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雨果）

分析家

二十　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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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窟的门突然开了，出现三个男子，身上穿着蓝布衫，脸上戴着黑纸面具。第一个是个瘦子，拿着一根裹了铁的粗木棒。第二个是一种彪形大汉，倒提着一把宰牛的板斧，手捏在斧柄的中段。第三个，肩膀宽阔，不象第一个那么瘦，不象第二个那么壮，把一把从监狱门上偷来的奇大的钥匙紧捏在拳头里。
　　容德雷特等待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人的到来。他急忙和那拿粗木棒的瘦子问答了几句话。
　　“全准备好了？”容德雷特问。
　　“全准备好了。”那瘦子回答。
　　“巴纳斯山呢？”
　　“小伙子在和你的闺女谈话。”
　　“哪一个？”
　　“老大。”
　　“马车在下面了？”
　　“在下面了。”
　　“那栏杆车也套上了牲口？”
　　“套好了。”
　　“是两匹好马吧？”
　　“最好的两匹。”
　　“在我指定的地方等着吗？”
　　“是的。”
　　“好。”容德雷特说。
　　白先生脸色苍白。他好象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切实注意着那屋子里在他四周的一切，他的头在颈子上慢慢转动，以谨慎惊讶的神情，注视着那些围绕他的每一个脑袋，但是绝没有一点畏怯的样子。他把那张桌子当作自己的临时防御工事，这人，刚才还只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头，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赳赳武夫，把两只粗壮的拳头放在他那椅背头上，形态威猛惊人。
　　这老者，在这样一种危险关头，还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想必是出于那种因心善而胆益壮，临危坦然无所惧的性格。我们绝不会把衷心爱慕的女子的父亲当作路人。马吕斯觉得自己在为这个相见不相识的人感到骄傲。
　　那三个光着胳膊、被容德雷特称为“通烟囱的”的人，从那废铁堆里，一个拣起了一把剪铁皮用的大剪刀，一个拣了一根平头短撬棍，另一个拣了个铁锤，全一声不响地拦在房门口。老的那个仍旧待在床上，只睁了一下眼睛。容德雷特大娘坐在他旁边。
　　马吕斯认为只差几秒钟便是应当行动的时候了，他举起右手，朝过道的一面，斜指着天花板，准备随时开枪。
　　容德雷特和拿粗木棒的人密谈过后，又转向白先生，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低沉、含蓄、可怕的笑声，再次提出他的问题：
　　“难道你不认得我吗？”
　　白先生直对着他的脸回答：
　　“不认得。”
　　于是容德雷特一步跨到桌子边。身躯向前凑到蜡烛的上面，叉着手臂，把他那骨角外凸、凶形恶状的下巴伸向白先生的脸，尽量逼近，正象一头张牙待咬的猛兽，白先生却泰然自若，纹丝不退。他在这种姿势中大声吼道：
　　“我并不叫法邦杜，也不叫容德雷特，我叫德纳第！我就是孟费郿的那个客店老板！你听清楚了吧？德纳第！你现在认得我了吧？”
　　白先生的额上起了一阵不显著的红潮，他以一贯的镇静态度，声音既不高，也不抖，回答说：
　　“我还是不认得。”
　　马吕斯没有听到这回答。谁要是在这时在黑影中看见了他，就能见到他是多么惶惑、呆傻、惊慌。当容德雷特说着“我叫德纳第”时，马吕斯的四肢一下全抖了起来，他连忙靠在墙上，仿佛感到有一把利剑冷冰冰地刺穿了他的心。接着，他的右臂，原要开枪告警的，也慢慢垂了下来，当容德雷特重复着说“你听清楚了吧？德纳第！”时，他那五个瘫软了的手指几乎让手枪落了下来。容德雷特在揭露自己时，没有惊扰白先生，却把马吕斯搞得六神无主。德纳第这名字，白先生似乎不知道，马吕斯却知道。让我们回忆一下，这名字对他意味着什么！这名字，是他铭篆在心的，是写了在他父亲的遗嘱上的！这名字，是印在他思想的深处，记忆的深处，载在那神圣的遗训中的：“一个叫德纳第的人救了我的命。我儿遇见他，望尽力报答他。”这名字，我们记得，是他灵魂所倾倒的对象之一，是和他父亲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来崇拜的。怎么！在眼前的便是德纳第，在眼前的便是他这么多年来寻求不着的那位孟费郿的客店老板！他到底遇见他了，可真是无奇不有！他父亲的救命恩人竟会是一个匪徒！他，马吕斯，一心希望舍命报答的这个人竟会是一个魔怪！搭救彭眉胥上校的那位义士竟在干着犯罪的勾当，马吕斯虽然还闹不清楚他打算干的究竟是什么，但却已具有谋财害命的迹象了！况且是谁的命呵，伟大的上帝！这遭遇太险恶了！命运也未免太作弄人了！他父亲从棺材中命令他尽力报答德纳第，四年来，马吕斯唯一的思想便是要为他父亲了清这笔债，可是，正当他要用法律的力量逮捕一个行凶匪徒的时候，命运却向他吼道：“这是德纳第！”在壮烈的滑铁卢战场上他父亲的生命，被人从弹雨中救出来，他正可以对这人偿愿报恩了，却又报以断头台！他私自许下的心愿是，一旦找到了这位德纳第，他一定要在相见时拜倒在他的膝前，现在他果然找到了，但又把他交给刽子手！他父亲对他说：“救德纳第！”而他以消灭德纳第的行动来回答自己所爱慕的这一神圣的声音！他父亲把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这个人托付给他马吕斯，现在却要他父亲从坟墓中望着这人在他儿子的告发下被押到圣雅克广场上去受极刑！多少年来，他一直把他父亲亲笔写下的最后愿望牢记在心，却又背弃遗训，反其道而行之，这将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在另一方面，眼见这场谋害而不加以制止！怎么！坐视受害人受害并听凭杀人犯杀人！对这样一个恶棍，难道能因私恩而缩手？马吕斯四年来所有的种种思想全被这一意外搅乱了。他浑身战栗。一切都取决于他。他一手掌握着这些在他眼下纷纷扰扰的人，虽然他们全不知道。假使他开枪，白先生能得救，德纳第却完了；假使他不开枪，白先生便遭殃，并且，谁知道？德纳第逃了。镇压这一个，或是让那一个去牺牲！他都问心有愧。怎么办？怎么选择？背弃自己素来引以自豪的种种回忆，背弃自己在心灵深处私自许下的种种诺言，背弃最神圣的天职，最庄严的遗言！背弃他父亲的遗嘱，要不就纵容罪行，让它成功！他仿佛一方面听见“他的玉秀儿”在为她的父亲向他央求，一方面又听见那上校在叫他照顾德纳第。他觉得自己疯了。他的两个膝头只往下沉。他甚至没有充分时间来仔细思考，因为他眼前的事态正在疯狂地向前演变。那好象是一阵狂澜，他自以为居于操纵着它的地位，其实已处于被动。他几乎昏了过去。
　　德纳第——我们以后不再用旁的名字称呼他了——这时却在桌子前面踱来踱去，既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又得意到发狂。
　　他一把抓起烛台，砰的一下把它放在壁炉上，他用力是那么猛，使烛芯几乎熄灭，烛油也飞溅到了墙上。
　　接着，他转向白先生，龇牙咧嘴地狂叫着：
　　“火烧的！烟熏的！千刀万剐的！抽筋去骨的！”
　　跟着他又来回走动起来，暴跳如雷地吼道：
　　“啊！我到底找着你了，慈善家先生，穿破烂的百万富翁！送泥娃娃的大好佬！装蒜的傻老头！啊！你不认得我！当然不会认得我！八年前，一八二三年的圣诞前夕来到孟费郿，到我那客店里来的不是你！从我家里把芳汀的孩子百灵鸟拐走的不是你！穿一件黄大氅的不是你！不是！手里还提一大包破衣烂衫，就和今早来到我这里一样！喂，我的妻！这个老施主，他走人家，手里不拿几包毛线袜，好象就不过意似的！百万富翁先生，敢情你是衣帽店老板！你专爱把你店里的底货拿来送给穷人，你这圣人！你的把戏算耍得好！啊！你不认得我？可我，我认得你！你这牛头一钻进这地方，我便立刻把你认出来了。啊！你现在总学到了乖了吧，象那样随随便便跑到别人家里去，借口是住客店，穿上旧衣服，装穷酸相，一个苏也肯要的样子，欺瞒人家，摆阔气，骗取人家的摇钱树，还要在树林里进行威吓，不许人家带回去，等到人家穷下来了，便送上一件大得不成样子的外套和两条医院用的蹩脚毯子，老光棍，拐带孩子的老贼，你现在总学到乖了吧，你的这一套不一定耍得成！”
　　他停下了。好象是在对自己说着什么。他的那股厉气平息下去了，有如大河的巨浪泻进了落水洞，随后，好象是要大声结束他刚才低声开始的那段对自己说的话，他一拳捶在桌上吼道：
　　“还带着他那种老好人的样子！”
　　他又指着白先生说：
　　“说正经的！你当初开过我的玩笑。你是我的一切苦难的根子！你花一千五百法郎把我的一个姑娘带走了，这姑娘肯定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她已替我赚过许多钱，我本应好好靠她过一辈子的！在我那倒霉的客马店里，别人吃喝玩乐，可我，象个傻子，把我的一切家当全赔进去了，我原要从那姑娘身上全部捞回来的！呵！我恨不得那些人在我店里喝下去的酒全都是毒药！这些都不用提了！你说说！你把那百灵鸟带走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傻瓜蛋吧！在那树林里，你捏着一根哭丧棍！你比我狠。一报还一报。今日却是我捏着王牌了！你玩完了，我的好老头！啊呀，我要笑个痛快。说真话，我要笑个痛快！这下子他可落在圈套里了！我对他说，我当过戏剧演员，我叫法邦杜，我和马尔斯小姐、缪什小姐演过喜剧，明天，二月四号，我的房东要收房租，可他一点也没看出来，限期是二月八号，并不是二月四号！傻透了的蠢材！他还带来这四个可怜巴巴的菲力浦①！坏种！他连一百法郎也舍不得凑足！再说，我的那些恭维话说得他心里好舒服哟！真有意思。我心里在想：‘冤桶！这下子，我逮住你了！今天早晨我舔了你的爪子，今天晚上，我可要啃你的心了！’”
　　①菲力浦，就是值二十法郎的路易。
　　德纳第停了下来。他的气喘不过来了。他那狭窄的胸膛，象个熔炉上的风箱，不断起伏。他的眼睛充满了那种下贱的喜色，也就是一个无能、不义、凶残成性的人在有机会践踏和侮辱他所畏惧过、谄媚过的对象时具有的那种喜色，一个能把脚跟踩在巨人头上的侏儒的欢乐，一只豺狗在开始撕裂一头病到已不能自卫、却还有知觉感受痛苦的雄牛时的欢乐。
　　白先生不曾打断过他的话，只是在他住嘴时，才向他说：
　　“我不知道您要说的是什么。您弄错了。我是一个很穷的人，远不是个百万富翁。我不认得您。您把我当作另一个人了。”
　　“啊！”德纳第语不成声，“你真会胡扯！你坚决要开玩笑！你是在自欺欺人，我的老朋友！啊！你想不起来吗？你看不出我是谁吗？”
　　“对不起，先生，”白先生以一种在这种时刻难免显得很奇特有力的斯文口吻回答，“我看得出您是个匪徒。”
　　谁也了解，卑鄙的人同样也有自尊心，妖魔鬼怪也爱听恭维话。提到匪徒这两个字，那德纳第的女人从床上跳下来了，德纳第抓住了他的椅子，好象要把它捏碎。“不许动，你！”他对他的女人吼道，继又转向白先生：
　　“匪徒！对，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可不是！确是这样，我破了产，我躲了起来，我没有面包，我连个苏都没有，我是个匪徒！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是个匪徒！啊！至于你们，你们烘脚，你们穿沙可斯基式的轻便鞋，你们穿那种舒适的大衣，同有些大主教一样，你们住在有门房的房子的二层楼上，你们吃蘑菇，你们吃那种在正月里要卖四十法郎一扎的龙须菜，你们用青豌豆来填脖子，当你们要知道天气冷不冷，你们只消到报纸上去找舍华列工程师的寒暑表的记录。我们呢！我们自己便是寒暑表！我们用不着跑到河沿钟楼角上去看冷到多少度，我们自己知道血管里的血在冻结，冰已进入心脏，我们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你现在却来到我们的洞里，是呀，我们的洞里，来叫我们匪徒！但是我们会把你吃掉！我们这些穷小子，会把你吞下去！百万富翁先生！你应当懂得这一点：我是个经营过事业的人，我领到过执照，我当过选民，我是个绅士，我！而你，你却不一定是！”
　　说到这里，德纳第朝那几个守在房门口的人跨上一步，浑身发抖地说道：
　　“当我想到他竟敢跑来把我当做一个补破鞋的看待！”
　　随后又以更加狂暴的气势对着白先生说：
　　“慈善家先生！你也还应该懂得这一点：我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我不是一个那种没名没姓跑到人家家里去拐带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法兰西的退伍军人，我本应得到一个勋章！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我！我在那次战斗中救出过一个叫做什么伯爵的将军！他曾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但是他那狗声音是那么小，因而我没有听清楚。我只听到什么“眉胥”①。我宁愿知道他的名字，不在乎他谢不谢。知道了名字，我便有办法找到他。你看见的这张油画是大卫在布鲁克塞尔②画的，你知道他画的是谁吗？他画的是我。大卫要让这一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我背上背着那位将军，把他从炮火中救出来。经过就是这样。那位将军，他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点什么事，他并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的人好些！我却没有因此就不冒生命的危险去救他的命，我的口袋里装满证件。我是滑铁卢的一名战士，他妈的上帝！现在，我没有嫌麻烦，已把这一切告诉了你，言归正传，我要钱，我要许多钱，我要大量的钱，要不，我就要你的命，慈悲上帝的雷火！”
　　①“眉胥”原文是merci（谢谢），和Pontmercy（彭眉胥）的后面两个音节发音相同。
　　②布鲁克塞尔，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误读。
　　马吕斯已能稍稍控制他的焦虑心情，他在静听着。最后的一点疑云已经消散，这人确是遗嘱里所指的那个德纳第了。马吕斯听到他责备他父亲有恩不报，不禁浑身战栗，内心万分痛苦，几乎要承认那种责备是对的。因此他更感到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了。并且，在德纳第所说的那一切话里，在那种语调、那种姿势、那种使每一个字都发出火焰的眼神里，在一个性情恶劣的人的这种和盘托出的爆发里，在这种夸耀和猥琐、傲慢和卑贱、狂怒和傻乐的混合表现里，在这种真悲愤和假感情的搀杂现象里，在一个陶醉于逞凶泄愤的欢畅滋味中的这种狂妄行为里，在一个丑恶心灵的这种无耻的暴露里，在一切痛苦和一切仇恨的这种汇合里，也确有一种象罪恶一样不堪注目，象真情一样令人心酸的东西。
　　他要求白先生收买的那幅所谓名家手笔，大卫的油画，读者已经猜到，只不过是他从前那客马店的招牌，我们记得，是他自己画的，是他在孟费郿破产时留下来的唯一的破烂。
　　由于他这时没有挡住马吕斯的视线，马吕斯能细看那货色了，他果真看出涂抹在那上面的是一个战场，远处是烟，近处是一个背上背着一个人的人。那两个人便是德纳第和彭眉胥，救人的中士和被救的上校。马吕斯好象醉了似的，他仿佛看见他的父亲在画上活了起来，那已不是孟费郿酒店的招牌，而是死者的复活，墓石半开，亡魂起立了。马吕斯听见自己的心在太阳穴里卜卜地响，他耳朵里有滑铁卢的炮声，他父亲隐隐约约出现在那丑恶的画面上，流着血，神色仓皇，他仿佛看见那个不三不四的形象在定定地望着他。
　　德纳第，当他气息平复以后，把他一双血红的眼睛盯着白先生，轻声干脆地对他说：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在我们请您干几杯以前？”
　　白先生没有作声。在这沉寂当中，有一个破嗓子从过道里发出了这么一句阴森的玩笑话：
　　“假使要砍木头，有我在！”
　　是那个拿板斧的人在寻开心。
　　同时，一张毛茸茸、黑不溜秋的大宽脸咧着嘴从门口笑着进来，形状骇人，露着满嘴的獠牙。
　　这便是那个拿板斧的人的脸。
　　“你为什么把脸罩取掉？”德纳第对他暴跳如雷大吼起来。
　　“笑起来方便。”那人回答。
　　已经好一会儿了，白先生似乎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德纳第的每一个动作，而德纳第却已被他自己的冲天怒气搞得头晕眼花，老在那穷窟里来回走动，满以为可以万无一失，房门有人把守住了，他们人人有武器，被逮的人却手无寸铁，并且是以九个人对付一个人，假定德纳第大娘只算是一个人的话。当他斥责那个拿板斧的人时，他的背是对着白先生的。
　　白先生趁这机会，一脚踢开椅子，一拳推开桌子，一个纵步，轻捷得出奇，德纳第还没有来得及转身，他已到了窗口。开窗，跳上窗台，跨出窗外，那只是一秒钟的事。他已经半截身子到了外面，六只强壮的手一齐抓住了他，又使劲把他拖回那穷窟里。跳上去抓他的人是那三个“通烟囱的”。德纳第大娘也同时揪住了他的头发。
　　其他的匪徒，听到众人蹿动的声音，全从过道里跑来了。那个躺在床上、仿佛喝醉了酒的老头从床上跳下来，手里捏一个修路工人用的铁锤，和大家站在一道。
　　蜡烛正照着那几个“通烟囱的”中的一个，尽管他脸上抹了黑，马吕斯仍认出那人就是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这人把一根那种在铁杆两端装了两个铅球的闷棍举在白先生的头顶上。
　　马吕斯见到这情况，实在忍不住了。他私自说道：“我的父亲，请原谅我！”同时他的手指也在找手枪的扳机。正要开枪时，他又听见德纳第喊道：
　　“不要伤害他！”
　　受害人这次所作的挣扎，不但没有激怒德纳第，反而使他镇静下来了。他原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一个凶横的人和一个精明的人。直到这时，在他踌躇满志的情况下，在受害人束手无策、不动弹的时候，支配着他的是那个凶横的人；现在受害人挣扎起来了，并且似乎要斗争，那精明的人便又出现并占了上风。
　　“不要伤害他！”他又说了一次。他这话的最直接的效果，这是他不知道的，是把那待发的枪声止住了，并软化了马吕斯，在马吕斯看来，紧急关头已过，在新形势面前再观望一下，丝毫没有不妥的地方。谁知道不会出现什么机会能把他从无法使玉秀儿的父亲和上校的救命恩人两全的难题中拯救出来呢？
　　一场恶斗开始了。当胸一拳，白先生把那老头送到了屋子中间去乱滚，接着就是两个反巴掌把两个对手打倒在地上，两个膝头各压住了一个；那两个无赖，处在这种压力下，好象被石磨压住了似的，只有呻吟的分儿；但是其余那四个抓住了这勇猛非凡的老人的臂膀和后颈，把他压伏在那两个被压的“通烟囱的”身上。这样，既制人，又为人所制，既压着在他下面的人，又被在他上面的人所扼住，尽力挣扎而无法摆脱堆在他身上的力量，白先生消失在那一群横蛮的匪徒下面了，正如一头野猪消失在一堆怪叫的猎狗下面。
　　他们终于把他掀翻在最近窗口的那张床上，使他动弹不得。德纳第大娘一直没有放松他的头发。
　　“你，”德纳第说，“不用你管。小心撕破你的围巾。”
　　德纳第大娘放了手，好象母狼服从公狼，咬着牙低声咆哮了一阵。
　　“你们，”德纳第又说，“搜他身上。”
　　白先生仿佛已放弃了抵抗的念头。大家上去搜他身上。他身上只有一个皮荷包和一条手绢，荷包里盛着六个法郎，再没有旁的东西。
　　德纳第把手绢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怎么！没有票夹子？”他问。
　　“也没有表。”一个“通烟囱的”回答。
　　“没有关系，”那个脸上戴了面具、手里捏着一把大钥匙的人用肚子里的声音阴阴地说，“这是个老滑串子！”
　　德纳第走到门角落里，拿起一把绳子，丢向他们。
　　“把他捆在床脚上，”他说。继又望着那个被白先生一拳打倒、直挺挺躺在屋子中间不动的老头：
　　“蒲辣秃柳儿是不是死了？”他问。
　　“没有死，”比格纳耶回答，“他喝醉了。”
　　“把他扫到屋角里去。”德纳第说。
　　两个“通烟囱的”用脚把那醉汉推到了那堆废铁旁边。
　　“巴伯，你为什么带来了这么多的人？”德纳第低声问那拿粗木棒的人，“用不着这样。”
　　“我不好办，”拿粗木棒的人回答：“他们全要插一手。这季度清淡，找不着买卖。”
　　白先生躺着的那张床是医院里用的那种粗木床，四只床脚都几乎没有好好加工过。白先生任他们摆布。匪徒们要他立在地上，牢牢地把他绑在离窗口最远、离壁炉最近的床脚上。
　　最后一个结打好了，德纳第拿了一把椅子，走来坐在白先生的斜对面。德纳第已不象他原来的样子，他的面容已从凶横放肆慢慢转为温和安静而狡猾。马吕斯很不容易从这斯文人的笑容里认出那张近似猛兽、刚才还唾沫横飞的嘴。他望着这一奇怪、令人不安的转变，为之骇然，他的感受正如一个人看到一只老虎变成了律师。
　　“先生……”德纳第说。
　　同时他做个手势叫那些还抓住白先生的强盗走开：
　　“你们站远一点，让我和这位先生谈谈。”
　　大家一齐退向门口。他接着说：
　　“先生，您打错主意了，您不该想到要跳窗子。万一折断一条腿呢？现在，假使您允许，我们来心平气和地谈谈。首先，我应当把我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告诉您，那就是您直到现在还没有喊过一声。”
　　德纳第说得对，这一细节是实在的，尽管马吕斯在慌乱中没能察觉出来。白先生只稍稍说过几句话，并且没有提高过嗓子，更怪的是，即使是在窗口旁和那六个匪徒搏斗时，他也紧闭着口，一声不吭。德纳第继续说：
　　“我的天主！您原可以喊上一两声‘抢人啊’，我决不会感到那有什么不妥当。救命啊！在这种情况下是谁也要喊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不会说这不应该。当我们看见自己遇到了一些不能使我们十分相信的人时，我们哇哩哇啦一阵子，那原是非常简单的。要是您那么做了，我们也不会打扰您的。连一个塞子我们也不会塞到您的嘴里。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屋子是间哑屋子。它只有这么一个优点，但是它有这个优点。这是间地窨子。您就在这里丢一个炸弹吧，最近的警察哨所听了，也只当是个酒鬼的鼾声。在这里，大炮也只‘呯’那么一下，雷也只‘噗’那么一下。这是个舒服的住处。但是，总而言之，您没有喊一声，这样最好，我佩服您的高明，我并且要把我从这里得出的结论说给您听：我的亲爱的先生，要是您喊，谁会来呢？警察。警察来过以后呢？法律制裁。因而您没有喊，足见您并不比我们更乐于看见警察和法律制裁来到我们身上。也可以看出——我早已怀疑到这一点——由于某种利害关系，您就有某种东西需要加以隐藏。在我们这方面，我们也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
　　德纳第一面这样谈着，他那双盯着白先生的眼睛，仿佛也在着意要把从它瞳孔里冒出的尖针一一刺到他俘虏的心里去。此外，他所用的语言，虽然带着一种温和而隐蔽的侮辱意味，却是含蓄的，几乎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这人。刚才还只是个盗匪，现在在我们的印象中却是个“受过传教士教育的人”
　　了。
　　那俘虏所保持的沉默，他的那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坚持的戒备，对叫喊这一极自然的动作的抗拒，这一切，我们应当指出，对马吕斯都是不愉快的，并且使他惊讶到了痛苦的程度。
　　这个被古费拉克栽上“白先生”绰号的人，在马吕斯的心目中，原是一个隐现在神秘氛围中的严肃奇特的形象，现在经过德纳第的这一切合实情的观察，马吕斯感到更加看不清楚了。但是，不管他是什么人，他虽已受到绳索的捆绑，刽子手的层层包围，半陷在，不妨这样说，一个随时往下沉的土坑里，无论是在德纳第的狂怒或软磨面前，这人始终岿然不动，马吕斯此时也不能不对这沉郁庄严的容貌肃然起敬。
　　这显然是个恐惧不能侵袭，也不知什么叫惊慌失措的心灵。这是一个那种能在绝望的环境中抑制慌乱情绪的人。尽管情况是那么极端凶险，尽管灾难是那么无可避免，这里却一点也没有象惨遭灭顶的人在水底下睁着一双惊骇万状的眼睛的那种悲痛神情。
　　德纳第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走向壁炉，挪动屏风，把它靠在炉旁的破床边上，让烧着一炉旺火的铁皮炉子露出来，被绑的人完全可以看见躺在炉子里的那把已经烧到发白、密密麻麻散布着许多小红点的钝口凿。
　　接着，德纳第又过来坐在白先生旁边。
　　“我继续谈，”他说。“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让我们对这问题来一个友好的解决。刚才我发了火，不应该，我不知道我的聪明刚才到哪里去了，我确是做得太过分了，我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比方说，因为您是百万富翁，我便向您要钱，要许多钱，大量的钱。那样做是不近情理的。我的天主，您有钱也不一定就宽舒，您有您的种种负担，谁又没有负担呢？我并不想要您倾家荡产，我究竟还不是一个泼皮。我也不是一个那种因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便利用形势来变得庸俗可笑的人。听我说，我可以让一步，牺牲一点我这方面的利益。我只要求二十万法郎。”
　　白先生一个字也没有说。德纳第跟着又说：
　　“您瞧我在我的酒里已搀了不少的水了。我不知道您的经济情况，但是我知道您花钱是不大在乎的，并且象您这样一位慈善家很可以赠送二十万法郎给一个境遇不好的家长。同时您也是个明理的人，您决不至于认为：象我今天这样劳民伤财，象我今晚这样布置——在场的诸位先生们都一致同意，认为这一工作是安排得很好的——只是为了向您弄几文到德努瓦耶店里去喝喝十五法郎一瓶的红葡萄酒和吃吃小牛肉而已。二十万法郎，值得呢。只要您把这一点点鸡毛蒜皮从您的袋子里掏出来了，我担保，决不改口，您尽可以放心，谁也不会再动您一根毛。您一定会对我说：‘可是我身上没有带二十万法郎。’呵！我是不喜欢小题大做的。我现在并不要您付钱。我只要求您一件事。劳您驾把我要念的写下来。”
　　德纳第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随即又以着重的语气，朝小火炉那面丢了一个笑脸，说道：
　　“我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说您不会写字，我是不能同意的。”
　　高明的检察官见了他那笑脸也要自愧不如。
　　德纳第把桌子推向白先生，紧紧地靠着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墨水瓶、一杆笔和一张纸，让那抽屉半开着，露出一把雪亮的长尖刀。
　　他把纸放在白先生面前。
　　“写。”他说。
　　那被绑的人终于说话了。
　　“您要我怎么写？我是绑着的。”
　　“这是真话，请原谅！”德纳第说，“您说得很对。”
　　他转向比格纳耶说：
　　“放开先生的右边胳膊。”
　　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执行了德纳第的命令。当被绑人的右手松了绑以后，德纳第拿着笔，蘸上墨水，递给他，说：
　　“请您好好注意，先生，您是在我们的管制中，在我们的掌握中，绝对在我们的掌握中，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把您从这里救出去，要是我们被迫而不得不干出一些不愉快的极端行为。那我们真会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也不知道您的住址，但是我要预先告诉您，您马上要写一封信，我会派一个人去送信，在送信的人回来以前，我不会松您的绑。现在请您好好地写。”
　　“写什么？”被绑人问。
　　“我念，你写。”
　　白先生拿起了笔。
　　德纳第开始念：
　　“我的女儿……”
　　被绑人吃了一惊，抬起眼睛望着德纳第。
　　“写‘我亲爱的女儿’。”德纳第说。
　　白先生照写了。德纳第再念：
　　“你立即到这里来……”
　　他停住不念了，说道：
　　“您平时对她说话是说‘你’的，对吗？”
　　“谁？”白先生问。
　　“还待问！”德纳第说，“当然是说那小姑娘，百灵鸟。”
　　白先生面色不改，回答说：
　　“我不懂您的话。”
　　“您照写就是。”德纳第说，接着他又开始念：
　　“你立即到这里来。我绝对需要你。送这封信的人是我派来接你的。我等你。放心来。”
　　白先生全照写了。德纳第又说：
　　“啊！不要‘放心来’，这句话可能引起猜疑，使人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不敢放心来。”
　　白先生涂掉了那三个字。
　　“现在，”德纳第跟着又说“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被绑人把笔放下，问道：
　　“这信是给谁的？”
　　“您又不是不知道，”德纳第回答，“是给那小姑娘的。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
　　德纳第显然不愿意把那姑娘的名字说出来。他只说“百灵鸟”，他只说“小姑娘”，可是他不提名字。这是精明人在他的爪牙面前保密的戒备手段。说出名字，便会把“整个买卖”揭露出来，把不需要他们知道的东西也告诉了他们。
　　他又说：
　　“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玉尔邦·法白尔。”被绑人说。
　　德纳第，象只老猫似的，连忙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把那条从白先生身上搜到的手绢掏出来。他找那上面的记号，凑近蜡烛去看。
　　“U．F．，对。玉尔邦·法白尔。好吧，您就签上U．F．。”
　　被绑人签了。
　　“您折信得有两只手，给我，我来折。”
　　折好信，德纳第又说：
　　“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法白尔小姐’，还有您的住址。我知道您住的地方离此地不会很远，在圣雅克·德·奥·巴附近，您每天都去那儿望弥撒，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街。在名字上，您既没有撒谎，在住址上，想必您也不会撒谎吧。您自己把住址写上。”
　　被绑人若有所思地呆了一会，继又拿起笔来写：
　　“圣多米尼克·唐斐街十七号，玉尔邦·法白尔先生寓内，法白尔小姐收。”
　　德纳第以痉挛性的急促动作抓着那封信。
　　“我的妻！”他喊。
　　德纳第大娘跑上前去。
　　“信在这儿了。你知道你应当怎么办。下面有辆马车。快去快来。”
　　又转向那拿板斧的人说：
　　“你，既然已经取掉脸罩，你就陪着老板娘去走一趟。你坐在马车后面。你知道栏杆车停的地方吗？”
　　“知道。”那人说。
　　他把板斧放在屋角，便跟着德纳第大娘往外走。
　　他们出去后，德纳第把脑袋从半开着的门缝中伸到过道里，喊道：
　　“小心不要把信弄丢了！好好想想你身上带着二十万法郎呢。”
　　德纳第大娘的哑嗓子回答说：
　　“放心。我已把它放在肚子里了。”
　　不到一分钟，便听见马鞭挥动的劈啪声，声音越来越弱，很快便听不到了。
　　“好！”德纳第嘟囔着。“他们走得很快。象这样一路大跑，只要三刻钟，老板娘便回来了。”
　　他把一张椅子移向壁炉，坐下，交叉着胳膊，朝铁皮炉伸出两只靴子。
　　“我脚冷。”他说。
　　在那穷窟里，同德纳第和那被绑人一道留下来的只有那五个匪徒了。这伙人，为了制造恐怖，脸上都戴着脸罩或抹了黑脂胶，装成煤炭工人、黑种人、鬼怪的样子，在这副外貌下面，却露着呆傻郁闷的神情，使人感到他们是抱着干活计的态度在执行一项罪恶勾当，安安静静，无精打采，没有愤恨，也不怜悯，他们好象是一群白痴，一句话也不说，挤在一个角落里。德纳第在烘他的脚。那被绑的人又回复到沉默状态。刚才还充满这屋子的凶暴的喧嚷已被一种阴沉沉的寂静所代替。
　　烛芯上结了个大烛花，把那空阔的破烂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煤火也暗下去了，所有那些鬼怪似的脑袋把一些不成形的影子映在墙壁和天花板上。
　　除了那老醉汉从熟睡中发出的匀静的鼻息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这一切使马吕斯的心情变得更加焦灼万分，他等待着。这哑谜越来越猜不透了。被德纳第称为“百灵鸟”的那个“小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是指他的“玉秀儿”吗？被绑的老人听到“百灵鸟”这称呼似乎全无反应，只毫无所谓地淡淡回答了一句：“我不懂您的话。”在另一方面，U．F．这两个字母有了解释，是玉尔邦·法白尔的首字。玉秀儿已不再叫玉秀儿了。这是马吕斯看得最清楚的一点。一种丧魂失魄似的苦恼心情把他钉了在那俯瞰全盘经过的位置上。他立在那里，好象已被眼前的种种穷凶极恶的事物搞得精疲力竭，几乎失去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他呆等着，盼望能发生某种意外，任何意外；他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也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管怎样，”他暗暗想道，“如果百灵鸟就是她，我一定能看见她，因为德纳第大娘将会把她带来。到那时候，毫无问题，必要时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和血，把她救出来！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
　　这样过了将近半点钟。德纳第仿佛沉浸在阴暗的思索中。被绑人没有动。可是，有好一阵子，马吕斯似乎听到一种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若断若续地从被绑人那方面传出来。
　　忽然，德纳第粗声大气地对被绑人说：
　　“法白尔先生，听我说，我现在把这话告诉您也一样。”
　　这句话仿佛要引出一段解释。马吕斯侧耳细听。德纳第继续说：
　　“我的老伴快回来了，您不用急。我想百灵鸟确实是您的女儿，您把她留在身边，我也认为那是极自然的。不过，您听我说。我的女人带着您的信，一定会找到她。我曾嘱咐我的女人换上衣服，象您刚才看见的样子，为的是好让您那位小姐能跟着她走，不至于感到为难。她们俩会坐在马车里，我那伙计坐在车子后头。在便门外的某个地方，有一辆栏杆车，套上了两匹极好的马。他们会把您的小姐带到那地方。她将走下马车。我那伙计领她坐上栏杆车，我的女人回到此地对我们说：‘办妥了。’至于您那小姐，不会有人虐待她的，那辆栏杆车会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她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等到您把区区二十万法郎交了给我，我们立即把她送还给您。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就这样。”
　　那被绑人一个字也不答。停了一会，德纳第又说：“事情很简单，您也懂得。不会有什么为难的事，如果您不想为难的话。我把这话说给您听。我事先告诉您，让您知道知道。”
　　他煞住了。被绑人仍不作声，德纳第接着又说：
　　“等到我的老伴回来了，并告诉我说‘百灵鸟已在路上了’，我们便放您走，您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家去睡觉。您瞧，我们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在马吕斯的脑子里，却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怎么！他们要绑走那姑娘，他们不把她带来此地？这一伙妖魔鬼怪中的一个要把她带去隐藏起来？那是什么地方？“……并且万一就是她呢！并且显然就是她了！马吕斯感到他的心停止跳动了。怎么办？开枪吗？把这些恶棍全交到法律的手中吗？可是那个拿板斧的凶贼会仍然扣着那姑娘，逍遥法外，马吕斯想到德纳第的这句话，隐隐感到话里的血腥味：“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
　　现在不仅是上校的遗嘱，也还有他的恋情，他意中人的危险，都在使他进退两难。
　　这种已经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的险恶遭遇仍在随时改变形势。马吕斯已有勇气来反复剖析种种最痛心的臆测，想找出一线希望，但是一无所得。他脑子里的喧嚣和那穷窟里坟墓般的寂静恰成对比。
　　在这沉寂中，楼梯下忽然传来大门开闭的声音。
　　被绑的人在他的绑索中动了一下。
　　“老板娘回来了。”德纳第说。
　　话还没说完，德纳第大娘果然冲进了屋子，涨红了脸，呼吸促迫，喘不过气来，眼里冒着火，用她的两只肥厚的手同时捶自己的屁股，吼道：
　　“假地址！”
　　她带去的那个匪徒跟在她后面进来，重新拿起了板斧。
　　“假地址？”德纳第跟着说。
　　她又说道：
　　“鬼也没有找到一个！圣多米尼克街十七号，没有法白尔先生！谁也不知道他。”
　　她喘不过气，只得停下来，继又说道：
　　“德纳第先生！这老鬼给你上了当！你太老实了，懂吗！要是我呀，一上来我就先替你，替你们把他的嘴巴砍作四块再说！要是他逞强，我就活活地把他烤熟！他应当说实话，说出那姑娘在什么地方，说出那隐藏的钱财在什么地方！要是我，我就那么办，我！怪不得人家要说男人总比女人蠢些！鬼也没有一个，十七号！那是一扇大车门。没有法白尔先生，圣多米尼克街！又是一路大跑，又是马车夫的小费，又是什么的！我问了门房和他的女人，那女人倒生得又漂亮又结实，可他们不知道！”
　　马吕斯吐了口气。她，玉秀儿或百灵鸟，他已不知道应当怎样称呼的那个人儿，脱险了。
　　当他那气疯了的女人大嚷大叫时，德纳第坐到了桌子上，他有好一阵子没说话，晃着他的右腿，横眉瞪眼地望着小火炉发呆。
　　最后，他用慢腾腾的、狠得出奇的语调对被绑人说：
　　“一个假地址？你究竟是怎样打算的？”
　　“争取时间！”被绑人以洪亮的嗓子大声回答。
　　同时，他一下子挣脱了身上的绑索，绑索早已断了。他只有一条腿还被绑在床脚上。
　　那七个人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向他冲上去，他已钻到壁炉下面，把手朝小火炉伸去，接着立了起来；到这时，德纳第，他的女人，还有那七个匪徒，都一齐被他吓倒，全向屋子的底里退去，惊愕失措地望着他把那发出一片凶光的、通红的钝口凿高举在头顶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形象好不吓人。
　　法院调查戈尔博老屋谋害案件的记录时曾提到，警察进入现场以后，找到一个经过特殊加工的很大的苏。这种很大的苏是苦役牢里的一种极为精巧的工艺品，靠耐力在黑暗中精心制造出来为秘密活动服务的奇异产品，也就是说，是一种越狱的工具。这种出自高超手艺的精细而丑恶的产物，在奇珍异宝中，有如诗歌里的俚语俗话。狱中有不少的贝弗努托·切利尼①，正如文坛上有维庸②这一类人物。在狱中煎熬的人们渴望自由，便想尽方法，用一把木柄刀，或是一把破刀，有时全无工具，把一个苏剖成两个薄片，并在不损坏币面花纹的情况下，把这两个薄片挖空，再在边沿上刻一道螺旋纹，使这两个薄片能重行合拢，可以随意旋开合上，成为一个匣子。匣子里藏一条表的弹簧，这条表弹簧，在好好加工以后，能锯断粗链环和铁条。别人以为这苦役犯带着的只是一个苏，一点也不对，他带着的是自由。日后调查本案案情的警察在那穷窟窗子前面的破床下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分成两片的大个的苏。他们还找到一条蓝钢小锯，可以藏在那大个的苏里面。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匪徒们搜查被绑人时，他把带在身上的这大个的苏捏在手里，随后，他有一只手松了绑，便把那个苏旋开，用那条锯子割断了身上的绳索，这正好说明马吕斯注意到的那种觉察不出来的动作和轻微的声音。
　　①贝弗努托·切利尼（Be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及金银器皿镂刻艺术家。
　　②维庸（Villon，1431—约1463），法国诗人，一生好与盗匪为伍。
　　当时他怕人发现，不便弯腰，因而左腿上的绑索未能割断。
　　那些匪徒已从最初的惊讶中醒了过来。
　　“不用慌，”比格纳耶对德纳第说，“他还有一条腿是绑着的，他没法逃走。我担保。是我把他那蹄子捆上的。”
　　这时被绑人提高嗓子说：
　　“你们这些倒霉蛋，要知道，我的这条命是不值得怎么保护的。可是，你们如果认为有本领强迫我说话，强迫我写我不愿意写的什么，说我不愿意说的话……”
　　他揎起左边衣袖，说道：
　　“瞧。”
　　同时他伸直左臂，右手捏住钝口凿的木柄，把白热的凿子压在赤裸裸的肉上。
　　肉被烧得哧哧作响，穷窟里顿时散布开了行刑室里特有的臭味。马吕斯吓得心惊肉跳，两腿发软，匪徒们也人人战栗，而那奇怪的老人只是脸上微微有点紧蹙，当那块红铁向冒着烟的肉里沉下去时，他若无其事地，几乎是威风凛凛地，把他那双不含恨意的美目紧盯着德纳第，痛苦全消失在庄严肃穆的神态中了。
　　在伟大崇高的性格里，躯壳和感官因肉体的痛苦而起的反抗能使灵魂显现于眉宇，正如士兵们的哗变迫使军官露面。“你们这些可怜虫，”他说，“不要以为我有什么比你们更可怕的地方。”
　　说着，他把凿子从伤口里拔出来，向开着的窗子丢出去，那发红的骇人工具连翻几个筋斗，消失的黑夜中，远远地落在积雪里熄灭了。
　　那被绑人又说：
　　“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已经放弃了自卫武器。
　　“抓住他！”德纳第说。
　　两个匪徒把住了他的肩膀，那个戴着面具、用肚子说话的人，走过去立在他对面，举起那把钥匙，准备在他稍稍动一下的时候，便捶通他的脑门。
　　这时，马吕斯听到有人在他的下面，墙脚边，低声交谈，但因靠得太近，望不见说话的人，他们说的是：
　　“只有一个办法了。”
　　“把他一劈两！”
　　“对。”
　　是那夫妇俩在商量。
　　德纳第慢腾腾地走到桌子眼前，抽开抽屉，拿出那把尖刀。
　　马吕斯紧捏着手枪的圆柄，为难到了极点。两种声音在他心里已经搅了一个钟头了，一个教他尊重父亲的遗嘱，一个喊着要他救那被绑的人。这两种声音仍在无休无止地搏斗，使他濒于死亡。他一直在渺渺茫茫地希望能找到一条孝义两全的路，却始终没有发现这种可能性。但是危险已逼近，观望已超出最终的极限，德纳第手执尖刀，站在和被绑人相距几步的地方思忖。
　　马吕斯慌乱无主，朝四面乱望。这是人在绝望中的无可奈何的机械动作。
　　他忽然惊了一下。
　　圆月的一道亮光正照射在他脚旁的桌子上，仿佛要把一张纸指给他看。他瞥见了德纳第家大姑娘早晨在纸上写下的那行大字：
　　　　雷子来了。
　　一线光明穿过马吕斯的脑子，他有了一个主意，这正是他所寻求的方法，解决那个一直使他痛苦万分，既要撇开凶手，又要搭救受害人的难题的办法。他跪在抽斗柜上，伸出手臂，抓起那张纸，轻轻地从墙上剥下一块石灰，裹在纸里面，通过墙窟窿丢到了隔壁屋子中间。
　　正是时候。德纳第已克服他最后的恐惧或最后的顾虑，正走向那被绑人。
　　“掉下了什么东西！”德纳第大娘喊道。
　　“什么？”她的丈夫问。
　　那妇人向前抢上一步，把裹在纸里的石灰拾了起来。
　　她把它递给丈夫。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德纳第问。
　　“见鬼！”那妇人说，“你要它从什么地方来？是从窗口来的。”
　　“我看见它飞进来的。”比格纳耶说。
　　德纳第连忙把纸打开，凑到蜡烛旁边去看。
　　“这是爱潘妮的字。有鬼！”
　　他向他女人做了个手势，她连忙上前，他把写在纸上的那行字指给她看，随即低声说：
　　“快！准备软梯！让这块肥肉留在老鼠洞里，我们赶快逃！”
　　“不捅这人的脖子了？”德纳第大娘问。
　　“来不及了。”
　　“从哪儿逃？”比格纳耶接着问。
　　“从窗口，”德纳第回答。“潘妮既然能从窗口把这石子丢进来，说明房子的这面还没有被包围。”
　　那个戴着脸罩、用肚子说话的人把他的大钥匙放在地上，向空举起他的两条胳膊，一言不发，急急忙忙把他的两只手开合了三次。这好比船员发出准备行动的信号。抓住被绑人的那两个匪徒也立即松了手，一转眼，那条软梯已吊在窗子外面，两个铁钩牢固地钩住了窗沿。
　　被绑人没有注意到他身旁发生的这些事，他好象是在沉思或祈祷。
　　软梯刚挂好，德纳第便喊道：
　　“来！老板娘！”
　　他自己也冲向窗口。
　　但是，正当他要跨过窗台，比格纳耶却狠命一把拖住他的衣领。
　　“喂，客气点，老贼！让我们先走！”
　　“让我们先走！”匪徒们一齐喊。
　　“你们真是孩子，”德纳第说，“不要浪费时间。冤家已在我们脚跟后面了。”
　　“好吧，”一个匪徒说，“我们来抽签，看谁应当最先走。”
　　德纳第吼道：
　　“你们疯了！你们发痴了！你们这一堆傻瓜蛋！耽误时间，是吧？抽签，是吧？猜手指头！抽草梗儿！写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
　　“你们要不要我的帽子？”有人在房门口大声说。
　　大家回转头去看。是沙威。
　　他手里捏着他的帽子，微笑着把它伸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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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捉贼总应先捉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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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沙威便已把人手布置好了，他自己躲在戈尔博老屋门前大路对面的那条哥白兰便门街的树后面。他一上来便“敞开了口袋”，要把那两个在穷窟附近把风的姑娘装进去。但他只“筐”住了阿兹玛。至于爱潘妮，她不在她的岗位上，她开了小差，因此他没有能逮住她。沙威随即埋伏下来，竖着耳朵等候那约定的信号。那辆马车的忽来忽往早已使他心烦意乱。到后来，他耐不住了，并且，看准了那里面有一个“窠”，看准了那里面有一笔“好买卖”，也认清了走进去的某些匪徒的面孔，他决定不再等待枪声，径直上楼去了。
　　我们记得他拿着马吕斯的那把路路通钥匙。
　　他到得正是时候。
　　那些吓慌了的匪徒全又把先头准备逃跑时扔在屋角里的凶器捡起来。不到一秒钟，七个人都龇牙咧嘴地相互靠在一起，摆出了抗拒的阵势，一个拿着他的棍棒，一个拿着他的钥匙，一个拿着他的板斧，其余的拿着凿子、钳子和锤子，德纳第捏着他的尖刀。德纳第大娘从窗旁的屋角里拿起她女儿平日当凳子坐的一块奇大的石磴抱在手里。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许动！”他说。“你们不用打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老命，大家客客气气才好。”
　　比格纳耶从布衫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朵说：
　　“他是沙威。我不敢对他开枪。你敢吗，你？”
　　“有什么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
　　德纳第接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定定地望着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说：
　　“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
　　德纳第扳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已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耶把手里的大头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皇帝！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其余的匪徒。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地说：
　　“对了，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客客气气。”
　　“我只要求一件事，”比格纳耶接着说，“在牢里，一定要给我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
　　他回过头来向后面喊道：
　　“现在你们进来。”
　　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捧、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喊，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微弱的烛光照映下，把那兽穴黑压压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着说，那声音不象是男人的，但谁也不能说是女人的声音。
　　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声正是她发出的。
　　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
　　她已丢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子，她的丈夫，蹲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来的围巾盖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遮着他，两手把石磴举过头顶，狠巴巴象个准备抛掷岩石的女山魈。
　　“小心！”她吼道。
　　人人都向过道里退去。破屋子的中间顿时空了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咒骂道：
　　“全是胆小鬼。”
　　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开些，”她喊道，“要不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
　　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使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袋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打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继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而屋里几乎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抓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贴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着说。
　　那些警探又涌进来　几秒钟过后，沙威的命令便执行好了。
　　德纳第大娘完全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便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嘴里喊着：
　　“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
　　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摇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
　　“完事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
　　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检阅部队的神气，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
　　“您好，比格纳耶。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
　　继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
　　“您好，海嘴。”
　　对拿粗木棒的人说：
　　“您好，巴伯。”
　　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
　　“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语以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这些先生们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
　　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不见了。
　　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便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推我挤，烛光昏暗，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不见人。
　　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分析家

二十二　在第三册①中叫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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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译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469页。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次日，有一个男孩，仿佛来自奥斯特里茨桥的那面，顺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便门。当时天已全黑。这孩子，脸色苍白，一身瘦骨，穿着撕条挂缕的衣服，二月里还穿一条布裤，却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街的转角处，一个老婆子正弯着腰在回光灯下掏垃圾堆，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随即后退，一面喊道：
　　“哟！我还以为是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他的第二个“非常大的”是用那种恶意的刻薄声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稍可以把那味道表达出来：是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老婆子伸直了腰，怒容满面。
　　“戴铁枷的小鬼！”她嘟囔着，“要是我没有弯着腰，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早已走远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
　　老婆子恨得喉咙也梗塞了，完全挺直了腰板，路灯的带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绕到嘴角。她身体隐在黑影中，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微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老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向她仔细望去，说道：
　　“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仍旧赶他的路，放开嗓子唱着：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唱了这三句，他便停下来了。他已到了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用脚去踢，踢得又响又猛，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上帝救世主！门要被踢穿了！房子要被捅垮了！”
　　孩子照旧踢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是这个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
　　老妇人作了个表情复杂的鬼脸，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人看见。她回答说：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那孩子抓抓自己的耳朵背后，望着毕尔贡妈说：
　　“啊！”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接着他旋起脚跟，来了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踩在高跷上。
　　谁打他的下面过，
　　还得给他两文钱。

分析家

一　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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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②而舍弃拿破仑。
　　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②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之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应当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
　　在复辟王朝统治下，人民已习惯于平静气氛中的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于和平中的强大，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各国来说，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台。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来。人们望见在宁静的顶峰上闪颤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中，在和平环境和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非常陈旧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分析家

二　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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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便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治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够格当国王。波拿巴是前一种例子，伊土比德①是后一种例子。
　　①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可是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的世系。还得多少有点古老的根源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去看——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在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即不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已往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便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伦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室颇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棵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成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机灵人的理论。
　　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响起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拉长过渡工作中的弯路以使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穿上龙钟肥厚的衣服，把魁伟高大的人民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铁汉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请那些害远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过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
　　①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了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不离，绝对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
　　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饿，今天是饱，明天将是胀。
　　出现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人是那种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要停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这向来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人并不因为犯一次错误而成为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并且，说话应当公正，即使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并不是由淡漠和懒惰所构成并含着一点羞愧心情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局面，也不是那种类似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的并且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行进中的部队来说是前进，对进驻来说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着武器的警觉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间站。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无论对资产阶级或对政治家们来说，都必须有一个人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虽然·因为”。一个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稳定，换言之，一个能以其调和过去和未来的显明力量来巩固现在的两面人。
　　这个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他称他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的天主堂。①这样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绩”。
　　①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那些机灵人的大功告成以后，他们的灵药的大毛病便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于绝对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对人权喊了一声：“我抗议！”紧跟着，一种可怕的现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分析家

三　路易－菲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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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打得坚定，选得好。即使不彻底，甚至蜕化了，变了种，并且降到了雏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几乎必定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革命也一样能犯错误，并且有过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是来谈谈一八三○。一八三○在它的歧路上是幸运的。在那次突然中止的革命以后建立的所谓秩序的措施中，国王应当优于王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他的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他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他关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业。他认识一分钟的价值，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节俭，宁静，温良，能干，好好先生和好好亲王。和妻子同宿，在他的王宫里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嫡系专爱夸耀淫风以后，这种展示严肃家规的作法是有好处的）。他能懂并且能说欧洲的任何种语言，尤其难得的是能懂能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可钦佩的代言人，但又超出了它，并且，从所有各方面看，都比它更伟大。他尽管尊重自己的血统，但又聪敏过人，特别重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宗枝问题上，他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不属于波旁系；当他还只是个至宁极静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是个诚实的平民。在大众面前，不拘形迹，与友朋相处，平易近人；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原不难为自己的豪兴或职责而从事挥霍，但他能勤俭持家。有文学修养，但不大关心文采；为人倜傥而不风流，朴素安详而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谈吐娓娓动听，是一个知过能改、内心冷淡、服从目前利益、事必躬亲、不知报怨也不知报德、善于无情地利用庸材来削弱雄才，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来挫败那些在王权下面隐隐责难的一致意见。爱说真心话，真心话有时说得不谨慎，不谨慎处又有非凡的高明处。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面部表情，长于装模作样。常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又常用法国来恫吓欧洲。不容置辩地爱他的祖国，但更爱他的家庭。视治理重于权力，视权力重于尊严，这种性格，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短处，它允许耍花招，并不绝对排斥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长处，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灾难。精细，正确，警惕，关心，机敏，不辞疲劳；有时自相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大胆地反抗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地反抗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卜利查①。满怀信心地歌唱《马赛曲》，不知道有颓丧疲劳，对美和理想的爱好，大无畏的豪气，乌托邦，幻想，愤怒，虚荣心，恐惧，具有个人奋战的各种形式。瓦尔米的将军，热马普的士兵，八次险遭暗杀，仍一贯笑容满面，和榴弹兵一样勇敢，和思想家一样坚强。只在欧洲动荡的机会面前担忧，不可能在政治上冒大风险，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从不放松自己的事业，用影响来掩盖自己的意图，使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英才而不是当作一个国王来服从，长于观察而不善于揣度，不甚重视人的才智，但有知人之明，就是说，不以耳代目。明快锐利的感觉，重视实利的智力，辩才无碍，强记过人；不断地借用这种记忆，这是他唯一象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地方。知道实况、细节、日期、具体的名字；不知趋势、热情、群众的天才、内心的呼吁、灵魂的隐秘动乱，简言之，一切人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为上层所接受，但和法兰西的下层不甚融洽，通权达变，管理过多，统治不足，自己当自己的内阁大臣，极善于用一点小小事物来阻挡思想的洪流，在教化、整顿和组织等方面的真正创造力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讲究程序、斤斤计较的精神状态。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和享有人，有些地方象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象个书吏，总之，是个超卓不凡的形象，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建立政权并在欧洲心怀嫉妒的情况下巩固势力的亲王。路易－菲力浦将被列于他这一世纪中杰出人物之列，并且，假使他稍稍爱慕荣誉，假使他对伟大事物的感情能和他对实用事物的感情达到同样的高度，他还可以跻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
　　①卜利查（George　Pritchard，1796—1883），英国传教士，毁坏他在塔希提岛的财产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
　　路易－菲力浦生得俊美，老了以后，仍然有风采；不一定受到全国人的赞许，却得到了一般老百姓的好感；他能讨人喜欢。他有这么一种天赋：魅力。他缺少威仪，虽是国王，却不戴王冕，虽是老人，却没有白发。他的态度是旧时代的，习惯却是新时代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正适合一八三○的要求。路易－菲力浦代表王权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时期，他保持古代的语音和写法，用来为新思想服务，他爱波兰和匈牙利，但却常写成Polonois，说成hongrais。①他象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象拿破仑那样，佩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
　　①正确的拼法应为polonais（波兰人）和hongrois（匈牙利人）。
　　他很少去礼拜堂，从不去打猎，绝不去歌剧院。不受教士、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这和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有关系的。他没有侍臣。他出门时，胳膊下常夹着一把雨伞，这雨伞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光轮。他懂一点泥瓦工手艺，也懂一点园艺，也懂一点医道，他曾为一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车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老揣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老揣着一把匕首一样。保王派常嘲笑这可笑的国王，笑他是第一个用放血来治病的国王。
　　在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指责方面，有一个减法要做。有对王权的控诉，有对王政的控诉，也有对国王的控诉，三笔账，每一笔的总数都不同。民主权利被废除，进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议被暴力平息，起义被武装镇压，骚乱被刺刀戳通，特兰斯诺南街①，军事委员会，真正的国家被合法的国家所合并，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的政策是王权的业绩；比利时被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得过分猛烈，并且，正如英国对待印度那样，野蛮手段多于文明方法，对阿布德－艾尔－喀德②的背信，白莱伊、德茨被收买，卜利查受赔偿，这些是王政的业绩；家庭重于国家的政策，这是国王的业绩。
　　①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
　　②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可以看到，账目清理以后，国王的负担便轻了。
　　他的大缺点是：在代表法国时，他过于谦逊了。
　　这缺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们来谈谈。
　　路易－菲力浦，作为一个国王，他太过于以父职为重；人们希望能把一个家庭孵化为一个朝代，而他处处害怕，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过度的畏怯，使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厌烦。
　　此外，如果我们把那些应当最先履行的公职放下不谈，路易－菲力浦对他家庭的那种深切关怀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称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送进了艺苑，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它送上了诗坛。她感情充沛地塑造过一尊名为《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曾从梅特涅的嘴里得到这样一句带盅惑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多见的青年，也是两个没见到过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实况。
　　蓄意要作一个平等亲王，本身具有王朝复辟和革命之间的矛盾，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运；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圆满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体体现。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运气。此外，他还有这样一个登上王位的大好条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处奔波，穷苦。他曾靠自己的劳力过活。在瑞士，这个法国最富饶的亲王采地的承袭者曾卖掉一匹老马来填饱肚子。他曾在赖兴诺为人补习数学，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从事刺绣和缝纫。一个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中人所津津乐道的。他曾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并曾被路易十五使用过的。他是杜木里埃①的袍泽故旧，拉斐德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称呼他为年轻人！九三年时，他二十四岁，还是德·沙特尔先生②，他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隔厢底里，目击对那个被人非常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昏昧的灼见，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凭借君权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压力下几乎没有注意那个人，审判大会上的那种漫天风暴，纷纷质问的群众愤怒，卡佩③不知怎样回答，国王的脑袋在阴风中岌岌可危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在这悲剧中的相对清白，这些事物，他都见过，这些惊险场面，他都注视过；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受审；他看见了屹立在路易十六——这个应负责的倒霉蛋——背后黑影中的那个骇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灵魂里一直保存着对那种几乎和天谴一样无私而又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的敬畏心情。
　　①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②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
　　③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革命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忆仿佛是那些伟大岁月一分钟接一分钟的生动图片。一天，他曾面对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懂得阳光对特权的侵蚀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台的历史人物一样，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在初步审查期间。
　　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到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严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减缓了自己最初的判词；路易－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无论如何，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的某些保留情况下来评论他，正如读者已在前面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的眼睛里，凡是处于这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而言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中，和大陆上所有外交进行了一整天的斗争之后，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浓，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披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认为这也是和欧洲较量有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刽子手争夺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强辩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罗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满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最初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逝了’继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①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②的炸弹被破获以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样善良。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严峻的评论，也许还受到另一些人粗鲁的评论，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成游魂的人③，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里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土向那堆土献媚。”
　　①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
　　②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
　　③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分析家

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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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易－菲力浦当国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叙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王权，并非通过他本人的直接行动，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加上这一称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罢了；他深信，当然错了，但他深信授予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菲力浦享国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种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冲突有如物质间的冲突。海洋护卫水，狂风护卫空气，国王护卫王权，民主主义护卫人民；相对抗拒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抗拒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不管怎样，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此地是丝毫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两派中的一派显然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同时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它是分不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把这些猛烈的冲突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人负不了责任。
　　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让我们来完成这一叙述。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即面对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生下来，今日便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搭起，装配得还很不牢固，便已感到处处暗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便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
　　对抗势力一月一月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
　　七月革命，我们已经说过，在法国国外并没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意图通过种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原是一种晦涩难解的天书。人们拿来立即加以解释，解释得草率不正确，充满了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慢慢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局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译本。每一种译本产生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以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流游泳的人，这些人都属于旧党派。
　　旧党派自以为秉承上帝的恩宠，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它的合法性，有时会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满身血迹，也一样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由偶然事件产生的，而是由需要产生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不得不发生而发生的。
　　旧正统主义派也凭着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戾气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谬见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打中那次革命的要害，打中它的铁甲的弱点，打中它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吼声，也是共和派常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逻辑。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瞎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灼见。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问罪。
　　七月政权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两面夹击中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权之间的那一刹那。
　　此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便更加复杂。违反潮流，倒转去寻求和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忍气而不尽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自身也信不过的殃民办法。七月王朝无可奈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腾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七月王朝在法国受着进步力量的推动，又在欧洲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行走缓慢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一大堆问题：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岌岌可危。
　　在真正的政党以外，还出现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人物和一般群众都感到困惑，情况各不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考，然而土壤，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冲击，却在他们下面，被一种无以名之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汇合成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坚忍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人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挖向火山的深处，几乎不为潜在的震动和隐约可辨的烈焰所动摇。
　　那种平静并非是那动荡时代最不美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一心致力于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在其中，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搀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的。
　　他们试图凿穿这岩石，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里源源喷出，这些人，各自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属名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都被包括在内。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一从理论上作出详尽的论述，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
　　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涉及享受的配给。
　　从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大众的权力。
　　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配给，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外面的大众权力和里面的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社会的繁荣。
　　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失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丑恶不堪的豪华和丑恶不堪的穷苦。全部享受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就是说，归于人民；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私人的穷苦上面，国家的强盛扎根于个人的痛苦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形势。这是一种组织得不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搞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授予取消竞争。从而也取消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不可能停留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上。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一同解决，才能解决得当。两个问题必须并为一个来加以解决。
　　只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吧，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假的强盛，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盛，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在暴力前灭亡，象威尼斯的末日那样，或是在破产中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让你死亡，让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为人类代表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事物，世界总是让它们倒下去，死去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倾覆，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这话说了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对已达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确地并兄弟般地调整对劳动的报酬，结合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国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而言之，要知道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物质上的强大，也有精神上的强大，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可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
　　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国务活动家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出人意料的需要，一些零乱而隐约可见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始、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过分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①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感，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模糊地接受了一种从正式而崇高的权利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重视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当国王的困难前感到灰心丧气。
　　他觉得在他脚下有种可怕的分裂活动，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
　　阴霾遮住天边。一团奇特的黑影越移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慢慢散开，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黑影。被突然堵住了的一切又在移动酝酿了。有时，这忠厚人的良心不能不在那种夹杂诡辩和真理的令人极不舒畅的空气里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如同风暴将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发抖。电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昏黄。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意识到云中蕴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②，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向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无限悲凉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瞪眼望着法国的那种愤激目光，随时准备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不可靠的盟国英格兰，躲在贝卡里亚背后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产了的拉菲特，死于贫困的班加曼·贡斯当，死于力竭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都市中——一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的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烈焰，出现在人民额头上的那种类似火山爆发的紫光，狂烈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乱，霍乱，这些都在种种思潮的纷争之上增添了种种事变的纷起。
　　①在法国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臣。
　　②孔代（Condé），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未破案。

分析家

五　历史所自出而为历史所不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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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四月底时，一切情况都严重起来了。酝酿成了沸腾。从一八三○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扑随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若隐若现的迹象。法国望着巴黎，巴黎望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进入沸腾。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的。
　　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店的一些后间里，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问敌人多少，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一个坐在那店角落里的人便“敞着嗓门”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一层楼上的一间关上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入组织的人作出诺言：“为他服务，如同对家长那样。”那是一种公式。
　　在那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性”的小册子。“他们冒犯政府”，当时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首领们的姓名。我们，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每人十个苏吧，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和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指望六个月，也不指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不睡，因为我整夜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画脚”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布置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了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那样说。”群情是那样激奋，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大兵们有！”这样便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更重要的秘密，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旁人不大明了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些会里，从来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意参加，会场便拥挤到有些人非立着不可。到会的人，有的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路子”。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饮料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到会的人。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
　　有一个人走进一家饮料店，喝过以后，走出店门说道：“酒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
　　人们常在夏罗纳街对面、一个饮料店老板的家里选派革命工作人员。选票是投在鸭舌帽里的。
　　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个收学生的剑术教师家里聚会。他家里陈列了各种武器：木剑、棍、棒、花剑。一天，他们把那些花剑头上的套子全去掉了。有个工人说：“我们是二十五个人，但是他们不把我算在内，因为他们把我看作一个饭桶。”这饭桶便是日后的凯尼赛①。
　　①凯尼赛（Quénisset），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谋刺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
　　预先思考过的种种琐事也渐渐传开了。一个扫着大门台阶的妇人曾对另一个妇人说：“大家早已在拼命赶做枪弹了。”人们也对着街上的人群宣读一些对各省县国民自卫军发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签字人是“酒商，布尔托”。
　　一天，在勒努瓦市场的一个酒铺门前，有个生着络腮胡子、带意大利口音的人立在一块墙角石上，高声朗读一篇仿佛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文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四周聚拢来，并对他鼓掌。那些最使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搜集记录下来：“……我们的学说被禁止了，我们的宣言被撕毁了，我们的宣传员受到了暗中侦察并被囚禁起来了……”“……最近棉纱市场的混乱现象替我们说服了许多中间派……”“……人民的将来要由我们这个惨淡的行列来经营……”“……摆着的问题就是这样：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已不承认有什么无为状态或不动状态。为人民还是反人民，问题就在这里。再没有旁的。”“……等到有一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适合你们的要求了，粉碎我们就是，但是在那以前，请协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公开说的。
　　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事，正因为它们大胆，引起了人民的怀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块圣玛格丽特街转角处的墙角石并且喊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人民在他那巴贝夫的下面嗅到了吉斯凯的臭味①。
　　①吉斯凯（Gisquet），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长。
　　那个人还说了许多话，其中有这么一段：
　　“打倒私有财产！左派的反对是无耻的，口是心非的。当他们要显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便宣传革命。可是，为了不失败，他们又自称是民主派，为了不战斗，他们又自称是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一些生着羽毛的动物。你们得对共和主义者提高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闭嘴，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这样喊。
　　这一声喊便堵住了那篇演说。
　　还发生过一些费解的事。
　　天快黑时，一个工人在运河附近遇见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人”对他说：“你去什么地方，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却认识你，我。”那人接着还说：“你不用怕。我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疑你不怎么可靠。你知道，要是你走漏消急，人家的眼睛便盯在你身上。”接着，他和那工人握了一下手，临走时还说：“我们不久再见。”
　　不止是在那些饮料店里，在街上，伸着耳朵的警察们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对话：“赶快申请参加。”一个纺织工人对一个细木工说。
　　“为什么？”
　　“不久就要开火了。”
　　两个衣服破烂的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说出了这么几句耐人寻味、富有明显的扎克雷①味道的话：
　　“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①扎克雷（Jacquerie），指一二五八年法国的农民起义。
　　谁要是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恶意，那他便误会了。扎克雷，指的是穷人。而挨饿的人都有权利。另一次，有两个人走过，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进攻计划。”
　　四个人蹲在宝座便门圆路边的土坑里谈心，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他不再在巴黎蹓跶。”
　　谁呀，“他”？吓坏人的闷葫芦。
　　那些“主要头儿”——这是郊区的人常用的称号——不露面。人们认为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饮料店里开讨论会。一个叫奥古什么的人，蒙德都街缝衣业互助社的首领，被认为是那些头儿和圣安东尼郊区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是头儿们的情况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具体事实能回击一个被告日后在贵族院作出的那句怪傲慢的答词：
　　“您的首领是什么人？”
　　“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得。”
　　这也只不过是一些隐隐闪闪的片言只语，有时，也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另外还有一些偶然出现的迹象。
　　一个木工在勒伊街一处房屋建筑工地周围的栅栏上钉木板时，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破的信的一个片段，从那上面还可以看出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为防止各种不同的社团在各组征调人员……”
　　另有附言：
　　“据我们了解，在郊区鱼市街附五号，一个武器商人家的院子里有五千或六千支步枪。本组毫无武器。”
　　使那木工惊奇并把这东西递给他的伙伴们看的是，在相隔几步的地方，他又拾到另外一张纸，同样是撕破了的，但更有意义，这种奇特的材料具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照原样把它抄录下来：
　　QCDE　　请将本表内容背熟记牢。随后加
　　以撕毁。已被接纳人员，在接受了你
　　们所传达的指示以后，也应同样办
　　理。
　　　　敬礼和博爱。
　　　　uoga
　　1
　　fe　L。
　　当日发现这张表格并为之保密的那几个人直到日后才知道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uinturions（五人队长），CenturiAons（百人队长），Décurions（十人队长），Eclaireurs（先锋队），
　　uoga
　　1
　　fe这几个字母代表一个日期：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在每个大写字母下面，登记着姓名和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8支，枪弹83粒，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1支，枪弹40粒。D．罗莱，花剑1柄，手枪1支，火药1斤。E．德西埃，马刀1把，枪弹匣1个，准时。德赫尔，步枪8支，勇敢。等等。
　　木工在同一处工地上，还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很清楚地写了这么一个费解的单子：
　　团结。布朗夏尔。枯树。6。
　　巴拉。索阿兹。伯爵厅。
　　柯丘斯科。奥白利屠夫？
　　J．J．R．
　　凯尤斯·格拉古。
　　审核权。迪丰。富尔。
　　吉伦特派垮台。德尔巴克。莫布埃。
　　华盛顿。班松。手枪1，弹86。
　　《马赛曲》。
　　人民主权。米歇尔。坎康布瓦。马刀。
　　奥什。
　　马尔索。柏拉图。枯树。
　　华沙。蒂伊，《人民报》叫卖。
　　那个保存这张单子的诚实的市民知道它的含义。据说这单子上是人权社第四区各组组长的姓名住址的全部登记。所有这些被埋没了的事到今天已成历史，我们不妨把它公开出来。还应当补充一点，人权社的成立似乎是在发现这张单子的日期以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初步名单。
　　可是，在那些片言只语和道听途说以后，在那些纸上的一鳞半爪以后，又有一些具体事实开始冒出头来。
　　波邦古街，在一个旧货商人的铺子里，人们从一张抽斗柜的一个抽斗里搜出了七张一式一样从长里一折四的灰色纸，这几张纸下面还有二十六张用同样的灰色纸裁成的四方块，并且卷成了枪弹筒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
　　硝　　　　　　十二英两
　　硫磺　　　　　二英两
　　炭　　　　　　二英两半
　　水　　　　　　二英两
　　搜查报告还证明抽斗里有强烈的火药味。
　　一个收工回家的泥瓦工人把他的一个小包忘了，丢在奥斯特里茨桥旁的一条长凳上。这小包被人送到警察哨所。打开来看，包里有两份问答体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奥杰尔，还有一首题名为《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歌，和一个盛满了枪弹的白铁盒子。
　　一个工人在和一个同伴喝酒时，要那同伴摸摸他多么热，那同伴发现他的褂子下有一支手枪。
　　一群孩子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便门之间、那段行人最少的公路旁的坑里游戏，他们从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了一个布口袋，袋里盛着一个做枪弹的模子，一根做枪弹筒的木棍，一个还剩有一些猎枪火药的瓢和一个生铁锅，锅里留有明显的熔铅痕迹。
　　几个警务人员在早晨五点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的家里，发现他正立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枪弹筒在做。这人便是日后参加美里街垒的一员，一八三四年四月起义时牺牲了的。
　　快到工人们休息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在比克布斯便门和夏朗东便门之间，在两堵墙间的一条巡逻小道旁的一家大门前、有一套暹罗游戏的饮料店附近碰头。一个从工作服下取出一支手枪，把它交给另一个。正要给他时，他发现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药浸潮了一点。他重新上那支手枪，在药池里原有的火药上添上一些火药。随后，那两个人便分头走开了。
　　一个名叫加雷、日后四月事件发生那天在博布尔街被杀的人，常夸口说在他家里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颗火石。
　　政府在某天得到通知说最近有人向郊区散发了一些武器和二十万发枪弹。一星期过后，又散发了枪弹三万发。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一点也没有破获。一封被截留的信里说：“八万爱国志士在四个钟头以内一齐拿起武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所有这些酝酿活动全是公开的，几乎可以说是安然无事的。即将发作的暴动从容不迫地在政府面前准备它的风雷。这种仍在暗中进行、但已隐约可见的危机可说是无奇不有。资产阶级泰然自若地和工人们谈论着正在准备中的事。人们问道：“暴动进行得怎么样了？”问这话的语气正如问：“您的女人身体健康吧？”
　　莫罗街的一个木器商人问道：“你们几时进攻呀？”
　　另一个店铺老板说：
　　“马上就要进攻了。我知道。一个月以前，你们是一万五千人，现在你们有两万五千人了。”他献出了他的步枪，一个邻居还愿意出让一支小手枪，讨价七法郎。
　　总之，革命的热潮正在高涨。无论是在巴黎或法国，没有一处能例外。动脉处处在跳动。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体内形成的那种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已开始在全国四散蔓延。从那既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了人权社，这人权社曾在它的一份议事日程上写上这样的日期：“共和纪元四十年雨月”，虽经重罪裁判所宣判勒令解散，它仍继续活动，并用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名称为它的小组命名：
　　长矛。
　　警钟。
　　警炮。
　　自由帽。
　　一月二十一。①
　　穷棒子。
　　流浪汉。
　　前进。
　　罗伯斯庇尔。
　　水平仪。
　　《会好的呵》。
　　①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人权社又产生了行动社。这是一些分化出来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社在设法从那些大的母社中征集社员。组员们都因为此拉彼扯而感到为难。例如高卢社和地方组织委员会。又如出版自由会、个人自由会、人民教育会、反对间接税会。还有工人平等社，曾分为三派，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还有巴士底军，一种按军队编制组合的队伍，四个人由下士率领，十个人由中士率领，二十人由少尉率领，四十人由中尉率领，从来没有五个以上互相认识的人。一种小心与大胆相结合的创造，似乎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条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一个正统主义的组织叫忠贞骑士社，在这些共和主义的组织中蠕蠕钻动。结果它被人揭发，并被排斥。
　　巴黎的这些会社在一些主要城市里都建立了分社。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它们的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的组织叫苦古尔德社。我们已经提到过。
　　在巴黎，圣马尔索郊区比圣安东尼郊区安静不了多少，学校也并不比郊区平静多少。圣亚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和圣雅克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是大学生们的联络站。跟昂热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的苦古尔德社结盟的ABC的朋友们社，我们已经见过，常在缪尚咖啡馆里聚会。这一伙年轻人，我们以前曾提到过，也常出现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饭馆的称作科林斯的店里。这些聚会是秘密的。另一些会却尽量公开，我们可以从日后审讯时的这段口供看出他们的大胆：“会议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和平街。”“谁的家里？”“街上。”“到了哪几个组？”“只到一个组。”“哪一个？”“手工组。”“谁是头儿？”
　　“我。”“你太年轻了，不见得能单独一人担负起这个攻击政府的重大任务吧。你接受什么地方的指示？”“中央委员会。”
　　日后从贝尔福、吕内维尔、埃皮纳勒等地发生的运动来判断，军队和民众一样，也同时有所准备。人们所指望的是第五十二联队、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轻骑队。在勃艮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里，种植了自由树，也就是说，一根顶着一顶红帽子的旗杆。
　　当时的局势便是这样。
　　圣安东尼郊区，我们在开始时便已提到，比任何其他地区的民众使这种局势变得更敏锐更紧张。这里是症结所在。
　　这个古老的郊区，拥挤得象个蚂蚁窝，勤劳、勇敢和愤怒得象一窝蜂，在等待和期望剧变的心情中骚动。一切都在纷攘中，但并不因此而中止工作。这种振奋而阴郁的面貌是无法加以说明的。在这郊区里，无数顶楼的瓦顶下掩盖着种种惨痛的苦难，同时也有不少火热的和稀有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苦难和聪明才智这两个极端碰在一起，情况尤为危殆。
　　圣安东尼郊区还有其他一些震颤的原因；因为它经常受到和重大政治动荡连结在一起的商业危机、倒闭、罢工、失业的灾殃。在革命时期，穷苦同时是原因也是后果。它的打击常回到它自身。这些民众，有着高傲的品德，充满了最高的潜在热力，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一触即发，郁怒，深沉，跃跃欲试，所等待的仿佛只是一粒火星的坠落。每当星星之火被事变的风吹逐着，飘在天边时，人们便不能不想到圣安东尼郊区，也不能不想到这个由苦难和思潮所构成的火药库，可怕的机缘把它安置在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饮料店，我们在前面的速写里已经多次描绘过，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在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在那些地方所痛饮的，不仅仅是酒，更多的是语言。一种预感的精神和未来的气息在那里奔流，鼓动着人们的心并壮大着人们的意志。圣安东尼郊区的饮料店有如阿梵丹山上那些建造在巫女洞口暗通神意的酒家，一种人们凭着类似香炉的座头酌饮着厄尼乌斯①所谓巫女酒的酒家。
　　①厄尼乌斯（Ennius），公元前二世纪的拉丁诗人。
　　圣安皂尼郊区是人民的水库。革命的冲力造成水库的裂口，人民的主权便沿着裂口流出。这种主权可能有害，它和任何其他主权一样，难免发生错误，但是，尽管迷失方向，它仍是伟大的。我们不妨说它象瞎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吼叫声。
　　在九三年，根据当时流传着的思想是好还是坏，根据那天是狂热的日子还是奋激的日子，从圣安东尼郊区出发的，时而是野蛮的军团，时而是英雄的队伍。
　　野蛮。让我们来把这词说明一下。这些毛发直竖的人们，在破天荒第一次爆发的革命的混乱中，衣服破烂，吼声震天，横眉怒目地抡着铁锤，高举长矛，一齐向丧魂落魄的老巴黎涌上去，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压迫的终止，暴政的终止，刑戮的终止，成人有工作，儿童有教育，妇女有社会的温暖，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世界乐园化，进步；他们要的便是这神圣、美好、温和的东西：进步；他们走投无路，控制不了自己，这才大发雷霆，袒胸攘臂，抓起棍棒，大吼大叫地来争取。这是一些野蛮人，是的，但是是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宣布人权，即使要经过战栗和惊骇，他们也要强迫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族，却都是救世主。他们蒙着黑夜的面罩要求光明。
　　这些人很粗野，我们承认，而且狞恶，但他们是为了为善而粗野狞恶的。在这些人之外另有一种人，满脸笑容，周身锦绣，金饰，彩绶，宝光，丝袜，白羽毛，黄手套，漆皮鞋，肘弯支在云石壁炉旁的丝绒桌子上，慢条斯理地坚持要维护和保持过去、中世纪、神权、信仰狂、愚昧、奴役、死刑、战争，细声细气彬彬有礼地颂扬大刀、火刑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假如一定要我们在那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有所选择的话，我们宁肯选择那些野蛮人。
　　但是，谢谢皇天，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无论朝前和朝后，陡直的下坠总是不必要的。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要的是舒徐上升的进步。
　　上帝照顾。务使坡度舒徐，这便是上帝的全部政策。

分析家

六　安灼拉和他的副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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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期，安灼拉感到事变可能发生，便暗中着手清理队伍。
　　大家全在缪尚咖啡馆里举行秘密会议。
　　安灼拉正以某种闪烁然而说明问题的语言在说着话：
　　“应当明确一下目前的情况，有些什么人是可靠的。假如需要战士，便应动员起来。准备好打击力量。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过路的人，在路上有牛时，要比在路上没牛时有更多的机会碰上牛角。因此，让我们来数数这牛群。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这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去做。干革命的人随时都应抓紧时间。进步不容许延误时机。我们应当提防意外。不要措手不及。现在便应检查一下，我们所做的缝缀工作是否有脱线的地方。这件事今天便应摸清底。古费拉克，你去看看综合工科学校的那些同学。这是他们休假的日子。今天星期三。弗以伊，我说，你去看看冰窖的那些人。公白飞已同意去比克布斯。那儿有一股极好的力量，巴阿雷将去访问吊刑台。勃鲁维尔，那些泥瓦工人有些冷下来了，你到圣奥诺雷－格勒内尔街的会址里去替我们探听一下消息。若李，你到杜普伊特朗医院去了解一下医学院的动态。博须埃到法院去走一趟，和那些见习生谈谈。我，负责苦古尔德。”
　　“全布置好了。”古费拉克说。
　　“没有。”
　　“还有什么事？”
　　“一件极重要的事。”
　　“什么事？”公白飞问。
　　“梅恩便门。”安灼拉回答说。
　　安灼拉聚精会神凝想了一阵，又说道：
　　“在梅恩便门，有些云石制造工人、画家、雕刻工场的粗坯工人。那是一伙劲头很大的自己人，但是有点忽冷忽热。我不知道他们最近出了什么事。他们想到旁的事上去了。他们泄了气。有空便打骨牌。应当赶快去和他们谈谈，并且扎扎实实地谈谈。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利什弗店里。从中午到一点，可以在那里遇见他们。这一炉快灭的火非打气不可了。我原想把这事交给马吕斯去办，这人心乱，但还是个好人，可惜他不再来这儿了。我非得有个人去梅恩便门不可。可我没有人了。”
　　“还有我呢？”格朗泰尔说，“我不是在这儿吗？”
　　“你？”
　　“我。”
　　“你，去教育共和党人！你，用主义去鼓动冷却了的心！”
　　“为什么不？”
　　“你也能做点象样的事吗？”
　　“我的确马马虎虎有这么一点雄心。”格朗泰尔说。
　　“你一点信仰也没有。”
　　“我信仰你。”
　　“格朗泰尔，你肯替我帮个忙吗？”
　　“帮任何忙都可以。替你擦皮鞋都成。”
　　“那么，请你不要过问我们的事。去喝你的苦艾酒吧。”
　　“你太不识好歹了，安灼拉。”
　　“你会是去梅恩便门的人！你会有这能耐！”
　　“我有能耐走下格雷街，穿过圣米歇尔广场，打亲王先生街斜插过去，进入伏吉拉尔街，走过加尔默罗修院，转到阿萨斯街，到达寻午街，把军事委员会甩在我后面，跨过老瓦厂街，踏上大路，沿着梅恩大道走去，越过便门，并走进利什弗店里去。我有能耐干这些。我的鞋便有这能耐。”
　　“你也稍稍认识利什弗店里的那些同志吗？”
　　“不多。我们谈话都是‘你’来‘你’去的罢了。”
　　“你打算和他们谈些什么呢？”
　　“谈罗伯斯庇尔呗，这还用问！谈丹东。谈主义。”
　　“你！”
　　“我。你们对我太不公道了。我上了劲以后，可一点也不含糊。我念过普律多姆①的著作。我知道《民约》②。我能背我的《二年宪法》。‘公民的自由终止于另一公民自由的开始。’难道你以为我是个傻瓜蛋？我抽屉里还有一张旧指券③呢。人的权利，人民的主权，活见鬼！我甚至有点阿贝尔④主义的倾向。我还可以一连六个钟点，手里拿着表，天花乱坠地大谈一通。”
　　①普律多姆（Prudhomme），领导当时巴黎革命活动的一个新闻记者。
　　②《民约》（leContratsocial），卢梭的著作。
　　③指券（assignat），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当通货使用。
　　④阿贝尔（Hébert，1799—1887），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1834—1848）。一八四一年起是王家法庭的首席检查官，曾任司法大臣。一八四九年为立法议会议员。
　　“放严肃点。”安灼拉说。
　　“我原是一本正经的。”格朗泰尔回答说。
　　安灼拉思考了几秒钟，作出了一个下决心的人的姿势。
　　“格朗泰尔，”他沉重地说，“我同意让你去试试。你去梅恩便门就是。”
　　格朗泰尔原住在贴近缪尚咖啡馆的一间带家具出租的屋子里。他走出去，五分钟过后，又回来了。他回家去跑了一趟，穿上了一件罗伯斯庇尔式的背心。
　　“红的。”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
　　他接着便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自己的胸脯上，按着那件背心通红的两只尖角。
　　他又走上去，凑在安灼拉的耳边说：
　　“你放心。”
　　他拿起他的帽子，猛按在头上，走了。
　　一刻钟过后，缪尚咖啡馆的那间后厅已经走空。ABC的朋友们社的成员全都各走一方，去干自己的工作了。负责苦古尔德社的安灼拉最后走。
　　艾克斯的苦古尔德社的成员当时有一部分来到了巴黎，他们常在伊西平原上一处废弃了的采石场开会，在巴黎这一面，这种废弃了的采石场原是很多的。
　　安灼拉一面朝这聚会的地方走去，同时也全面思考着当时的情势。事态的严重是明显的。事态有如某些潜伏期中的社会病所呈现的症状，当它笨重地向前移动时，稍微出点岔子便能阻止它的进展，打乱它的步伐。这便是崩溃和再生由此产生的一种现象。安灼拉展望前途，在未来昏暗的下摆下面，隐隐望见了一种恍惚有光的晃荡。谁知道？也许时机临近了。人民再度掌握大权，何等美好的景象！革命再度庄严地占有法兰西，并且对世界说：“下文且听明天分解！”安灼拉心中感到满意。炉子正在热起来。这时，安灼拉那一小撮火药似的朋友正分赴巴黎各处。他有公白飞的透辟的哲学辩才，弗以伊的世界主义的热忱，古费拉克的劲头，巴阿雷的笑，让·勃鲁维尔的郁闷，若李的见识，博须埃的喜笑怒骂，这一切，在他脑子里形成一种从四面八方同时引起大火的电花。人人都在做工作。效果一定会随毅力而来。前途乐观。这又使他想起了格朗泰尔。他想道：“等一等，梅恩便门离我要走的路不远。我何不到利什弗店里去转一趟呢？正好去看看格朗泰尔在干什么，看他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
　　安灼拉到达利什弗店时，伏吉拉尔的钟搂正敲一点。他推开门，走进去，交叉起两条胳膊，让那两扇门折回来抵在他的肩头上，望着那间满是桌子、人和烟雾的厅堂。
　　从烟雾里传出一个人大声说话的声音，被另一个声音所打断。格朗泰尔正在和他的一个对手你一言我一语。
　　格朗泰尔和另一张脸对坐在一张圣安娜云石桌子的两旁，桌上撒满了麸皮屑和骨牌，他正用拳头敲那云石桌面，下面便是安灼拉所听到的对话：
　　“双六。”
　　“四点。”
　　“猪！我没有了。”
　　“你死了。两点。”
　　“六点。”
　　“三点。”
　　“老幺。”
　　“归我出牌。”
　　“四点。”
　　“不好办。”
　　“你出。”
　　“我大错特错。”
　　“你出得好。”
　　“十五点。”
　　“再加七点。”
　　“这样我便是二十二点了。（若有所思。）二十二！”
　　“你没有料到这张双六吧。我一上来先出了张双六，局面便大不相同。”
　　“还是两点。”
　　“老幺。”
　　“老幺！好吧，五点。”
　　“我没有了。”
　　“刚才是你出牌的吧，对吗？”
　　“对。”
　　“白板。”
　　“他运气多好！啊！你真走运！（出了好一会神。）两点。”
　　“老幺。”
　　“没有五点，也没有老幺。该你倒霉。”
　　“清了。”
　　“狗东西！”

分析家

一　百　灵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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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吕斯曾把沙威引向那次谋害案的现场，并目击了出人意料的结局。但是，正当沙威把他那群俘虏押送到三辆马车里还不曾离开那座破房子时，马吕斯便已从屋子里溜走了。当时还只是夜间九点钟。马吕斯去古费拉克住的地方。古费拉克已不是拉丁区固定的居民，为了一些“政治理由”，他早就搬到玻璃厂街去住了，这一地区，当时是那些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段之一。马吕斯对古费拉克说：“我到你这儿来过夜。”古费拉克把他床上的两条褥子抽出了一条，摊在地上说：“请便。”
　　第二天早上七点，马吕斯又回到那破房子，向布贡妈付了房租，结清帐目，找人来把他的书籍、床、桌子、抽斗柜和两把椅子装上一辆手推车，便离开了那里，也没有留下新地址，因此，当沙威早晨跑来向马吕斯询问有关昨晚那件事时，他只听到布贡妈回答了一声：“搬走了！”
　　布贡妈深信马吕斯免不了是昨晚被捕那些匪徒的同伙。她常和左近那些看门的妇人嚷着说：“谁能料到？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你还以为是个姑娘呢！”
　　马吕斯匆匆搬走，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那所房子里已见到社会上的一种丑恶面貌：一种比有钱的坏种更为丑恶的穷坏种的面貌，把它那最使人难堪、最粗暴的全部发展过程那么近的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现在对这地方已有了强烈的反感。其次，他不愿被别人牵着走，在那必然会跟着来的任何控诉书上去出面揭发德纳第。
　　沙威猜想这年轻人由于害怕而逃避了，或是甚至在那谋害行为进展时，他也可能并没有回家，沙威曾想方设法要把他找出来，但没能做到。
　　一个月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月。马吕斯始终住在古费拉克那里。他从一个经常在法院接待室里走动的实习律师嘴里听到说德纳第已下了监狱。每星期一，马吕斯送五个法郎到拉弗尔斯监狱的管理处，托人转给德纳第。
　　马吕斯没有钱，便向古费拉克借那五个法郎。向人借钱，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五个到时必付的法郎，对出钱的古费拉克和收钱的德纳第两方面都成了哑谜。古费拉克常想道：“这究竟是给谁的呢？”德纳第也常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马吕斯心中也苦闷万分。一切又重新堕入五里雾中了。他眼前又成了一片漆黑，他的日子又重陷在那种摸不着边的疑团中。他心爱的那个年轻姑娘，仿佛是她父亲的那个老人，这两个在这世上唯一使他关心、唯一使他的希望有所寄托而又不相识的人，曾从黑暗中、在咫尺之间偶然在他眼前再现了一下，正当他自以为已把他们抓住时，一阵风却又把这两个人影吹散了。没有一点真情实况的火星从那次最惊心动魄的冲突中迸射出来。没有可能作任何猜测。连他自以为知道了的那个名字也落了空。玉秀儿肯定不是她的名字。而百灵鸟又只是一个别名。对那老人，又应当怎样去看呢？难道他真的不敢在警察跟前露面吗？马吕斯又回想起从前在残废军人院左近遇见的白发工人。现在看来，那工人和白先生很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么，他要经常改变装束吗？这人，有他英勇可敬的一面，也有他暧昧可疑的一面。他为什么不喊救命？他又为什么要溜走？他究竟是不是那姑娘的父亲？最后，难道他果真就是德纳第自以为认出的那个人吗？德纳第认错了吧？疑问丛生，无从解答。所有这一切，确也丝毫无损于卢森堡公园中那个年轻姑娘所具有的那种天仙似的魅力。令人心碎的苦恼，马吕斯满腔热爱，却又极目苍茫。他被推着，他被拉着，结果动弹不得。一切又全幻灭了，只剩下一片痴情。便连痴情的那种刺激本能和启人急智的力量他也失去了。在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的那种火焰也稍稍能照亮我们的眼睛，向体外多少发射出一点能起作用的微光。马吕斯，却连恋情的那种悄悄的建议也全听不见了。他从来不作这样的打算：假使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呢？假使我这样去试试呢？他已不能再称为玉秀儿的她当然总还活在某个地方，却没有任何事物提醒马吕斯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现在的生活可以简括为这么一句话：自信心已完全丧失在一种穿不透的阴霾中了。他始终抱着和她再次相见的心愿，可是他已不再存这种希望。
　　最不幸的是贫困又来临了。他感到这股冷气已紧紧靠在他身边，紧靠在他背后。在那些苦恼的时日里，长期以来，他早已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中断工作正是最危险不过的，这是一种习惯的消逝。容易丢弃而难于抓回的习惯。
　　一定程度的梦想，正如适量的镇静剂，是好的。它可以使在工作中发烧、甚至发高烧的神智得到安息，并从精神上产生一种柔和清凉的气息来修整纯思想的粗糙形象，填补这儿那儿的漏洞和罅隙，连缀段落，并打磨想象的棱角。但过分的梦想能使人灭顶下沉。于精神工作的人而让自己完全从思想掉入梦想，必遭不幸！他自以为进得去便随时出得来，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想错了！
　　思想是智慧的活动，梦想是妄念的活动。以梦想代思想，便是把毒物和食物混为一谈。
　　我们记得，马吕斯便是从这儿开始的。狂热的恋情忽然出现，并把他推到了种种无目的和无基础的幻想中。他出门仅仅为了去胡思乱想。缓慢的渍染。喧闹而淤止的深渊。并且，随着工作的减少，需要增加了。这是一条规律。处于梦想状态中的人自然是不节约、不振作的，弛懈的精神经受不住紧张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有坏处也有好处，因为慵懒固然有害，慷慨却是健康和善良的。但是不工作的人，穷而慷慨高尚，那是不可救药的。财源涸竭，费用急增。
　　这是一条导向绝境的下坡路，在这方面，最诚实和最稳定的人也能跟最软弱和最邪恶的人一样往下滑，一直滑到两个深坑中的一个里去：自杀或是犯罪。
　　经常出门去胡思乱想的人总有一天会出门去跳水。
　　过分的梦想能使我们变成艾斯库斯或利勃拉①这类人。
　　①艾斯库斯（Escousse）和利勃拉（Libras），当时两个年轻诗人，七月革命时曾参加巷战；一八三二年他们在一出戏剧失败后自杀。
　　马吕斯眼望着那个望不见的意中人，脚却在这条下坡路上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滑。我们刚才描写的这种情况，看来好象奇怪，其实是真实的。那个不在眼前的人的形象在心里的黑暗处发出光辉，它越消逝，便越明亮，愁苦阴沉的灵魂老看见这一点光明出现在天边，这是内心的沉沉黑夜中的一点星光。她，已经成了马吕斯整个心灵的寄托处。他不再思考旁的事情了，他昏昏沉沉地感到他那身旧衣服已不可能再穿了，新的那身也变旧了，他的衬衣破烂了，帽子破烂了，靴子破烂了，就是说，他的生命也破烂了。他常暗自想道：“只要我能在死去以前再见她一面！”
　　给他留下的唯一甘美的念头，便是她曾爱过他，她的眼睛已向他表达了这一心事，她不认识他，却了解他的心，也许现在在她所在的地方，不管这地方是多么神秘，她仍爱着他呢。谁知道她不也在想念他，正如他想念她呢？每一颗恋爱的心都有这么一种无可言喻的时刻，在只有理由感受痛苦的情况下，却又会隐隐感到一种喜悦心情的惊扰。他心里有时想道：“这是因为她的思想向我飞来了！”随后他又加上一句：“我的思想应当也能飞向她那里。”
　　这种幻想，这种使他过后频频点头的幻想，果然在他的心灵里倾注了一种类似希望的光辉。他断断续续地，尤其是在那种易使苦苦思索的人感到怅惘的夜晚，拿起一叠白纸，专把爱情灌注在他脑子里的一些最纯洁、最空泛、最超绝的梦想随笔写了上去。他称这为“和她通信”。
　　不应当认为他的理智是混乱的。正相反。他失去了从事工作和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稳步前进的能力，但是他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通达和正直。马吕斯常以冷静、现实、不无奇特的目光对待他眼前的事物，形形色色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他对一切，常以诚实的沮丧心情和天真的无私态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的判断，几乎摆脱了希望，是高超出众的。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任何事物都逃不过他，骗不了他，他随时在发现人生、人类和命运的底蕴。这是一个由上帝赋予的具有经得住爱情和苦难的灵魂，它即使在煎熬中也仍然是快乐的！凡是不曾在这双重的光里观察过世事和人心的人，都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看真切，什么也看不懂的。
　　在恋爱和痛苦中的心灵是处在卓绝的状态中。
　　总之，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却一点也没有新的发现。他只觉得剩下来要他去度过的凄凉时日随时都在缩短。他仿佛已清清楚楚地望见那无底深渊边上的陡壁。
　　“怎么！”他常这样想，“难道在这以前，我就不会再遇见她了！”
　　人们顺着圣雅克街往上走，走过便门，再朝左沿着从前的那条内马路往前走一段，便到了健康街，接着便是冰窖，在离哥白兰小河不远的地方，人们会见到一块空地，在围绕巴黎的那种漫长而单调的环城马路的一带，是唯一可以吸引鲁伊斯达尔①坐下来的场所。
　　①鲁伊斯达尔（RuysdaeHl，1629—1682），荷兰风景画家。
　　那地方散发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淡远的情趣，一片青草地，上面有几根拉紧的绳索，迎风晾着一些旧衣破布，蔬菜地边有所路易十三时代的古老庄屋，庞大的屋顶上开着光怪陆离的顶楼窗，倾斜破烂的木栅栏，白杨树丛中有个小池塘，几个妇女，笑声，谈话声，朝远处看，能望见先贤祠、盲哑院的树、军医学院，黑黝黝，矮墩墩，怪模怪样，有趣，美不胜收，在更远处，有圣母院钟塔的严峻的方顶。由于这地方很值得一看，便谁也不来看这地方。一刻钟里难得有一辆小车和一个车夫走过。
　　一次，马吕斯独自闲逛，偶然走到这地方的小池边。这天，路上恰巧有个难逢难遇的过路人。马吕斯多少有点被这里近似蛮荒的趣味所感动，他问那过路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过路人回答：“百灵场。”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乌尔巴克杀害伊夫里的那个牧羊姑娘，正在这地方。”
　　但是“百灵”这两个字一出口，马吕斯便什么也听不见了。在神魂颠倒的情况下，一两个字足使那种急速凝固状态出现。全部思想突然紧紧围绕着一个念头，再不能察觉任何其他事物了。百灵鸟，在马吕斯愁肠深处早已代替了玉秀儿的名字。他在那种迷了心窍的痴情中，傻头傻脑地对自己说：“嘿！这是她的场子。我一定能在这地方找到她的住处。”
　　这是荒唐的想法，然而却不可抗拒。
　　从此他天天必去百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