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分析家

第十章　蒋“统一”中国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北伐，占领了北京，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至少在报纸上，他使中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除了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大军阀都投到他的旗帜下，而当蒋进入北部首府时，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也死了。
　　至于共产党，蒋在那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认为他们将再也不会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的确，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显而易见地占了上风。
　　但是不久，局势便明朗了，1928年旋风般的胜利。只是一个虚幻的梦。蒋的成功所唯一依靠的是他的部队的力量和其他一点别的东西。他宣称要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这一理想却远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其他力量中，有蒋最强劲的对手——共产党。
　　蒋始终想挫败他们，但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到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壮大。192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是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癌症的病人。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的力量减少到几百人。他们行军至横跨湘赣两省的井冈山地带的险恶山区。早在1927年11月，他们就到达了这一新的山区根据地。第二年2月，他们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这支联合起来的部队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数达到八千至一万人。
　　毫不夸张他说，在这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多不超过900平方英里的小地方，毛泽东为他未来征服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最初，它只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武装，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政治训练。它还是一支平等军队，俸禄极低，但人人都有。从将军到士兵；每天同样都是五分钱。资金“只能通过剥夺土豪获得”（毛泽东写道）。
　　毛努力使农民和部队打成一片。在最初的创立阶段，他们鼓励农民参加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
　　由于这些贫农几个世纪来的确一直受到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参与这种行为时颇有一些积极性，而且，他们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和他们自身的延伸。此外，毛还为部队在分配到贫农家住宿时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
　　当毛在那岩石指挥部里刚安定下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恢复他在国民党和国统区中的独裁地位。他的同僚们实际上已把他视为“永久的”统治者，虽然他们并无此意，使他们意识到他是必不可少的。资格是很重要的。
　　在12月中旬下令关闭苏联办事处之后，蒋重回上海，其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为和新娘呆在一起，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迫使他的同僚们请他复出。
　　1928年1月2日，蒋收到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刻前往政府所在地南京，恢复他北伐军的领导职务。4日，在又收到几份电报之后，蒋才登上火车重返首府。途中，两起互不相关的使火车脱轨的企图均受挫。
　　9日，他正式恢复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誓效忠，开始着手于北伐的完成。
　　现在，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同意蒋辞职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他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想给予他政治权力。因此，他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只是党的主席团中的一名普通成员。这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是2月份在南京举行的，到会者均同意不再开展军事上的强攻。
　　他的同僚们可能曾经希望限制他的权力。但蒋不可避免地支配着会议。
　　临近1月底时，他企图通过公布新的宣言来获得知识界舆论的支持，蒋说，中国应停止与各国政府之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宣布它与这些国家的条约无效。对苏联的新政策应得到确定并进行认真的解释。
　　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确实发生变化之前，这项政策仍将有效。在这篇宣言中有一个奇怪的建议——就是中国应帮助殖民地和从属国“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自我解放。
　　在谈到蒋在国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时，我们需要介绍一些背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主主义，而它从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民主绝非是人民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享受到的。早在1924年，受鲍罗廷影响极大的国民党“一大”便提倡国民党一党专政。
　　孙博士自己解释到，革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立宪。在训政阶段，党将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这一阶段应被用来为地方政府培训人才。根据培训的时间长短及培训是否成功，他们可从训政政府过渡到立宪政府，并及时走向民主政治的形式。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理论，而现在——1928年1月——
　　蒋介石正提倡给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下一个清晰而直接的定义。
　　这样，人们便可知道他们立身于何处了。
　　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官员们必须接受自治培训，同时还要举行专业考试，以便发现合适的专家，从事合适的工作。
　　几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时，采纳了蒋的全部建议。然而，他关于对“训政”阶段规定期限的要求则形同虚设。在1928年2月，整个问题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令人困惑。
　　确切他讲，“训政”阶段甚至没有开始，因为“军政”阶段还没有过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继续北伐，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被问及北伐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他认为8月份之前能完成这一工作。
　　会议于2月7日结束。几天以后，蒋便与冯玉祥取得了取系。两个人共同草拟了重新北伐的详细计划，并完成了最高军事人选安排。
　　由于冯较晚与国民党结盟，眼下他还无意对蒋的最高权力表示疑问。双方同意蒋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即使在这一动荡与期待的时刻，上海还是吸引着蒋介石。
　　3月初，他携同蒋夫人又来到了上海。
　　霍林顿·唐曾记述到：“他对位于黄埔江畔的这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并不非常喜爱，只有当职责需要时，他才呆在那里，”如果不是“非常喜爱”的话，那也一定是有与之具有同等潜在价值的东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钱、影响、罪恶的魅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离开上海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他这次绝非是为了赞扬它而来到上海，而只是为了检阅他在龙华警备区的部队，并提醒他们，对于涉及到租界内外国部队的麻烦事情要袖手旁观，因为近来那儿已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
　　他说：“上海是一个所有国家的人汇集的地方，如果我们这儿的人不守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将变得倍加艰难。上海的环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驻扎在此地三个月或者最多半年的军队都要变得士气低落，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这些军官必须下决心控制好部队，使士兵免受各种诱惑，约束他们的恶习，并为我们的士兵树立榜样。”
　　几天后，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决心采取无情的行动，枪决了50名士兵，因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头一年反对外国的暴乱。
　　此外还有很多人遭到军事逮捕。
　　这便是他向外国势力保证不再干扰他们的方式。他希望与他们的接触范围缩小而不是疏远。随后，他又正式向他们保证，在北伐期间将不会再有任何反对外国人的暴行。接着，他呼吁外国停止向军阀提供武器和资金，因为那样会延长内战。
　　月底，蒋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徐州，这是北伐第二阶段国民军前进所至的最北处。他把他的部队在扬子江的北岸按东西线部署。大约有70万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第一次北伐军队的近7倍。而他面对的是张作霖的40万人马——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指挥，另外6万人由别的将领指挥。
　　4月7日，蒋宣布发起总攻，他的战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主力部队是他自己的一路军，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的二路军和阎锡山的三路军分别从南部和西部进攻河北，把东北军阀的部队从主战场牵制过来。进攻开始后的第21天，国民军开进了山东省会济南。
　　然而在济南，他们受到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敌人——日本人的阻难。日军的一系列暴行是由所谓的“济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为蒋感到一丝骄做，因为蒋受的是他们的那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现在他们却把蒋看成是对他们掠夺北方计划的一个威胁，应该以某种方式控制住蒋，否则，他要把日本的保护对象——张作霖赶出北京。
　　日本人制造“济南事件”是因为在那里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根据1919年的一个协议，日本已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还没有承认这一现状，日本却决定行使这一权利，并把它作为阻挠国民党北伐的理由。所以，他们向这个城市派驻了大量部队。
　　蒋介石急于避免冲突。他的部队没有必要经过济南，因为北部的军队已经溃退，于是他命令军官们不要进驻济南。但是，其中有名军官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也可能对之表示蔑视，结果，他们开进了济南。不久，国民党军和日本便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第一起暴行发生了。日本人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当地的办事处，割掉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讯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是，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做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
　　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
　　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
　　即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
　　有着传奇色彩的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顶众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战地服装，还有那双手制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俭朴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欢自己驾着军用卡车环城行驶，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拜访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讲远非象对冯玉祥那样令人愉快。他成了军事部长，显然人们希望他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只。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象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出外作了一次视察。1928年11月，在视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赌博场所，鸦片馆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内立即关闭。
　　在安庆，他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指示他们剿灭盗匪，修公路，办学校。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当他回到南京的政治争斗中时，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他大声责骂说：“官员们并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我门的工作时间不长——一天才六小时……但我仍看见一些职员在办公桌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有的茫然地盯着空地，有的在看报，或者在睡觉。”
　　那一年结束时，形势对蒋极为有利。
　　他把少帅安排到行政院这一举动激怒了李宗仁，但张学良不负蒋所望，1928年11月29口，他下令奉天总部上空升起国民政府的旗帜，并公开宣布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年以后，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绑架了蒋并使其蒙受了耻辱。
　　1928年底，蒋可以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中国。

分析家

第十一章　失去的革命
　　一时的荣耀，使蒋介石忽视了在一个封建国家里进行领土征服所应注意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那就是——“他应该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首脑蒋介石”。
　　此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涌现出两个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由于受到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的刺激而自杀身亡。
　　蒋介石自己及外界认为他在1928年底已经取得了中国的“统一”，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假象。
　　这一假象表面显得堂而皇之，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真东西。
　　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这使得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他的麾下。但是这也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他们只是以一种中国传统的方式承认蒋介百比自己强大，因而才决定顺风转舵。这就是蒋介石在战场上为什么能够推进得如此迅速以及国民军能在1928年号称拥有200万人，比最初的10万人增加20倍的原因。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征服与蒋介石对中国的所谓征服是不可比的，但是，如果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列举出来，也不无益处。
　　佛朗哥经过了差不多32个月艰苦和血腥的战争才成了整个西班牙的主人，而蒋介石只花了12个月时间——其中头9个月是在1926年和1927年之间。随后是一个政治上的休战时期；后3个月是在1928年4月至6月就“征服”了面积比西班牙大7倍的中原。
　　佛朗哥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并将残余的敌人流放或处死，而蒋介石却满足于对手们形式上的屈服。
　　北伐开始之前的中国与1928年底的中国之主要不同在于，那些原来与国民党为敌的军阀后来都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地盘内仍保留着原有的权力。
　　由于蒋介石急于迅速取得成功，因为这会给他带来一时的荣耀和威望，所以，他忽视了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进行领土征服所应注意的唯一正确的原则，那就是——
　　他应该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首脑蒋介石。
　　蒋介石未能取得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他很容易就满足于地方军阀对他的毫无意义的效忠，这是他判断上的最大失误。
　　在后来的岁月里，蒋介石的权威多次受到地方军阀的挑战。虽然蒋介石总是胜利者，但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战争消耗了他的力量，并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处理中国真正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日益扩大；此外，从1931年起，蒋介石还要对付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威胁。
　　1929年，蒋介石试图通过裁军来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结果引起一场危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权力之有限。其他任何事都不曾象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对蒋介石推崇备至的官方传记作者霍灵顿·唐也不得不承认：
　　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座落子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
　　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
　　裁军成了蒋介石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地方军阀依靠的是军队。蒋介石争辩说，既然国家已经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大部分军人都应该复员，回到他们的百姓生活中去。他的这些话不无道理，只是所有的军阀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军队遣散，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权力源泉。于是，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复员计划。他们这种自私的愿望最终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当时的局势既荒唐又具有某种悲剧性。在国民军占领北京后，中国全国共有220万军队。如果把各式各样的正规军及杂牌军加在一起，那么，这支军队在当时相对和平的世界上可以算得上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
　　在这支庞大的军队中，根据蒋介石的估计，差不多有200万人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其余的则是一些流匪和一些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军阀的残余部队。如果霍灵顿·唐的数字可信的活（这些数字也不过是个估计而已），那么，这200万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每年要花费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约4亿美元的75％。
　　蒋介石对复员人员安排早已胸有成竹，这些复员军人应该变成一支劳动大军，去从事修路、植树、开发矿山等这类工作。
　　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有关复员的问题。
　　当时，广西的将军们拥有一支23万人的军队，冯玉祥手下拥有22万人，阎锡山有20万人。至于国民政府——也就是蒋介石本人一拥有大约42万军队。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很快就意识到蒋介石的裁军建议是大规模地裁减他们的军队，同时又加强他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冯玉祥回忆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将所有的与会者领到一幅孙中山的画像前，坚持要每个人都向画像宣誓效忠。
　　然后，他提出各路军应该只保留12个师，然后将其余的人员遣散。这时，一个小军阀指出，根据蒋介石的提议，那些编制不足12个师的兵团、不得不再招六、七师才能凑足12个师。
　　蒋介石对这个小军阀提的问题未加理睬，而他自己的部队则刚在北京附近扩编了十几个师。
　　会议就一件事正式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将全国划为6个裁员区。这件事使人感到别扭，有点象是在做交易，故军阀们心中渐渐感到不安。
　　一天下午，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去南京郊外洗温泉浴。当他们洗完用毛巾擦身的时候，蒋介石说：“人们常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冯玉祥认为蒋介石这是向他暗示，让他对控制着这些地区的军阀采取行动，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人，你必须大度一些，只要你能赢得军队和民众的支持，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方也无关紧要，他们也都将是你手下的兄弟，”
　　会议持续了三个星期。2月7日那天，冯玉祥突然中途退席，致使会议就此收场。
　　中国大地很快重新燃起了战火。李宗仁和其他广西军阀首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将矛头对准蒋介石在湖南的一位将军，并把他赶下了台，这是李宗仁、冯玉祥脱离国民政府的一个信号。
　　这些富于戏剧性的步骤发生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这次大会定于3月份在南京召开。
　　广西的一个将军从广东出发，前往南京去参加这次大会，并得到了国民党的安全保证，但当他一到达南京，蒋介石就下令将他逮捕。蒋介石解释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该将军参与了阴谋活动。
　　蒋介石的左派对手汪精卫就此事从法国发来一份长电谴责蒋介石，而蒋介石却认为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三人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能安抚他们，但是，汪精卫根本不吃这一套，而冯玉祥则回到了山东，阎锡山对当选中执委的兴趣也不大。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三大”开得很不平静——因为那些或多或少仍效忠于蒋介石的人不愿投票支持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
　　由于力量过于分散，再加上一名将领被逮捕，而另一位驻守北方的将领也因兵变而突然下台，桂军战斗力逐步减弱，并隐于一片混乱之中，很快就崩溃了。4月底，蒋介石在华中取得了胜利。
　　基督将军冯玉祥是蒋介石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当冯玉祥在2月份从裁军会上中途退席之后，他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加强自己对山东的控制。当时，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日本军队已准备撤离胶济线。
　　令冯玉祥和日本人吃惊的是，蒋介石要求日本人暂缓撤离，以便让他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冯玉祥的军队——接管日本人撤离的地区。作为报复，冯玉祥调动自己在河南的部队，且断了该省的铁路交通。当时，他对蒋仍是个可怕的潜在威胁，但蒋介石比他棋高一筹，蒋介石通过策动冯玉祥部下叛变，战胜了冯玉祥。
　　这不禁使人回忆起冯玉祥当初背叛吴佩孚的行为。冯玉祥完全信任他驻守河南的指挥官韩复榘，但韩已经被蒋收买，并在5月底投奔到蒋介石一方，带走了3个师长以及冯玉祥的10万精锐部队。一个被收买的师长由于善于要价而闻名一时，不久他又脱离了蒋介石的阵营。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广西军阀又重新开战，这一次战场是在广东。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之后，广西军队于1929年6月底遭到惨败。
　　蒋介石从此获得了对华中、华南的实际控制权，而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控制权了。
　　和过去一样，政府实施税收的能力是对政府进行衡量的尺度，在击败了桂系军阀之后，国民政府可以在全国22个省征收税金。
　　蒋介石既有些得意洋洋，又对某些事仍感到不满。他向全国发表了一个宣言，反驳那些有关他实行独裁的指责，警告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并号召全国团结起来。他还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就辞职引退，去实现他那耽误已久的国外之行。
　　上海的中外商人均对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到沮丧。但那些了解蒋介石过去下野经历的人则感到放心——或者说对他的讲话表示怀疑，因为蒋介石的下野往往是以退为进。
　　接着，越来越多的皮影戏出笼了。
　　8月1日，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年初制定的军队减员措施。这次，那些主要的将军都没有出席会议，而正忙着别的事。这次会议决定，将常备军裁减到65个师，每个师的编制缩减为1．1万人。
　　辞职的习惯似乎能够传染，宋子文宣布，他筹不出钱来进行这次裁员，因而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这次不必要的会议开过不久，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中国。他立即起草并发出一封谴责蒋介石的电报，这封电报的措词之强硬、具体，是汪精卫以前类似的电报所没有的。
　　电报说蒋介石不仅任人唯亲，而且还把中国视为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此外，还指责他在“济南事件”中将中国的主权卖给日本人，并说现在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国贼”的时候了。
　　汪精卫的回国使蒋介石很伤脑筋。这个左派领导人与他的追随者被人们称为“改组派”，因为他们明确提出要重新改组国民党，使之重新带有左派的色彩。
　　冯玉祥及其朋友阎锡山（此人在冯蒋新发生的冲突中支持冯，与“改组派”举行了秘密谈判。接下来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插曲，蒋介石与冯玉祥两人互通一些词藻华丽的电报，讨论有关出洋之类令人愉快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出洋是件快乐的事。
　　阎锡山一度似乎也要与冯玉祥一同出国。蒋介石答应不触动冯玉祥的军队，并由中央向冯玉祥的军队发饷，而冯玉样本人还可得到20万美元的旅行费用。这些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
　　冯玉祥认为自己可以与汪精卫作笔交易，而汪精卫也认为冯玉祥可能会帮助自己达到驱逐蒋介石这一极为有限的目的。
　　从长远看，基督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一样，也将变得不再对汪精卫有什么用处，但汪精卫在这时（1929年10月10日）仍鼓励冯玉祥向蒋介石再次提出挑战，这次，汪精卫使用了一种熟为人知的政治技巧（袁世凯也经常使用这种政治技巧），他召集自己的部下（一共27人）一起谴责蒋介石，并号召冯玉祥与阎锡山时伐蒋介石。
　　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保持了中立，而冯玉祥由于10万精锐部队倒戈，又连吃败仗，故在11月底，冯玉祥的部队被赶出了河南。
　　这时，东北发生的一次中苏冲突挽救了冯玉祥的命运，但这也只是暂时的（苏军在1929年11月17日进入东北，打垮了数月前占领中东铁路的中国部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军是由加伦将军指挥的，他在几年前曾担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接着，一场文字战又爆发了。北平的一条标语写道：“阎锡山是出笼的老虎。”
　　确实，阎锡山在1930年2月10日首先发难，他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介石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立即辞职。此后几周，蒋阎两人之间的长篇电报往来异乎寻常的频繁起来，正如蒋介石的文字秘书所说的那样，“他们好象要打一辈子电报似的”。
　　2月21日，汪精卫也卷了进来。他发了一封电报，谴责南京政府受贿、腐败、独裁。由于厌倦了这场文字游戏，阎锡山突然在自己控制的省区没收了南京政府的财产，解除了中央军的武装。两周后，也就是1930年4月初，他就任反蒋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为了便于指挥部队，冯玉祥担任了阎锡山的副手。
　　此后，他们进行了6个月的极其血腥的战斗。
　　如果国民党的官方统计数字可信的话，那么，阎锡山的部队伤亡了15万人，南京方面的部队阵亡3万人，伤6万人。
　　冯玉祥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下台后又生活了18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他偶尔也曾试图重返政治舞台。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一艘苏联客轮发生的火灾中神秘地死去。
　　至于阎锡山，蒋介石最后还是允许他回去统治山西，用谢里登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阀”。
　　最后，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对阎冯联盟以及对“改组派”的胜利归功于少帅张学良。
　　1930年夏，汪精卫在北平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扩大全体会议”，阎锡山将军、冯玉祥将军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的李宗仁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锡山同意领导一个由反蒋派组成的“国民政府”，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国民政府”。他于9月9日正式就职，这个新政府似乎是有意选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这么一个良辰吉日宣布成立的。正如他们对蒋介石所指出的那样，“九”这个字在中文里正好与“久”谐音。
　　少帅张学良似乎对这一象征意义不感兴趣，他在9月18日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在此之前，“改组派”与南京方面都极力争取他的支持。张学良的部队从容地接管了北平，于是“改组派”的所谓“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这次干涉行动使得张学良成了华北无可争议的主人，而他当时年仅30岁。他控制的地盘现在由东北延伸到河北，蒋介石还任命他为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的军阀习气仍很浓厚。
　　蒋介石现在又一次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0年10月10日，他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根除共产主义”。重建财政、实施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发展经济及区域自治等五项任务。那些沮丧的北方反对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正式接受了这一纲领，并自动宣布下野。
　　9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用讽刺的语调，不指名地攻击国民党内某些人腐败、堕落、滥用职权、贪赃在法，并说所有这些，使得一些新鲜血液流入了共产党的阵营。
　　他还承认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未具体说明），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国家造成了损害。最后他说，现在召开国民大会修改《组织法》，制订一部永久宪法的时机已到。
　　如果蒋介石认为他现在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那他就错了。
　　他自己很快也认识到一点。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对蒋介石刚刚发表的长篇大论感到很是恼火。蒋介石想——或者是他说他想——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但这却是胡汉民不喜欢的。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应该保持对政府的绝对控制，在党内谴责滥用职权（正如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就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1931年2月下旬，蒋胡两人在制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胡汉民威胁说要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辞职的请求在当时遭到拒绝，但几天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辞职。
　　接着，蒋介石立即就将胡汉民软禁起来。
　　尽管胡汉民忧虑担心，但1931年5月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没有扩大多少群众基础。参加大会的447名代表全都是国民党党员，或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党外人士。代表中大约有50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顾问、部长以及身居这种或那种要职的人，其中包括西藏的世俗领袖班禅喇嘛。
　　少帅张学良也是代表之一，蒋介石又向代表们发表了一篇夸夸其谈的演说，最后，代表们宣布接受孙中山的纲领。大会正式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5月12日，大会通过了“临时宪法”。6月1日，“临时宪法”向全国公布。
　　尽管这时蒋介石的专权比原先显得更合法一些，但马上又有人出来向蒋介石的权威提出挑战。
　　各种反叛在广州及平汉轴心爆发。汪精卫在广州再次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令蒋介石惊愕的是，孙科与陈友仁也参加了这个政府。
　　7月31日，南昌有三个人埋伏在路边向蒋介石的汽车射击，但他们没能击中目标。这三个刺客被捕后供认说，他们是广东政府派来的。
　　正当中国明显处于分裂之中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向东北发起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歧。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涌现出两个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和李立三（周恩来这时已经表现出他的机智和灵活性，正是这种机智和灵活性的结合，使他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与毛泽东和李立三不是同一个类型的领袖人物）。
　　当时，毛泽东尚未在全党确立起领导地位，他在俄国人那里也得不到承认，而李立三则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这次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与毛泽东一样也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小7岁。他们两人曾在同一所师范学校上学，但双方的关系却不太融洽。李立三曾在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进入里昂大学。后来，他在被里昂大学开除后去了莫斯科。他的这种经历使他在党内斗争中比毛泽东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由共产国际领导。
　　中共“六大”闭幕以后，党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革命究竟应该依靠城市工人（正如马列理论和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还是依靠农民（毛泽东把他们视为“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国里”真正的革命力量）。
　　尽管李立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毫不怀疑列宁主义或斯大林及其政治局的正确性。他于1928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他一回到中国，就开始准备以城市为基础的起义。根据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这种起义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掌权。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被迫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转移到江西福建交界的一块更大的地盘里活动。毛泽东及其同事致力于发展他们控制下已经苏维埃化的地区，但李立三却指示毛泽东手下的红军去夺取武汉及其他大城市。
　　尽管毛泽东认为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但他所处的位置，又使他不好公然违抗李。1930年7月27日，红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沙这个实际上没有设防的城市。在对长沙进行了10天的占领之后，红军又被国民党军队赶了出来。
　　接着，红军又勉强进行了一两次攻打大城市的尝试。由于武汉三镇周围防守严密，红军根本靠近不了这个城市。在李立二要攻打的所有大城市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李立三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被清除出政治局。最后，他被不光彩地带到莫斯科，在那里呆了很多年，并逃过了斯木林的大清洗。
　　在中共取得胜利之后，他回到中国。他承认自己年轻时所犯的错误，后来被允许重新从事政治工作，并于1958年当上了劳动部长。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由于受到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的刺激而自杀身亡。
　　1930年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它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此时，毛泽东不再受来自上面的错误决议的摆布。他开始着手在根据地创建苏维埃制度。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的事业迎来了一个高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之所以选定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11月27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他已经发动了三次进攻，试图把共产党赶出江西根据地。
　　第一次进攻是在1930年10月。在击败了广西的军队之后，国民党军队于1931年5月再次向江西的共产党发动进攻。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人又一次向苏区发动进攻。尽管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并使红军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但蒋介石所称的这三次“围剿”都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在红军于1934年被迫退出根据地开始进行史诗般的长征之前，蒋介石又发动了两次“围剿”。
　　然而，在1931年秋，蒋介石面临着令他沮丧的局面，一方面共产党逃过了打击，另一方面，他自己的权威仍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挑战，而且，日本人正在向中国发起进攻。

分析家

第十二章　命运自定
　　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说：
　　“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我们可以确切地指出，蒋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是1931年9月11日，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所谓的“沈阳事变”，进攻东北。
　　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回答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由于蒋介石面临着国人反对力量的不断挑战，他已就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作出了决定：先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然后再对付外国侵略者。
　　这个决定最后注定了蒋介石自身的命运。
　　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冲突。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和自封的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斗士，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应当领导全国进行抗战。
　　公平他讲，他确实想抗战，但他认为这是次要目标，首要的是中国必须统一在他的领导下。
　　他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
　　如果蒋介石当时做出另一种决定，军阀们就会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但是相反，对他的普遍不信任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并且，到最后共产党人将宣布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领土的真正保卫者。
　　在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蒋介石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弄清这一事实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为中国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进攻。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并且面对敌人的进攻可以通过爱国的号召而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长的吴鼎昌的说法，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1931年9月日军的企图，由于他错误地认为日军并不真正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他命令张学良撤退。
　　三年后，蒋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确实想侵略中国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原定的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仍然遵循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从这句话的内容上（从汉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为平定国内形势需要动用武力。
　　蒋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国藩将军，这位将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很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应该首先对付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但这位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却另有打算。蒋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几年后，陈伯达（曾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笔杆子”）
　　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蒋个石的出路何在？”他说：“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怎样得到这些东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备忘录”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想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份备忘录是赝品，但这不足以否定上述观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这位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是否是这个备忘录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人伪造的，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据说田中义把它呈交给了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东北和蒙古的计划。
　　中国人把这份备忘录散发到全国，以证明日本的侵略意图。当然大多数读者都相信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后来所做的一切正好与这份备忘录的想法一致。
　　备忘录概述了东北的经济资源，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还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
　　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日本人一直在寻找借口来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
　　1931年6月，中国人在一个军事禁区里逮捕了四个日本谍报员，日军遂以此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中国军人在7月1日处决了这四名间谍，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是蓄谋已久的。
　　事变发生时，少帅正在打内战，但他决不是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事实上，他拥有40万军队，大大超过了入侵日军的数量。
　　但蒋介石命令禁止动用任何武力。蒋决定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
　　于是，在日本入侵后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国将求助于国际联盟。
　　据说蒋介石相信国联能做一些事情，对此，有人用了这样一句绝妙的讽刺：
　　“他没有认识到国联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那里几乎是伟大的政治家们的疗养所。”
　　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的讲话中——如果这篇讲话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蒋介石号召全体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但是，在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没有太大的感染力。
　　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汪精卫、孙科等左派与蒋介石、胡汉民等有派举行会谈。但是，广州政府无意让步。
　　他们认为，议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南京政府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移交给广州政府。胡汉民虽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站在左派一边，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按照蒋一贯的辞职习惯，他准备下野，但不离开中国。
　　接下来是无用的争吵。最后，会议决定，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
　　蒋介石答应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辞职。两个会议按时在11月召开，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会议一无所获时，蒋介石便辞去了一切职务。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后，大约7万名大中学生涌入南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引起的骚动达到了极点。
　　这些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完全自发地在各城市开始抗议，要求马上对日宣战。他们用各种方法大声疾呼，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
　　在一次学潮中，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受到重伤。11月底，大约12000名学生到达南京，并在政府大楼外宿营。他们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都不见。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考虑到在这种天气下停留在外24小时会把学生冻坏，于是他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们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由于寒冷和失望，这些年青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静是短暂的。
　　在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许多学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学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蒋介石同样地“训导”
　　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这样做会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学潮规模更大，学潮的领导人决心也更坚定。一些来自北平的学生冲击了国民党党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学生则冲击了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印刷厂和报馆。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备队包围了占据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些年青的造反者在军队的护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离了首都。
　　就在这时，蒋介石“下野”了。他在蒋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南京，乘机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方，最后，他回到了位于浙江山区的家乡。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臼，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
　　在这场日本人坚持称作“事变”的战争中，日军迅速地控制了东三省。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又一个事变，每一次都暗示着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
　　日本人宣称在上海郊区的龙华机场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据称一些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日本人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杀害了一个日本海员。日本领事馆随即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事先拟好的一系列要求。日本舰队奉命来到这个大城市。很明显，上海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危险。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大吃一惊，汪精卫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已逐渐恢复了健康，此时他起程前往杭州，蒋介石从山上下来，与汪会谈。最后两人重归于好。这两个老对手在杭州谈了几天，接着便宣布他们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担任职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从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现在便可以忽视了。
　　28日，日军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背水一战，英勇还击。当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南京的阻力，由于缺乏物质援助，供应日益短缺，他们的战斗坚持了33天，只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是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军长。
　　不久他们的名字就和华盛顿及纳尔逊等人相提并论，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锴的名字成了一种香烟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货物的商标。
　　来自全国和海外华侨组织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
　　3月4日，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很不得人心，签订协定的人受到了学生们的猛烈抨击。
　　在南京的蒋介石带着一种既悲伤又酸楚的复杂感情注视着这一切：悲伤的是日本进攻中国带来了新的耻辱；酸楚的是在战争中几位英雄声誉鹊起，而他却沾不上边。
　　淤沪协定签定两天后，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当然的国民军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于害怕武装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制进口日货。这个运动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普遍响应。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这个经济抵制政策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
　　1931年的水灾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这场水灾使得一些地方军事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东北守军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轻人民苦难的重要性。
　　习惯上被称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这年的洪水和灾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暴雨之后，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大片土地被淹没。汉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0万人被淹死。在这种“雨天”里，所有的村庄被吞没，只有数万家庭获救。洪水退后，痢疾、饥荒和霍乱开始流行。
　　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对“民生主义”的现状感到困惑不解，而国民党曾宣誓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非命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客们却在为职位和权力争执不休。
　　新兴的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拒绝抗日，因此开始反对蒋及其同僚们，广大农民不明白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只了解政府的冷漠无情，因此毫不犹豫地拥护毛泽东，他似乎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
　　带着帝国军人特有的狂做自大，日本人不断地给中国增加困难。
　　1932年2月18日，他们宣布“满洲国”独立，它包括东三省和热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们立傅仪为傀儡皇帝。
　　这个年青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不喜欢中国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请求下，他从天津日本祖界的住所出发，搭乘日本轮船前往满洲的“皇宫”。两年后，他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皇位”。
　　大约是在溥仪到达满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他们通过了一个临时宪法，宣布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大约成立了五个类似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周恩来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样，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共产党的活动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决定亲自指挥反共战争。
　　这场战争在此前后都被称为“剿匪战役”。这个贬称是有意的混淆。
　　蒋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举歼灭共产党。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命令军队开始行动。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产党员受到了攻击，但毛泽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却未受到干扰。
　　政客们的争吵仍然无休无止。一个不可调解的分歧使蒋汪分道扬铺，汪提出辞职，于8月6日指责少帅要对失去东北负全部责任。他的辞职也许是无缘无故的，但这并没有难倒蒋介石。
　　三天后蒋威胁说，如果汪精卫不收回他的辞呈，他将再次引退。
　　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对金钱的迫切需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众集会之后，起义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约在此前一天，陈铭枢以私人身份打电报给蒋介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蒋下台。在另一封电报里，起义军请求广东和广西政府联合出兵推翻蒋介石。
　　他们声称：“蒋介石的独裁和民族危机已经持续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对他的丑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22日，起义者进一步发表声明，怒斥蒋介石“不顾民族的愿望，倒行逆施”，结果是“中国人民就要成为日本的奴隶”。
　　在起义者发表这些情绪激昂的声明之后，十年来的一次巨大的反蒋高潮随后到来了。
　　福建军队刚刚宣布他们的主张，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福建，蒋介石到闽西亲自指挥。
　　起义部队放弃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军从温州和株州的临时机场出发，用空袭骚扰起义军。两个多星期后，起义部队被击溃。
　　福建的政治领袖们匆忙地从福州撤走。
　　蒋军收集起义军残部，重组十九路军，英雄的十九路军成了历史。

分析家

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泽东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间，蒋介石把共产党赶出了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民族复兴”运动。
　　他认为他已经彻底并永远地打败了共产党。他希望他的“新生活运动”能够像他赢得战争一样“赢得和平”。
　　但是，他没有赢得战争，他只是把共产党赶跑了；而他的“民族复兴”政策也由于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蒋介石已经同共产党打了6年的仗。作为一个军人，他不断遇到挫折。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取得的胜利都是区域性的。
　　他的决心不断增长，这一点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在1930年12到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作战兵力；第三次战役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围剿”从1933年4月到10月，这一次出动了差不多50万的军人；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开始——几乎是第四次“围剿”一结束就开始了——蒋介石动员了90万军队，其中40万立即开始了行动。
　　与此相比，红军的兵力比估计的要多一点，但双方在武器上相差悬殊。
　　受到正面进攻的江西红军动员了大约18万人，还可以加上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这38万人只有不足10万支枪，手榴弹和装备的供应也不足，而且没有重型大炮。
　　蒋介石的40万作战部队拥有重型武器并有一支装备有近4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红军设法缴获了几架飞机、甚至俘虏了几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无法供应汽油，也没有维修人员，因此，共产党没有轰炸机。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根据他求胜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制定的。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不只是因为六年来的失败让他难以容忍，还有一个新的紧迫性——因为这时蒋介石认为中日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有几年是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
　　1933年当希特勒取得权力时，蒋介石邀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战略家塞克特将军来华。
　　就是这个塞克特设计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为了帮助蒋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驻中国的德国顾问的职务。希特勒显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1934年初，在他回德国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早期的岁月里——大约在柏林——罗马轴心延伸到东京以前的七年——纳粹就明显地支持蒋介石的首先消灭国内共产党，而任日本人畅行无阻的政策。
　　塞克特的战略听起来不错，但代价昂贵。
　　在他的指导下，蒋介石修筑了几百英里的公路。在苏区外围用混凝土修建的包围圈上，到处都是小型的防御工事。埃德加·斯诺称它为“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掴民党军队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在江西、福建、湖南、广州和广西等地的外围一次向内前进几百码。然后，他们就去修建新的工事。牢固的包围圈不断收紧。
　　最初战争打得很艰苦，也很残酷，国民党在闽赣边境取得了两次胜利，击退了红军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共产党损失了7至10万人，军队分散进入山里。后来十九路军开始在福建起义，出现了几个星期的平静。毛泽东失去了同福建军队联合行动的机会，只好带着他的人撤到赣南一个新的临时根据地。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杀掉了所有被俘的红军领导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阻断了苏区和邻近各省的贸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饥荒，埃德加·斯诺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
　　1934年5月，战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蒋介石决心孤注一掷。当时，中国卓越的战略家、保定陆军学校前校长蒋百里对蒋的影响很大，他使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他和蒋介石都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们所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百里制订了一个全国防御计划，准备把多山的湖南省作为备战的中心地区，而云南省府昆明将成为主要的空军基地。接着，蒋介石继续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最后蒋介石认为他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战争进行近一年时，共产党领导人在江西苏区腹地的瑞金召开紧急会议。
　　曾身患疾病发着高烧的毛泽东此时已恢复健康，参加了10月2日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会议做出了重大决定：红军将放弃江西。
　　会议结束后，红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动起来。1934年10月16日，经过不到两个星期的准备，长征开始了。
　　大约10万人参加了长征，其中包括男女老幼。红军的工厂都被拆毁，机器由骡子和驴运走。红军携带的东西包括银币、步枪、机枪和弹药。在参加长征的妇女中有毛泽东正在怀孕的妻子和朱德的夫人。
　　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的先头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湖南和广东的国民党防御工事。随着国民党地方军的溃退，西面和南面的道路被打通了。
　　长征是一篇史诗，岁月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差异，都不能使之失色。
　　的确，它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远征”，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先例。研究中共问题的法国历史学家吉约姆曾列举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类似事件。
　　尽管如此，长征仍然是激动人心的。它使红军在经过严重的创伤之后恢复了元气，使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同蒋介石的较量中反败为胜。
　　关于1934年的长征也不乏优秀的宣传家，埃德加·斯诺在树立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者和英雄主义的形象方面比任何人都热心，他这样写道：
　　长征的过程中充满了冒险、追求和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狂想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数千个青年不灭的热情和希望以及令人惊讶的革命乐观主义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他们不承认人类和自然带来的任何失败——所有这些和更多的品质只有奥德赛的远征故事里才会有，而在现代社会却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用诗记载了这一英雄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的红军一路作战，损失很大。他们把枪支弹药和银子埋在了途中。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亚洲最宽的河和最高的山峰，但是，他们一往无前。一年后，毛泽东率领2万多名战士和随从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在陕西，他们和1万名共产党游击队会合了。这些游击队在陕西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苏维埃政权。江西红军长征的全程为六千英里。
　　虽然毛泽东和红军保存了实力，但是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围剿”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尽管不是彻底的胜利，它使共产党在几年内不再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
　　蒋坚定地执行了德国顾问制定的战略计划。在1934年10月红军出人意料地突围之前，国民党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封锁，共产党无法获得枪支弹药。经济封锁加重了红军的困难，而国民党军的安全系数则相对提高了，而且红军对敌人的活动也缺乏了解。
　　蒋介石的国民党领袖地位第一次确立起来了，结果地方军阀们不得不比过去更卖力地对付共产党。
　　不仅如此，两个最重要的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于重建战乱后的广西，这样蒋在战争中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蒋认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没有预见到共产党会突然决定放弃苏区进行转移。
　　截至1934年初，在近七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封锁”和“围剿”，看来他并不懂得，毛泽东不是完全靠组织和铁的手腕来争取群众的。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承认毛泽东在江西时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和同多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算帐的机会”。
　　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没有那样做，甚至没有有意识地同共产党在争取农民这方面决一雌雄。
　　他的观点是简单而原始的：通过恢复儒家思想来改造全体人民。
　　但他同时还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义。
　　经过批准的传记作家们把蒋的这一主张归同于一件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战役期间，他在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
　　霍灵顿·唐说，不久“一场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不管那个吸烟的男孩是否愿意提供照亮“新生活运动”的火炬，大约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1933年底或1934年初——蒋介石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发表了讲话。
　　他说，中国人很弱，他们自私，不守纪律，不讲道德。他告诉蓝衣社领导人们：“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灌输给全国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5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蒋介石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在会上，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他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大战中失败了，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
　　而中国呢？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德国并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蒋热衷于他的道德主张，提倡许多世纪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哲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建议人们要待别注意其中的四点：礼，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正确的处世原则，廉，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特别是指在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申要诚实无欺；耻，道德荣誉感。“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是把这些儒教的价值标准合为一体：礼义廉耻一被译成英语就是“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感”。尽管蒋正在进行一场军事战争，但他还是以其一贯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20O批学生，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派他们向公众进行“新生活”的演讲。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个演讲站，“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每天在那里对大量观众进行演说。他们还印刷了许多小册于，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也被动员起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些印刷品。为了补充这几项价值标准，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八项原则：
　　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
　　4、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耍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并不满足于上述四条价值标准和八个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他“教导”中国人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
　　蒋声称：“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
　　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把经过许可出版的有关“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的著作拿来和现在所知道的发生过的事情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例如，霍灵顿·唐等人都没有提到“蓝衣社”，因为承认这个法西斯组织存在的任何说法都会损害精心树立的蒋的形象，他们力图把蒋说成是一个“民主”的卫士和一个当之无愧的美国援助的接受者。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大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证据，这一做法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矛盾的。蒋强调古代道德标准，“八五原则”和“九十五条准则”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
　　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他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作出牺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五个月，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广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分析家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烦不断。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广西的将领们（他们总是不断地造反，而又不断地失败）在六月份开始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军”。参预此事的两位广西将领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当时的广东将领陈济棠合兵一体。
　　出于相似的动机，为人熟知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开始在北方活动，自任“抗日同盟军司令”。和以往一样，冯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场，他并不热心于同日本人正面交锋。
　　南方的问题似乎比较严重，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三个将领的抗日主张。
　　在起兵之前，三位将军曾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对日宣战。
　　将介石没有改变其战略中预定的先后次序，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拿国家的命运去冒险。”如果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可信的话，那么事实上为了他们所宣称的抗日壮举，陈济棠就曾经从日本人手里购买过武器弹药。唐引用日本驻华武官高桥但少将的活来印证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断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几位“救国者”在收到蒋介石拒绝的答复时，就统率他们的部队前进十五英里进入了和广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时，蒋介石还抱着一种妥协修好的态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队后退，避免由于冲突而加剧中国的内战。
　　这时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将领们来说，钱是比全国抗战更为重要的东西。广东急需钱用，广西则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反对运输鸦片的运动而造成收入急剧下降。在六个星期里，内部反叛和争吵阻碍了这些军队的行动。
　　陈济棠逃往香港，广西将领们则因蒋介石宽容的政策而受惠。作为表面上承认蒋介石的权威的回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的面子保住了。
　　虽然这些反叛将领们的抗日立场无疑是伪装出来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对日本侵略并希望抗日的中国人却有很紧迫的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这年初，人们曾一度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建立在新的、稳固而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蒋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东京达成一项友好条约。
　　相对比较温和的日本外相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他有意把这个建议解释为蒋介石准备排除西方列强的势力、转而向日本寻求帮助和指导。
　　但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却不如人意。日本军人希望采取野蛮的解决办法，他们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1月，日军借口东察哈尔应该属于“满洲国”，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
　　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麻烦。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对一些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
　　纷纷成立。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是我们的祖国。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岁。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
　　当他们见面时，这位父亲正为怎样使他的儿子受进一步的教育而大伤脑筋。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请革命政府选派一批学生去俄国。由于蒋经国的热切赞同，蒋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单。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这表明蒋介石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同时，给他儿子一个学习革命技能以备将来之用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差不多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又把他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
　　然而，两年后这个实验就不那么有味道了。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到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把他的儿子召回国已非轻易之举了。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指令他的儿子回国，但蒋经国已身不由己，他给家里写来一封满不在乎的信，拒绝服从并指责其父。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封信是王明（原名陈绍禹）口授给蒋经国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领导人，那时刚好在苏俄。一年年过去了，到1936年（这一年蒋经国再次拒绝他父亲的要求），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看来他要在苏维埃俄国定居下来了。
　　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得到认可，以便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防御计划。
　　1935年冬，他送蒋百里到欧洲各国学习总动员的法律规定。
　　蒋百里首先访问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特别关注空军的发展情况。
　　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他特别强调“防空地理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最为重要的是空军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对一个长期的战争来说、经济动员是很关键的，宣传工作应该和军事行动同步进行。
　　蒋介石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消极从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权力的基础很不稳固。地方派军人怂恿他抗战，因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他的王国进行瓜分。
　　蒋介石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按兵不动。
　　按理说，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很乐于对蒋介石所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动表示欢迎的，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阵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复并壮大的报告。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剿共”战役。
　　蒋介石头一次看到张学良不愿意服从命令。张学良解释说，他知道共产党现正在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实行一项抗日的全国政策方面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他主张和苏联结盟，并建立抗日联合阵线。蒋介石“非常痛心”。作为他的一个部下，而且一贯忠于他的张学良怎么能建议他和共产党联合呢？他大发雷霆，大骂张学良，并宣布张学良已经失去他的信任，接着就返回他在洛阳的司令部。
　　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正加紧对日本的秘密备战，但他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战略次序。实际上，离开西安后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运动的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关闭十四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罪名是宣传抗日。
　　此后他开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较公开的事——按中国的算法，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应该算作四十九岁生日）。祝寿之日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都洛阳有意简单地庆祝了这个日子。两块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上来，在蒋介石吹灭蜡烛之后，蒋夫人把切成一块块的蛋糕分给当地显贵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个场合，蒋介石在一篇给国人的祝词里颂扬了他的母亲。
　　在其他地方，庆祝活动就不是那么鸦雀无声了。一年前公开征集的祝寿资金已经收集到很多，足够用来支付购买100架美式飞机的费用，在南京，200000人聚集在明宫飞机场观看飞行表演，他们在一幅巨大的画像面前点火致敬，按中国的礼节三鞠躬。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
　　然而仅在几个星期之后，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耻辱的插曲在等待着他：西安事变。
　　11月底，蒋介石收到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出其最精锐的部队。著名的第一军，在胡宗南的率领下，搜寻并企图消灭甘肃红军。开始送来的消息说胡宗南取得了胜利，共产党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军已受到包围。红军发起进攻，消灭并解除了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几千挺步枪和机枪，作为额外的代价，一个政府军整团的兵力投降了红军。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后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战争还会遥远吗？
　　这些消息并没有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走上民族联合的道路，反而更加强了他全面地、一次性地解决共产党的决心。
　　就好象10月份并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样。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确的目标：通过他的愿望和权威对张学良全面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第六次“剿共”
　　计划。
　　首先，他派出大约1500名蓝衣社“特务”团成员，由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率领。这支部队组织良好，从秘密指挥部出发投入行动，蒋孝先开始逮捕所有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蒋介石抛开所有其他目标，召集全体将领，在10日召开参谋长会议，最后落实第六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宣布，如果张学良拒绝执行命令，不参加“剿共”战役，他将被解除职务；他的部队也要被解除武装。
　　但是，一场奇怪的、经过预谋的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蓝衣社分子在睡梦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装并关押起来。大部分参谋人员也被监禁，警卫人员投降，五十架飞机和它们的驾驶员也被扣押了。
　　接下来发生的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是一出急转直下的戏（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指出的那样）。委员长当时正住在距西安十里的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的疗养胜地临潼。早晨5点钟，少帅的警卫队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旅馆，当他们受到哨兵的阻挠时就开火了。委员长的警卫大吃一惊，但还是抵抗了很长时间，使蒋本人得以逃走。
　　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地称蒋为“委员长”。
　　对此，蒋介石给以回击：“既然你叫我委员长，你就是我的部下。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上司，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否则你就是个叛徒。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你就马上杀我好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说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声不吭。
　　不久，就有消息说杨将军的部队打死或打伤四十多个委员长的警卫，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十七名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关押起来。
　　少帅交给蒋介石八点要求，但蒋拒绝答应。于是张学良等人把这八点要求电告南京，上面还附带有许多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官和官员个人签名。
　　他们提出的要求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共同承担抗日救国的责任。
　　2、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
　　3、释放上海的爱国运动领袖。
　　4、赦免所有政治犯。
　　5、保证人民集会的自由。
　　6、保护人民建立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7、实现孙中山博士的遗愿。
　　8、立即召开全国救亡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第二点中重点标出的部分在国民党的文本中找不到，或者确切他说只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有这段话（第409页）。很清楚，就连斯诺也用了斜体字，他只是要明确地强调它的重要性。
　　在主张“武装抗日”这个问题上，任何潜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归根到底，这就是逮捕蒋介石的首要目的。正如斯诺确切指出的那样，八点要求中有七点恰好和“全国救亡”的主张相关，而这个主张是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提出来的。想必少帅在西安事变期间和共产党进行了商议。不出所料，后来苏联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军马上声明他们支持八点主张。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大大震动了中国，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一点甚至一些反对派的见证人也承认，而且得到许多中间人士的进一步肯定。埃里克·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稍晚的时候，蒋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北平，震动了整个校园。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教授和学生们都突然关心起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了。北平决不是一个拥蒋的城市，但是在以后的几天里，到处都在为蒋的安全担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左翼团体在西安事变期间不同寻常地保持沉默。
　　这种普遍的忧虑与后来发生的奇怪的神经战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扣蒋事件的制造者张、杨二人，曾经坚信那些因蒋介石一统天下的野心而受害的军阀们会联合起来做他们的后盾，指责蒋介石。
　　但事情恰恰相反，冯玉祥、胡汉民（他刚刚去世）的追随者，甚至包括桂系军阀，全都声明支持并忠于蒋介石，并要求释放他。这使两位将军明白了他们的困难处境。
　　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代理行政院长，任命冯玉祥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调动军队。而张学良则被免去所有职务，并要提交国家军事委员会予以处罚。12月12日，孔祥熙和宋美龄乘快车从上海抵达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表现得很愤怒。他建议对西安进行讨伐，用飞机轰炸来削弱对方的士气。
　　这时，蒋夫人指出，飞机轰炸分不清目标，蒋介石本人也可能被炸死，何将军勉强地收回他的建议。
　　共产党左右为难。
　　苏联人对这次扣押事件感到震惊，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12月14日，苏联报刊严厉指责扣押者，还异想天开地指责张学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在苏联人眼里（根据书面资料来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是唯一能够在中国实现抗日联合阵线的力量。
　　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很难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可能是把蒋介石带来进行审判，然后处决他。
　　但这时莫斯科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蒋介石领导下的民族联合政府而努力。这时，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小小的喜剧。
　　周恩来，这个在1927年蒋介石政变中从上海行刑队的枪口下逃脱的人，如今却被延安派到西安来救蒋介石的命。
　　12月中旬，周恩来到了西安，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这时仍很虚弱，背上的伤口还在疼痛，在心理上，他也为自己的痛苦遭遇感到苦恼。一看到周恩来，蒋介石脸色变得苍白——他一定记起了自己曾悬赏80，000元买这位客人的头。但周恩来很克制，表现得很友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少帅，两人都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经过一阵很冷淡的沉默，蒋介石听了周恩来对共产党观点的详细说明。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以后谈判日复一日进行，一直到12月25日。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莫罗夫。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们合作。”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阳之后，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
　　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张到南京后不受惩罚。
　　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
　　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
　　他的终生好友张群被称为亲日派，并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职务；共产党受邀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定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准备工作在不断进行。
　　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共产党受益匪浅。他们不再受到骚扰，并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

分析家

第十五章　日本全面侵华
　　蒋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国战胜拿破仑入侵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秘诀。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但蒋介石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其直接结果是让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为国共两党不再处于战争状态，都明确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西安事变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西安事变加快了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步伐。只要蒋介石明显地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日本人就会继续平心静气地慢慢推行他们的高压和吞并政策。但西安事变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蒋介石的战略次序起了变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军方的小册子曾详细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过程，并预言政府军队不久将和红军联合起来。第二年初，日本人还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有大批的北京学生报名参加二十九军。看到这些情况，日本军方决定加快他们侵华战争的进程。
　　“我真的相信共产党已经悔悟了，”很多年以后蒋介石这样写道，“他们真诚地表示愿意和中国的其他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我也把他们看作中国人，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再次忠于我们的国家，”
　　蒋介石后来对他的决定追悔莫及，因为他认为，他在西安被俘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大伤元气，只要再发动一次“剿共”战役，就足以把共产党解决了。
　　当然，那时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绝抗日时还会在内战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当时国民党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倒是真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认为西安事变以后和共产党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错误，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败。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拍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五项原则：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电报中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五项保证：
　　1、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2、解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特区政府”。
　　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红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按照共产党的主张接受这些建议，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这样做意味着委员长丢了面子，因为共产党公开声明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或多或少地接受这些条件（是在胁迫下答应的）。
　　共产党的电报送到国民党中执委时，他们正在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的结果是11天后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根除赤祸案”。下面是蒋介石本人录的这个决议案的内容：
　　1、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统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进行有效的行动，不允许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并存。因此，所谓的红军和它使用各种不同名称的部队应该完全解散。
　　2、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不允许两个敌对政府的同时存在。因此，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和其他有损于统一的组织应该彻底解散。
　　3、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须停止其活动。
　　4、阶级的战争是以某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的。
　　它把社会分为很多的阶级，使他们互相敌视和倾轧。
　　它需要为控制其他集团而采取战争的手段或者诉诸武装起义，结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因此，必须停止进行阶级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而且事实上将组织联合阵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
　　就在几个月前，蒋经国还把对苏联政府的忠诚置于对父母的孝顺之上，并用一种很不符合中国人性格的方式声讨蒋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里，并带来了他的俄国妻子。他离开家有十二年，蒋介石深为自己的儿子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担心，他开始对蒋经国进行再教育。
　　蒋经国在他的《我的父亲》一书中叙述了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
　　①我回国之后，父亲觉得我应该读曾国藩将军的“家书”。……[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父亲认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导同样也对我们有用。每次我给父亲写信，如果他没有时间给我一个有意义的答复，他就要我读曾国藩的某封家书。
　　父亲也不断地把他刚刚读过的书寄给我。书里面有许多他自己的评注，重要的地方都划线标明了。
　　鉴于我出国时还是个孩子，而且在外国居住的时间太长，父亲担心我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教导我要读孙中山博士的书。
　　在1937年5月12日给我的信中，父亲说：“以后，你读书时应该更重视中国的道德观、民族精神和哲学。②孙文（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在外语译文中不可能全面详细地论述，特别是俄文版抛弃了原书的精华。③因此，你应该在着手研究三民主义之前先把孙中山的政治理论读上两遍，当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还应该把你的评语写在纸上，等我检查。④在有关民生的章节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特别重要的”。⑤除了研究三民主义和类似性质的书之外，③父亲还指导我广泛阅读古典和历史书籍以及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不仅如此，父亲还要求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并牢记许多优秀的部分。
　　当蒋介石用这些话教育其子时，蒋经国已有二十九岁了，而且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但这位父亲正在补偿失去的时间，他觉得有许多很不幸的教育应该扫除。
　　在1937年初的几个星期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逃跑时背部所受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但是，在一个矫正器的帮助下，他开始进行康复锻炼，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准备工作了。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还配备有59艘总吨位达15，288吨的军舰，以及一支号称拥有200架第一流飞机的空军。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上尉为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有机会看到这些介绍给他的飞机，他马上宣布其中只有91架确实是“第一流的”。
　　陈纳德是一个粗鲁、刚强、一心奉献和盲从盲信的人（赞成或反对他的人都如此说），他曾因耳聋被美国空军革职。那时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岁。于是他找到一个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在一段时期内，陈纳德在中国备战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并不能在某一时刻创造奇迹，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轮进攻。
　　从这时起，使局势迅速恶化的关键就来自东京了。在东京，军事集团日益强大。军方不赞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国新的“统一战线”得到巩固时才发动进攻。他们的方针是马上发动攻势，然后再谈判。
　　日本军人还记得1905年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军事上教训了沙皇俄国：他们相信，日苏不久将再决雌雄，当苏联有时间建立起军事实力时，它将重新按照传统在东亚大陆扮演日本的强大敌手的角色，因此，他们认为，尽快地进行对华战争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可以在进攻苏联时拥有这个战略基地。
　　但是，日本军方还想给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使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想法。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不厌其烦地提醒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注意“广田三原则”。
　　广田是当时日本的外相，他提出：
　　（1）彻底取缔中国的反日言论和行动；（2）签定中日反共军事协定；（3）实行日本、“满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提携”。
　　虽然国共两党前些时候还没有丢掉彼此间的分歧，然而这时却已经有了密切的来往。国民党官员到陕北和共产党会谈，周恩来则到庐山去访问蒋介石。
　　4月底，川越回国向政府报告。日本内阁听取了他对1937年5月10日一次重要会议的讲述和他本人对此的看法，然后宣布日本正式派三个师去中国大陆。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意图。
　　19日，陆相杉山元公开指责中国“过于自信”，采取“轻侮日本”的态度。五天后外相佐藤尚武宣布，如果日本的声望和尊严受到损害的话，除了战争，日本将别光选择。
　　面对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蒋介石秘密派遣他的儿子蒋经国去陕西同周恩来就共产党改组一事进行协商，以便南京政府能给予它合法地位。
　　6月5日，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为好战的内阁在东京开始执政。
　　广田宏毅重返外务省，这时他宣布他本人1935年炮制的“广田三原则”已不适用。
　　很明显，日本在等待一个“意外事件”，或者说正准备制造一个。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有意策划，7月7日，这天是星期二，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那天夜里，日本军队以宛平城为假想目标进行军事演习。宛平是位于卢沟桥附近的一座高墙环绕的小城，在北平东南15英里处。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想把他找回来。中国守军的指挥官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按照中国的说法，日本人随后开火了；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中国人先开火的，但这无关紧要。日本军人现在已经找到了“意外事件”，他们将全面加以利用。六天内，两万名日军被部署在北平地区。
　　对于蒋介石来说，一切很清楚，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
　　7月17日，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委员长指出，和平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我们寻求和平，但我们不能不惜上切代价换取和平。我们不想进行战争，但我们可以被迫自卫。”
　　蒋介石把和平条件交给日本政府，带有反击的性质。
　　日本应该承认对华北的战争负责，由官方出面道歉，并赔偿损失。
　　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中国以四项原则作为和平的最低条件：
　　（1）任何解决办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及领土之完整；（2）冀察地区的行政组织现状不容非法改变；（3）中央所派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在北平地区）。
　　作为回答，日军对中国设防城市屡屡发动进攻。7月29日，当中国“保卫和平部队”在天津进行反击时，日本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接着，他们攻进并占领这座城市及北平，宣布他们进城是为了“保护”人民。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就要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在向全国所做的一份报告中，他宣布，他的政府将领导全国“苦战到底”。
　　在北方，共产党也一直表示抵抗日本的进攻。共产党的路线经过反复探讨，并在1937年8月洛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下来。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全面控制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对日本的最后一战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洛川声明”中，共产党号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进行到底；动员并武装全国人民；建立游击队；铲除汉奸；主张所有政治党派活动自由；建立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议会以及铲除腐败，向地方征收赋税，反对投机倒把，简化税收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声明”表示，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21日，苏联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23日，一份国民党的声明标志着国共之间新的联盟正式形成。
　　这份重要的文件是双方各自对意识形态分歧进行一系列更动的结果，双方作这些让步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7月15日，共产党曾把一份宣言交给国民党。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发表。19日，根据冯玉祥的说法，蒋介石、周恩来以及一些高级官员在庐山会谈，据说委员长承认了共产党在某些抗日前线地区建立的政权。以后，一直到8月15日“洛川声明”发表，双方都保持沉默。到了9月22日，国民党突然发表了7月15日共产党的宣言，继而在第二天的声明中又肯定了这个宣言。至少在文件中，共产党是愿意做出以前他们曾经拒绝做出的让步的。宣言列举了三个目标并承认四项义务。
　　三个目标是：
　　1、发动抗日战争，收复失地，为独立、自由和全国解放而斗争。
　　2、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共产党愿意承担的四项义务是：
　　1、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停止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3、改组红军占领区的政府，使之成为抗日前线地区的民主政府。
　　4、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国民党政府注意到这些承诺。它宣布：“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蒋介石和毛泽东长期以来都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局势冥思苦想。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计划和战略，但是毛泽东看得比蒋介石远。
　　蒋介石的战略是一个为中国、为他的政府、为他本人求生存的战略。而毛泽东则想到要在对日战争中求发展，以便战争结束时能成为胜利者，他的战略是一个取得最后的政治胜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伦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
　　蒋认为，当全面侵华的日军被无休止的战争弄得筋疲力竭、精神崩溃的时候，决战的时刻就到了。
　　从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是有意义的——但在军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他的战略却注定了他在抗战结束以后的失败。
　　就在他进行大踏步的军事撤退时，共产党在广大的沦陷区开展了活动，通过骚扰日军表现出了他们爱国的英雄主义。通过对他们所控制的甚至是远离抗日前线地区的卓有见识的改革，共产党将人民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在人民中“如鱼得水”
　　（毛泽东语录中的话）。
　　值得怀疑的是蒋介石是否想到过这些。他总是想在对付日本人之前消灭共产党，到后来他也可以宣布自己一贯正确。但是，毛泽东所清楚地预见到的社会和战略时机却出于他的政治构想之外。
　　他认为，如果抗战胜利，他将在光荣和胜利的气氛中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而且他的力量将大大超过共产党。但他几乎不能预见到日本是在斯大林的军队控制东北的情况下投降的。他也没有预见到由于中国当时的情况，美国人可能出现的不利于他的倾向。他更加预见不到毛泽东将会创建一支不可战胜的农民军队，这支军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渴望国民党早日垮台。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这时面对的现实是日军的残酷进攻，在抗战初期，北平和天津迅速陷落。蒋介石决定放弃华化，他的主力将集中在长江一线。除了华北，他决心让日军为占领每一块土地而付出代价。
　　为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决定不仅在上海进行防御，而且主动地寻求战机，在军事上，这种决定毫无意义，而且也遭到德国军事顾问们的反对。
　　谁都清楚，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将遭到武器先进的日军飞机的轰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他用一些最精良的部队去冒险，而不保存实力，以备以后无疑会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战役之用。
　　这是军事常识，但是蒋介石想向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表明，他做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必须让日本明白，这次不同于1931年和在此之前的几次军事侵略；他们面对的是全中国人民的抵抗。
　　保卫上海的战役开始于1937年8月8日，直到11月8日结束——历经三个月的残杀，中国军队付出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准确数字不得而知；日本军队的损失是伤亡六万人。战斗发生在距离租界区五英里的地方，大部分战斗在中国居民区进行。一天，一个中国飞行员准备袭击停在黄埔江一个码头上的日本战略舰，由于错误地判断了目标，他把炸弹投在拥挤的租界商业区，炸死一千多人。
　　在淞沪决战中，有三位要人伤亡。其中之一是英国大使许阁森，他正乘车从南京到上海，一名日本飞行员用机枪打中他的脊推骨，还有一个是蒋夫人宋美龄，当他的司机为躲避敌人的袭击把汽车开到路边时，她受了重伤。和她在一起的是w·H·端纳，他也伤得不轻。
　　在上海会战期间，委员长不断地和每一位将领保持电话联系。他每天晚上平均断断续续地睡上三四个小时，他还两次亲临前线视察。最后，日本人从南面包抄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全面溃退，乱哄哄地撤向南京。
　　这场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震惊了日本侵略者。它向世界表明，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能够拼死战斗。
　　在11月9日纽约《时代》记者蒂尔·德丁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警告说：“敌人没有认识到中国领土是不可侵犯的。中国是打不垮的。只要在敌人的侵略下还有一块自由的中国上地，国民政府将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几天后，一次新闻茶会突然被日本的空袭所打断，外国记者描写到蒋介石怎样走进花园，当炸弹落在他身旁时，他怎样奇怪地观望着。生理上的恐惧从来就不是他性格的特点。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进行迂回包抄，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在日军登陆时，他们带着许多折叠船，用以通过太湖运输增援部队，太湖是位于苏州的内陆湖——它是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天然防线。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迅速挺进震动了全国。蒋介石携夫人于12月7日离开南京，这是日军到达的前两天。临走之前，按照他比较赞许的象征性礼节，他祭奠了位于山坡上的中山陵，并发誓为实现孙博士的理想战斗到底。后来他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
　　南京守军坚持了两天。两天之后，面对日军的不断空袭，在日军11日进入外城之后，南京陷落了。日军怀着疯狂的杀人欲，在他们的指挥官谷寿夫的放纵下，疯狂地进行烧、杀、奸、掠，多达10万名中国军民惨遭屠杀。世界舆论为之震怒，就连日本内阁也觉得有必要把谷寿夫召回国。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蒋介石曾指望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但没有一国肯帮助他，这时正是欧洲推行绥靖政策的时代，也是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年代，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声明，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对1928年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和1922年九国公约的践踏。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援助，属于私人所有的美国废钢继续运往日本。国际联盟也谴责日本，但无济于事。
　　11月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列国会议决定在中日争端中无限期地中止九国公约。日本很清楚西方舆论的和平主义色彩，因而采取不对中国宣战的办法，钻国际法的空子，使各国陷入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困境。
　　英国卖给蒋介石几架飞机，但拒绝同时提供枪支。澳大利亚拒绝使用一架被派往美国的波音飞机同中国进行联络，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卷入中国事件的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面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挑衅行为他们也无动于衷。
　　一艘英国轮船被日军炸弹击沉，这艘“瓢虫”号是被岸上的炮火击中的。后来又出现了臭名昭著的“帕内事件”，一艘美国炮艇“帕内号”在12月4日被日本空军击沉。日本飞机低空飞行，用机关枪扫射企图乘划艇逃走的幸存者，结果死3人，伤17人。
　　德国人的态度模棱两可。1936年11月，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德国军事教练团仍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职。
　　1937年11月底、日本人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洽，请他把日本结束战争的条件转交蒋介石。12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大使。他丝毫也不相信日本的条件，但还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建立非军事化地区；中国同反共产国际集团合作；签订中、日和“满洲国”之间的经济协议；改变关税壁垒；中国对日本进行“必要的赔偿”等。蒋介石说明他对这些条件不感兴趣。
　　不管怎样，当日军逼近南京时，德国人撤走了，那时他们以为不久就能强加给中国一个强制性的和平。
　　只有一个大国能在中国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那就是苏联。
　　8月21日的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和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苏联援助中国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并不比西方列强的首脑们更愿意卷入中国的冲突，但他充分认识到日本有对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计划，因而想让，蒋介石尽可能地损耗日本的兵力。蒋介石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杨杰将军了解到斯大林的意图，就派他的密友、前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莫斯科商谈一桩武器交易。
　　1938年初，苏俄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此后不久，苏联的武器和装备通过中亚从陆路运往蒋介石的部队。在规定的期限内，中国相应地把钨、羊毛和茶叶运往苏联作为偿还。1939年7月，苏联又一次向中国贷款1．5亿美元。苏联还派出五架苏联飞机，并配备驾驶员，以加强中国的防空力量。
　　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的努力失败以后，德国军事教练团撤走了，也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自愿留了下来。
　　大批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大约有500人，其中有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声大震的将军：朱可夫和霍可夫。
　　那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正在全面展开。
　　12月底，斯大林慷慨地向蒋介石传授他当时的经验，他召见中国大使杨杰将军，请他把实现国家团结的秘诀转达给蒋介石：
　　“告诉你们委员长，在战争过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应该准备杀掉四百五十万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
　　他解释到：在苏联，任何嫌疑分子都会立即被逮捕，送到内务部。一旦进了内务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西伯利亚就是地狱。
　　尽管蒋介石偶而也表现得毫无怜悯心，但他决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
　　然而不久，他就对惩罚感兴趣了，他发现迅速处决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惩治办法。
　　山东军阀韩复榘由于不遵守委员长的命令，率领所部撤出山东，把山东让给了日本人。委员长下令逮捕他，送交法庭判决，并于1月24日将其处决。同月，还有另外九名军官被枪毙，三十名军官因有背叛嫌疑而被革职。
　　但是其他军阀却受到重用，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还担任了总参谋长。特别是冯玉祥，他从韩复榘的死中捞到好处，把韩的侄女纳为妾——后来冯玉祥夫人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南京陷落以后，蒋介石放弃了他所有的行政职务，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让孔祥熙继任。
　　从那时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曾决定集中精力进行一些军事战役。
　　其中一部分战役取得胜利。例如，在山东南边的八庄，日军在现代意义上的直接战争中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损失4．2万人。在郑州会战中，国民党用炸药炸开黄河大堤，致使河水泛滥，几干名日军被淹死，洪水还吞没了日军许多大炮和其他装备。
　　但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在洪水中丧生——到底死了多少人已无从知道。蒋介石人为地制造的洪灾淹没11个城市和4，000个村庄，共计两千万农民被迫离开家园。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得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农民不断地远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热烈地欢迎中国共产党。
　　虽然蒋介石已经辞去了日常行政职务，但他希望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确认。193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时地授予他这种权力。他当选为党的领袖（总裁），对所有国民党的决定拥有最后裁决的权力。
　　他需要一位副总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的对手汪精卫，汪很有才能，也很不可靠，但是，让其担任公职，接受领导比让其逍遥自在和密谋策划更为安全。
　　汉口时期一直到1938年10月告一段落，身临其境的外国观察员报道了这个国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面对死亡的危胁和强敌入侵的压力，在混乱中达到了一致的和谐与统一，一些作家和记者以及有才能的专家来到这个临时作为首都的工业城市，为抗战尽他们的一份力。国共两党携手工作，在内政和军事计划上进行合作。
　　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
　　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他放弃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空袭时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个记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混乱。
　　在此之前，尽管经受了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繁荣的纺织和消费品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但是几乎不存在什么重工业，战争爆发时，钢的总产量每年不超过10万吨。在战争开始之前，蒋介石召见他手下很著名、很有能力的经济事务部部长翁文（氵颖）博士，让他制定出一个把工厂和工业全面转移的计划。
　　翁文（氵颖）为人和蔼，工作卖力，而且非常廉洁，他在某个时候完成了这个计划，1937年7月，日本一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
　　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1939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达4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攻势暂停，他们希望蒋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当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无放弃抵抗的迹象时，就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当日本人深入中国内地时，千百万中国老百姓在他们到达之前拥挤在道路上，做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迁移。澳门和苏州在5月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陷。
　　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日军决定试探性地进攻苏联远东军。1938年12月7日，日本驻苏大使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朝鲜及苏联和中国的接界地区，宣称这个地区应归属“满州国”。在随后的军事冲突中，日军先是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击退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从象征和心理意义上讲，最坏的新闻莫过于广州这个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使3000人丧生。
　　四天以后。汉口这个临时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一篇讲话，他说：“尽管敌人暂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耗费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伤亡数万人。他们占领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从现在起，我们将全面开展抵抗运动。”
　　蒋介石曾想在岳阳建立临时指挥部，岳阳位于武昌和长沙之间，但是他发现这座城市大火冲天，用来制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认为毁城为时过早，因此把两名高级军官送交法庭审判，予以枪决（原文如此——译者）。
　　依靠微弱的空军，中国人面对日军不断的空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四架日机。5月20日，中国的大型单翼飞机向日本撒下很多传单，表明日本人没必要躲避中国人的空袭，中国人并不象日本人那样肆意屠杀和平居民。
　　这一年不仅对后退的中国人，而且对进攻的日本人来说也是艰苦的一年，霍乱和疾病使日本人损失惨重。
　　但是，在1938年底，日本就宣布他们占领了有1．7亿人口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日本还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作为死亡5万日军的代价，8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打死。此后，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势。第二年，日本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出现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和海上断绝了联系，除了苏联的援助物资取道陆路从中亚和缅甸公路运进之外，他们完全处于战略上的孤立状态。
　　对于蒋介石的“大撤退”，日本军事战略作家末至磨在他七十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战争》中有这样的描写：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而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然拥有七百万一线作战力量，不断骚扰日军，使他们疲惫不堪。
　　实际上，使日军很头疼的是中国军队“以撤退代替进攻”的战略。虽然存在着区域性的战斗和小规模冲突，但是一般说来，中国军队是以撤退（而不是进攻）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中国领土“广阔而纵深”，中国军队行动迅速。
　　疲乏的日军迫不上他们，特别是在供应线经常被切断之后。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的主力一直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日军几乎是顺利地占领了城市、据点和铁路……但他们要照顾如此之大的地盘，这无疑是一种失败。
　　从中国军队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胜利；但从另一方面讲，也不是一个失败。中国人使战争向内地发展，从而在那里展开决战。
　　日本军队的传统战略是突破敌人的前线，把敌人劈成两半，进行迂回包抄和各个击破。但是这种战略对中国军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日军突破之前，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从技术上讲，中国军人很有灵活性。
　　那时，有人建议日军应该缩小战区，主要驻守华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分析家

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分析家

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同时而来的各种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点。印度的这位领导人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委员长得知此事后极受感动，随后，两人大谈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在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广播了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顾英国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井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侵略斗争。
　　在他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他们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委员长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国主子，请罗斯福总统从中调解，总统谢绝了这番好意。
　　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就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执从此便开始了。
　　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论，美国方面己有了许多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记发表之后。因此，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国方面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磨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员长，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一般简称“中缅印”）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作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应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命令自然要高于蒋介石的。
　　尤其让蒋介石讨厌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
　　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作“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有不同的看法。陈纳德希望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委员长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过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战场的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离显然不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份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把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委员长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委员长就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幸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道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委员长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不应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笔500，000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寻永久性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千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即霍灵顿·唐。一译者）说：
　　“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到最后（据怀持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他在本书中己经出现过。他有达官贵人的优雅气质：他的头发花白，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点过早，但他双眼乌黑，炯炯有神。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的智慧和精力，无人怀疑。
　　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是战时中国的铁腕人物。他是蒋介石早年的保护者陈其美的侄子，他和哥哥陈果夫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们兄弟两人掌握着所谓的CC系（中央俱乐部）。他们兄弟俩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如国内安全局（中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等。他们或单独或合伙给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异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立夫不仅比陈果夫小八岁，而且比息有肺结核的哥哥更健康，他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部长。他是捍卫“思想纯洁”
　　的无情卫士，把可疑的学生或教授送进监狱或送上刑场，从不心慈手软。
　　但是陈氏兄弟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自然领导了另一支强大的派系，即军人集团。如果这一派能团结起来，本来是可以比目前更强大的。何将军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人官僚，是他们使蒋介石得以掌握大权。但是，在这个派系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派中派，他们对蒋介石比老一辈更加忠心耿耿，并下决心要扫除妨碍抗战的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黄埔系，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诚将军，他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之后，他担任副总统，主管推行了一项极为有效的土地改革计划。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形瘦小，但精力充沛，在驻华的美国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欢迎的中国军官。他二十年代毕业于保定军事学校，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轻的黄埔教宫，黄埔系的其他成员都是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期间从那里毕业的。
　　1944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位被陈诚取代。
　　何应钦是个长着圆脸、体格健壮而又很谦恭的人。他是军队腐败无能的象征，在这支军队里，阵亡将士的大批抚恤金直接落入了地方指挥官的腰包，而应征的士兵却在挨饿。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代表着另一个派系，即强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蒋夫人那位专横的姐姐宋蔼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为人直率友善，戴着眼镜，蓄着短短的八字胡，他精于为自己聚财，也同样精于毁坏国家的财政。
　　也许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后代。
　　怀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说的话，他说：有关孔祥熙的议论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补充说：“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议论所说的还要糟。”
　　常有人说，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证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这种消息只可能来源于她那身居政府要职的丈夫。
　　对于这种说法，既没有人出来否认，也无人说这是诽谤。
　　由于乡村收粮食税的税官大都把税收所得占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决政府各种财政问题的一贯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钞票。
　　抗战胜利那天，物价已是战争爆发时的2500倍。
　　尽管如此，重庆的美元储存量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孔祥熙坚持只让美国人用一美元换二十元中国货币，而当时黑市上的美元价格已涨到了400元，后来又涨至600无，最后高达800元。
　　在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显赫的个人。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给中华民国。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后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过晚。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

分析家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
　　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
　　“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这些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委员长讲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
　　这段文字引自法国空军莱昂内尔·马克斯·蔡桑将军写的中国内战史，作者把这段话安排在记叙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的上下文中。
　　虽然史迪威好象不曾引用过完全相同的话，但这些内容与蒋介石在私下交谈中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它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宫得到的消息和情况以及美国报界公开的报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发回来的言词尖刻的电文，里面全是在抱怨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僚是如何的无能，如何的混乱，以及委员长这个人是如何的碍事。还有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1942年10月1日，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来到了中国。威尔基体格魁梧，善于交际，而且很容易轻信别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征服了。战时的首都为了欢迎他，把门面乔装打扮了一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蒋夫人那种诱人的魅力以及委员长学者般的派头，冲昏了威尔基的头脑。
　　他参观了黄河边的“作战前线”，那里摆放着“缴来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包括头盔（据说这些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打动来参观的重要人物）。对此，威尔基虽然也产生过一点点怀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于是他向蒋夫人建议说：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节，因为她“有头脑，循循善诱，品德高尚，并具有才智、魅力和豁达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仪态和炽热的坚定信念。”后来，蒋夫人把这些吹捧她的话当真，竟采纳了威尔基的这个建议。
　　除了这种引起人们错觉的事之外，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报道。威尔基属于那种襟怀坦荡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居心叵测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而其他的人，动机比较单纯，他们看到国民党如此腐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党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员长对劳克林·柯里说：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派一个深得罗斯福个人信任的政治顾问。但是，柯里却向总统推荐欧文·拉铁摩尔做委员长的“政治顾问”。
　　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当时已放弃共产党信仰的美国共产党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兹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说，拉铁摩尔当时是美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后来，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里成了反蒋派的领导人。
　　有关任命他的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都记录在参议院1952年7月2日归档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里了。实际上，统一战线时期左派作家把蒋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后，就有人在四十年代开始进行歪曲的报道。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即使那些进行错误报道的人也没有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冠以种种罪名，那些可悲可叹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
　　错误的消息来自对共产党的国中之国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这种宣传又被罗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动了一步。从6月21日至24日，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以及论述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危害性”和“正统性”的老生常谈。华莱士坚持要访问延安，起初委员长拒绝了，但后来又改变了态度。从延安返回后，华莱士果然说共产党人的确是“农业改良派”。当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他确实是支持这样做的。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个师调往湖南。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从长江以北的河南省又传来了大饥荒的消息，这次饥荒是灾难性的，情景十分悲惨。这个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报》首次披露的，这份报纸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克服了种种困难。
　　该报全面报道了当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由于这是首次报道，报纸被扣发了三天，后来审查部门把这些消息从报上删掉了。西奥多·怀特把他的亲身见闻写成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报道。他认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绝大部分粮食以税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遇上长期的干旱，结果造成了饥荒。灾民的救济严重不足，由于情况较好的邻近省份的竞争，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粮商的破坏，救灾工作无法进行。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到外省，大约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丹尼尔·苏尔但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赫尔利和魏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静，他建议，中苏签定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分析家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以便结束日军的遣返工作”。不管调解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将支持蒋介石，这个决定将对外保密。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上所说的理由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使马歇尔将军能保证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对抗中军事力量始终处于优势。
　　总统还声明，中国的建议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前提是马歇尔将军能完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使命。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总统的特使带着三项具体的指示来到了重庆。他将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敌对行动，完成将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入国民军的工作，并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将军是二战中的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带着这种威望，他接受了去中国的使命。
　　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尽管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筹，但他对错纵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更熟。他刚一到达就被各方包围了。
　　其中当然有国民党，因为他是被派往蒋介石的政府的。另外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以及张澜、罗隆基等民盟的领导人。民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阵线中的组织。
　　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证赫尔利的继任者既能称职，义能受到欢迎。他起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马歇尔似乎从没想到过，蒋介石的信任这一点足以使共产党人认为魏德迈不够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
　　马歇尔将军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请他取消这项任命。
　　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推荐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庄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敬，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却并下熟悉。
　　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对魏德迈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敌人的一欠胜利。
　　马歇尔将军以他那军人的果敢，向他宣布的三个目标迈进。
　　第一个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们建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领导这个委员会，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群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了八个停战小组，每组包括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代表和一个共产党人。
　　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出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双方的军队便在河北、山西、绥远、江苏北部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口。
　　马歇尔将军不知道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签定了一个协议，这个委员会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及马歇尔将军。
　　根据协议，在以后的12个月中，要对军队进行改编。政府军减至9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减至18个师。再过6个月，还要分别减至50个师和10个师。当时，蒋介石建议，裁军应由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有美国人在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在这些会上，共产党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这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莫斯科，他是应斯大林的邀请去过圣诞节的。他曾与这位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谈。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国和苏联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能和平相处。他还提议，蒋经国的父亲应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上的某个地方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这一邀请使蒋介石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请，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美国政府所要求的联合政府，并“完全依靠苏联”。如果不接受邀请，使斯大林失望，那么斯大林也许会更加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他去问马歇尔，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马歇尔将军回到了华盛顿，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述三项使命，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善后工作了。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疑虑的。
　　因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馆二秘雷蒙德·勒登写的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东北的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敌对态度。并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已同苏联联合起来。
　　马歇尔将军此时回美国，实在大不是时候了。
　　3月7日，苏联人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他们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便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均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的状态。停战就此夭折。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领了四平街，这样，他们便有力量堵住蒋介石向东北派驻的军队。
　　4月18日，马歇尔的政策已乱了套。这时他回到了中国。
　　19日（应为5月19日——译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街，并追击林彪的后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东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后期不可避免的大溃败。
　　在这个阶段，苏联没有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除了步枪之外，共产党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政府军兵器库里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蒋介石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使他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虽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工业基地，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援助。
　　可是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做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支枪和369辆坦克，这些都是由日本生产的。另外还提供了300，000支步枪，4，836架机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总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原莫斯科的领导人李立三也于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国，以便将100，000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这些新式的现代化武器，所以，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起初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援助使共产党获得了压倒国民党的优势。
　　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那天，也是四平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时间有误，四平战役发生在5月份——译注）。他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进攻，但是没有奏效。蒋介石看到胜利在望，再怎么劝他停战他也不会回头。
　　5月，蒋介石赶到沈阳指挥战斗。29日，他收到了马歇尔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的威胁——除非马上停止战斗，否则他将退出调解。
　　当马歇尔在重庆向周恩来解释这些情况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们那时正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此，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虽然马歇尔还不明白，这位调解人后来在6月23日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会谈，当他听到共产党的这位代表指责他在中国实行“双重政策”时，他大吃一惊，周恩来说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一面又假装调解。凡是熟悉共产党的谈判之道的人都会明白，他们在谈判中变换口气意味着什么。但是，马歇尔并不明白，他只把这些话当成了对他个人的指责。
　　谈判仍在继续，6月26日，国共在东北达成了一个停火协定。
　　尽管双方在7月1日都宣布这个停火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它和前一个协定一样不起作用。4日。
　　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举行。
　　7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这就是周恩来在变换口气时要传达给马歇尔的信息。
　　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