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悠悠（第二部）(已结稿）

霜月

　　三
　　
　　“小任，小任，起来了没有，吃早饭了！”年轻人好睡懒觉，可每到六点半，睡意朦胧的我，就会被这轰隆隆的声音炸醒。“就起来了。”我还是往被子里钻，继续贪恋我的床。“又不吃早饭，现在的年轻人啊。”咕哝的声音远去了，门外的老吕肯定又是端着一摞早饭盆。
　　
　　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吕已经在这里工作好多年了，他正常教初中语文，他的课我没到课堂听过，不过声音很高昂，富有穿透力，一惊一乍的；课讲到激动之处，那是春雷滚滚，声浪滔天。人们习惯称他吕大炮。
　　
　　老吕的讲课，雅俗共存，他喜讲唐诗，爱说水浒，讲得兴致高涨的时候，满嘴的吐沫横飞，前面的学生避之不及，他陶醉其中。调皮的学生，乘机在下面偷偷地玩，不过不敢大声，老吕看到后，会拎着他的后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拖到前面，摁到墙角，笔直地站着，对着后脑勺，啪啪的来几下，让学生头昏半天。
　　
　　老吕上课不允许学生迟到，迟到的学生会被骂得狗血喷头，不过，有时会骂过了头。一次，有个女生迟到到半堂课，老吕气急，口不择言，甩出了一句：“到现在才来，太阳晒到你屁股了，你在家给儿子喂奶的啊！”女生惊愕，脸红，咧嘴，大哭，转身，回家。教室里的学生捂着嘴，偷偷地笑。后来，女生的家长来学校找他说话，老吕躲起来，不敢出面。校长出面平息了事情，家长临走之前，说了一句，这种人还做教师，真是一个土包子。从此，学校的老师学生只是以吕土包称呼他，他也听任之。
　　
　　其实，老吕人挺好的，热情，仗义，不以前辈自居，不像那些稍有点年纪的教师，动辄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他跟我讲学校的历史掌故，介绍各位老师的品行趣闻，当然，他会加入自己的评说，自己的好恶。在一些人情处事上，指点我，虽然他的话有偏颇，也不是全无道理，从中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懂得一点道理，毕竟老吕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
　　
　　老吕是正经的师范生，可我看他倒像当兵出身。正常是一身黄军装，褪色了的军装，已经发白了，一年四季带着黄兵帽。他日子也苦，饭桌上，成年累月看不到荤菜。老吕提到这个话题就伤心，他埋怨他妈妈。说他妈妈自小就给他定了亲，他在师范里谈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他妈死活不肯，拿着棍子跟在他后面追，逼着他娶现在的老婆，结果一家四口，只有他一个人吃公家粮，其他全是农村户口。后来，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想调到县委的某个部门，人家介绍信已经开好了，教育局就是不放，可恶的施局长，不是他们，我的日子不会这么难，老吕喃喃自语。
　　
　　

霜月

　　四
　　
　　在学校里。他们有一群，他们是同一辈人，他们经受过磨难，走过三年自然灾害，经过文化大革命。有过大喜，有过大悲，已经变得沧桑，睿智，冷静，成熟。他们不缺乏生活的热情，只是生活已经把他们的火，深深地隐藏。他们做事有韧性，柔中带刚，他们处世圆滑，而又不失个性。他们不张扬，而又气场炽盛。
　　
　　严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就是上文曾经提到的老师，跟某位校长开玩笑的那位。我对严老师的认识来自他的课堂，说起来，他做过我一个半学期的语文老师。当时的兴化，最缺的就是高中老师，特别能教高三的老师。我上高三复读班的时候，刚开始教语文的是一位才毕业的师范生，照本宣科，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没有任何拓展，大家很是失望。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在。现在的学生，对学习已经失去了兴趣，谁做语文老师也无所谓，只要不让他们做作业。我们那时是要高考的，心中很急。几个同学联名给校方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想换老师。学校非常着急啊，这关系到学校的升学率，关系到学校的声誉。最后只好把当时教初中毕业班的严老师换过来。我们心中有点不以为然，渐渐地，严老师的博学、严谨、细致，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即使老师板着脸，但我们从他的课中，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知识；虽然他很少跟我们说话，但一份份批改仔细的试卷，就是对我们的关爱。
　　
　　严老师是有功底的，可能是十年磨剑，厚积薄发吧，他对文章的阐述有自己的看法，不拘泥，不超脱，既中规中矩，又文采飞扬。当然他的风格，不是后来的新锐教师所能理解的。有些新锐语文教师对他颇有微词，曾撰文诟病。这不难理解，新锐教师追求的是课堂的表演，追求的是哗众取宠，追求的是个性的张扬，他们取的是短；而严老师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传授，认认真真的文化积累，他取的是长。
　　
　　说实话，我是佩服严老师的，他起点不高，不是科班出生，从他的谈吐中，知道他读过很多书，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做教师后，有时也到他宿舍玩，他客客气气地招呼我，含笑地询问我的情况，帮我理理思想中的困惑，对我的有些处理不当的地方，婉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是我那时年轻，不太喜欢跟年龄悬殊大的老师一起，跟他相处的时间少。现在想来，有点惭愧，辜负了老师对我的厚爱。

吴茂华

好句。
不是简单得来，而是生活的积累。

霜月

　　五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大群人，他们在我眼前晃动，眨眼，微笑。故作深沉的，喋喋不休的，莫测高深的，一个个流动在我眼前，仿佛要钩起时光深处的记忆，再现年轻时的生活片段。我一支秃笔，难以描述众生，只叙其中一二吧。
　　
　　金虎，善于斗，精于说，鸡蛋里也能找出骨头来，一张嘴绝不饶人。上班迟到是常态，校长找他，他就天天跟着校长，监管校长的二十四小时，搞得校长焦头烂额，赶紧找人出来说和，他却不依不饶，硬是拖了学校十几包水泥，给自己做了十几块水泥板，才善罢甘休。运动方面是一把好手，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样样拿的出手，还能单手脱把骑车，在乡间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行走如飞。不过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骑车过一座窄窄的小桥，他照样两手离开车龙头。急速行走的自行车，一下子冲出桥面，向河面扑去，金虎眼疾手快，在飞离桥面的一刹那，两手抓住桥面，悬挂桥下，最后自己双手排到岸上。两手磨破了皮，衣服破损，狼狈不堪。
　　
　　魏平，瘦弱、白皙、文静。行走之时，不徐不疾；言语之间，不偏不倚；行文之中，不温不火。喜与老婆较劲，室中常闻器皿破碎声，家具倒地声，老婆哀哭声。魏平一直遵循终生学习的理念，点滴时间都用来看书写字，有见地的文字从他的笔端倾泻，源源不断的文章时常现于纸质媒体。据说，此人善酒，酒后为文，有如神助。酒后说话，是妙语如珠，直击要害。
　　
　　魏平曾被教管办的某领导惹怒。某日酒后，趁着酒兴，姗姗而行，一步一摇，迈着方步，行至某领导门口，邀集周围邻居，从某领导的祖宗八代开始问候，如数家珍般的数落某人的斑斑点点，抖落某人的是是非非，说到激昂处，两眼圆睁，牙齿紧咬，恨不得碎其人，断其尸。某人躲在家中，一言不敢对质，直至魏平口干，回家喝茶，才敢出来，对邻居好言遣散，找人去打招呼。
　　
　　陶湉，我曾师从过他，那时他正年少时，风华正茂，有点挥斥方遒的味道，他的课总会把我带到情绪亢奋的境界，可惜他教的学科我只考了五十多分，对不起老师辛苦教诲。陶湉长得甜甜的，笑眯眯地看着你，有亲和力。喜欢足球，常在操场上跟学生滚在一起，脸上灰色的一层土，只有两只白色的眼仁在动，煞是滑稽可笑。
　　
　　他也能文。我在他那玩的时候，看到一本诗刊，上面赫然有他的大作，这我倒看走眼了，整天风风火火的他，竟有这样的才气。他也善于烧菜，不过只烧荤菜，不烧蔬菜。家中买鱼了，他丢下手中的事情，剐鳞，破肚，洗净，煮鱼，忙得不亦乐乎。家中买肉了，他还是不要其他人插手，切肉，烧肉，眉开眼笑地忙着。
　　
　　我一直认为戚明没长大，做事从来凭感觉，想叫就叫，要喊就喊。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学时狂追一位漂亮的女生，整天屁颠屁颠地跟着，勒紧裤带地捧着。最后，佳人另攀高枝，剩下黯然神伤的他。工作了，白天上课，晚上打牌。上课之时，捧着教材，依纲据本，一字不拉，读进学生的耳朵。曾引来家长投诉，校方训诫，仍然我行我素。晚上摞牌，晃若他人，精神抖擞，如龙似虎。因感情受伤，工作不顺，多年未涉足感情之事，后来不知怎的，闪婚。传说是上了人家的套，钻了人家的圈，详情无法了解，不能乱说。

霜月

　　第三章   初为人父
　　
　　一切按理成章，一切如流水一般，工作，结婚，生子。人的每个阶段如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一步一步的安装、加工、成形、装配，下了流水线，也就终了一生了。我现在还在流水线的中段，离下线还早着呢。闲话不提，还是接着说吧。
　　
　　一
　　
　　各自工作的日子，就是分离的日子，薄薄的信纸是穿梭的鸿雁，一行行文字是一串串思恋，漫漫长夜总被一种虚虚的、酥酥的感觉占据。虽然我知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再朝朝暮暮，但夜阑更深，总会忆起“同窗共剪西窗烛”的缠绵时光。心中的怅惘、失落，让我孤单、寂寞，只有自己的影子与我相伴。
　　
　　那时的我想早点结婚，雅兰说到第二年“五一”吧，我想也行，不急在一时。记得那年寒假快到的日子，外面细雨霏霏，天气出奇的暖，地面润滑如酥。雅兰飘着一顶清逸的花伞，抿抿地笑，轻声道，我们结婚吧。我求之不得。雅兰说，她母亲的意思是早点结婚好，省得别人说闲话。我岳母的意思我是清楚的，雅兰家族中对我们的婚姻是颇有微词的。他们是“上河”人，有点瞧不起“下河”人，这是一种在我们中国普遍存在的地区歧视。她家族中有个老者，当面背后都是叫我“下河佬”的，并且对我老去看雅兰也是闲话不少。估计那位老者是想把雅兰嫁给她的哪位亲戚。我岳母的意思肯定是省得夜长梦多。
　　
　　时隔二十多年，想想那时候觉得有点滑稽，那时我们除了两颗相爱的心，其他什么也没，没钱，没房子。
　　
　　我先谈谈钱。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不高，只有不到一百块。我的那点工资，第一个月就被我母亲要去了，不知道她是为什么。我的弟弟当时跟着我上高中，我一个人要负责两个人的生活，月底是没有多少剩余的，相当于现在的月光族。到年底，我想去当时的教育管理办公室去借点，帮衬一下结婚的钱。这还是同事提醒我的，他们结婚时也借到了一笔钱。可我去的时候，没人理我，一个个冷着脸，如庙里的一尊尊泥菩萨。我站在那里楞了一会，嗫嚅着说出自己的意思。好半天，才有个干部才抬起屁股，瓮声道，没这个先例，我只好作罢。因此，筹办婚礼的钱还得父母亲出。不过，父母供我们弟兄两个上学，就是有，估计也没多少。
　　
　　再说房子、家具。我家只有一间老屋，要父母给我们买房子，那时妄想。那间暗黑低矮的老屋，地面接着地气，是夯实的泥土，潮湿润滑；屋顶接着天光，透过椽子之间的缝隙，阳光把它的影子，不规则地印在桌面。雨呢，一滴滴，一串串，穿过屋面，撒落屋内。叮叮当当，滴滴答答敲打着盆沿桶边，甚是悦耳。我们就占据着这老屋的一个房间。这房间没有房门，母亲看不下去，不知道从哪里借了一扇房门，凑合着关着，房门与门框之间有着很大的缝。家具更谈不上。那破屋，再好的的家具放进去也会发霉，只能买几件凑合着。就这样，聊胜于无吧。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还没有融入唯物质的世界，不在乎这些。感情是我们的支点，也许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们的故事不是唯一的吧。
　　
　　依稀记得，当时的婚礼也是极为乡村的那种。我岳父母对我们从没什么要求，不像现在要彩礼什么的。只是我的父母通知双方亲友，在破屋里吃了三天村野小菜，轰轰隆隆的放一阵鞭炮，我们俩像木偶一样，被他们安排着完成了一场人生的典礼。就这样我们就是世俗中名正言顺的夫妻了。其实，结婚后我们还是要分居两地。
　　
　　

霜月

　　二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爱静，喜独，落寂。婚后的日子，刻骨的相思时刻缠绕着我。我常把苦闷的锉刀，放在自己的心上一下一下地锉。
　　
　　夜晚，一个人枯坐在憋仄的宿舍里，就着吊在屋梁上昏暗的电灯，听着隔壁老师们打牌吵嚷的声音，总觉得心烦气躁。看书，备课，打点岔，可总感觉到雅兰的影子在眼前挥之不去。书总有看完的时候，课总不能备个不停，夜深人静，倦了，累了，躺在木板床上，闭上眼，暗黑中，总有闪亮的人影在盘旋。
　　
　　春天的日子里，我和雅兰相互走动。那时没有电话，只能书信来往。记得有一次，我们走岔了。我去了雅兰那，她去了我的学校。我到她家的时候，才知道这情况。我估计她知道情况后肯定会回头。我乘着一辆二轮车，颠颠簸簸、披着满脸尘灰，来到姜堰车站。站在车站出口处，望着一辆辆从那个方向开过来的车子，盯着一扇扇打开的车门，看着一个个走下车的人。没有，还是没有，一直到天黑，也没有雅兰的身影，腰酸了，眼直了，脚僵了。带着惆怅、悸动的心，一步一摇走在回岳父家的路上。夜已经笼罩着村落，道路，我就着依稀的路印，慢慢地行走。春天的夜，仍然料峭，寒意如针一般戳着，风中的沙石如砂纸一般粗鲁地磨着，眼泪不时顺着眼角，顽皮地往下流着，黑暗中不时窜出的狗子，也吓得我心中一颤一颤的。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一步一量地回到了岳父家，距离车站二十多里的岳父家。后来知道，雅兰也像我一样，站在渡口，望眼欲穿，苦苦地等待着，心里被说不出的东西塞满了。
　　
　　后来，我们不再做傻事了，约好时间，省得落空。记得有一次，雅兰来看我。虽然是短暂的分别，我们当然如隔三秋。相聚的时间，快如闪电，我们总想把时间凝固，把钟摆停转，我知道，那是我们不忍分开。短暂的相聚，驱散不了心中蔓延的惆怅。我站在送别的渡口，小心地把她搀上船。我站在河岸上，看那载着雅兰的船儿，“突突”地冒着黑烟，泛着白浪远去。岸边的我僵直着告别的手，张着不忍说再见的口，就那么傻傻地站着，人似乎只是一个空壳，任初春的风括着我的面颊。船儿消逝在视野在外，我想捉着船儿的影子，追寻她的影像，我沿着河岸奔跑，口中呼喊雅兰的名字。春天的田野里，还是泥泞的麦苗，高低不平的墒口，我不管不顾，一路狂奔。泥沾满了双脚，水沾湿了裤管，泪流满了双颊，直至双腿无力。我知道，我这是枉然，我们暂时无法长相厮守，分别是暂时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我静下来，坐在田埂上，拨拉着麦苗，看着静静的河面，河面上高照的艳阳，升起了一丝希望。
　　
　　

霜月

　　三
　　
　　工作的调动，是我的心病，我在这方面努力着。
　　
　　事情往往是这样，别人知道你有什么方面的追求的时候，往往用这个跟你说事，吊你的胃口。打个比方，你在学校里，考虑要晋升职称了，那么你的好事就会不断。学校的课难分了，首先要加给你，同事们说，你要晋升职称，课时超过，会加分的；学生调皮了，你要少管，不然师德方面会扣分的；烦死人的事、吃苦的事，你做吧，你要表现好，领导印象好了，得分就高；工作之中有矛盾了，你要忍声吞气，要修人缘，不然即使你初选通过了，同事也会跟你捣蛋，把你整下来。这个时候，你要装龟孙子。其实，这些你即使做了，也未必轮到你。
　　
　　当时的我对工作的调动很是在心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是我的调动，二是雅兰的调动。我当时的关系在乡教育管理办公室，借调在乡中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单位；雅兰的关系在另外一个县，调动起来更困难。
　　
　　我想先把我调进中学，当时的校长含蓄地告诉我，说是可以帮我的，我好好的工作就行了。当时的乡中学有很多是我的老师，我想老师们的话不会错吧。我在那里的最初一年，既教学，又做学校文印室的杂工。尤其是到了考试期间，文印室刻钢板的老师忙不过来，总是找我加班。要知道，刻钢板是个苦活。三个手指抓住铁笔，使劲地在钢板上捺，时间长了，骨节处会磨出老茧，出现一个个红红的凹塘。到了冬天的时候，最怕夜晚有临时加班。滴水成冰的冬夜，坐在桌边，哈着手，伸出僵僵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刻好的时候，手已经不能伸展。苦是肯定地，我只能忍着。
　　
　　我课务的事情，校方更是拿捏我，他们随心所欲。我是历史专业的，他们让我教地理，我只好教啊。一年下来，我对地理教学刚有点入门，情况又变了。这年暑假，有个女教师要生养，没历史教师，暑假高三补课的时候，让我顶上。我很高兴啊，总算回到本专业了。到开学的时候，又变了，学校分来了一个姓董的历史教师，校方又让我回到地理教学。我呢，能有什么话说，事情还要求着校长呢，牙齿碎了，就咽下去吧。
　　
　　当时的我，对于学校，对于校长，还是很恭敬地，他们一直是我心中的老师形象，不过现在想来，我可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物质的社会，离开物质的刺激，物质的馈送，有些事情是不能如愿的。你不管怎样能干，怎样听使唤，某些领导们还是把你当枪用着，当狗使唤。我这话可能有点偏激，当这是大实话。
　　
　　从我的经历来看，领导对两种人是有点畏惧的，一是送的人。这个送啊，有送礼的，也有送人的。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对这类人，领导不敢造次。二是专门抓领导小辫子的“邪头”。他们不管正事，就是瞎转悠，收集各种消息，甚至还有专门蹲在领导的门外捉送礼的。领导对这类人，更是不敢得罪。
　　
　　因此我的努力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当时我也有点醒悟，那是有件事的促发。
　　
　　我工作的第二年春季开学，有同事问我，结婚的时候，请校长了没有。当然没请，婚事是父母办的，我考虑不到的。同事说，你买条烟送给校长吧。我想也好，有些事情还要他帮忙。我也不懂烟的好坏，就花了五十多块买了一条烟，要知道那是我半个月个工资啊。送给校长后，校长没说什么，只是笑笑，跟我挥挥手，打发我走了。
　　
　　晚上开会了，开始的时候，校长先给大家拜年，然后让人发烟，我一看，那是我送给校长的啊，我心里有点忐忑起来。校长开始讲话，话里的味道有点不对，像有一股放了三五天的粥的馊味，同事们都对着我看，眼神怪怪的。校长言谈之间，跟跑腿的小张说，你把剩下的八包烟给看门的老张送去吧，他喜欢这牌子。此时我的心中失望、懊悔、愤懑、冲动，我只是木木地呆坐。我知道校长室嫌我礼送轻了。看门的老张是老农，平时只吃十多元一条的烟，把烟给他，是在羞辱我。当时我就想，这些祖宗我不侍候了，我侍候不起的。
　　
　　这件事，给我上了工作以来的第一堂课，知道了人心的险恶，世事的诡诈。自此之后，让领导帮忙调动的事情作罢，一切只能靠自己。
　　
　　

霜月

　　四
　　
　　文字叙述到这里，觉得自己心中的戾气在升腾，我想还是平和一点好，年纪也这么大了，往昔的事，已经是过眼云烟，不能执着于心。不是有人说过，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吗。当年的威势，当年的伪态，不一样被三尺黄土掩盖，早已尘归尘，土归土了。时间，是抹去怨恨的最好利器。还是让时光流转吧，回到往昔，拾取人生的碎片。
　　
　　公元一九八九年阳历三月，茸茸的、顶着烂漫小花的绿草装饰着路基，水杉把满树的翠绿整齐地排列在公路两边。阳光透过车窗，阵阵暖意，心中一阵酥软。
　　
　　这天，天是那么地蓝，云是那么地白，天气是那么的晴朗，那么地怡人。我这天也是一个好日子，我即将要做父亲了。这消息，在我的心中澎湃，在我的身体里发酵，我有点激动，有点语无伦次，也有点忧心忡忡。高兴的理由无须多讲，担忧的是老婆一个人在娘家，岳母也忙，没工夫照应她。老婆呢，她只是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乐颠颠地走来走去。想想也是，没什么好忧虑的，船到桥门自然直。担忧那么多，穷人家还不生孩子啦?
　　
　　话是这么说，还是有点挂念着。紧熬慢熬，总算到了暑假。
　　
　　这时的老婆已经膀大腰圆，明显地成孕妇状。她行走时岔开双臂，如企鹅般，缓慢地前移，我在一边小心地呵护着。这时的老婆有点蛮不讲理，不想吃饭，只想吃番茄。那红红的，酸酸的东西，她能吃几个。平时可不是这样，饭菜吃得好少的。还喜欢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老婆在这时特别地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眼泪鼻涕一大把。往往不经意的一句话，会给你脸色看，生半天气。我只能想法逗老婆开心，不让她烦。其实，这时候的女人应该说是很辛苦的，身怀六甲不说，有病了还不敢吃药，生怕影响下一代。我记得她感冒发烧，烧得还厉害，宁可躺在床上捂着被子，也不吃药，真是难能可贵了。
　　
　　老婆毕竟性格比较恬淡、阳光，不高兴的事情总是随风而逝。心情爽朗、身体舒服的时候，会帮我做做家务，有时也排队去买买菜什么的。不像现在的女孩子，一怀孕了就娇嫩无比。傍晚时分，我会陪她沿着田埂散步，这时我特别的小心，总是把前面散落的土疙瘩踢飞，生怕她跌倒。
　　
　　这个时候的孕妇，营养的搭配尤其重要，不过这现在的说法。那时还谈不上搭配，能有点营养就行了。我和老婆暑假住在老家，那里相当地闭塞，只能买些肉啊、鱼之类的荤菜。就是这些，还要走一段路去排队。那肉呢，因为这里是小村庄，杀猪的只能分到一些肥肉；那鱼呢，大小混杂，全是杂鱼。就这么凑合着给老婆补充营养。不记得当时的老婆胃口如何，反正总是剩下不少。话又退一步讲，当时就是有各种营养品，估计我们也是买不起的，这就是穷人的悲哀。因此，整个怀孕期间，没见老婆的体重有什么增加，只是越发的清瘦，她生下孩子后，体重不足九十斤。
　　
　　

霜月

　　五
　　
　　女儿，生于农历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三时。
　　
　　-----来自永久的记忆
　　
　　暑假结束了，老婆不再上班，她已经告了产假。在那逼仄的小宿舍里，我们在二人世界里徜徉。虽然这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夏天里特别地闷热，但总算包容了我们俩，给我们以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们不以为苦，我每天悠闲地上着课，课后看看老婆；她每天悠闲地踱着步子，点点炭炉子，烧烧菜；每个日子都被我们过得这么滋润。
　　
　　老婆的肚子日益地突出、浑圆，她的步子也日益地蹒跚，医生说的预产期快到了。老婆生孩子，对于当年只有虚岁二十四岁的我来说，还很陌生。不知道要买什么，要准备什么，貌似很淡定，其实什么也不懂。当时是农历九月，我们的父母忙着收稻子，无暇顾及我们。在他们看来，生孩子就像麦种撒到田里，自然会长出麦子那么简单自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农村里，小孩子生在田边，灶膛边，那是很正常的。
　　
　　好在有人指点我们，宿舍区内有很多的热心人，她们指点着我们，教给我们一些常识，当然说给老婆听的居多，我只是在一遍看闲。我上课的时候，她们帮我照应雅兰，重的活计不让她做，怕她动了胎气。于是乎，我老婆就每天腆着肚子，很安详地等待着孩子的降生。
　　
　　记得那天是公历十月九号，星期一。中午时分，我躺在床上午休，迷迷糊糊地半睡不醒，雅兰在外面磨磨唧唧地做着什么。恍惚间，雅兰摇晃着我，说有事情了，我赶紧跃起，她说她的裤子一片潮湿。邻居的师娘听到消息，赶紧过来，说快去医院吧，羊水破了，孩子马上要降生。雅兰一边自责着，说不该用力拎炭炉子，这下出事了。我倒看得很淡，孩子总有要出生的时候，没什么大不了的。
　　
　　乡下的医院，城里人知之甚少，我们倒是有很深的了解。病房内斑驳的墙壁，油腻腻的病床，发着霉味的被子，懒洋洋的护士，打着哈欠的医生。这就是农村的乡村医院，不要嫌条件差，这可是一个乡最高级别的医院。想去县城医院？没门。不是乡镇医院不让你去，而是去县城医院，要乘八个小时的轮船，所以说，像生孩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吧。好在我是中学的教师，不少的医生认识我，对我还算客气，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便利。他们说，最好的妇科医生将给我们的孩子接生，我们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下来。
　　
　　老婆生孩子的事情，靠我一个人照顾是不行的。我毕竟只是一个虚岁二十四的毛头小伙子。好容易到了晚上，我在医院值班室里，给老家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才算通了，接电话的不是我父母，而是村庄里看电话的，他答应帮我转达。其时，我很紧张，有点仓惶失措，心里虚虚地。到了夜里十点多，我父母才带着满身稻谷的痕迹，赶到医院，我的心总算放下了。
　　
　　有了父母的照应，我的担子放下了；雅兰的情况也很正常，我也放心，这夜我安逸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阳光依然灿烂。医生说，到下午孩子可能会出生，这话我信，她们毕竟是资深产科医生。下午两点多钟，我陪着雅兰进了产房，等待孩子的出生。这里我不想细说具体情况，反正天下的母亲生孩子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不是我们做丈夫的能替代的，我只有好好地照顾着，才能了却自己的歉意。
　　
　　我总想要个男孩子，这倒不是我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男孩子聪明灵巧、孔武有力。当然，这是我那时的想法。老天由不得我做主的，他偏送个女孩给我。看着由娘胎里出来的女儿，不哭，只是浑身粉嘟嘟的，唇红齿白，一对清纯的小眼睛骨碌碌地乱转，打量着这即将面对的世界。这时的我，所有想法都跑到天边了，我伸出手就想抱。医生笑着打开我的手，说还没洗澡呢，你去照顾你老婆吧。我一把把老婆从产床上抱起，劲抖抖地跑到病房里，我的心被初为人父的喜悦充盈着。
　　
　　

霜月

　　六
　　
　　添了女儿的日子里，充满了新奇、凌乱、忙碌、欢愉。
　　
　　水灵灵的女儿，一天天一个模样。如同春天的小草，阳光照耀着，雨水滋润着，和风抚摸着，伸展着翠绿的叶片，露出鹅黄的牙尖。我们俩经常围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甜甜的睡态，看着女儿梦中的咂嘴，看着女儿无邪的笑脸，看着女儿闭着眼的哭相。
　　
　　女儿可爱，女儿带来的事情不可爱。上文说过，当时正是秋季农忙季节，我父母在女儿出生后第三天就回去收稻了，雅兰的父母还不知道雅兰已经生养，照顾产妇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买菜做饭，给产妇加营养，这些只是多劳点神。不会做饭，学着点；不会炒菜，多做几次，累是累一点，女儿的出生冲淡了疲劳。其实，最不好做的就是照顾女儿。
　　
　　说来惭愧，当时能给女儿的条件也是极为简陋。没有现代意义的童床，只有一长我母亲借到的一个摇车。那摇车上的漆已经斑驳，如大花脸一般，这摇车肯定睡过了不少婴儿。摇车里垫一些稻草，上面放一张小席子，再在上面圈一床被子，女儿就睡在里面。不过，女儿不知苦为何物，饿了就哭，高兴了就笑，困了就睡，一样的优哉游哉，自得其乐。
　　
　　下课的时候，我总先看看女儿，看她饿了没有，摸摸尿布湿了没有，蹲在摇车边逗女儿开心。不过有一次逗女儿出了岔。那次，我还是蹲在摇车旁边，看着女儿对着老婆笑，我说，我来看看她会不会哭，我伸手在女儿那半透明的耳朵边就是一弹。顷刻间，女儿狂叫起来，震耳的哭声冲出窗户，吓得我赶紧逃出了门外，把老婆的怒骂声丢在屋内。
　　
　　服侍女儿最难做的，是关于尿布的问题。那时没有尿不湿，尿布只能自己做。我记得尿布是我去供销社买的，用的是那种老蓝青布。把它剪成一尺五宽，二尺五长的条状。老婆给女儿换得勤，每天要用二十几块尿布。尿布换下来总是要人洗，老婆是产妇，经不得风，这事自然是我做。当时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洗东西要到河里去。让我白天拎着一桶尿布穿街走巷，耀武扬威地到河边去洗，我抹不下那个脸。每日凌晨，我悄悄起身，看左右无人，急步走到河边，赶紧把尿布洗完。对于那些太脏的尿布，我也怕脏，把它团成一团，扔到河心。乃至于后来雅兰问我，怎么愈用愈少，我只能嘿嘿而笑。尿布洗完后，事情并没有玩，还要烧一锅开水烫尿布。开水倒进桶里，那股刺鼻的骚气味，扑面而来，可再怎么难闻，这事还是要做的。
　　
　　最怕阴天，特别是连续的阴天。一大堆尿布晒不干，女儿就受苦了。下班之后，我就多了一件事，用炭炉子烘尿布。一堆尿布，一块一块地烘，既要忍受刺鼻的味道，又要忍受炉火的灼人，还要时刻注意火候，稍有不慎，尿布就会烧焦。烘一次尿布，往往要一个多小时，腰酸腿痛，想怒不能怒，要说不能说。
　　
　　在这个时候，总算知道了生儿育女的苦楚，知道了父母养育我们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