰成鲜明对比，天堂的鲜花有多灿烂，地狱的油锅就有多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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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一度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幸运的人，在无数次的征伐中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四处的战俘财富和珍禽异兽被运至罗马，他们不乏想象力和行动的力量，他们修筑了一直沿用至今的罗马驿道，还有存留至今的各种宏伟建筑，有暴力血腥的角斗场，有规模宏大的可容纳2300多人的公共浴场。他们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如果说巴比伦人淫乱在范围上，那么罗马人的淫乱则体现在花样上，他们竟有公然的匪夷所思的妓女节——花节。他们拥有全年长达177天的假期，整天沉迷于葡萄酒、拳击、戏剧、赛马。他们中的很多人品行恶劣猪狗不如却自以为生活在天堂，穷奢极欲醉生梦死却不知身处何方。为了永保这种生活，他们残忍地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崇尚圣洁和平公义的基督教信徒进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残酷迫害，他们将很多反抗的奴隶战俘包括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绵延数十里，尸骨悬挂在路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最后仅剩一颗空洞发黑的骷髅，披着几丝破缕在寒风中发出古怪的哨音，成为多少幼童睡梦中挥之不去的恐怖。表面上他们成功了，他们战胜了一切看得见的敌人。唯有两样东西他永远不能征服，一是基督教徒的信仰，另一个就是曾经消灭赫梯王国的，来自自然界的神秘幽灵——瘟疫。

公元125年,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长达近十年方才渐渐息止，夺走一百万人的生命。公元166年，罗马发生第二次大瘟疫。每天死2000人，著名的皇帝马克奥勒留（温家宝非常推崇他的《沉思录》）也未能幸免，罗马人口被灭掉三分之一。公元250年，就在僭主德修斯发起基督教徒新一轮残酷迫害的同一年,罗马开始了第三次大瘟疫，每天约死5000人，波及整个罗马，一直持续16年之久。公元542年，罗马（东罗马）开始第四次大瘟疫，此次瘟疫之强大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大的东罗马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力量所及，连远在东方的萨珊波斯也未能幸免。在瘟疫的连番沉重打击下，才为匈奴人的扩张带来了机会，也才为百年后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空间，也许正是瘟疫留下的极其深重的阴影才使得伊斯兰教是如此的重视清洁卫生。毫不夸张的说，正是瘟疫这个幽灵改变了整个历史格局和历史的发展走向。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绝不能忽略任何一个重要因素，否则会使我们陷入困惑与迷茫，看似清晰的决定论解释有时恰使我们丧失了改变未来的动力和勇气，同时也丧失了对历史作进一步探究的信心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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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罗马大瘟疫，让我们看一看时人的一些记载，一窥瘟疫的魔鬼本性。据圣徒约翰的记载“皇帝安排了一些人往坑里运送并翻转尸体，像堆干草一样将尸体一层层地压紧。官员还安排人在深坑处拿着黄金鼓励工人和平民运送尸体，每运送一具尸体就奖赏5个、6个甚至是9个、10个第纳尔。一部分人站在深渊般的大坑底部，另外一些人则站在大坑边上，后者把尸体如投石机投掷石块一样扔入坑内，坑底的人则抓住尸体并按交替相错的方向将它们一排排地叠起来。”“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就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被许多只脚践踏。接着，从上面又扔下来许多尸体，这些贵族男女、老年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小女孩儿和婴儿的尸体就这样被摔了下来。”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是这样记述瘟疫的，“我的许多孩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许多曾一度幸存下来的亲人，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58岁了，离瘟疫第四次爆发，离袭击安提俄克还不到两年。在那场灾难当中，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她们追随以前失去的那些亲人去了。“我想整个人类都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在有些城市，疾病肆虐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将城中居民清洗一空的地步。”

这场瘟疫在人心灵上留下的印记也是深刻的，极大的改变了罗马人生理、心理和文化。圣徒约翰评述道，“四处的房子，大也好、小也罢，漂亮也好、舒适也罢，全都在刹那间变作了居住者的坟墓。而房子中的仆人们和主人们，躺在他们的卧室里面，同时都在自己的虚弱之外突然觉出了死亡的气息。”“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这一系列大瘟疫，为匈奴人提供了发挥的舞台，也为伊斯兰教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彻底改变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迫害的地位，一切圣洁的花朵都盛开在令人作呕的腐土之上，这当属人类文化史上极为奇特之现象了。罗马人通过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达到了肉体上的迷狂，但心灵却因此极度空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极度缺乏安全感。当瘟疫席卷而来时，罗马人心中，大都充满了无可释放的负罪感和危机意识，整个社会也陷入一种末日恐慌。就在此时，基督教天国福音和忏悔赎罪拯救灵魂的精神，逐渐吸引了辗转于苦难深渊中的罗马人。它以唯灵主义的圣洁理想，挽救了罗马物质主义的堕落沉沦；以清淡寡欲的生活，抵制了罗马的恣情纵欲，罗马人犹如迷失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在罗马帝国后期，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公元315年君士坦丁废除十字架酷刑；公元325年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些举措虽未改变罗马帝国分裂（公元395年）以及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为蛮族所灭的命运，却彻底摧毁了罗马人原有信仰体系，从此奠定了基督教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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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比较研读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契合及有趣之处。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崛起和衰亡，有很多相似却也有很多不同，匈奴人崛起于瘟疫之后，而蒙古人远征退潮后却带给西方一场新的大规模瘟疫，而正是这场瘟疫为又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留下了崛起的空间，这在西方很多的典籍中都有记载，在以后涉及到瘟疫的文字中我们会进一步触及到。以上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从具体的细节上我们也会发现东西方历史有很多相关之处，比如，东汉末年的瘟疫造就了一代中医名家张仲景，而在罗马瘟疫中，西方医学史上同样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名医，那就是——盖伦，两者是同时期人，年龄大致相仿。而这个盖伦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浓墨重彩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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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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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最近到医院视察指导工作，无暇更新，不过确实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稍事休整后再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