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悠悠（第二部）(已结稿）

霜月

　　第四章    回归乡野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是无拘无束的五年，它在我的记忆里是温馨的。这里有着无尽的小桥流水，悦耳的鸟啼蛙鸣，满眼的麦浪绿波。它是古老村庄中的一块精神的家园，这里的钟声是如此的清脆，这里的书声是如此的稚嫩。
　　
　　------引子　　
　
　一
　　
　　公元一九九零年八月，我被驱离当地的乡镇高中，到一所村初中上班。
　　
　　离开高中的原因，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他们只是说高中教师太多，不需要这么多人，其实我知道，是我照顾得不周到，关键人物我没打点，如此而已。就在我离开高中那一年，有几个混日子的民办教师被校长调进了高中，还有几个小师范生也进了高中，有人说是每个人花了几万，不过这是民间传说，上不得台盘，当不得真的。我估计，赶我走，是为了挪开位置吧，我蹲在那里又不送礼，又不请客的，耽误领导们的钱途。有人说你是借口吧，你工作不行，这话可就错了，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从不偷懒，这是有案可查的。
　　
　　在哪儿工作都一样，哪儿的水都能解渴，哪儿的米也能喂饱肚子，我只是觉得有点郁闷，有点惆怅。毕竟在那里里生活了两年，到一个新地方，要重新适应环境，觉得有点不舒服。天不遂我愿，我这个普通人只能像水中的浮萍，随风飘转，随波荡漾。
　　
　　这年八月，跟草原地区的牧民一样，开始转场，转到了离老家三里路的初中。这所初中是我上初中的母校。跟我一起去的还有三个新分配的老师，连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跟这三个同事一起工作一直到现在，私交也很好，算来也有二十二年了。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我最大，二十五，他们才二十多一点。想想现在，都已经是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了，身体发福了，小肚腩也出来了，步子要开始摇摆了，那风华正茂、玉树临风的时代早已荡然无存了，真是时间弄人。
　　
　　收集大脑里二十多年前的印象，闭眼细想，那时的情景还清晰。
　　
　　学校跟我上初中时相比稍有变化，比原来整齐一点，不像原来那么破破烂烂。这么说吧，从老家出来，走过几条纵横的土路，要过一条小河。小河上的木板桥已经变成的水泥桥了，走在上面不再晃晃悠悠，骑着自行车也能过去。过了小桥，一条穿过稻田的土路，直达学校院墙外的砖头路。这条路时常被淹没在浅浅的水里，脱下鞋子赤脚而行是家常便饭。
　　
　　学校的大门对着一条宽敞的河，河里是忙忙碌碌的船。大门的门脸是红砖做里水泥外粉，一副沧桑的模样，大门同样是银灰的栅栏式样。从大门处出发，一条丈把宽的碎砖铺就的大路，把两排左右分列的红砖红瓦的教室，从中间剖开。那两排教室就如红蜻蜓的两张翅翼。在前后教室间，也有稀稀拉拉的大叶黄杨，矮矮的，精神萎靡地半死不活地枯立着。中间的空地上各有一个梅花形的大花台，里面一律长着高大的雪松，这倒是不错的风景。这些房子的西边是学校的操场，面积倒不小，不过照例是周围长满杂草，中间是一对南北相对的篮球架，篮球架间是白白的、光溜溜的土。这操场在下雨天时不允许学生走的，免得留下凹凸不平的脚印，学生上操站不了队。        
　　
　　这里曾是我的母校，有好几个老师曾经教过我，我对这里有点熟悉。不过离我上初中也有十年了，教师的流动，校园的变化，已经有点物是人非。我来这里报道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当时的校长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相关情况。这里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一共有三百多学生，十多个教师。他要我第二天就来上班，给我分配课务。于是，我开始了在这所初中五年的教学生涯。
　　
　　

霜月

　　二
　　
　　乡村的生活虽然清新、散淡、悠闲，但是它闭塞、慵懒、无聊。
　　
　　这里距离集镇还有十多里路，距离县城有七八个小时的水路。到邻近的县城倒近，骑着自行车，七歪八扭也要近两个小时。看到的报纸也是前天的，听到的消息也是昨日的，看到的信件也是一周之前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管你怀着多大的理想，时间会把你的意志消磨得七零八落，几年之后，你就是庸庸碌碌的一个教书匠，沦为村庄中有点知识的村氓而已。
　　
　　在原来的高中，还有浓浓的书卷气，带点做学问的样子。到了这所初中，才了解到什么是农村教育，什么是农村教师。当时的农村教师，用我的思想来理解，有这几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教师身份的农民。他们上班就是教师，下班就是农民。他们跟农民一样戴着草帽，卷着裤腿，赤着脚。农忙的时候，往往是脚上还带着泥巴，就匆匆地走上课堂。下课之后，一溜烟地不见人影。实在忙不过来，还把学生带到田里帮忙。农闲时分，上班期间，照顾好学生，下班了，喝点小酒，打点小牌。这类人，往往是初中或者小学毕业就走进了教师队伍，儿女一大把，田有十几亩，字也不识几个。这群人只能这样，尽了带小孩的责任就谢天谢地了。有几个这样的教师在一个村庄里，往往这个村庄的痞子和邪头就多些。
　　
　　二是农民性格的教师。这类老师或者是高中毕业生，或者是老三届，或者是老私塾先生。他们做人教书都很严谨。他们像农民一样，把学生当做田里的秧苗，精心呵护，小心地侍候，不许有点杂草，半点歪斜。在他们来说，没有上下班之分。上班期间，固然一丝不苟；下班了，不是夹着一摞子作业本，就是后面跟着几个流着鼻涕的顽童。一个村庄，能有几个这样的教师，就是这个村庄的福分。这个村庄的大学生，往往也比别的村庄多一些。
　　
　　三是我们这一类教师。大多数是恢复高考以后毕业的师范生。受过短暂的城市文明熏陶，同时受过短期的师范教育，有着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我们没有责任田的拖累，年轻，思想较为单纯、激进，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能跟学生走到一起，教学上的投入程度高。应该说是生活在农村的新时代的教师。但是，这一群人有点心高气傲，也有点清高。
　　
　　因为有这三个层面的教师存在，当时的农村教育就显得参差不齐了。在我所在的这所初中，后两种人居多，前一种人也有。这前一种人，你不要看他工作不行，可他会琢磨人，小九九打得透精的。不过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我零零碎碎地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说当时我所处的人文环境。这种环境，跟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初中相比，没有什么两样。
　　
　　当时，校长要我教数学，我也没什么意见，第二年又让我教语文，我也欣然接受。我看得很开，教初中学生，不需要什么深文大意，水平高深，只要有好的教学态度，刻苦地钻研，教什么都一样，我除了英语不会教，其他的我都无所谓。这一点我是跟当时的校长学的，他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他是当兵出生，字写得好，课上得妙。其实他的起点不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中生，但他勤学不掇，水平不断地提升，俨然是一方名师。
　　
　　上班期间，工作起来，时间过得很快，感觉不到寂寞。下班了，就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漫漫长夜，不能老是抱着一台黑白电视看吧。
　　
　　

霜月

　　三
　　
　　最初，在这里除了工作，其他时间有点无聊。想找点书看看，除了自己上大学时那些枯燥的历史教材，要么就是一些言情的、古龙金庸梁羽生的书，其他有点思想的书很找难找到。我好静，对篮球、乒乓球没兴趣，他们一群人在灰尘曼舞的操场上来回蹦跳的时候，我站在一遍看。他们打完一场球，我跟在后面沾光喝点酒。
　　
　　也有跟我一样无聊的，不好动的。下课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办公桌上对弈，其他同事在旁边大呼小叫，抢着下棋。一局棋十分钟是下不完的，上课的去上课，没课的接着来。这时候，校长笑眯眯地说：“下完了？备课吧，不要再下了。”他继续低头做他的事。旁边的教导主任，有点看不下去了，一边皱着眉，一边咕隆：“上班下棋，像什么话。”我们在一边下得热火朝天，也没人理他。说实话，有时我们也不自觉，不知不觉地下了一盘又一盘，校长是个老好人，教导主任恼了，大声道：“王、张、姜、姚，你们上班下棋，干扰教学秩序！”一个大步，窜到桌前，抓起一把棋子，向窗外撒去。我们面面相觑，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这件事，后来被教导主任当做严重的教学事件，汇报给教管办领导，我们的批评当然是少不了的。主任在我们面前走路，声音也响亮起来，步子迈得更稳。我呢，下不了棋，也没书看，作业就那么多，总有改完的时候，课也用不着去备。只是伏在桌子上打打瞌睡，高兴起来几个人谈天说地，吹吹牛。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你也太不求上进了，钻研教材啊，跟在别的老师后面听听课，学学好的教学方法啊，想办法把学生教好，不是挺好的吗。说实话，我也想啊。可学新的知识得有教材，有师傅啊。在这样的学校，你说谁教我，现在的学校还有培养年轻教师的说法，那时没有。
　　
　　记得我到这所初中没一个星期，教管办来了一位自称是教学专家的领导，来到办公室先找校长谈事情，好像要借什么钱，校长支支吾吾。领导的脸色像紫茄子一样，黑着一张枯瘦的黄脸。接着，领导一个个地翻看教师的备课笔记，挑鼻子竖眼睛的，老师们也是笑着敷衍他。查到我的时候，左看右看，说：“任某某，你的备课笔记虎头蛇尾，态度不认真。”当时，我看着他就来气。一是有夙愿。他在教管办的时候我去要工资，他打着官腔，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二是嫌他说我的字。天地良心，说我的字马虎。我的钢笔字清秀、工整，我的备课笔记自始自终，笔划如一，绝不马虎。三是我心里委屈。我没教过数学，我服从学校分工，勉力为之，没人教我，我只能自己摸索，你还指责我。我当时就跟他顶起来，对话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骂起来没好言语。我的冲动，也为后来这位领导给我穿小鞋埋下了伏笔。现在想来，一个年轻教师刚走出校门，还是要一些老教师悉心相扶的，不能一味地指责，谩骂。
　　
　　话归正题，上班就那样子，凭自己的良心做事，不敢误人子弟。下班回家，总不能吃完晚饭就上床吧。小村的夜晚，有自己的活动。各家门前的灯光，把暗黑的巷道映得隐隐约约的时候，小伙子、大姑娘们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找地方逗乐；工作了一天的人们，精力还旺盛着，在巷子里转悠，找人摔个纸牌，打个麻将。我也无事，老婆孩子不在身边，一身轻松。推开晚饭碗，走出家门，到村子里的小商店那里转一圈，看有人打八十分没。那小商店很破旧，高高的电灯在屋梁上吊着，下面有依稀的光亮，没事做的人们，凑在一起，抓着长满污垢的扑克牌，胡乱地兴奋着，叫嚷着，争吵着。我有时也是其中一员，差人打牌我就加入，人多了我就看。有时打麻将的实在差人，也把我绑去凑数，这种情况不多，因为我不太喜欢打麻将，一坐几个小时，太累。每天晚上差不多就是这么度过。
　　
　　这是一段平庸的日子，无所事事，没有追求的日子。这种日子最容易使人沉沦、萎靡、堕落。
　　
　　

霜月

　　四
　　
　　我在这所初中上班的时候，老婆还在老家上班，她和女儿住在岳父家里。老婆上班，女儿丢给岳父母带。这时候女儿虚岁才三岁，不懂事，很缠人。这给她的外公外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我的岳父母也很忙，种田，养猪，带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一个是雅兰姐姐的，一个是我的女儿，这两个小孩子都比较烦。
　　
　　雅兰姐姐的孩子还没过周，就被她父母丢在外婆家，两人到扬中打工去了。这小家伙，断奶断得早，好像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一天三顿是一顿不让，要到吃饭的时候就站在灶台旁边，不停地嚷：“我饿死了，我要吃啊；我饿死了，我要吃啊，……”雅兰说：“你这个家伙，吃虾子等不得虾子弯脚。”侄女一听，大声嚷：“婆婆，我要吃虾子弯脚。”雅兰哭笑不得，烦她喊个不停，当时她正在剁肉馅，用刀背在她耳朵上一划，然后在菜板上狠狠地剁了几下：“再叫，再叫，把你那个耳朵也剁下来。”吓得侄女鬼哭狼嚎：“婆婆，姨把我的耳朵剁下来了，啊，啊……”声音比以前更响了。
　　
　　一天三顿是满足不了侄女的，她夜里还要吃。很奇怪，她不吃饼干，只吃一种食物。那就是他外公摊的面饼，然后再用水煮烂的那种。往往是半夜，她醒来，肚子饿了，就开始尖叫：“我要吃啊，我要吃啊。”一直喊到我岳父把饼煮好，才住声，哽咽着把饼吃完，这才安静下来。白天就很劳累的外公外婆，夜里还要起身，你说烦不烦。
　　
　　我女儿呢，有时也缠人。她小时候有个习惯，不喜欢走路，老是要人抱着，乃至于到五六岁的时候也这样。在她外婆家的这段时间，更是跟没长腿子一样。她外婆跳着一担猪草从外面回来，她抱着外婆的腿要抱，外婆说我挑着担子啊，不好抱。女儿说叫你不要带担子的，你偏带。外婆无奈，只好手中抱着女儿，肩上挑着一担草。女儿在外婆的怀里安之若素，笑嘻嘻地东张西望。割芦苇的日子里，她外公外婆把她带到田里，太阳上来了，她嫌太阳晒人，大声跟他外公说：“爷爷，你能不能快点，慢吞吞地。”她外公芦苇叶不割了，拖着坐在板车的她回家。
　　
　　女儿不着声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蹲在那个角落里玩得正起劲。她外婆有一会儿看不到她，就会去找。我印象中有几个事情让人有点后怕。
　　
　　第一件事关于农药的故事。某天，侄女冲到外面喊她外婆：“婆婆，婆婆，那个讨债鬼喝药水了。”她外婆大惊失色，跌跌绊绊地往房间跑。房间里满是农药味，女儿正神情专注地玩着瓶盖，旁边的农药瓶口敞开着。外婆一把抱起女儿，仔细查看，才放下了心。
　　
　　第二件事关于井的故事。这天，外婆有一刻工夫没看到我女儿，就让侄女去找。一会就听到侄女嚷：“婆婆，她掉到井里去了。”外婆惊慌失措，跑到跟前一看，我女儿笑嘻嘻地坐在井栏那边的水桶里戏水呢。原来井栏挡住了侄女的视线，侄女误报了。
　　
　　第三件是关于玉米的故事。夏季，满场都晒的是玉米，女儿坐在中间玩玉米粒。不知道怎么的，把一颗玉米塞到鼻子里。女儿想抠出来，越抠越深，只好涨红着脸找婆婆。婆婆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件。不过，婆婆还是有主意的，她捂住女儿的耳朵，嘴对着女儿的嘴，就是一顿猛吹，玉米粒从女儿的鼻子里跑出来。女儿这才呼吸通畅，女儿见到我们就说，我的外婆真有本事，还能吹鼻子里的玉米。
　　
　　有这两个调皮蛋在家里，我岳父母的辛苦自不必说。苦归苦，我还从来没听到他们有过怨言。有次我女儿跌倒，曾听到岳父跟我岳母发火：“你要把她们带好，你的命没有她们的命值钱！”
　　
　　

霜月

　　五
　　
　　那段时间过得有点纠结。在家上班期间，总是挂念女儿，不知道情况怎样。既怕女儿调皮，又担心岳父母忙不过来。所以我一到周六去看望她们。这件事还得感谢学校，感谢当时的校长，他特许我周六下午不上课，让我有时间去看望妻子女儿。
　　
　　我们两家相距有一百多里，一个在兴化市南面，一个在姜堰市南面。这一路要经过戴南、溱潼、姜堰、梁徐等集镇，路道情况不一，有土路、小巷、砂石路、柏油路，好路少，坏路多。从家里出发到雅兰家有一百多里地，我一脚一脚地蹬，就这么蹬了两年。这骑自行车走路，走几里，十几里路是很轻松的，权当锻炼身体。在三四个小时内，走一百多里就不轻松了。柏油路上骑起来轻松，蹬一脚能向前窜很远。这土路、沙石路，差一脚，车子都不走，每一脚都要用力。现在想来，应该是这样一个姿势：脚用力蹬，腰向前倾，头向前伸，身体扭动，衣服敞开。最初踏自行车的时候，走上不到二十里地，腿肚子就非常的酸，以后就是机械地往前蹬，踏到雅兰家的时候，整个人有一种虚脱的感觉，睡在床上，浑身每个骨节都疼，人像散了架。
　　
　　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一点了。不过来一百多里，去一百多里，不到两天时间，走二百多里路，也够我受的。往往走到一半路，就感觉到口干、力竭，于是就找家小店，喝点水，吃点东西，再继续上路。天晴的日子，顺风的日子，骑车是一件快活的事情；下雨、逆风，骑车就遭罪了。特别是半路上下雨，前无村后无店，只能梗着头，任凭风吹雨打，一下一下地往前走。这种情况下，回去肯定要感冒一场的。冬天常括北风，春天常括南风，我都不喜欢，因为我走的是南北方向啊。冬天，去的时候是顺风，回头就是逆风；春天，去的时候是逆风，回头才是顺风。逆风骑车，要弓着腰，努力地蹬，稍微松一下，车子不进反退，每前进一尺，都要跟风拼命。这种天气骑车，要比平时多用两个钟头。
　　
　　自行车，时间骑长了，就没有什么热情，只有一个目的，赶路，赶路。接近目的地的时候，人已乏力，坐垫也已磨得发烫，腰腿早已麻木。接近雅兰所在村庄的时候，夕阳把村庄的影子拉得老长。这个时候，雅兰一定会抱着孩子，在村口凝望，看着一个个行人从眼前走过。眼尖的女儿总是第一个看到我，她跌跌绊绊地走出树荫，把稚嫩的“爸爸”声送到我耳边的那瞬间，我满身的疲敝变成满心的欢愉，我跳下车，抱起女儿，用我的胡子脸磨蹭着她，惹得女儿一阵尖叫，我们就这么嬉戏着，簇拥着，走回家中。
　　
　　到岳父家，不仅是看妻子儿女，还要帮岳父母的忙。其实不能说是帮他们的忙，应该是我应该做的，我的女儿给他们添了太多的麻烦。夏天我帮助收麦插秧，秋天我帮助割稻脱粒。我尽我的力做一些事情，这样我才能心安。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闲话。不要看我是读书出身，前文说过，农村里的活计我基本上会做。在岳父这里，土壤跟我们里下河地区不一样，是沙土，收大麦用手拔就行了；收小麦要用镰刀割，我割小麦的速度跟当地的妇女相差无几，惹得她们啧啧称奇。麦子收完，就是插秧。岳母不要我插秧，我就负责拔秧，这里是沙土，不像我们里下河的黏土，一拔一大块，用点技巧就能拔得很快了。拔完秧苗，我就回去买菜做饭，慰劳一下在田里辛苦的家人。
　　
　　就这样，我周日来这里，既看了女儿，又做了事。
　　
　　

霜月

　　第五章   艰难的调动
　　
　　分居有着诸多的不便，亲情的缺失，生活的艰难等等，总是困扰着我们。君不见很多分居夫妻，最后曲终人散，劳燕分飞；还有很多分居夫妻，牛郎织女，银河分隔，妻子托儿挈女，凄凄惶惶。好在雅兰和女儿有她父母帮衬，我每周都去看望，生活的溪流才能自然流淌，不至于波涛涌流。
　　
　　分居的日子是不可长久的，虽然说，两情不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现实生活不是诗，是柴米油盐，是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带孩子，没有太多的浪漫，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我到那所初中的第二年的春天，我便想办法跑调动了。到年底，这事情也就落实了，总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历经坎坷，饱受风寒，现在想来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日子。
　　
　　一
　　
　　在农村，家族观念特别浓厚，俗话说，亲戚本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乡邻关系也十分密切，人们信奉邻居好赛金宝的信条，这是现代蜗居在城市水泥碉堡里的人们午饭理解的。我在这里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成功调动，就是得益于家里亲戚的帮忙。
　　
　　记得是一九九一年年初，母亲到娘家走亲戚，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起我的事情，有个本家外公说能帮得上我的忙，让我有空去跟他碰一下面。
　　
　　前文我讲过，我自己的外公早已过世，我母亲是在各位叔伯的扶持下长大的，我家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想帮我忙的这个外公，长期跑码头，是本村的能人，人际关系广泛。我有好几年没遇到他了。
　　
　　某天傍晚，下班以后我来到母亲的娘家，看望这位外公。这位外公身材瘦削、个子不大，矍铄的脸上隐现一根根暗红血丝，眼睛深凹在一团浓密的皱纹中，声音清脆响亮。老人很热情，眉眼中盛满了笑意，拉着我的手，跟我叙说着关于我外公和我母亲的一切。老人精明，但也有老年人的通病，有点罗嗦了，喜欢回忆往事，但思维很清晰，说话有条理，为人十分诚恳。
　　
　　从老人的话里我知道了原委。前几年邻村的一家裁缝店里出了个蹊跷事，夏天的夜里，天下大雨，天上的雷把店炸了，睡在店里的小徒弟被炸死了。这下女店主惹下了麻烦，死者家属扬言要把死者抬到店主家中。女店主到底是女人家，一下慌了神，唯有哭哭啼啼。女店主的弟弟知道之后，赶忙过来帮忙处理事情。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外公，这个外公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时跟死者的父亲是亲家，跟女店主的弟弟也是远房亲戚。外公很是卖力，没早没晚地居中调停，好说歹说，硬是把这个事情摆平了。事成之后，女店主的弟弟很是感激，说以后有什么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这个外公知道我的事情后，想起了这个茬，他记得女店主的弟弟好像在教育部门工作，因此在有一次上县城办事的时候，顺便跟他讲了这件事，那人答应试试。
　　
　　说实话，这个调动是很烦人的，费时费钱费精力，没有跑过调动的人不知道其中艰辛。我当时也不知道调动要经过那些步骤，找个熟人了解一些也好，于是就请这位外公在方便的时候跟我去一趟兴化。外公满口答应，说只有我有空，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初夏的一天，外公陪着我乘帮船去镇上，然后去兴化。外公是个讲究的人，上穿飘逸的白蚕丝衬衫，下着淡青长裤，脚上是一双老式的交叉凉皮鞋，手抓着一把纸扇，看上去有点脱尘的感觉。我想买包烟给他，他不允，说他带了，还递给我一包“红塔山”，让我敬人。当时一包红塔山卖十多块哪，我心中很是感激。
　　
　　到了教育局的时候，我们找的人还没下班，我就在外面等。外公到什么地方也是自来熟，他已经迈着官步，一户一摇地，消失在教育局大门里。不一会，他带着满脸的笑，跟我说，我们到街上走一走吧，等他下班的时候，找个小餐馆聚一聚。
　　
　　中午时分，我们三个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餐馆里坐下，菜很少，只是一个便饭，那人不允许我们破费，说如果有空的话还要请我外公呢。我细细打量，那人其貌不扬，衣着朴实，说话靠谱，应该是个实诚人。说话间，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也把调动要走的程序告诉我。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由调出方出具商调函给调入方，调入方要出具接受证明给调出方，然后调出方把档案转给调入方，这些手续履行好之后，就可以报道了。他说，这一边他负责，那一边要我自己跑。我一听，头都有点发晕。没办法啊，再晕也得跑啊。
　　
　　

霜月

　　二
　　
　　我码这长长的文字，实际上是对往昔的回忆，是借此把往昔的生活进行罗列、梳理，放在自己的文件夹里，有空拿出来品味品味。基于这个想法，我的文字就如铜匠的担子---走到哪响到哪。任我的思绪信马由缰，想到哪是哪。闲话不说，继续敲我的文字。
　　
　　我调动的相关信息转达到雅兰这边。雅兰家里也着急，这小两口分居也不是个事。这个家族里也没有什么做大事的人物，这托人找关系的事情难办。想来想去，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中的伯母。这伯母的女婿在镇上做教师，路子多，交游广；伯母的一个侄女婿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应该有办法的。
　　
　　这里我又要扯开一笔，说些闲话。我要理一些关系，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老婆的爷爷排行三，我岳父就是三房；上文提到的伯母是大房，我岳父的大伯母，这大伯母，我们应该称之为大奶奶，很是不俗。据说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本人读过金陵女子中学。能嫁给大爷爷可能是美人爱英雄吧，据说大爷爷是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不过命运多舛，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到了，大爷爷成分是地主，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据长辈讲，大奶奶扫过巷道，剪过阴阳头，挨过斗，好在我岳父及其他侄子们暗中照顾，才不至于吃太多的苦。尤其是我岳父，家族观念特别强，总是明里暗里照顾着，所以这两家的关系特别铁。
　　
　　时间推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曙光渐现。她的两个女儿也各有所安，小日子过得红火，老人家也开始享着清福了。这能帮我们的就是老人家的二女婿。我么按照当地的习惯叫叔叔。这位叔叔是挺好的一个人，一对小眼睛眨啊眨的，闪亮闪亮，里面透着精光，带着点精干，狡黠的神态。他对我们三房还是有功之臣，他再高中教的第一届学生成绩斐然，其中有一个是全县文科状元，这状元就是雅兰的弟弟。我岳父一家对他很是感激，一个寒门子弟能冲上高等学府，你说怎么不激动呢。
　　
　　这位叔叔对三房的事情比较热心，听到我们了事后，在一个周日，打电话让我去他那。一顿盛情招待之后，叔叔眯缝着眼，手中挟着烟，听我讲大体的情况，答应帮我打听，疏通。第二周，我去雅兰家的时候，雅兰告诉我说，叔叔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会帮我们办事的。
　　
　　办调动，第一步是要雅兰所在县教育局出具商调函，到雅兰所在的乡镇中学调人。这找教育局这个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叔叔的朋友帮我们办妥了。接到那张教育局的那张商调函后之后，我们两人很高兴，我们捧着这张纸，直奔雅兰所在的学校。我们以为只要校长盖个章，我们的事情就能办妥，调动的事情，也许在暑假里就能办成。
　　
　　哪知道，我们太幼稚了，就这个校长盖章，里面出了很多的周折，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应了一句话，叫阎王好找，小鬼难缠。
　　
　　

霜月

　　三
　　
　　我这一章节的题目及叫做“艰难的调动”。我在调动之前，不知道办调动这件事有多难，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其实做起来真的很难，难就难在学校的某些领导人为设计障碍，刁难，索拿卡要。不管你有多大的困难，夫妻分居也好，照顾家庭也罢，不把他的袋子塞满，就是卡着不放，不给你签字，让你干瞪眼，让你心急如焚，其奈他何!
　　
　　这里先撇开我的事情，说两件事，这是两件近乎真实的故事。
　　
　　这第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同事王老师身上。王老师当年在邻近一个乡镇工作，父母年老，就他一个儿子，想调回来照顾父母。他经常找当时的教管办主任，主任敷衍他，说会考虑的，不过像他这种情况比较多，要一个一个地轮着来。王老师从年头跑到年尾，主任总是给他无限的希望，字就是不签，他只有干着急。王老师隐约也猜到了缘由，应该是“礼”没到。王老师一人在外工作，照顾家庭，供养父母，就那点薪水，自己还不够用，哪来的余钱送礼。
　　
　　这王老师是个聪明人。这天，他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包，手上拎着一只纸箱，包得严严实实，来到主任家里。当时主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王老师进来，盯着王老师手上的东西，眼睛放光，如狼看到羊一样贪婪的光。王老师把东西放在主任的房间，还拿出一个信封放在纸箱上。主任赶忙起来给王老师倒茶。言谈之间，王老师顺势让主任把字签了，把章盖了。临走之前，王老师把纸箱从主任房里拿出来，手上抓着信封，往外就走。边走边说，这里装的是山芋干，是朋友带给亲戚的，信也是那位朋友的。背后的教管办主任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只有尴尬地干笑。
　　
　　这第一件事是王老师智取教管办主任，这第二件事就是真刀实枪。第二件事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不远，是一个年轻老师的故事，他家在邻近发达乡镇，工作在我们这个乡。他感觉到不方便，想调回去。跟王老师一样，跑了很多次，就是没用，有人给他出主意，你不要跟他废话，拿钱砸吧。于是，某天晚上，这位老师一个信封放在领导的茶几上，这信封里装着两万元。没几天事情办成，这位老师回家上班。这件事我只是听说，没有核实真假，不过我估计这类事情是有的。
　　
　　我举这两个例子的目的是说，某些基层干部素质差，在其位，谋其权，牟其利，损坏了党的形象，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他们的这些行为，为我们这些离人的团聚设计了巨大障碍。
　　
　　我们拿到教育局商调函那天，有好心的老师提醒我们，不能空手找校长，我也知道空手办不了事。我们俩特地到姜堰城，花了几百块买了些烟酒之类的东西，准备晚上送给领导。礼物买得我心疼，那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啊，为了夫妻团聚，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出现在校长家中，那位校长的眼光在我们的礼物上飘了飘，然后视而不见。校长夫妇笑眯眯地招待了我们，对我们的情况深表同情。这个时候，我想还是这里的领导理解人，正派。领导说，这事情不能他一个人说了算，还要集体讨论，我想这也是，集体领导吗。他让我们回去等消息。现在想来，这集体讨论只不过是托词而已，肯定是嫌我们礼物轻，分量不足。君不见，某些干部请客送礼、以权谋私，从来不集体讨论；没油水，没好处的麻烦事，就给你来个集体讨论，拖着不办，不知道这是不是官场潜规则。
　　
　　

霜月

　　四
　　
　　这个暑假，我们在焦急中等待，等待着领导的决定。雅兰去打听了好几次，得到的消息是正在研究。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领导的决定像难产的婴儿，迟迟不能面世。其实，在这个事情结束后，某位副校长告诉我们，那位有个性的领导，根本没把事情放到办公会上讨论，一切都是搪塞之词。
　　
　　这一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殷切地盼望。我实在等不及了，又去姜堰买了几百块钱的礼物，准备再去送礼。有了礼物，总好说话的。这天晚上，我们再次前往某位领导的家中。这是夏夜，白天的暑气还没有消散，没有星星的夜晚异常地闷热，夏蛙令人讨厌地叫个不停，蚊虫往夜行人的脸上乱撞。迎面而来的汽车灯光，把眼前的世界变成白亮亮的一团，令人寸步难移。我们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车篮里放着送给领导的礼物，小心在这黑暗的沙石路上前行，生怕把车上的东西震坏。
　　
　　某位领导院子里的光亮，透过屋檐，把屋前天空映得雪亮，一片光影越过庭院大门，直泄向门前一条水泥路，把这路道照得一片惨白。我们在门前下车，把自行车放在院墙阴影中。我拎着东西，放慢脚步，伸长脖子，从门框边，探头向里看。堂屋里有人正在吃饭，客人面向门外，领导夫妇对面而坐，堂屋门正敞着。喝酒的三个人，不时插科打诨，笑声不断，看来他们谈得很投入。这当中，领导夫人不时拎起酒瓶，给客人斟酒，她的娇笑不时传出屋外，听得人毛孔收紧，身上皮肤森森的。
　　
　　我正犹豫着，里面的人好像觉察到什么，很客气地让外面的人进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把笑容堆到脸上，努力摆出很自然的样子，拎着东西走进堂屋。进去之后，赶紧把东西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掏出烟来散，拿出打火机给他们点烟，客套地跟他们打着招呼，不淡不咸地应酬着。领导夫人撇了一眼角落上的东西，笑意如一朵月季，在脸上盛开。她拉着雅兰的手，让雅兰坐下，要给雅兰倒茶，雅兰赶紧谦让，让她继续吃饭。领导脸色如水，眼神如常，招呼我坐下，入席。我极力推让着，人家在吃饭，我来打扰就是不该，何况我已经吃过了晚饭。
　　
　　一边的客人，一脸笑意，嘴角有点撇动，眼神有点让人玩味。他站起来，按着我坐下，顺手拿过一只酒杯，斟满一杯，要我陪他们喝酒。跟我开玩笑说，今天要是不陪他把酒喝足，就不要想把事情办成。极力推脱的我有点愣住了，心里有点打鼓，硬推拖看样子是不行的。我半推不就，坐下来，开始陪他们说话，喝酒。我毕竟比较嫩，哪是这些历经风浪的人的对手，那位客人三句两句就把我的底细套出来，知道了我来找领导的原因，拿话挤兑我，说陪他喝高兴了，他就让领导帮我把章盖了，不然后果就非常严重，脸上已经涂上红色的领导在一遍附和着。
　　
　　我一听正中下怀，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吗，喝几杯酒算什么。我本来就能喝几杯，于是我就放开来，尽兴地喝，也不知道喝了几杯。恍惚间，我跟领导说，酒我喝了，客人我也替你陪了，总该给我盖章吧。领导夫妇在一边连声道，明天肯定给你们盖章，小两口分居两地太让人同情。客人呢，也在一边大着舌头，指着领导含含糊糊地说，明天一定要给人家盖章。
　　
　　回去的路上，我只能推着自行车，我的步子已经踉跄。我们两人有点激动，今晚终于把事情办成了。可是，我们太嫩，酒桌上的话是作不得数的，某些领导的话有时跟狗子放屁一样，更大的麻烦还等着我们呢。
　　
　　

霜月

　　五
　　
　　第二天，天是那么的晴朗，那么的蓝，那么的澄碧。雅兰轻快地踏上自行车，带着那份捂了好多天的手续，迎着早晨的霞光到学校去了。
　　
　　得到许诺的我，心情很是轻松。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从心头卸下，说不尽的舒服弥漫全身，人就像冬天泡在氤氲的澡堂里那样，每个毛孔都书写着写意。在雅兰走后，我继续赖在床上，女儿在一边挖我的鼻子，曳我的头发，在我的身上乱跳。我闭着眼，摁住她，由她在一边挣扎，手动脚舞。
　　
　　雅兰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洗漱，眼角的余光看到她径直的走进堂屋，冷着脸坐在桌边。我赶紧询问情况，雅兰说领导不给盖章，领导说了，说学校缺人，想要走必须要一个人来顶替。我的头又晕了，才过了不到十二个小时又变卦了！要说你早说啊，我送礼的时候你不说，我走了，你又想出事来了，这位伟大的领导是想一出是一出。他现在狠，大权在握，章在他手里，他知道我们拿他没辙。
　　
　　我问雅兰，他说要怎么做。雅兰说，领导要她到县教育局去要人，顶她的位置。这更让人为难了，我们在教育局认不得一个人，我到哪儿要人去，教育局又不是我的家。凉爽的早晨，我身上已是汗啧啧的，雅兰的头伏在桌边，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了。岳父在一边开腔道，着急有什么用，不要坐在家里，出去走走，还是去找找你叔叔的朋友吧，把情况打听清楚。
　　
　　我想想也是，坐在家里，跟那个领导纠缠，总没个头绪。吃过早饭，我们带着满心的惆怅，一身的疲敝，搭上班车去县城。我们到县城的时候，机关还没下班，我们只能在外面等。去街上转转吧，当时的姜堰县城就那么麻团多，半个小时能转几圈，何况我们也没心思去转。我们在炎炎烈日中，找个树荫站下。中午的热量不是树荫所能稀释的，汗像洪水一样不断地在雅兰脸上泛滥，她的脸渐渐地绯红。我让她找个商店去歇着，我在这儿等，她不依。马路上的热浪开始一阵阵涌来，我们俩只好站在烈日下，眼巴巴地看着机关的大门发呆。
　　
　　中午时分，我们等的人终于下班了，我们赶紧上前，把相关情况告诉他。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哪能麻烦他呢，找个借口推脱了。他答应下午帮我们打听情况。
　　
　　漫长炎热的中午，我们没地方可去，只能从这个商店走到那个商店。有朋友说，你傻啊，你可以去超市，那里空调免费。哈哈，那时还没有超市，商店里也没空调，有个在头顶上呼呼地转地电风扇就不错了。腿子酸了，口渴了，人疲乏了，也只好硬撑着，实在累了，就在河岸边找个台阶，躲在荫凉里坐坐。
　　
　　到下午机关下班的时候，我们还是站在那里苦等。叔叔的朋友倒是很热心，没有耽误时间，下午就把事情打探清楚了。原来，他早就托他教育局的熟人跟雅兰的领导通过气了，意思是请领导放人。那位领导说单位缺编，他学校工作不满五年的年轻教师，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放。叔叔的那位朋友告诉我们，去年他的学校就调出过两位教师，那话是哄人的。他问我们有没有跟领导打点打点。我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当时也很气愤，阴着脸，告诉我们，你们先回去跟他磨，他再想想办法。
　　
　　说话间，天近傍晚，我们只能回去了。当时到县城的班车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乘了一辆顺道的拖拉机到梁徐镇，还有十多里路要走回去。下了拖拉机后，我跟雅兰紧一步慢一步地往回走。一路上我是越想越气，你做领导的，不想放我们就明说，礼物照受，关系把着不放；口头答应我们，背后使绊子。我们是年轻人，经验不足，可也不是你愚弄的对象啊，你想要我们送多少，你就明说，真是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
　　
　　一棵压抑已久的火苗，在心里渐渐地升腾，我已经被愤怒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