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作者：聂运伟)

分析家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
　　“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
　　“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４月２３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５月２９日终于来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焦急地来回踱着。不一会儿，他就跑到帐篷门口，仰望老天爷的苦脸。爱丁顿的脸比老天爷更苦！两个助手，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帐篷的一角做鬼脸，打手势，说怪话：“活该！这雨下得好，上帝给他的惩罚！谁让他那么起劲，拖着我们大家，跑到这个热带鬼地方来为德国鬼子效劳！”
　　助手的怪话，爱丁顿没有听见。他的脾气有点迂。据说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他说：
　　“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不，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
　　“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
　　“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
　　“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这样一个爱丁顿，他到这里来，是为了验证叫他心醉的相对论，是为了亲眼目睹伟大的宇宙的真面目，他哪里顾得上去听部下说怪话！
　　中午，雨总算停了，阴云还是不散，遮住了太阳。一点半钟，天空渐渐转成灰色，月亮来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可是，太阳在哪里呢？太阳依然隐没在云堆里。
　　爱丁顿有点绝望了：要是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就付诸东流，更糟的是，要过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爱丁顿下达命令：照原定计划拍照，有云也拍！
　　天空暗下来，仿佛黄昏突然来临，夜幕即将降落。节拍器打出有节奏的声音，日全蚀开始了。爱丁顿举起右手，往下一挥，轻轻地说：
　　“照相开始！”
　　一个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块遮光板控制每次曙光的时间。月亮遮住了太阳，太阳成了一个黑球。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亮圈外面喷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异的朦胧和寂静之中。大家只感到，热带的潮气从地面上蒸腾出来；大家只听到，望远镜底下，换底片暗匣的“咔嚓”声。爱丁顿也顾不得看那奇妙无比的日全蚀的天空，他只是隐隐地觉得，云彩似乎渐渐散去，黑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露出了珍贵的笑容，节拍器“啪、啪、啪”地响着，报完了那３０２秒日全蚀时间。一共拍了１６张照片，天空又渐渐恢复了它的光亮。
　　爱丁顿等不及回伦敦，就在普林西比这个小火山岛上干起来了。他每夜冲洗两张照相底片，冲洗出来立刻研究。爱丁顿拿起刚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灯上细细揣常。底片正中是一个白色的球。啊，这是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周围是一个黑圈；啊，这是日冕、日珥。因为是底片，一切都反了个个儿。黑暗的太阳是白色的，明亮的日冕、日珥是黑色的。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有没有黑点呢？没有。黑点就是星光。可是没有黑点，一个黑点也没有。云！云！罪人是云。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就能把星光挡住。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一直找不到黑点。普林西比的这一场努力眼看着要落空。可是，爱丁顿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他沉住气，照原定计划干下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尽到一切努力，再失败，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抱愧的了。
　　到最后两三夜，底片的那层灰色天幕上，似乎出现了一些黑点。可是非常模糊，若有若无。爱丁顿把这几张有黑点的底片，和格林尼治天文台拍的夜空里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较。不行！这些星星太模糊，而且离太阳太远，比较不出结果来。最后，终于出现了一张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紧挨着太阳，有几个非常清晰的黑点。爱丁顿拿在手里，禁不住心跳起来。牛顿的命运，爱因斯坦的命运，就在这一方底片上了。不，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两种科学理论的命运，而是宇宙！宇宙的命运啊！空间到底是不是弯曲，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这些至大至圣的问题，答案就在这一方底片上。
　　爱丁顿把这张底片和从伦敦带来的底片重叠在一起，放在照明灯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凑上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星光拐弯了！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空间是弯曲的！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爱丁顿没有发疯，他和副手率领全班人马回到英国。去索布腊尔的远征队早回来了。他们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张，和爱丁顿的那一张是一致的。爱丁顿经过反复计算、核对，排除一切误差、干扰，最后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蚀的观测，精确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下午，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两个日蚀观测队的正式报告。会议厅里济济一堂，英国科学界的泰斗们都在这里了。这些教授一个个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仿佛连空气中都感染到一种焦急的期待心情。观测的结果，虽然早就从各条小道泄露出去，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布的时刻，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全场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那样庄重。
　　皇家学会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教授在全场肃穆中起立致词。他的背后挂着一幅巨大的牛顿像。这位巨人曾经连续２４年任皇家学会会长，现在他正俯视着自己的后继者。
　　汤姆逊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这不是发现一个孤岛，这是发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新大陆。”
　　接着，皇家天文官代逊代表两位观测队长宣读观测报告。他讲到，日蚀观测的数据和爱因斯坦预言的１C７４十分吻合；他讲到，空间是弯曲的，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是正确的；
　　他讲到，牛顿为我们勾画的宇宙图像应该改变了……
　　这次会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说：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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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的故事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欧洲各国的报纸都把新闻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对准了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广义相对论。伦敦《泰晤士》报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第１２版第六栏的标题全是关于广义相对论，关于爱因斯坦的：
　　“科学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论”
　　“牛顿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栏的中间，还有一个简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标题：
　　“空间是弯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报继续刊载报道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标题有：
　　“科学上的革命”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
　　“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被询问包围了，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完蛋’
　　了”。
　　还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作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报在报道时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１１月１９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他说：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这很使我吃惊。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１１月２３日，玻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１１月３０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赛西日报》上说：
　　“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反响是有的，不过迟了一点。１２月１４日，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解说词是：
　　“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１２月１０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１２月８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５月２９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１１月２８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
　　“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
　　“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
　　“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
　　“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早在１９１２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１９１４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的报道。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
　　“１１月７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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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６倍大的标题写着：
　　“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１２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
　　１１月１１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１１月１６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１１月１８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１１月２５日新闻栏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１１月２６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
　　“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１１月２９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
　　“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１２月７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
　　“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引起种种猜测、联想和非议，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二十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１８９５年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他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广义相对论面前，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带来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约书亚。他用奇怪的，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但是聪明人断言说，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１９２０年６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１９２０年６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１９２２年４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１９２３年１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１９２３年３月，新德里：“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１９２５年６月，蒙得维的亚：“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凑热闹、赶时髦的人当然是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袭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她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祥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３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说：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无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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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后面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莫什考夫斯基说：
　　“荣誉也要求作出牺牲，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的场合中，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获物，而不是狩猎者。”
　　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５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
　　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１９２０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间，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为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位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击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尚，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时髦的风尚。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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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次，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心里总又有些后悔，怕伤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应总使得崇拜者们诚惶诚恐。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大方。从政治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１９２０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５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在２０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作了形象的描绘：“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个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他的笑声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艾尔莎，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能让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艾尔莎是有巨大功劳的。卢那察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名声，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分析家

七　柏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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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种和平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１９１８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１１月９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１１月９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１１月１０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４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１９１９年９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１０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２０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１９２３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１９２１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１９２４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
　　“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分析家

　　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１９２０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１９２２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１９２３年１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就写给如下的话：
　　“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
　　“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胸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胸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８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分析家

★　巡回大使

　　根据荷兰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分析家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
　　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
　　“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
　　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１９２１年６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１９２２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１９２２年３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
　　“昨天下午５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４月３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３天后，４月６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
　　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
　　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相对论同马赫的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马赫看来，要把两个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一方面是经验的直接材料，这是我们不能触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这却是我们能加以改变的。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要是他还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或许也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说，对于另外一点，即概念是可改变的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同意马赫的。”
　　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构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所有这一切爱因斯坦都耳闻了，于是他拒绝邀请，从而使他的许多朋友免遭难堪。爱因斯坦对东道主说，他才不稀罕什么科学院呢！他宁可去凭吊昔日的战场。
　　在返回德国的那一天清早，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东部备遭战争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颓垣残壁，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并极力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对陪同他的郎之万和索洛文沉痛地说：
　　“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有多么丑恶、可怕。”
　　“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在法国，这位相对论创始人虽然没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国和英国那样隆重的欢迎。但是，这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访问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访问在当时还有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是一个“和平使者”。他把访问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间的进一步谅解，也是在重新开辟被帝国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间的交往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日本人民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临。１９２２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所到之处，爱因斯坦受到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
　　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了。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爱因斯坦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５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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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

分析家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１１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４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２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
　　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２月２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１２天。２月８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
　　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
　　艾尔莎不顾这些，说：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１９２３年６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１９２２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同时发表。１１月１１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
　　“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领取１９２１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