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们的故事（刘琪）

分析家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
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
“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
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
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
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
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
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
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
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
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
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
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
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
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
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
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
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
·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
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
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
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
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
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
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
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
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
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
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
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
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
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
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
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
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
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
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
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
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
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
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
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
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
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
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
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
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
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
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
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
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分析家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
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
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
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
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
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
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
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
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
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
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
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
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
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
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
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
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
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
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
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
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
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
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
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
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
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
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
×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
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
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
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
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
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
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
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
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
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
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
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
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
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
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
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
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
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
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
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
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
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
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
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
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
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
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
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
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
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
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
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
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
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
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分析家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
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
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
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
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
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
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
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
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
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
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
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
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
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
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
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
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
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
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
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
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
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
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
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
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
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
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分析家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
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
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
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
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
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
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
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
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
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
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
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
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
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
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
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
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
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
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
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
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
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
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
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
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
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
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
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分析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
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
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
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
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
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
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
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
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
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
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
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
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
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
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
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
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
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
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
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
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
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
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
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
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
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
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
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
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分析家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
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
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
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
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
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
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
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
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
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
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
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
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
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
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
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
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
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
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
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
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
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
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
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
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
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
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
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
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
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
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
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
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
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
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
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
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
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分析家

六    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
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
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
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
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
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
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
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
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
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
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
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
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
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
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
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
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
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
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
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
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
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
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
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
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
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
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
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
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
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
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
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
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
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
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
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
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分析家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
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
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
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
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
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
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
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
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
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
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
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
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
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
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
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
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
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
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
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
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
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  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
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
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
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
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
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
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
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
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
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
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
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
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
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
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
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分析家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
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
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
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
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
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
“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
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
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
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
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
“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
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
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
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
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
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
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
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
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
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
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
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
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
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
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
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
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
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
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
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
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
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
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
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
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
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
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
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分析家

七   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
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
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
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
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
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
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
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
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
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
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
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
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
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
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
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
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
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
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
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
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
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
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
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
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
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
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
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
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
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
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
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
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
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
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