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猫（第一章）

幽蓝

　　 薛定谔的猫（长篇人物随笔） 目 录 1长春的冬天 2没有弥留 3草原上的异乡人 4母亲节——梦中的独白 5薛定谔的猫 6悲伤的西班牙 7向爱而生 8天路历程 一只猫关在一封闭的钢盒内，必须保证盒中的装置不受猫的干扰。在盖革计数器内有一小块辐射物质，或许一小时内该物质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如果发生衰变，继电器放下一个小锤，击碎一个放氢氰酸的瓶子。如果让该系 统自在一小时，那么此间若无原子衰变，这只猫就是活的；第一次衰变必将毒死猫。但如果我们不打开钢盒，我 们只能说这只猫是只活死猫。 ——薛定谔 标志时间愚蠢的东西必然消失。 ——作者题记 第一章 长春的冬天（节选） 我是怀疑一切的精灵 ——《浮士德》 1993年12月25日 圣诞节 长春的街头冰雪覆盖，路面坚滑。鱼贯的出租车首尾相衔，如临渊履薄，因紧急制动不灵不时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高耸的树木和远处林立的楼宇银装素裹，长方形的建筑上面挤满了日本式又窄又小的窗户。空气氤氲，长烟笼罩，洋溢着淡淡的粉尘的气味。街上行人稀少，穿着臃肿而略显滑稽，间或有个拄拐杖、戴礼帽、穿黑呢大衣的人散步在林道上，脚下发出清晰的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木刻画式的资本主义机器的轰鸣和上升时期大英帝国那些工业城市的广角画面。如果不是心情沉郁，想象着维多利亚女皇治下的雍容与刻板，公开的节制和私下的放纵;或者想象着狄更斯笔下的小人物机巧而辛酸的传奇，都能使我赏心悦目的徜徉上好一阵子。 这就是我当时到达长春时所获得的印象。英雄的城市蒙上了浅灰的仿佛炮火洗礼过的阴影，开明的阳光还未驱散尘封的暮霭，历史的落叶也并未燃出迷人的黄昏般的余晖。解放大道，斯大林大街；伪皇宫，日满国防部的街名和旧迹无不启示着这一点。 仅仅在几天以前，爸爸、妈妈和我三人还来到离“白求恩医科大学”只一箭之隔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游览。说是游览，其实只是浮光掠影，聊胜于无地走走看看。门前栽着几棵青松，竖着两尊狰狞的石狮。宫殿的正前方用铁丝围起了空旷的公共溜冰场，远处的几个年轻人戴着色彩斑斓的溜冰帽，展示着轻灵迅捷，优美高雅，不时传来呼喊和零星儿的欢笑，就像一群冰雪中跳动的小精灵。粗略一看，这宫殿和一般的建筑也没什么区别。褚红色的漆柱斑斑驳驳，显露着日本建筑一贯的坚实厚重，镂空的中部和不断提升的穹顶有点西洋建筑的味道，钩梁画栋的吊角则是中国特色。父亲的身体极其虚弱，我们只在二楼驻足片刻便走了出来。父亲站在门前的平台上，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只是白亮的一团云雾，阴冷的空气使我一阵阵的寒噤。“照张像吧。”爸说。我于是找来照相师傅。“是来看病的吧？”他问，“是的。”我说。然后他要求爸爸、妈妈向左站一点，这样就可以取景到旁边的一棵青松。“你也来吧。”爸说,我仿佛感受到什么，就说“就你和妈妈俩个人照吧。”爸爸平生非常喜欢照相，就像喜欢放风筝一样，可是我发现这一点太迟了。父亲去世以后，我在老屋的仓房里发现了一些父亲的照片。父亲的照片、信件、邮品在文革中销毁殆尽，我把这些残存的照片集成一册，这些照片放在一起便散发出奇异的光彩。我被深深的震惊了。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和画面，在大别山、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旅大基地、舟山驻防……，而且极富个性地承载了父亲的精神成长。这些照片中毫无主观的痕迹，是那样的自洽和谐，我常常怀疑，在四、五十年代如何能够拍出这么精美的照片，每一张都像剧照一样，父亲的风度即使在泛黄的照片上也能给人很强的震撼。凝视久了，才发现这被定格的眼神和凝固的动作中散发出的浓浓的眷恋和淡淡的哀伤，这眷恋与哀伤撕裂了我的每一个夜晚。从此我再也不能在虚无、怀疑和冷漠的轻松气氛中探讨活着的意义了。这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之一。 爸爸和妈妈照了张合影，这竟成了爸爸人生相册中的最后一张。 相中爸爸头戴羔皮棉帽，身穿那件穿了四十年的深蓝色的海军呢军官大衣，脸庞消瘦，身体单薄，但腰板还是那么挺拔；仍像往常一样，身体微侧，剪影式的，眼神投向远方的天空，透露出无畏的忠诚、凝视中的肃穆和那缕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哀伤，这哀伤也许是对命运，也许是对别的什么——因为他从来不是宿命论者。妈妈穿着件黑色的兔毛大衣，戴着顶褐色的线织小帽不无忧虑地站在爸爸身边，显露出从未有过的温和、软弱和平静。她知道，面临这种她完全陌生的境地，她是没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任何争辩都于事无补。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若非由于爸爸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力量所支撑她一定会不知所措的。 无畏的忠诚！是的，这是道德和其它价值都难以判定的品质。因为这忠诚乃是信仰和高贵的标志。这高贵沾上一点庸俗便会毁灭，而由于这高贵本身的习性，它决不会去沾染庸俗。这高贵不仅表现在他的信仰牢牢地抓住人们的理解力的时候，更表现在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曲折性而在性急的人们中间引起普遍怀疑的时候。而他从不怀疑，无需重新断定，他靠信仰的激情来指导行动，显示了人能够直接面对事物的能力。当我凝视这张照片，看到父亲过了时的前卫、高蹈的剪式身影，我强烈的感受到这点。这里绝没有什么矫饰与虚伪，这是真实的。英雄主义不是呼唤出来的，也不是人造的。绝没有一朵人造的花会比哪怕野地里最微不足道的小花更美。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的根须是坚定明确的信仰。有了这坚定信仰的根须它就会出现在绚烂的枝头。对于一个人而言，正是有了信仰的高贵支撑，他从没有软弱无力的孤独感，没有毫无用处的义愤。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世界。正像野地里的小花一样，它不对谁开放，它只是它那根须的自然产物。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得了食道癌的男人呢？他那旺盛的精力和生命从未正视过死亡，也绝少想到过死。正像斯宾诺莎说的：一个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亡，他把精力投入到对生的研究而不是对死的研究中去。爸爸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世界直观而单纯，他坚持信仰，热爱生命，珍惜生活，这是他一生的价值所在。对他而言，死也许是所有事情当中最不重要的。他曾说过:死并不可怕，谁没有一死？在战争年代，号声一响，冲上去了，死了就是光荣；那么多人死了，你还活着，有什么值得庆幸的？活着就随时准备去死。我则从另一条道路到达了父亲的死亡观。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解剖室里和医院里对死亡司空见惯，再加上小知识分子天赋的毛病。能前瞻，又不能解放，在空虚无聊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对生命也看淡了。从而，一开始，我和爸爸还能从容地看待死亡。我若早一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因此在刚到长春的时候，我和爸爸还到烟雾缭绕的小巷里去吃馄饨。他还是那么悠闲自在，端坐在窗前的一张台子边，把呢子大衣的下摆垫在木凳上，看到什么就指点议论。可是指甲大的馄饨他却无法下咽，他挟了几个在嘴里细细的嚼着，然后轻轻的吐在纸上，“这紫菜和虾米的味道可真鲜哪，”他舀了几匙汤，咽下又呕出来，“我不吃了，你都吃了罢。”他把剩下的递给我，静静的看着窗外。父亲竟不能以任何方式再吃点什么了，回忆往事我每不能自持，当时间想褫夺一种权力的时候没有任何恻隐之心。我常常怀疑，当初，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度过那段艰难的时期的呢？ 等我吃完，爸说：“走，我们去看看长春的夜景。” 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寒风更凛冽了。汽车摇晃着灯火由远及近。街道两旁的商店都关了门，个别橱窗里的日光灯照在路面上的冰雪泛着冷冷的白光。爸爸放下棉帽的帽沿儿挡住耳朵，解下他的大围脖儿给我：“扎上吧。这么冷的天也不戴帽子。”然后他把双手反剪到背后抄在袖筒里。 “咱们该是往东走吧？能认出北极星吗？” 想到我年少时在科尔沁大草原上竟也是这样的情景。那多半是在夏夜，我俩躺在炕上，银河从纱窗前划过，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航海天文历，谈到兴处便拉我到院子中央一一指给我看。 我当然记得北极星，“那颗吧，晦暗不明的。” 他驻足仰头，顺着我的手指看去，“噢，对。城市的灯光太亮了，看不到几颗星。北斗星还能看得清，斗柄北指，这是隆冬了。明年夏至时指向正南，你明年仔细看看。” 沉默。 “还得做检查吧？”他问我。 “嗯，恐怕信不着咱那儿的诊断……，西医就这个缺点，什么都得靠技术手段。要确诊，可能还要做胃镜什么的。” “已经做了两次了，还要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病就这么厉害?” “恐怕还要做手术。化疗……” 我若是未曾学过医学该有多好啊，一知半解和一无所知毫无区别。爸爸有病，我却不能从医学的角度给予安慰。 “不知道你三个妹妹在家怎么样了？”他的腮边的帽沿上挂满了洁白的霜花。 “都大了，能照顾自己的。咱们不在，人家过得更好呐。” “怎么能好呢？他们耽心死了。……莉莉明年考大学吧。她比你们三个迟钝，好在比你们三个努力，有韧性。她的条件最好了。年龄最小，没有压力。我原想你们四个都念完高中，然后当工人，当工人有什么不好呢？你们有两个上大学，这是我最高兴的了。” “现在不挺好吗？我毕业分配了工作，华、巍也有了正式的工作，莉莉再考走……”我说。 “还是考北京好吧，我看哪也比不上北京。” “嗯，她年纪小，一次考不好，可以再复习一年。” 爸爸和我的谈话就这样在长春的冬夜延宕着…… 第二天又开始做了全面的检查。楼上楼下的折腾，死去活来的折磨，焦躁不安的等待。食道癌晚期，明确无误。做手术还是不做，这是结论。 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在“白医大”招待所地下室的一间三人房间里做着决策。事实是生硬而残酷的。不做手术，只有等死；做手术或可延以时日。 “左右是一死，”爸说：“我看手术就别做了，咱们三人也别回内蒙了，明天就从长春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纪念堂，如果死在那儿，大庆就把我骨灰送回安徽老家；如果还有时间，咱们就回老家，大庆一次还没有回去过呢。” “这可不行，咱们从内蒙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看病来的。如果什么也不做，将来人们问我，儿女们怪罪我，我怎么回答，”妈说：“可是你爸的身体这么虚弱，万一下不了手术台……，”她犹豫着，“大庆，这事我可做不了主，你是家里的老大，又学的医科，你看怎么办？” 他们把目光投向我。 要是我早一点开始这方面的训练，我或可以表现得成熟和老练一些，但是他们头一次向我征求意见，就是如此重大的问题。答案只有两个，我是三个人中的大多数。也许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是不正确的，但是一半的选择是不恰当的。正确与恰当之间的距离就像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命运的荒谬无法讨论，神的勇气无能获取，明白无误的事实却值得怀疑。 我还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我不能从经验中获得任何的教益。在我看来，这和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一个时代选择什么样的精神领袖或是一个民族是否选择战争并没有什么区别，我这么说并不是指手术是错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洞察和理解力的生长，我的信心开始动摇——但自始至终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它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一种抛开了人类的隐秘的尊严和可疑的体面的痛苦不堪的生活。我对父亲崇高而真挚的情感是在父亲死后生根成长的，在时间上，我和父亲相差四十年，他活着的时候，我不理解他，他死去之后我未能完全理解他。当寒夜来临，当噩梦难缠，当梦醒时分，当我喃喃呼唤，当我想问一问他如何得以度过生年何以获得慰籍的时候，他却从不回应。他把他的片断隐藏在存在的秘密之中，在我出神、回忆、等待时神秘的出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神奇，如此的残缺不全。它像诡谲的大海一样闪烁着蓝宝石般的光芒，像长满着水杉树，开遍着线绒菊，遨游着孔子鸟的圣山一样或隐或现，这个世界再无人与我争夺，再无人向我诛求。 但当时的我，远远没有将父亲的命运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过于固执地关注自身了。世界原本有这样的人，他的秘密无人知晓。他较早地经历了一些生活的苦痛，他矫揉造作，但痛苦实实在在毫不减少。除了家庭生活，他的舞台不够开阔，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血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体面。他被迫做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他从小就生活在争吵之中，生活在相对贫困当中，生活在各种矛盾和处置不当中。当他能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加入到了争吵的行列，而他们之间对事物的看法之远，也正像谈论着不同的事物。家庭的伤害如此之大，正像纪德曾呐喊的：“家庭啊，我憎恨你们。”最后都归于沉默，归于冷淡，逃避对方，认可现状，使用中性的、过渡性的、模糊的语言。他对家庭彻底失望，对婚姻充满恐惧。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不适合栖居，如果它的使命已告完成，那么它就应该腐烂；如果这个世界不适合谁，谁就应该换个世界。他知道渴望从未被邮递到这个世界上和一切抱怨一样并不能免除任何债务。他进行恶意的突围，他声言自己勇敢，无所畏惧，决不后悔，其实他心中没底；他容易盲目乐观，更容易悲观绝望到顶点。他渴望彰显却又嘲弄一切。他不相信传统，更不相信父亲，他对轻率的颠覆乐不可支，对模糊不清之处趋之若鹜。失败是他和世界经常的和解方式。他是教育失败的典型，滥读误己的明证，他在最后关头裹足不前或逃跑而去。他刚刚还对怀疑主义半推半就，可转眼间便对怀疑主义以身相许了。他的怀疑比笛卡尔的“怀疑一切”还深刻，比卡莱尔的“深刻的怀疑”还宽广。他终于发现了虚弱和虚无的乐趣。内在的紧张感耗尽了他的精力，侵消了他的行动和延伸的能力。他披上冷漠的华丽外衣，发掘无聊和琐屑的至高无上的意义，用没有意义的动作和不能近体的语言来填充他的和言说一样不能被理解的沉默。他小心翼翼，他知道，唯一能使他的每一个动作不僭越他、不背叛他的事实就是什么也不做。深刻的混乱从未上升为开明的智慧，他终于抛弃了他的时代，成了一株在时间中生长的不开花也不结果的植物。这植物稀奇又古怪，它不标识也不象征，它不把二氧化碳转变成氧气，却把它凝结为干冰，然后蒸发着自己，冷却着世界。是的。再没有热切的希望，再没有愤怒的批评。叶芝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的话是有道理的。“对人生、对死，投以冰冷的目光，骑士啊，别瞻前顾后。”投射出冰冷的目光，看看骑士走过。即使是面对着死亡，即使是面对着父亲的死亡。 在此时的言说是多么困难啊。我要拿出毕生的勇气和力量。命运把我放在了砧板上，它要求我对所说的每一个字负责，我不可遽下断语，不能从现实的条件出发，不能分析可能性，不可参照，甚至没有理由表明我保持适当的犹豫是正当的，但我必须说出那句话——那必须配的上父亲的生或死——我是多么懦弱啊，我是多么不成熟的出发点，我必须说出那决定性的时刻，我必须把父亲放到那手术台上，却不能期待上帝在刀子伸向以撒时收回成命。这是战栗的时刻，它要求我公正，客观，周全，理智同时又感情炽烈，在道德和价值上站得住脚，然而——我能凭借什么呢？ 如果真挚的情感曾扎根过我的心，如果爱的锁链从未曾使我伤痕累累，我或可凭借本能和直觉的力量做出决断。 如果崇高的道德曾束缚过我的心，如果公众的良好愿望从未在天才的面前羞愧的让路，我或可凭借普遍义务的力量做出决断。 如果神圣的信仰曾考验过我的心，如果神圣的信仰从未曾在历史中反向自身。我或可凭借敬畏的力量做出决断。 如果深刻的理性曾征服过我的心，如果逻辑的本质从未曾使我在新的事实面前感到困惑，如果在知识的彻底性和一无所知之间不存在可通约的本性，我或可凭借知识的力量做出决断。 可是我什么也不能凭借，我能凭借的是人们对冰冷的医疗技术的普遍信任。尽管我对此一直心存疑虑。因为除此之外，人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而不受到指责。 毕竟，爸爸的想法过于率真了，理想主义的神秘和浪漫不适合在这个时刻表达。 于是我说。“还是做手术吧。去北京，回老家什么时候都行，做手术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做手术。大庆也好，你妈也好，都别再犹豫了。做好准备。”爸爸斩钉截铁地说。 决定是简单而草率的。 我却被引入了无底的深渊。 但这一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已经做了他一生能做的事。他不恐惧未来。对他来说，也许不做手术更为恰当，比之做手术，他更熟悉直接面对的死亡。但他已经表达了他要拒绝的东西。人不能选择以什么方式去死，却能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去死。 可是今天，在圣诞节的早晨，面对着笨手笨脚的护士他有点茫然。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从未住过院，似乎也从未生过病。他的这种茫然不是不自觉的出神状态。是下意识的，虽竭力控制却控制不住。在眼神中游离，找不到附着点。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晨，他一定忍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吧，而在此之前，痛苦想必已长久地折磨着他。这几天来，父亲的生命一直用吊瓶维持着，以至于他穿着褶褶巴巴的白蓝条纹的住院服时显得有点臃肿。他的额头本来宽阔而光滑，一直延伸到头顶，也有点松弛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再也不去理发店理发了。他的头发黑白相间，虽然很硬却也更少了。他平时自己照镜子剪几下，手够不到的地方就叫二妹巍给她剪，那硬硬的头发今天也松软了。在他眼睛四周有点浮肿，他的鼻腔里被插入一根长长的胃管，用胶布粘在嘴唇上。腋下被清理、消毒，下面插着导尿管。被处理过的父亲变得异常苍老，以致于我第一眼竟没有认出来。直到父亲蹒跚着走到我跟前，用喉音含糊不清的喊了一声“大庆”，我才惊醒。陌生！如此的陌生！比素不相识还要陌生。时至今日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亲近的人突然之间竟变得如此陌生——真实的陌生，可怕的陌生。但这陌生震撼了我，以一种奇怪的力量打动了我。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真的在向远处飘去，你呼喊也好，伸手拽住也好，都无济于事。 我搀着父亲坐在病榻上等待着。妈妈坐在另一边，小心翼翼，不知该说些什么。父亲的手又苍白又凉。注射器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他不便说话，不时地冲我点点头。8点钟，我们穿过病房的走廊来到二楼的大厅，大厅是辐射状建筑，其中一扇门打开着，里面是看不到尽头的长廊，两边是手术室。在门厅的入口处，爸爸拍了拍我的手，用尽全身的力量说：“没事的，照顾好妈妈。”然后就顺着没有人的长廊走过去，长廊里回响着他窸窣的脚步声，他在十二号手术室前顿了顿。没有回头，径直地走了进去，一切又归于沉寂。 世界上有两种痛苦是如此局限地存在于我们人类中间，这样的痛苦无法通过讲述给人听而希望有所分担；无法通过转移注意力而趋于忘却，更无法通过尽情的发泄而使之稍有减弱。这就是目送自己的亲人走进监狱或走上手术台。这样的痛苦我们无法希望它变成任何形式的欢欣，我们希望立刻结束这长久的折磨，又希望这折磨能通过拯救而更长久。而这拯救又如此地臣服于可悲的命运之门。 我站在这扇大门的门口，就像当年离家出走，站在彰武火车站的月台上一样，手拿着小包，望着黑漆漆的夜，空洞洞的铁轨，不知该往哪里去。 大门关上了。锁定了你的希望和失望。在抛出硬币的一瞬间，你本该知道你期待的是什么。可是大门打开后，也许是你不熟悉的另一面。你该怎么办呢？勇敢的走过去，大声的回答，像拿破仑的士兵那样：“是的，将军！”。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决诀和悲壮，荣誉和炮灰；你可能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活下来，时间和命运是真正的主人，其他的都是精神姿态。 母亲坐在父亲的病榻上，即使在屋里她仍带着那顶线织小帽，也许是忘了摘吧。她穿着蓝色的羽绒马夹，把两手叠在腿上，痴痴地望着前方。 病室里的空气异常沉闷，窗上结着厚厚的霜花。病友们再不像往日那样对命运和死亡开着玩笑。时间仿佛停止，屋内的情势像是凝固了一样，只有心脏的跳动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等待—— 等待审判的来临，就像客西马尼之夜…… 又想起了盛夏的科尔沁草原，看着游云缱绻，听着牛声吼落，感受到不可名状的高贵，好像一种成熟的智慧就要喷薄而出了。你等待着，可是你却发现，没有什么是比沉默更好的理解方式。你等待什么呢？我们人类对于他不理解的事物总是冠以漂亮的名字：上帝、精神、灵魂、终极关怀、自由；同样，对于一段我们不知道的时间，我们也给她起了温柔的名字：等待。一次神秘的相遇变成永远等待的谜团，冥冥之中相信自己的人生总是有所期许。不幸的是，未来从未存在，冲到我们眼前的是现在，她拍拍我们的肩膀就飞奔而去。等待未来并不是我们存在的方式。许多人却信以为真。相反，在等待中滔滔而来的却是连绵不绝的回忆。这是我们迄今还不熟悉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看它，感受它，思考他，却无能改变它。在回忆中，我们是如此地神不守舍，如此的脆弱，那并非连续出现的往昔，就像无人光顾的沼泽，泛现出一些美丽的小岛，盘根错节的古榕树，鲜嫩欲滴的水草，活泼鲜亮的小银鱼，和那些长颈、高腿、茕茕独立、孤芳自赏的海鸟。我们能通过这片沼泽找到来路吗？回忆就是生活两次。然而，我们是在回忆中还是在忘却中获得安慰呢？健康的红晕转成死亡的惨白，曾经的伟大伴随着永远的卑微，短暂的快乐变成长期痛苦的折磨……。我们陷落在时间之中，不能到达，不能回去。——回忆与等待皆无可能。 我从未感觉到时间是如此之长，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拉长，每一分每一秒清晰可见。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三个未成年的妹妹，我压抑的仿佛要爆炸了。我推开病室的门，来到大厅的一隅，抱紧双肩，仿佛是睡着了。 耳畔却响起了欢呼声，几个月前刚刚离开大学的欢呼声。 颤抖的月台，簇拥的人群，此起彼落的呼喊。一下子涌出这么多的大学生。不知谁自发的组成了乐队，搬来了音箱，弹着吉他、贝斯，吹着萨克斯，唱着校园里流行的歌曲：比扬的“大地”，唐朝的“国际歌”。酒瓶在手中传递，拥抱，握手，叮咛。女生们互相依偎，模糊了泪眼，男生们互道珍重，浸湿了眼圈。此一别，天各一方，再难相见。每一声汽笛都引起月台上一阵疯狂。身子探出车窗，抓住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月台上竟有那么多的手，车子越来越快，连抓一下都不行了，只能碰一下，连碰一下都不行了，只能看一眼，连看一眼都不行了，只剩下一条远离月台，伸向未知的铁轨。久久不能平静。车厢里的乘客早就不耐烦了：“这是为什么呀，还有完没完。” 是啊，这是为什么呀？ 为的是我把青春埋在那了，把那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的又苦又涩的青春埋在了万里之遥的大西北。不能改变它，也不能带走哪怕一点点。只把痛苦的记忆留给我，你的那点不耐烦又算得了什么！我丢失的是青春。 车窗里出现了麦浪，散落的人家。这才安静下来。 这是哪儿了？我突然惊厥。象从突然的梦魇中醒来。 对面的大门上亮着灯：在手术中。 啊，我是在父亲做手术的医院里，父亲在做手术。有人正用锋快的柳叶刀割开父亲的身体，打断他的肋骨，剪断他的血管，切断他不能应激的胃，他的肝脏，他的胰腺。而我确实是在父亲做手术的医院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 我闭上眼睛，骤然间想起那一段段一去不返的仿佛从未再现的往事。 那年我五岁，和妈妈怄气，但为什么却记不清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顺着屋后的大道向西而去。浮躁的热风和笨重的马车掀起阵阵的尘土。路两旁是和我一样高的杂草。小虫在低鸣，科尔沁大草原一片寂静。我迈着悲壮的“大”步一直走去。我要去哪？想过吗？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是一座挨一座的坟茔，近处裸露着几片风蚀的白骨。天暗下来，我害怕了。这时候谁要是跟我说一声“回去吧。”我一定会奔向他的怀抱的。啊，是爸爸。他一定跟了我很久，但并未立即靠近我，而是躲在树后跟着我。我也许是看到了爸爸才走那么远吧。反正他走到我身边时，手里已多了一顶花草帽，还有一个蝈蝈笼子。他把用野花和艾蒿编制的草帽戴在我头上，和我一起抓蚂蚱，摘榛子，采马红果，不知不觉已到了家门口，刚才发生的一切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知该怎样理解这样的事实。从那时起，我和妈妈争吵之后，就会逃向爸爸那里，这不仅助长了我的任性，也加重了妈妈的恼怒。正是从那时起，这既眷恋又害怕的逃跑就追随着我。 记得我14岁的时候，我们搬离了草原回到城市，暂居姥姥家，只有爸爸留在那儿。一次因为我迷恋小说耽误了成绩，妈妈把我的稿子和书籍烧掉了。生活、美好的事物，心灵的幻灭感，第一次向我袭来。 逃跑。既眷恋又害怕。逃向爸爸。 我没有钱，没买车票。混上了火车。中途检票，警察和列车员把我困在了一节车厢的中间。看着列车快要驶进西辽河车站，减速的当儿，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什么样的思想我嗖的一下从车窗中跳了出去。我蜷在地上，听着人们的呼喊，看着车轮间一闪一闪的空隙……还活着，只蹭伤了手掌和膝盖。我奔向月台，正在会车，我问清哪节车厢是检过票的。又混上了火车。 终于到了—— 在夕阳下，爸戴着草帽，脖子上挂了条毛巾，穿着褶皱的白衬衫正在压井，浇灌他的菜园。满世界的向日葵，抽了穗的玉米，架上簇拥着紫色的豆角花，橙黄的柿子花。畦里挂满了鲜艳的辣椒，茄子。几只胖猪在水池里哼哼叽叽的，老猫“小虎”在干燥的碱土地面上打着滚，窜来窜去的。爸把一盆水泼在大鹅和老公鸭身上，惹得它们嘎嘎的跑开，扇扇翅膀又聚拢过来。 我静静地喊了声：“爸。” “哎呀呀，我的小燕子回来了。”爸蹙起嘴笑着又说：“来来，看看大鹅多高兴啊。”他给我指点着，又舀了一瓢水给我，我喝一口，他也喝一口，冲着夕阳喷出去，闪现出一道道的彩虹。 “洗洗吧。咱家这口井打到石层，水是沙子滤过的，又清凉又甜。” 我脱了衣服，只穿着裤衩。把两腿泡在桶里，真凉啊。我两手扶着桶的边缘，爸把水泼在我的背上，用毛巾轻轻地擦着：“哎呀呀，这么脏，你看看，搓泥球了。”我的眼泪顺着这清凉的井水落下。 “手和腿怎么了？”他抓过我的手掌看着。 “刚才下月台摔了一跤。” “噢，没事的。冷水消炎。“他小心地帮我擦去伤口上的泥水又不碰破已凝结的血块。 “放假了？”他把毛巾在我的背上拍得叭叭响。 “嗯。” “跟妈妈吵架了吧。”他拿起放在砖墙上的烟卷抽了一口，又粗又松软的烟卷散去一缕白烟。 “走，做饭去。我给你蒸馒头好不好：”他孩子气的对我笑着。 他不会蒸馒头，妈也不会，好在我们吃疙瘩汤和死面馒头吃惯了。爸用稀稀的面肥和点面，等一会，用刀切成小块，放在屉上。我给他在灶上烧火。 爸爸腌了许多咸菜，其实只是敷了些盐。还有他自己做的腊肉。又熬了一锅茄子汤。一个小桌放在地上，尺把高。坐着小凳，我吃着死面的馒头，爸喝着酒。他给我讲这里发生的一切。猪只们怎样了，“小虎”有什么新闻，小燕子们又孵了几窝，他的新风筝什么样。 星夜来临。爸在院中给我指点牛郎星，织女星，北极，北斗……太阳现在落到下面去是几点钟，今天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难得?????。又讲最近谁出访了哪些国家，地图上的位置。讲最近的历史，讲老帅们，讲和他们一起驻防的苏联红海军，讲打跑国民党军舰，讲安徽，讲老古井??????。 我忘了刚刚发生的事。躺在宽敞的大炕上睡着了。 啊！月台，这浮动的月台，这稍纵即逝的月台！ 那次父亲真的在月台上摔了一跤。 85年吧。爸从草原回来看我们。我去接站。他看见了我，准备从对面的月台上下来，跨过铁轨，一脚踩空了，整个人趴在铁轨上。我跑过去扶起他，扭伤了脚踝。当时的我，不知道病痛是怎么回事，他说不要紧，我也想不起去医院。但是他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内心？是疾病和衰老吗？我仿佛第一次仔细地观察父亲。他的头上有了杂乱的白发，脸上多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下颌萎缩了，额头显得更宽了。身体虽还匀称，肩腰还算挺实，穿衣服却显得松松垮垮了。这就是老吗？他蓦地抬起头，疑惑地看着远方。那表情就象当年听到毛主席逝世时一样，蓦地抬起头。我所以对此记忆犹新，是因为当时父亲正在清理猪圈里厚厚的积肥。我坐在猪圈棚上耷着双腿兀自玩着。他听到大喇叭里的讣告蓦地抬起头，用锹把儿抵住身体，凝固在下午三时半的阳光里，我被吓得从猪圈棚顶掉下来，重重地摔在他脚下，他却浑然不觉。 我搀着他往家走。像往常一样，在回家之前他领我到大车店门前的国营辽河饭店小坐一会儿。要上一盘熘里脊，二两散白酒，再要上半斤饼。他只夹几块肉，其余的都叫我吃掉，我把盘子蹭得一点油花都没有。 爸爸不愿谈身边的事。他象对待大人一样和我纵谈国事。但我不懂他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父子之间飘忽不定，不是亲情，也不是理解，更不是崇拜。到现在我或许明白一点——那是在世的忧伤！ 艰难。但丁说“……吃别人的饭是多么不是滋味；在别人家的楼梯上走来走去是多么艰难。”自从发明了贫困的概念，人们便无处可逃。可是父亲似乎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他不像我一样在艰难之中了望曙光，在冷眼之下发现激情，他没有相对性，梯度和差别。 天地如此之大，属于我和父亲的却只有这杂乱的小饭店的一角……，还有手术室的一角……。我多么希望再逃向他那里，多么希望他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多么希望他能再给我说点什么。然而，我们却无法知道彼此在想什么。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这是怎么了？是什么搅动着我的思绪？是从大厅的门缝里挤进来躲避寒冷的风吗？是在大厅里来来去去焦躁不安的脚步声和伴随着浮华与张扬的交谈吗？ 是月台。反反复复，连绵不绝的月台。沿着时间与记忆的双轨，散了又聚，聚了又散的月台。是爸爸在猪肝色的夜里寻找他丢失的儿子的月台，是爸爸送儿子上大学时在车窗外落单的月台，是爸爸在昭雪之后的第一个清晨看到等待他的年幼的儿子的月台；是把希望与失望，欢欣与悔恨，眷恋与愤怒装进游子的行李箱分投到过去与未来，什么也不留给他，除了面对时间时的孤单、等待与回忆的月台！ 门动了一下。我紧张起来。门开了，一个穿蓝色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两手端着一个盆子，原来有个家属想要看看刚刚割下来的肿瘤，那样子仿佛物有所值，顿时心下豁然。我的心一阵痉挛，像被什么东西咬着，死不松口。那一刻我蜷缩在大厅的一角，怎么也不愿意象个人似的莫名其妙的站在那里。巨大的悲愤和失望像一层层的巨浪将我整个的掀翻，把他那巨大的无意义的阴影投射到整个人类身上。嘲讽，无奈，寂寞，温柔，怜悯——傻。 我仿佛看到一双眼睛，隐藏在各种表情之后，像山羊的眼睛，我甚至看到一整张山羊的脸，长长的尖下巴，几缕胡须，毫不生动，毫无生气。总是一种表情，刀削似的，像要微笑，既尖酸又霸道。我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将这枚图腾似的脸嵌顿在我们对面，我们带着它行走，全然不知。当我意识到它存在的时候，是多么的不舒服——如此的陌生，不知晓，不了解，不能判断与左右；生硬，像卡在肋骨中间，像一枚肿瘤，全然无视细胞的规则，疯狂的生长。我感到慌乱，感到莫名的恐惧与颤栗。我不知道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是由这张脸决定的。 现在还不是犯傻的时候，也许人什么时候都不该犯傻。但不幸的是，当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选择，当我们面对当下无意义的境况或者当命运已大赦我们；或者当我们经历了生活的波谲云诡，生活显示出安宁平和的曙光的时候，我们却犯傻了。 傻凝视我们。它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这便是它的形态学意义。 傻像大海一样淹没我们，像空气一样超越我们，当我们呼吸困难时它便显现。 傻微笑着注视我们，注视我们如何拼命的追逐个性，张扬创造力，勘探自由的边界。它知道它什么时候显现。 死亡从对面注视我们，傻则从这面注视我们。 昆德拉说：傻，是掉到历史之外的一种激情。更恶毒的描述应该是：傻，是掉到自己之外的一种激情。 傻。像一个被遗弃在候车室里的孩子，四顾茫然；只有人流不断，从南来的列车上下来，又踏上北往的行程。而他已不记得是谁将他带到这里，又希望他到哪里去。尽管列车一趟又一趟，却与他无关。他希望有人来将他认领，或至少将他收容。他纳罕：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大学毕业回到家里，我在妈妈、妹妹这边住了两天。然后去看爸爸。 记得当时是中午。我走到院子中央，透过纱窗看到父亲正在照镜子。他穿深蓝色中山装，站在一面小镜子前，一边梳着灰白相间的头发，一边用剪子剪几下。我喊了声：“爸，我回来了。”爸放下手中的工具，迎到门口，咧着嘴笑着，使劲摇晃着头，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大庆回来了。”我心里叹息着，他不再叫我小燕子啦。 “你好吗？爸。” “好。好。”他接过我的大背包。 “毕业了吧？” “毕业了。” “不再去了？” “不再去了。” “好啊。要参加工作了，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啦。” 爸怎么这么瘦，身形显得这么小呢？他的身高本来和我不相上下，现在怎么才到我的肩头呢？我和他的年龄联系起来又释然了。六十三岁。我一阵酸楚，感到自己一事无成的愧疚，又激发了自己必须马上干点什么的悲壮。 “我正剪头呢。帮我剪几下。” 我站到镜子前。一米八三的个比爸爸差不多高出了一头。 “长这么高了。”爸说。 “是啊，就是太瘦了。” “还打球吗？” “打。” “身体要运动。像你妈那么胖不行，身体笨。瘦一点结实。一看你这胳膊就知道了。” 我把他自己剪成梯状的头发剪齐。 “爸爸，一个人在家做些什么？” “我的活可多啦。打扫卫生，做饭，浇花，写字。散步，还要去看看妹妹们。” “你还没吃饭吧？”他问我。 “嗯。” “好。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做饭。” 爸去做饭，用大灶，吹风机哗哗地响。他不时地和我搭讪几句。 这就是大妹每次来信时落款写下的“黄宅”。两间通堂的大屋，中间是走廊，后面是厨房。 我在书柜前翻检着。我上学前留下的三排书安然无恙，排得整整齐齐。书桌上摆着爸爸刚才还在喝着的半满的酒杯。两卷厚厚的爸爸的笔记。爸写字不拘用什么笔，毛笔的，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纸亦如此，花花绿绿的，手头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字体奇崛、流畅，草的不易辨认，显然是仿主席的字体。内容也庞杂。古典诗词。文章片断。当日大事记。 一本残缺的地图册上写着：十年望窗般若苦，大学归来展新图。 在艾思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扉页上题着：实践斗认识！还有—— ×日。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夜郎自大，吹牛皮。 ×日。大庆来信，汇报大学生活。 ×日。年六十三，饮酒赋诗而死，得其所哉。陶潜文章，立意高蹈，吾不及也。不知未来，谁文千古。 ×日。《观星有感》 十年河东转河西，历史辩证有新题。 正改双身辞旧日，赋诗饮酒待可期。 ×日。又和诗云。 七星有柄朝东西，谁人扭转起难题。 天河水短重旧日，牛郎织女两无期。 生死可待，聚散无期。我笑了，父亲诗才毕竟有限。 饭却已经做好了。炒茄子，炒土豆，用蒜罐捣碎的辣椒。爸让我也喝点酒。他说家里接到我的信说要回来工作。就想了几个方案去努力。想搞专业就去防疫站；若想改行就去某县县委搞点行政工作或者回高林屯到基层去。我谈了我的大学生活，谈谈妹妹们……我们又谈到十四大以来的变化，苏东解体……爸爸想起了那些一起战斗过的红海军的战友，“活着看到自己的政权垮台，他们的一生付之东流了。”爸爸一阵怅惘。 我喝了点酒，觉得浑身燥热。我环顾这两间屋子对爸爸说：“爸爸，给这两间屋起个名吧。” “起什么名啊？” “您看，叫二斗斋怎么样啊？” “二斗斋？有什么意思吗？” “我们父子两个人，清苦余生，苦斗求渡。故名二斗斋。” “苦斗点题，求渡言过。二斗斋是有点意思。就叫二斗斋吧。” 于是我拿来纸笔，让爸题了“二斗斋”贴在墙上自勉。 晚上。爸睡在东屋。我睡西屋，躺在那里怎么也睡不着。 爸爸是怎样的人呢？这些年来他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总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可是多年在外，没有机缘。现在赋闲，正可细心的观察他。我模糊的觉得，这可能是我对爸爸最深刻的理解和怀念。 然而我毕竟是太自私，太关注自己的世界了。年轻啊——难道什么都可以假汝之名而行吗？ 那个魔鬼，那个蠢蠢欲动的打扮成时髦女郎的欲望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像是开入梦境的列车，先是一个小点，近而渐大。开到身前发出长鸣和呼啸，引起大地一阵阵的颤抖。 回想刚刚过去的四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年呢？在这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呢？大学生活。危险的大学生活。这个题目一出现便攫住了所有的神经。辗转、抓挠、起身、躺下、打灯、熄灯。震惊、喜悦、痛心、决诀、痴呆、麻木、洋溢的泪水……。人的一生中没有几次这样的时刻。创造！自由的创造。这是我面对现实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许还是唯一的理由。 随后的几天已分不清黑夜白天。汇集素材，设计人物，布局谋篇。遴选风格，寻找语言。否定重来。平静。终于落笔了。我买了条廉价烟。每天以6、7千字、甚至一万字的速度写作着。爸也不过问我干什么。我起得晚，早上他尽量不吵醒我。十点钟左右，把饭菜都摆在小桌上才喊一声。：“大才子，开饭了。”我神不守舍地吃饭。他喝一点酒兀自唠叨着。说我家一共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黄明书，一位是黄明学。和他同辈，是他大大爷家的，私塾时是他的先生。一位好宋诗，一位善晋文；一位性喜黄老，一位皈依佛禅；两人常把酒而论，彻夜不觉。一位为人至清，一位处事最明，时人称为“清明居二学士”。可是一会他又说茄子便宜了，西瓜贵了。他说辽河水涨了，东大荒又要受灾了，他说你也喝一点酒吧，喝酒可促进血液循环。他说陈家的猪死了。陈家老婆子懒，不清洗猪圈，也不给猪洗澡，猪是讨厌他们才死的。他说建华结婚了，补习时和你一个班吧。他说你老妹也要考大学了。她脑子迟，爱和自己较劲，怕是很费力。他说你大妹一个人在龙山工地上，回趟家不容易。她不该辍学。她脑子聪明，就是不爱说话，你妈不喜欢她，常拿她撒气……他说过几天我去高林屯取工资，回来给你炖鱼。 写了一整天。筋疲力尽。被小说中的人物所震惊。他们都走到自己对面去了！既然他们愿意去就让他们去吧。福斯特不是叫这为“钟漏型”吗？善意的恶作剧常伴有辛酸的微笑，美好的动机却带来感伤的结局。既然小说和爱情一样，都是由紧凑的误解构成的，那就叫他们尽管走过去吧。 我在院子里伸着懒腰。爸爸戴着灰色的草帽，穿着褶皱的白衬衫走了进来。抓过旁边一把捆得整齐的艾蒿拍打着身前身后。 “我找到了这个。”他把一个干葵花秆给我看。“今年的风筝用这个作弓子，用橡皮条作弓弦，你看吧，保证响。今年上冬，咱俩去放。”爸爸的家乡口音怎么这么浓呢？ 我看檐上一只燕子都没有。问爸爸。 “爸，燕子是不是回去啦？” “没有。”他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说：“两窝小燕都出窝了，窝里装不下，都在大地上飞呢。八月初一燕南飞，要飞回去恐怕得下霜吧。那时小燕子都聚到一起了。小燕子一飞到一块儿就要回去了。” 他又给我讲起了公冶长的故事。说是有个柴夫叫公冶长，能听懂各种鸟叫。一日上山砍柴，有只乌鸦落在树梢上，叫道“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死山羊，你吃肉来我吃肠。”公冶长信然，到了南山。哪有什么山羊，分明是具无头尸。正有官差在办案。公冶长有口难辩，被抓到官府治罪。他说他能听懂鸟语，县官不信，命人将大米掺了盐放在院子中，几只小燕子来吃，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县官问燕子说什么。公冶长说：“小燕子说，大米真好吃，就是有两颗盐。” 此时正有一只小燕子落在天线上，爸扬起脸，眯着眼睛，筋起鼻子，蹙起嘴，上下牙齿咬在一起，非常快，非常伶俐，甚至有点含糊不清地说：“大米真好吃，就是有两颗盐。大米真好吃，就是有两颗盐。”说的快极了，就像小燕子在叫：“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天线上的小燕子叫一声，他也叫一声。仿佛彼此能听懂似的。我被逗得哈哈大笑。 童真、明朗的笑。爸带给我的笑声是我一生中最健康的笑。 我何时还能这样健康地笑一笑呢？ “出去走一走吧。小站的风景好着呢。”爸说。 我顺着玉米地边上的小路走上了小站。 思绪又回到了自己身上。那些天才们，怎么能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经历那么多的事物呢？即使不是在空间上，也是在时间上？济慈、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耗费了那么多的历史素材，却又早早的死去。他们怎么能？是家族内质的积累，是社会环境的积累？还是确有天才？而我们呢？我们生活在历史之后，掉到历史之外？像马克思二十四岁时所说的“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想到自己甚至不能以任何形式追求他们的世界，只能回落到这个小站不禁黯然神伤。想到写完以后，又将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心又失落到了极点。梦啊，但愿你不要醒。 小站处于一片高台地带，一条铁轨向两边伸向遥远。月台上铺着整齐的石板，既没有迎来，也没有送往，一个人也没有。安静，神秘，象是甜睡的婴儿。干干净净的月台。我靠着一段白色石栏坐下来。微风阵阵吹过，夕阳在对面柔和温暖。远处有缕缕炊烟的村落，有父亲居住的小屋。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 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 心中浮现出格雷《墓畔挽歌》的诗句，不禁泪如泉涌，怎么也止不住。 …… 香气四溢的晨风轻松的召唤 燕子从茅草棚子里吐出的呢喃 公鸡的尖喇叭，使山鸣谷应的猎号 再不能唤醒他们地下的长眠 …… 雄心别嘲讽他们实用的操劳 家常的欢乐，默默无闻的运命 豪华也不用带着轻蔑的冷笑 来听讲穷人又短又简的生平 …… 一天，爸不在家，二妹巍巍来了。 “哥，你不觉得爸爸近来瘦多了吗？” “我回家时就有这样的感觉。” “你是学医的，你看爸爸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他最不信任医院了，从不去医院看病，有什么事也不说。” “他说最近牙疼。你们看到了什么？有其他症状吗？” “五月的时候，他常常恶心，打嗝，他说是胀气，没事的。我们给他买了中药，也没有什么效果。你最近注意到了吗？” “我看他喝酒倒是少了许多。等爸回来，我给他查查。” 我给爸爸听诊、查体、问了问情况。没什么问题。他说别看我瘦，我身体没病。但我还是多加注意了，晚上他把我咳醒了。我来到东屋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牙疼。我给他找了两片镇痛片，他放在嘴里嚼着。他的颈下在微光中好像只剩下了一层皮。我说喝水送下吧。我倒了倒暖瓶却没水。他说算了吧，给我拿点茶叶嚼一嚼就行了。我当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父亲会得癌症，许多人后来听到都不相信，那么风趣、乐观、悠闲自在，那么健康的人怎么会得癌症呢？ 第二天上午我正埋头苦思。爸喊我：“出来啊，出来看看我的葵花。” 我来到院子中，秋后的阳光真好。 爸爱花草，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但不似陶君之爱菊，周君之爱莲，世人之爱牡丹。他是什么残花百草都喜欢。他常因一两天不在家而我对那两盆杂七杂八的花草没有浇水而抱怨。“你不浇水，他们就不精神；浇浇水，亮晶晶的，湿漉漉的，多好啊！”那其实不是什么盆栽。两个破竹筐，废弃之时，忽想到尚有用处，装了几锹土，就成了花盆。先前长的是柳桃，长的老高，冬天冻死了。今年，爸爸不知从哪儿挖来两颗野草，草秆有节，长得颇为茁壮。先是艳红继而是老红的叶子，秋天甩出了长穗，象是结实的谷子。 院中的葵花可谓是独具匠心。在水泥地面和红砖墙的交角处，斜斜地长出来，我刚回家时还只有筷子高。我以为过不了几天就会蔫枯死掉。没想到两个月后长到碗底粗，两米多高，高过了屋檐，而且结了一大盘葵花籽。 “这颗葵花长得饱满，你看它四周往外张，中间向外突，连中心这几粒葵花籽也长饱了，在农村的葵花也没有这么好。” “它可怎么长出来的呢？”我问爸爸。 爸指给我看，墙角的水泥砌合不严，有个小缝。“那天地上有几粒瓜子，我扫在这里，每日浇水，就长出来了。”爸又指给我看根部，在墙角和葵花间卡着块腊肉，“我给它施肥。这肥料比什么都好用。” 葵花杆承受不住头的分量，爸找来两根绳子，叫我帮他把葵花头和杆都系在电视天线杆上。别致的设计。邻家也有株葵花。爸说他家的是小叶，我家的是大叶。 爸仰起头，指着排列整齐的葵花籽对我说：“这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不能理解的事物。” 小说终于写完了。10月10日。整整三个月了。 这些天来头发凌乱，眼睛肿胀，腰酸背痛，抽掉了两条烟。每日匆匆两餐，肚子常叫，却打饱嗝。这没什么不好。这比一切都好。 小说主人公付出了生活的代价，拿出了生活的勇气。他说：“明天会怎样，有谁会知道呢？但是——无论如何选择一种方式活下去。” 我暗暗感动：“感谢生命，感谢理想，感谢阳光。还有感谢我们的父亲。没有他的伟大站立我们一事无成。” 可是——兴奋只是一瞬，患得患失的烦恼又隐隐袭来，我遂感两手空空，无以填补。 写完又如何呢？活下去？！这是一种屈服，是软弱者的权利。它使尊严靠边站，使光彩黯然失色。它是一架滑梯，是一架使人成瘾性的滑梯，使一个人滑下去，滑到低的地方，比地还低、比坟墓还低的地方。比海德格尔在深渊中还低的地方。它托起大地的沉重，沉浸其中，却毫无感觉。 这就是我的答案吗？ 也许正如卡夫卡所说：“我的涂鸦应该销毁，我不应以我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痛楚。”我知道自己写不出成熟的作品。因为我对人类没有不带阴影的热情，我对灵魂应有的高贵也心存疑虑。可是虽然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都是小概率事件，他活着却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事实。只要我们采取“看”的精神姿态，这事实就不是最不重要的。不管他是多么小的人物，不管他生活的多么窘迫，他都有同等的为尊严辩护的权利——只要他有一款独立的灵魂。 当我还在自己的梦境中徘徊的时候，时间却无情的向前了。 天冷了。爸的身体有点弱。平时还是喝点酒，不吃饭。他一向吃得极少。我们让爸爸回到楼房那边去。冬天可以不必生火了。我一个人留在河西，也上班了。 妈和爸去看病。他们说你刚上班，就别请假了。 但事实是生硬的。胃镜都下不去了。医生说：“得这病的人早就疼得受不了啦，这是明白无误的，根本不用做什么病理。这么晚才发现，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活着，什么都有可能；不可能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着疾病对我们生命的矫枉时，我们无能为力。因此虽然我没想到爸爸会得癌症，但听到这一结果时我并未震惊。 12月12日。清晨六时，爸爸、妈妈和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把三个妹妹丢在月台上。丢给了寒冷和哭泣。 前行的下一站是谁也逃不掉的响亮而恐怖的现实。 然而今天，在圣诞节的早晨，在父亲做手术的医院里，当我在散漫的记忆当中重温那日愈单薄的往事的时候，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震颤和慌乱。因为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是我不能逃避的，或者还有什么是我可以承受的。 四个小时以后，十二点四十五分。纪教授面带倦容的走了出来。像所有的医生一样他没有任何的情绪表示。我跟随他来到医生办公室。 “辛苦了，纪教授，您——感觉怎么样？”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已属晚期。大面积的转移。食道、贲门和大半个胃都已胀满，还有一部分与肝粘连。能割下去的我们都割了。” 割——这个词！深深的刺痛了我。 “那您估计还有多长时间？” “情况好的话，一年左右吧。” 听到这些话我并没有产生过分的痛苦和恐惧。也许是当时的我太麻木，太冷漠了，也许是受那种把什么都放在自我的显微镜下观察的现代心理学毒害太深；也许是被那种游戏者的凝视感追问得太急：“怎么做才是真实的，不失本性的呢？也许是我还不理解父亲生命的巨大内涵和巨大的感召力，甚至，也许是我觉得像父亲这样生活在家庭的边缘、社会的边缘、生命的边缘，忍受这么多的屈辱是多么的别扭，多么的勉强。啊!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在父亲性命攸关的时刻，我却放大着自我的疲惫、难堪和尴尬！不过当时的我还是告诉自己，应该马上回到父亲的身边。 将父亲一个人丢在手术台上半个小时以后他被推了出来。导尿管、胃管、负压管（插在肋骨中），脚上挂着吊瓶。我不知所措地轻轻的呼唤着父亲。却被护士制止了，“你喊他也听不到，他还处于麻醉状态。”我只有默默地注视着父亲。他的脸是异常的苍白，是惨白，尽管输了六百CC的血液。脸越发显得消瘦，颧骨高高地隆起，牙齿不由自主地龇着。发际愈发退到脑后，额头显得非常突出。头发再也不是黑白分明，而是灰白色，散乱如杂草。胸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平躺在那里。 医生们七手八脚地将父亲从推车上移到了抢救室的一号病床上。然后就只剩下母亲和我。母亲的脸甚至比父亲还要惨白。看得出她是那样的恐慌和忐忑不安。我安慰她：“放心吧，手术很成功。”我并没把和纪教授的谈话告诉她。事实证明事前我们的忧虑是多余的，就是担心父亲下不了手术台。现在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呼吸均匀流畅。我和母亲稍感庆幸和安慰。 下午四点多钟，爸爸苏醒过来。他先是一阵呻吟，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大庆啊？”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环境，声音很小，仿佛是从另一个地方飘过来的。 听到苏醒过来的父亲呼唤我，我高兴地应着。当他确信我在他身边以后，他点了点头。其实只是下巴动了动，然后咧了咧嘴。这是他通常的下意识的动作。我注意到他的瞳孔有些散大，眼神不能聚拢。那绝不是茫然，而是抑制不住的意识丧失。死亡刚刚君临过。死的意志、死的目光。这种目光绝对是生所没有的，是独一无二的。在一生之中，它不知多少次迫近我们，我们却没有认出它。只有今天，当我注意到它的时候，它才变得实实在在的。也许是有一个死神在统领我们，也许它躲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某个地方，但它是与众不同的，绝对不同的事物，与一切生命的现象不同，因此尽管我是第一次看到它，还是毫不含糊的就认出了它，并铭记在心。从那时起，死对于我有了切身的感受，开始了它在我的身心中可视的生长。 想到死，想到一个人在生死之间无意义的逡巡，想到这个人正是我的父亲，想到他无可奈何地忍受着人类的盲点和极限的折磨。我的情感一下子延展开来，仿佛弥漫了所有的过往的时空。而这感情仿佛不是我的，是先于我的类的情感。望着父亲的可怜的、脆弱的、轻飘的生命，我无法抑制的变得温柔起来。我抚摸他湿濡而温凉的额头，用手指梳理他那散乱的头发。就像一个在荒野中缠在受伤的母兽身旁的小兽。护士禁止我们谈话。父亲感到了疼，他问我这些管子是干什么的，我耐心而小声地给他解释。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给他打了一针杜冷丁。一会儿爸爸睡着了。 下午五点多钟。巍巍来了。我们只是曾打电话告诉妹妹我们决定动手术了，但并未说哪一天。因此二妹的到来令我很惊讶。她本该在十二点钟就到的，不知道这几个小时在哪里盘亘。她要求见见爸爸。我说爸刚苏醒，这会儿又睡着了，不要叫醒他。二妹从监护室的门缝里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泪水汩汩地流下来。我让她去见妈妈。她住了一宿。第二天没来见爸爸，就回去取钱了。 接下来是五天监护期，白天妈妈陪床，晚上我陪床。 抢救室里有四张病床。第二号病床给下一位食道癌患者留了出来。另外两张床是女病号。一位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由于呼吸肌麻痹，每隔几分钟就要带上呼吸机吧嗒吧嗒的吸上一会；另一位是甲状腺瘤切除患者，气管上有个切口，每隔几分钟用吸痰器哗哗啦啦的吸几下。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把人类物化到这种地步了吗？不依靠机械就不能生存？人类的情感在机器的延伸与传递中迷失了。机器侵消了我们的判断力，褫夺了我们凝视死亡的庄重。 晚上十二点钟爸爸再次苏醒过来。他确信自己没有被死神带走。仿似感到一点庆幸。他流露出的那种极想说点什么的愿望使我意识到了这点。他用嘴呶了呶那两位依靠机器生存的病号，露出了一点只是面对我的近乎狡黠的微笑。我理解他的意思。他用五十步笑百步，他认为自己比她们强。我深深地感动。 我深深地感动，他每次安慰我的方式都是那么奇特。 这安慰是那么纯洁，那么轻盈，那么自然。你无法拒绝地被支撑，被托起，被淹没，被融化。这安慰与感动在我的一生中还只有一个人给过我，而绝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这是可以作为立身基础的、剥离了人生的庸俗与芜杂，通过切身的容受就能获得巨大安慰的感动。只有一个高贵的，时时刻刻以自身朴拙的自然之光照亮周身事物的人才能给予。 童真！在这种时候还有什么比童真更不可思议！毫无矫饰的、自然流露的令人羡慕的童真。它解构一切事物，化解一切矛盾却无需批判的态度。我从一个对他的生活最持批判态度的人一跃而成为他的最忠实也是最后一个信徒。 我拿了一把小方凳坐在他旁边，他就像躺在婴儿床上一样。喃喃自语似地和我谈着往事。仿佛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声音平和、清晰、细小，就像叶子在风中滑落。脚上的点滴拔掉了，他屈起了平放一天的双腿，愉快地用一只脚碰着另一只脚。两手交叉着放在腹部，不时地侧过头来看看坐在旁边的我，变形的脸上带着讲述中的微笑。从胸腔中引出的负压管里的水柱和残血，因体位和呼吸节奏的变化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他谈论最多的是安徽老家和“古井黄”。 他谈到了家谱。 “黄祖叫‘一’来自江夏。当世应有五代，‘凤明金玉德’，五代当中，你的小爷爷外号叫小老头的辈分最高。他生性喜欢竹子。春天他吹竹笛，沐风而弄，夏天他划竹筏，顺江而下；秋天灰雁归来，他长箫即起；冬天江景萧瑟，他就退而织竹；当地人的竹艺编织全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小老头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放八卦，也就是风筝。他的风筝用竹辟扎成，一米见方，用三股麻绳编成轴线。风筝的力道很大，上面甚至可以带一个小孩。风筝的两翼有竹弦，可以发出不同的音律。他的风筝一响，人们就知道这几天天气变化不大。因为它的风筝经常要连续放几天，而且是把线轴拴在门前不去动的。小老头只长我几岁，还有你大大爷家的金碧大哥，我们三人年纪相仿，感情甚笃，当年我们一起去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在淮北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他俩落榜了，后来我们决心到淮南重考，结果又是只有我被录取。自此天各一方…… “六十年代你金碧大哥组织东南西北黄召开黄族大会，又续了十个字的家谱：忠厚弘道远，荣华恒春常，将来我写给你看。” “你还有一个老姑在家里，当年调查安徽灾情，上书省委就是你老姑一直陪着我……你老姑当是最思念你的人……。” 他停了一会不说了。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他的额头。 他又讲起了老古井的神秘。 “传说是曹操领兵经过时打下的，因此又叫曹公井。水来自山上，井底有三个对放的石眼，水喷入注。那水甜，总是那么清凉，能治病，要是能喝一口多好啊。喝一口我的病就好了。那井从不枯竭，只有一次……。”他凝视着屋顶。 停了一会又转到他自己身上。参加人民军队，转战大别山，入党、提干。光荣的海军十年，七十年代西辽河畔的舌辩与斗争……。 我漂流在父亲向我展开的激情与理性的画卷之中，漂流在父亲散漫着的语流之中，又忘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忘了疾病的困扰，忘了纠缠不清的自我的折磨。在这个工业化的抢救室里，在吸痰器和呼吸机的轰鸣中，我们涅槃了，逃走了。打碎一切禁锢的虚伪与假面，打碎一切没落的空间与时间，带着真实而自由的灵魂。高飞远走。 仿佛又回到了父亲的小屋。他的世界。 似乎总有这样的夜晚。看完新闻联播，喝一点酒，爸微熏着脸，映着融融的炉火。头上是日光灯；爸叼着一卷旱烟，手里拿着做风筝的竹劈，给我讲风筝的动力学关系、材料的弹性限度，各种绳结的打法，鸣弓演奏的空气的音乐，风的交响…… 第二天晚上，爸爸给我讲起了陈毅元帅。讲井冈山，讲皖南事变，讲梅岭三章，讲华野解放南京、上海，讲陈毅和总理的六国之行，讲二月逆流，讲老总传奇的外交生涯，讲老总听到林彪摔死要喝酒……讲到主席出现在老总的追悼会上。他哽咽了，一颗又大又晶莹的泪滴顺着眼角滚落耳畔。我慌了，是慌乱。不是别的。慌乱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是该擦去这晶莹的泪珠，还是任它挂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那么大的一颗泪珠辉映着他。 吸痰器和呼吸机的声音显得那么响。 他好像睡着了，像一个婴儿。我两手捧住脸蜷坐在那里。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了。屈起双腿，眼睛朝着上边，右手揉抚着自己的前额，用他温凉柔软的手轻轻拍着我握在一起的双手。 “大庆啊，”他小声地叹息着：“老家，我们回不去了……”一脸的哀伤。揪心的、令人震惊的哀伤。那是在此时此刻不能不观照的哀伤。那是在时间中不能回去，在空间中不能到达的哀伤。 啊！为什么如此的残忍。为什么要如此的残忍啊！ 若是现在我断不会坐在那里，我会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在漆黑的夜里，在刺骨的寒风中号啕大哭一场。可是我当时还是坐在那里，紧紧地闭着双眼，任蜂拥的泪水在里面拍打。 有许多东西父亲没有给过我。和睦的家庭，优越的物质条件，但他给了我许多别人从未曾给过我的东西。他是我所见过的唯一的一个给这个世界新鲜内容的人。他以他叙事般的行动述说他对生活的理解。他尽可能不干涉我的成长，他用高妙的手法弥合我心灵的创痛。他不知道什么是萎靡，什么是庸俗。他给过我许多。但他从未给过我哀伤！我有时充满义愤，有时固执于悲壮，有时穷守着清高。但还不知道什么是哀伤。我可以用一种心灵的涂鸦替代另一种心灵的覆盖物，但不知什么可以替代哀伤。父亲脸上一直挂着，黄昏般的哀伤。父亲从不明言它。我不认识，也不理解它。父亲从未在生活面前迷失，从未让生活超越他自己。 可是今天，我认出了它。在父亲的意志再不能坚强地控制他自身的时候—— 是乡愁！ 像野地里疯长的小草，一年比一年茂盛；像空屋中埃落的尘土，一年比一年厚积；像无垠的铁轨伸向遥远却走不到一块；像绵延的辽河水从头见不到尾。像星空中无处不在的夜色，像大海上不知方向的迷航。 这是乡愁的哀伤。 可是家啊？你们为什么如此隔绝、如此封闭呢？是什么样的伤害使你拒绝一个人三十年，从青年到暮年？你为什么闭塞了视听？不看他一眼，听一句他的呼唤？一个老人，病入膏肓的老人，他不求生命得以延续，撇下他未成年的儿女，只想闻一闻乡土，喝一捧清水，听一句乡音，抚平他父母坟头的青葱，为什么就不可以？ 你们都抛弃他！ 他的信仰，他的精神故乡；塑成他的泥土，他父母垒就的温暖；侵消了他生命的延伸，他为妻儿营造的巢。你们都抛弃他！ 就因为他的真实，他的高贵，他的忠诚？ 难道真实就该承受飘泊与零落？难道忠诚与高贵就该承受献祭的尴尬和被搁置的命运？ 残忍。惨烈。 蒙蔽了我探视的眼睛，延伸的心灵，无用的躯身。一切概念都瓦解，失去了庄严而功力的面孔。我顷刻间萎缩了。不！是坍缩！变成一个可以随处让渡的点。 我抓着爸爸的手。吞咽着寂寞与孤独。用不属于我的声音说： “回的去的，爸爸！一定回的去。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回去，无论如何要回去！” 是的。爸爸，无论如何要回去，回到家里去！ 如果那是我们的家。 第三天的晚上，昏迷了十几天的重症肌无力的老太太突然苏醒过来，拔掉了呼吸机。老太太的精神很好。爸爸问她是什么时候住院的，并说我刚刚动了手术，是食道癌；他说这里的医生很好。你的病有了起色，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儿女们也很高兴，从麻木中振作起来，回家熬了一罐鳖汤，给老太太喝了。凌晨，老太太死了，合并心脏病。 老太太的苏醒是回光返照，是弥留。谁也没注意。 真有这回事吗？人死之前，为什么还要回光返照？是表达留恋，倾吐未言，还是想看看生者的愧疚、虚情假意和一脸不知所措的蠢相。 我们是在别人的企羡和讶异中度过这五天的。这五天里父亲的语流比时间更清晰，人们看到了比疾病更恐怖的奇异。五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病房，爸爸以英雄般的目光来回应人们对他的欢迎。他已经能够自己行走。佝偻着腰，左胳膊端在腰际。他的腿因瘦弱而有点打晃。他的苍老愈益加深了。鼻梁骨上已瘦得出了条横纹，两颊的血管像婴儿一样若隐若现；他的额头比先前更突出了，他那宽阔的突出的额头一直是他最睿智的特征。他的两腮的肌肉的萎缩甚至不能抑制上下颌骨的无意识的动作。但他情绪高涨。当他穿着狱衣一样的院服，披着一件紫色的棉夹克走出监护室的一瞬，他的眼睛放出了奇怪的光芒，这光芒是那样的贪婪和好奇，好像重新发现了这走廊。他慢慢的在走廊里移动着。几天来这走廊依旧未变，医务人员依然忙忙碌碌，病人总是那么多。他达观地理解这些痛苦，他给我讲这医院的历史——伪满国防部。指点来往穿梭的人，走过医生办公室的时候，他往里探望，称赞这里的医生素质。 病中的人仿佛起得特别早，好像怕起晚了就会被死神带走。长春的严寒是难以想象的。日光灯四点半就打开了，窗上厚厚的霜花泛着白光。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陪床的人带着恐惧、无奈、麻木、疲惫也许还有憎恨从能容纳他们的各个角落涌回病房，倒尿壶、打水、给病人刷牙、洗脸。爸爸盘坐在床上，他还不能洗脸。我给他拧毛巾，擦脸。6点钟的时候，人们已经吃完了饭。七点半陪床的人都被撵走，医生要查房。 元旦的早晨。六点半的各地电台新闻联播重播了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和江泽民的元旦贺辞。父亲抑制不住地走下了病床，他一边扶着凳子走，一边痛骂英国的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并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不分场合的大发议论，使我有些尴尬。 妈妈给爸爸在别处熬了鸡汤，大米粥，还买了馄饨。他吃了一点，他见我吃的食堂里供应的馒头、油酥豆腐、炸带鱼，他要吃这个。别床的患者说过油的东西硬，别吃了。他却把豆腐都吃了，还吃了两块带鱼，半块馒头，他还想嚼馒头，不好意思地笑着对我说：“你看，是不是吃得太多了。”我说是的。他洋溢着能吃点东西的喜悦说吃得可真不少啊，就放下了。 爸爸做完手术后，我和妈妈就从白医大招待所搬了出来，搬到离医院一个街区远的气象局招待所。妈妈和几个女客住十块钱一宿的四人间，我住八元的地下室的十几人的大房间。 和妈同住一屋的有位长春德会的小姑娘，长得端庄秀丽。同在气象局食堂吃饭，渐渐熟起来，偶尔打一声招呼。那天我到妈妈的房间找东西，只有她在，我俩攀谈起来。他姐姐患了乳腺癌，正准备做手术。她问我：“听说这个病也能遗传，你是学医的，你说是吗？” 我说：“疾病和一个人的先天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关键还是后天作用、环境影响、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心理因素等，这是主要的。一般来讲，癌症和遗传没有明显的垂直关系。” 她问我什么是垂直关系，我说是父母传给子女。 她说她二十岁了。初中毕业。几个姐姐都出嫁了。家中只剩下爸爸、妈妈和她。爸爸妈妈在家中种地。她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你们那儿的裁剪缝纫班学费很便宜，教得怎么样，能解决食宿吗？” “说起来，我还学过几天呢。条件还说得过去。你如果想去学，我可以帮你联系。” 她问我上班没有，在单位里都做些什么，还问我胳膊上种个痘是什么意思。我一一解答给她听。 妈妈回来了。等小姑娘走后。妈说：“等你也不去接班，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这跟她唠叨个没完。” “我这么大了，会有什么事。她说她想学裁剪，我说我可以帮忙。” “你倒大包大揽，有多大能耐自己还不知道？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啦？” “她人挺好。年纪小，朴实。我又没说和她结婚，只是说帮忙而已。” 妈生气了，但没有发作。“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家里扔着三个妹妹，这里躺着一个不知死活。这种时候，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我走在长春冰雪的街头。人们正忙活着迎接新年呢！空气中回荡着一阵阵的鞭炮声。楼房里的每一簇灯火下面都仿佛洋溢着吉祥和欢乐。我把两手抄在半大衣的兜里，锁紧双肩，听着自己脚下嘎吱嘎吱的声音，感觉自己好像就要消失在地平线之外似的。雪越下越大了，在城市的光线中雪花缓缓的飘落。天真冷啊，那冷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 新的一年来了。总是以为新的一年会有多大的变化，会有多么的不同，实在是自欺欺人。时间是什么呢？它没有一切可感知的性质。与存在物相比毋宁说它更象不存在物。它是永远的生成，是既有和潜在。既没有去而复来者证明其循环往复，也没有常在不去者证明其只是幻觉。人类景仰它，是因为它积累了人类的成就，人类恐惧它，是因为它夺取了人之所爱。 新年诞生，果真如此吗？ 人在时间中，意味着什么呢？ 加缪说：“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应当更进一步，开始就是开始被毁。结束就是结束被毁。 我要回去了。年初，我要回单位定岗。 最后陪了爸爸一个晚上。 “爸，我要回去了。明天就走，单位有事。妈妈和巍巍会照顾你的。你要好好保护身体。” 爸看着我。“嗯。回去好好工作。照顾妹妹，告诉她们，手术顺利，我在这里很好。很快回去和她们团聚。” 我再没说什么。第二天就离开了。本想和那个小姑娘打个招呼，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转念一想，算了吧。 在四平火车站换车。 又是月台。孤零零的。没几个人。 长长的月台。冰雪的路面，永远灰蒙的天空。仿佛都在摇曳的无垠的铁轨。 这是安娜的铁轨，也是托尔斯泰的铁轨，他一定是看到了这伸向天空的铁轨，才安然地躺倒在阿斯塔博沃夫火车站的月台上吧。 我沿着铁轨伸向的北方遥望，一想到在那个未知的世界里还不知会怎样。不禁一阵寒颤。 长春的冬天好冷啊。

无悔寻梦人

　　感谢幽蓝对醉里的巨献！！

祥

　　幽蓝以倒贴的方式，道出了体裁，人物随笔，我曾经诧异这不是小说，不符合小说的一个特点，作品中的我，作者赋于了太多意向的东西。定位于随笔，说明观点是清晰的，我也释然。 对于引用的题记的解释也让我想起这个典故，好像很哲学。但我不懂具体的哲学，只能用我的现实哲学，自己的哲学来阅读。 对于作者题记，时间的说法。我想在时间的长廊里自由穿越，本真意义上的生命空间就会便打开，人就可以超脱自我，感受出一种高度的通融，持这样的眼光，会更通达，这也是思想涅磐后的质的飞跃。 好像“决诀”这个词，作者看看。 看完了，喜欢语言，喜欢景物的描写，喜欢镜头的切换所带来的层叠的效果，更喜欢这个系列的真情实感。 读好文字，应该说声谢谢! 谢谢幽蓝！

桀夸克

　　诗性的语言，戏剧化的场面，哲学的思考···诗与思的诉求···为信仰，死亡，孤独，小人物的命运和尊严做的道义上和文化上的辩护，以及对自我的清算。

nbbaxi

　　2007最后一天了，再也不会有2007了。鼠一露头，幽蓝的猫也终于把“头”露出来了，来的是时候。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天涯倦客

   静静地看完了第一章，长春的冬天阴冷、灰蒙、甚至沉重，我的心头横亘着一个平和、豁达、喜爱花花草草、喜爱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风筝）的东西的父亲形象，一个不知道悲哀，一个全心的热爱着生活，坚定着信仰的平凡朴素的父亲形象，在字里行间挺拔而起！
    幽蓝先生以他渊博的西方文学底蕴，天才般聪慧才智，以及对人性的思索、命运的探寻、死亡的拷问和迷惘，与我们分享了生命中无比丰富的情感和精神体验！
    文章结构流畅，插、倒、直叙相得益彰，毫不矫柔。时空穿换、张驰有致。人物言行举止描摩精当，如在眼前，似曾相识！透露出作者一定的文字驾驭能力！
    感谢幽蓝先生的文字，让我有所思有所想有所得有所学，感谢幽蓝先生的文字，为醉里增添了一道异彩！
    遥祝万事顺意！：）

耘平仄

　　恩 感慨颇多 分享着

无悔寻梦人

　　楼主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功底确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