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作者：聂运伟)

分析家

★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还是逗留在比利时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国青年写来的。信中说，有两个比利时青年，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请爱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一下，释放被捕青年。
　　爱因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是当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那所谓“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战争。可眼前，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已响彻云霄。难道让人们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装到牙齿的冲锋队吗？
　　爱因斯坦还没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没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几句话：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
　　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和爱因斯坦有同乡之谊。多年来，王后陛下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她。这位王后喜欢音乐，爱拉小提琴，她觉得爱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谦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不是谈音乐，而是谈国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爱因斯坦同名，也叫阿尔伯特。２０年前，阿尔伯特国王曾坚决抵抗过德国的入侵。现在比利时再次面对强邻咄咄逼人的好战叫嚣，他正在考虑对策。国王向爱因斯坦说明了希特勒对比利时的威胁，以及比利时必要的备战状况。国王的意图很明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爱因斯坦是否对绝对的和平主义重新思考一下……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不需国王的教育和开导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战争叫嚣、残酷的集中营……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教材吗？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而又善良；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肠来解决的。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断你的喉咙，你能同它讲什么和平吗？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爱因斯坦正式给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于和平主义的重要改变，以及对于两个比利时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态度。
　　信件内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远超过在我面前的这一特殊案件。
　　我已经表明，尽管我同反战运动有密切关系，我将不干预此事，其理由是：
　　１．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情况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现在，这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２．如果有谁要干预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们国家的款待。
　　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再讲几句。凡是因为宗教信仰和道义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该当作罪犯来处理。至于他们这种拒服兵役，究竟是出于深挚的信念，还是并无那么高尚的动机，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应当允许任何人随意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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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严肃和比较有效的办法，可用来考验和利用这些人。应当给他们有机会选择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险的工作来代替服兵役。如果他们的信仰是足够深挚的，他们就会选择这种行动；而这种人也许永远不会很多。我想到下面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矿山的某些劳动，船上给锅炉加煤工作，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里作护理，以及其他各种类似性质的服役。
　　凡是自愿接受这种不给报酬的义务服役的人，总是具备出乎寻常的品德，确实应当受到重视，不仅是承认他是一个良心拒服兵役者。无疑地，他不应被当作罪犯。
　　如果比利时制定了这样一种法律，或者只要确立这样一种社会风尚，它就会成为走向真正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
　　致以诚挚的敬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
　　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爱因斯坦给那位替比利时青年说情的德国青年写了回信，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和平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产物。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致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
　　试设想一下，如果比利时被今天的德国占领了，事情会比１９１４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够糟的了。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以前所坚持的原则。我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
　　“请您的朋友们注意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监狱里的那两位。”
　　这封公开信，在欧美两洲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这些人还在沉睡之中，做着美丽的和平梦。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和平主义的原则。“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法国秘书由此写给爱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几年以前，在给阿达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这样一些话来替拒绝服兵役作辩护：‘我承认对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说来，拒绝战争会引起最严重的危险；但对于欧洲的文明国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我作了这个声明之后，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欧洲的情况改变了——它已经发展得很像非洲的情况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训德国公民准备一场复仇战争，西欧各国不幸地就只好依赖军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它是审慎的，它们就不应当不武装起来而坐等别人攻击。……它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心底里厌恶暴力和军国主义，我说上面这些话是很不乐意的，但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可以使现在还是自由的各个国家能够保卫住他们自己，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险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军事准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幻梦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美国芝加哥《政治》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从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的战斗。
　　文章发表在１９３５年《政治》月刊１月号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礼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公开表述某些我觉得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见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责，扼要而坦率地说来，是像这样的：‘一两年以前你公开劝人家拒服兵役。而现在——尽管国际情况变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锐——你却默不作声，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声明。这是不是因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两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变的压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请毫不迟疑地向我们表明，你仍然是我们正直的兄弟。’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这样的原则：只有组织超国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决和平问题。这种组织与目前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同，这个组织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拥有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它是一个具有常备军事设施和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这种信念，在戴维斯勋爵写的《力量》一书里有卓越的陈述，凡是严肃认真地关心这个人类基本问题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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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凡是我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我都赞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人拒绝从军，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办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当作行动的方针来推荐了，至少对欧洲各国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国存在着具有类似性质的民主政府，只要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将来计划建立在军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当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乐意赞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国际仲裁。而且，拒绝服兵役容易使舆论受到真正和平主义的教育，并且使强迫服兵役的非伦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质明显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拒服兵役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应当认识到，某些强国已使它们的公民不可能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些国家，通过到处插手的军事组织，利用被它们奴役的报纸和集中控制的无线电广播，以及系统的教育，来散布虚假的消息，宣扬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国家里，拒服兵役对于那些有足够勇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就意味着殉难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里，拒服兵役很可能会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对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是会支持拒服兵役这一方针的，至少在处于特别危险的欧洲不能这样做。在目前情况下，我不相信消极抵抗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来进行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尽管最后的目标仍然保持不变。
　　“这些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找出一种不同于过去比较太平时期的方法来加强他的信心。他必须为和平国家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而努力，以便尽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夺实行冒险政策的国家不能得逞。我特别想到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深思熟虑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还得加上法国和俄国。
　　“可以认为，目前对和平的威胁，会有利于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从而导致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目前的黑暗局势中，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确实从正确的方向来影响舆论的一切努力，对于保卫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改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锐地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欧洲各国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这一点恐怕是许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爱因斯坦就新的战争问题与美国作家巴特勒特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观察画报》上：
　　　　爱因斯坦：……战争是要到来的。我怀疑战争在今年或者明年会爆发；舞台还没布置好，但是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战争就会到来。德国正在迅速重新武装。恐惧的传染病正在横扫欧洲。英国如果在两年前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德国重新武装是可以阻止这场灾难性的趋势的；
　　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在纳粹德国，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军国主义政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本来可以发表这种反对意见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镇压了。当然，我现在已经离开德国两年，因此不能够准确地了解那里群众的思想感情。当然，许多受过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８年的苦难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战争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是苦难情况下的受害者，正被现政权所利用。德国仍然是好战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国家从１８７０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经日趋没落了。我在普鲁士科学院共事的许多人，在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行的年代里就表现出品格不高。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个人对战争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吗？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对打仗，战争就能够防止吗？
　　爱因斯坦：鉴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势，知识分子的这种抵制是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和平主义使自己失败了，今天的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任何抵制军事计划的人很快就会被整肃掉。
　　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并且鼓动起群众的思想情绪，要求宣布战争为非法。我认为，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有两个要点：首先是创造超国家政权的思想，必须教育人们要根据全世界的利益来思考；每个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具有真正权力的国际法庭，使得侵略成为不可能。国际联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强制执行它们决定的权力。虽然这些组织机构现在也许不得人心，但其趋势是向着世界性组织的；这类组织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训练和军备竞赛决不能防止战争……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经济根源。基本的困难在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这些人把利润置之于人类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采纳开明的思想，他们心地偏狭，只要他们的利息有保证，他们就心满意足。由于这些人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贪得无厌，我们遭受到经济上国家主义和战争的灾难。罗曼·罗兰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体制，这个看法可能不是太错的。由于我不知道他目前对共产主义的确切见解是怎样的，我不能说我是否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抨击个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图家对财富的争夺是必然引起战争的因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我们必须争取在经济上有一个转变，那就是要对军火工业加以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把生活归结为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在所有必须应付的人的关系中，有一种持久不变的情绪因素。每个民族同任何别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并且常常让自己的行为受偏见的控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偏见，并且学会去克服它们。……
　　巴特勒特：我们究竟能否消灭战争？
　　爱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够消灭战争；事实上，我确信这样。我们的希望在于教育青年对于生活有一个比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带进生活里来，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这是会达到的，但不是通过恐惧，而是由于对人类天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的永恒追求。
　　巴特勒特：你认为谁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领袖？
　　爱因斯坦：我怀疑自从托尔斯泰以后是否有一个对全世界有影响的真正道德领袖。托尔斯泰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没有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那样深远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是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虽然不抵抗是对付逆境的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可实行，在印度实行不抵抗主义来反对英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国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反对纳粹。其次，甘地在现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减少机器生产，这是错误的。机器生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它必须被采用。
　　巴特勒特：你在同纳粹政府争论中已经作出了真正的牺牲，并且离开了德国。你会不会再次采取同样的步骤？
　　爱因斯坦：我没有做出什么牺牲。我仅仅做了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做的事。……一个人不应当回避在某些重大的争论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
　　我认为我的行动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对于我在这个友好国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顿的自由空气，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连几小时坐在我的书房里，前面放着一张纸。那时候我也许只写下几个某种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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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为打垮纳粹，为保存文明的价值，爱因斯坦从未停止过有力的呼唤。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纽约举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大会，参加的有３５００人，爱因斯坦因病没有出席，但他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
　　“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看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没有表现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责任也还是应当存在。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在人权诞生地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的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促使爱因斯坦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向一个反纳粹战士转变的原因归根到底就一个：基于崇高道德基础上的人类责任感、正义感。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无辜人民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能袖手旁观，甚至漠不关心吗？”
　　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面对邪恶不仅要战斗，还要从道义上承担起每个人对世界应付的责任。
　　基于这一点，爱因斯坦，这个曾一再呼吁宽容和解的大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说：
　　“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死灭的话，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当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备。”
　　从一味强调宽容到彻底的不宽恕，这其间，该凝聚了爱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几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准备发表一个呼吁，要美国人民注意当时盟军在德国所实行的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认为它会“在欧洲中心造成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退化的国家，而这是会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草稿后，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给以如下的答复：
　　“我当然不能赞同盟军目前在德国所做的一切，但我坚决深信：为了使德国工业生产力在很多年内不能恢复，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它并不足以破坏德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必须使德国人今后对原料资源不能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这些资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使他们变得那么危险。
　　“我不赞成报复，但却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它能够最有把握地不让德国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这种保证决不是通过道义上的劝说所能达到的。
　　“万一你们要把这个呼吁发出去，那我就不得不尽全力去反对它。”
　　于是，弗朗克又写信给爱因斯坦，恳求他为德国着想，改变态度。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坚决的态度写了如下回信：
　　“我对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表演的眼泪运动至今记忆犹新，也就不会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国人按照一个精心编造出来的计划屠杀了几百万公民。要是他们也杀了您，几滴鳄鱼的泪无疑也会流出来的。在他们中间，少数正直的人改变不了整个局面。从我所收到的来自那边的几封信，以及从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计德国人没有一点认罪或者懊悔的感觉。……亲爱的费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进这个肮脏的泥坑吧！他们会先滥用您的善意，然后嘲笑您上当。如果我无法劝阻您，那么就我来说，当然是不愿参与这件事的。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公开反对这个呼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爱因斯坦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以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范畴里的良心、正义转变为切实具体的社会责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为“美国纪念碑建造工会”拟的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的题词，虽未被采用，但清楚反映出这一变化：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为的是使你们能够自由，使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着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牺牲而加给你们的责任。”
　　在剩下的岁月里，爱因斯坦从未忘记过这一份沉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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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普林斯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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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中的伟人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７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美国的轮船，同行的有妻子艾尔莎、助手迈耶尔博士和秘书艾伦·杜卡斯。
　　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是在与欧洲永别。朗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果被验证的话：
　　“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古老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中，黯然失色了。罗斯福的“新政”，为美国带来了希望，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的大后方。去美国，对爱因斯来说，已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爱因斯坦从１９２１年第一次访问美国起，对美国的印象就是复杂的。美国社会的物欲横流、追求享乐、犯罪率高、追求时髦、标新立异，他都感到不快，但他同时也发现美国社会比起古老的欧洲，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活力。他初到美国，受到公众的崇拜，爱因斯坦曾大惑不解：
　　“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迹象。”
　　美国最让爱因斯坦感兴趣的是：“我对美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富裕阶层的社会意识比在欧洲的要发达得多。有钱的人认为把他的财产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连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给社会去支配，是自己理所当然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威力无限的社会舆论也迫切要他这样做。”
　　爱因斯坦所要去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１９３０年，两个美国拥有亿万资产的兄妹，请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校改革家弗莱克斯纳，请他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弗莱克斯纳发现，实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国已经够多了，于是建议创办一个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各个学科的第一流学者。没有计划，没有任务，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一切听任学者们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负责向各位学者提供足够的经费。弗莱克斯纳把这个机构定名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实际的组织者。
　　弗莱克斯纳想，既然拥有足够的经费，就应让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们摆脱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琐事的操劳，他们应当研究最高级和最普遍的问题。如能招聘到一流的学者，就不愁没有更多的年轻的杰出学者们慕名而来。在聘任通知中，弗莱克斯纳反复强调来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研究院是“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无一日三餐之忧。”
　　１９３２年１月，有人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加里福尼亚的帕萨迪纳，爱因斯坦正在那儿讲学。弗莱克斯纳有些犹豫：这可是当今物理学界的泰斗，自己能请得动吗？但如果请来了爱因斯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声名不就立刻传出去了吗？
　　费莱克斯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帕萨迪纳，他详细向爱因斯坦谈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计划。爱因斯坦听了很感兴趣，但表示每年可能还得在柏林呆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又到牛津大学与爱因斯坦会面，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时，爱因斯坦回德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他便有了去普林斯顿的意向。１９３３年后，爱因斯坦已主动与柏林断绝了关系，去普林斯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费莱克斯纳仿佛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连连问爱因斯坦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并问弗莱克斯纳：“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３０００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
　　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第二个要求却让费莱克斯纳为难了。一个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１６０００美元的年薪。
　　从伯尔尼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就养成一个习惯，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研究时间。他把研究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仅凭研究去拿薪水他总觉得不安。从苏黎世、布拉格到柏林，他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总还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顿，所有的时间都由他支配，他下意识地觉得有愧。
　　爱因斯坦对凭纯科学研究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他而言，又有着内在的深刻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在这点上，斯宾诺莎——以金刚古琢磨匠身份为职业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普林斯顿研究院多次声明该院的科学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但爱因斯坦总不想成为纯粹被社会供养的人，他忘不了一个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哪怕自己的研究仍然是属于社会的。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几千人。小城里古风纯朴，阳光灿烂。林荫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道路两旁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一两层楼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每一座房子都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这里似乎闻不到金圆帝国的铜臭，听不见工业巨人的叫嚣。这里就像莱顿小城和苏黎世湖畔、柏林郊外那样娴雅幽静，具有古老欧洲的情趣。
　　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僻静的小城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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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留下了数不清的轶闻趣事。人们说他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赠的诗的背后做计算；说他在鞋店的发票背面写上致答词，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说他在朋友家吃饭，灵感来了，没纸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下一行行公式；说他出外找不到回家的路，打电话去问研究院怎么回家；说他把一张１５００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丢了也不知道；说人家请他讲１分钟话，给１０００美元，他说他不需要钱……
　　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大学生们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随意、温和的爱因斯坦爱上了普林斯顿，这儿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呆板和清规戒律，他在这儿享受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欢乐，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普林斯顿有个１２岁的女孩子。放学回家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狠狠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呢？并带着孩子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笑着说：
　　“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还多呢！”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请求帮忙。爱因斯坦又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他给４个犹太人写了４封推荐信，让他们去争夺同一个职位，让大家哭笑不得。后来，这样的推荐信写得实在是太多了，以致拿推荐信去求职的人还没开口，人家就说，行了，行了，收起介绍信吧。这儿求职的人每人都有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２小时，觉得只过了１分钟；如果你挨着１个火炉，只坐了１分钟，却觉得过了２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爱因斯坦的诚恳与理智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在爱因斯坦身上是和谐共处的。“很难找到一个学者，其思想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充满情感，能具有这样明朗的表达激情的声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以‘为超个人的东西服务’的激情中，从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养料。同样，也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对人们的诚恳态度、对人们的爱、对人们的责任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费尔德对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作了非常准确的说明。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释。
　　“同情——一般说来这是人的善良的源泉。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对人的不幸的同情——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斗争和痛苦的时候，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眷恋便通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我们的感情中激起反应。
　　“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意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单纯，更充实，更完美，因为我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同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自上述两个源泉，如果我们采用解剖学的话说，可以来自心灵或头脑。我一年一年地学得愈来愈珍视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多么地有害。”
　　许多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们问自己，在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更伟大：是洞察宇宙构造的智慧，还是对人类的每一次灾难和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现的共鸣之心？这个印象在与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很清楚。替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古斯塔夫·布基医生写道，无论爱因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突然性所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强烈，然而“他的人性毕竟是一个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迹”。布基解释道，爱因斯坦从不愿画家给他画像，但有一个理由准能对他起作用。画家只须说这一点就够了：爱因斯坦的画像或许会——即便是暂时的——帮助他摆脱贫困，于是爱因斯坦就毫无怨言地陪上许多个小时，让这个可怜的人给自己画像。布基说，大街上的过路人在看见爱因斯坦的时候总是露出善意的笑容。面对他们的笑容，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在普林斯顿，人人都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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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是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我们总是避开那几条繁华的大街，专捡野外和行人寥落的小街。比如，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我们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脸都红了，她请求：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
　　‘请吧。’
　　他安详地站立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我相信，过了几分钟他就忘了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走进普林斯顿一家影院看电影，我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１５分钟才开映。
　　爱因斯坦提议走一走。出来时，我向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
　　检票员笑了，他认为这是教授开的一个很成功的玩笑，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到美国之后，爱因斯坦的生活相对安静下来，很少出门。１９３５年５月，他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这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外出旅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移民签证。除此之外，爱因斯坦与外界接触也比较少，但这并没减少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魅力。
　　１９３４年１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爱因斯坦夫妇。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纽约东北郊预计于１９３９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展览会工地上，美国人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金属封包里，其中包括请爱因斯坦为５千年后子孙写的一封信，准备等５千年（即公元６９３９年）后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
　　爱因斯坦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爱因斯坦、玛戈特和海伦·杜卡斯在特伦敦大法官菲利普·福尔曼的主持下，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但爱因斯坦仍保留瑞士国籍。
　　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爱因斯坦与美国海军军械局烈性炸药与燃料组签订顾问合同（后来合同延长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顾问费每天２５美元。
　　１９４４年，在堪萨斯州，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以６００万美元拍卖，作为对支持战争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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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的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发出了内心的苦闷：
　　“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
　　１９３４年，爱因斯坦的好友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认为导致埃伦费斯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科学家的埃伦费斯特对解决科学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务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对朋友之死的分析，同样也是自己处境的深切感受。
　　统一场论问题仍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关于统一场论的工作是在和任何有影响的和广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团体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理论没掌握任何可以用解释某种实验的难解结果使广大物理学界感兴趣的材料。理论的“内在的完备”同“外部的证实”没有找到一个交叉点。这一次，“内在的完备”成了唯一广泛的东西——只要可以设想出来。涉及到了初始的假设，它们无须任何附加的假说便可解释物理过程的全部总和，而不管这些过程是由什么样的场所引起的。但是，这些初始假设同能赋予假设以可靠性的实验却联系不起来。
　　在孤独中研究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许多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是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必须替他们找到工作。爱因斯坦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出乎预料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自己早年的梦想。爱因斯坦常向人抱怨日常生活的操劳，它使人离开科学。这其中还包含一层意思，看来是更重要的情况，即爱因斯坦所理解的，在科学活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就是他所景仰的斯宾诺莎式的研究方式。
　　英费尔德回忆说：“他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在大学教物理学挣钱。这些话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它们表现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要的事业，决不可以拿它去换钱。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使物理学远远地离开起码的温饱问题。虽然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天真的，然而它却是爱因斯坦所特有的。”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同时又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的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想工作。
　　“虽然只有物理学和自然规律才引起爱因斯坦的真正激情，但要是他发现谁需要帮助并认为这种帮助能起作用的话，他从不拒绝提供帮助。他写过成千上万封推荐信，对千百个人出过主意，一连几个钟点同疯子谈话，因为疯子的家庭写信告诉爱因斯坦，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帮助病人。他善良、慈祥、健谈、面带笑容，但异常不耐烦地（虽然是暗中）期待着他将能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
　　这种对孤独的经常的向往，不能归结为他的意识充满了期待解决的科学任务，这是一种更深邃的感情。爱因斯坦在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的《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我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人类团体抱有明显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对摆脱这些关系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年俱增。我尖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这个损失是不以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为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所左右作为补偿的。”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们（无论是偶遇的交谈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可猜测出一种深刻的和谐。
　　首先，把“观察者”一词用在爱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这个词可能更接近于“纯粹描述”的维护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每个学者都不是停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爱因斯坦是一个“严格实验”的大师，他对自然界施行穷根究底的盘诘，强调科学概念的能动性，他不是通常意义的观察者。不是克服直观的“显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积极的实验才能加以判断的诸过程的世界中，还算什么相对论呵！对爱因斯坦来说，认识过程——这就是干预自然界的过程。它同用人们生活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对人们的日常帮助很少使这种兴趣和这种感情得到满足。还在２０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对孤独的向往已经同爱因斯坦的巨大的社会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
　　科学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错结合，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觉，在科学界还是属于未来的事，其实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就像在物理学本身的问题上一样，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同数百个物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物理学家在本世纪中叶比这大得多的程度上对早在２０年代使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问题感兴趣。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者”（远离爱因斯坦职业兴趣的环境）的联系。在３０、４０和５０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事外。他在搞极其复杂的数学理论，然而它们是服从于一个在普遍性和困难性方面硕大无比的任务。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具体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硕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出现了病态。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
　　“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放下武器，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坏，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对此倒感到欣慰。她对友人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这样珍贵，现在我为此感到快乐。”
　　爱因斯坦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湖滨租了一幢美丽的旧房屋度过夏天，他又开始扬帆游弋了。艾尔莎在美丽的加拿大森林中觉得身体稍好一些，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样全放在丈夫身上。她写信给友人说：
　　“他处于最佳状态，最近又解决了一些重要课题。过许多时候，人们将掌握他所作的一切，并开始加以利用。他自己认为，新的成果是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最宏伟和最深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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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艾尔莎去世。
　　爱因斯坦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用红色砖块建造的房子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工具。但爱因斯坦变化很大。有一次，还在普林斯顿，艾尔莎就说过：“由于受内心渴望与外部作用的支配，我们全部与年俱变……。相反，阿尔伯特却犹如童年时一样。”但实际上，爱因斯坦在３０年代初已丧失了往昔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艾尔莎死后，他更时常流露出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４０年代更增加了，爱因斯坦在致朋友们祝贺他１９４９年３月７０诞辰的回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引起了各种疑虑没被证实，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妨碍他惯常的幽默、诚恳、对周围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的兴趣，但总的情绪是忧郁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底，爱因斯坦在回复索洛文对他的贺信时说：
　　“您那由衷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同由于这件令人烦心的事寄给我的无数别人的来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为我心满意足地回顾着我一生的劳作。靠近看却不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其稳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说来，我并没肯定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代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当然，这是一种时髦和短见而已，但确有一种不满情绪从我内心不断滋长。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有批判的头脑并且是诚实的，而幽默和谦虚将不管外界的影响经常制造一种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说明在写成它的瞬间爱因斯坦的情绪，又可以说明思想家整个一生中内心和创作的一般特点。主要一点是：对研究统一场论的结果不满，但同时，这封信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的全部创作道路。爱因斯坦不仅同那一劳永逸地阐明绝对真理的先知的模样相距甚远，甚至他的科学思想的内容本身就排除了它们的绝对化。批判的头脑、诚实、谦虚和幽默——所有这些反教条主义的力量与这一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这个普遍重新评价价值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引起的共鸣才如此广泛。
　　但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并不意味着抛弃价值，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也是相对的，批判的头脑、谦虚、幽默不会导致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不会使否定本身教条化，它创造着永恒的价值，不是静止不动意义上的永恒，而是在变化着的形式中守恒意义上的永恒。
　　爱因斯坦的这个总的立场就其本质是高度乐观主义的，但站在这立场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动摇、怀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与刻板公式区别开来的东西。爱因斯坦欣赏的是单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图象中的中间色和半阴影，但不是它们，而是精确的画图给他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半阴影闯入画面的时候，画图就不再是可信的、单值的和精确的了，这就使他不满。相对论的精确画图和量子力学的半阴影之间的冲突的心理方面就在于此。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爱因斯坦由于一再失去亲人，心理上的张力松驰下来。他们使他回忆起早在３０年代去世的朋友们和战友们。爱因斯坦这时常常追忆起１９３３年自杀而死的埃伦费斯特。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埃伦费斯特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两代人的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家能够找到的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埃伦费斯特自杀的直接原因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
　　与埃伦费斯特相比，爱因斯坦是乐观的。科学的要求——建立统一场论——和单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间的脱节并没造成像任务和解决之间的脱节在洛伦兹、尤其在埃伦费斯特身上那样的悲剧。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是深刻有机的。它是同坚信世界的和谐与可知性相联系的。在１９１６年建立相对论所克服的困难，和建立统一场论的更加艰巨的而且是没有克服的困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科学的道路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湧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着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这些风暴曾有过，爱因斯坦不可能是永远安祥的天使，就像人们有时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样。当爱因斯坦写下在建立统一场论中碰见的“数学烦恼”和在不可能使统一场论达到可以同观察进行比较的程度的时候，这不仅是紧张的思索，而且是意识到了的问题，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烦恼。在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一再回忆起埃伦费斯特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常常和人谈起埃伦费斯特的事。有人回忆说：
　　“他怀着激动而宽容的感情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也感受过类似的冲突。在同现代思想相联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剧，现在愈来愈突出了。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这种感觉使爱因斯坦追忆起已故的友人们。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后，爱因斯坦曾写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发现镭对科学的影响更大。爱因斯坦说：
　　“领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对已故的友人和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悲剧的回忆，唤起的不只是安详平静的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是高度的道德纯洁性、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对人们的同情的证明，这些品质令人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居里夫人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周围似乎形成了一个力场，它把周围的人们都引到共同的思想兴趣上。
　　“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２０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她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缓减的。”
　　现在，过了若干年，科学殉职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１９４７年初，爱因斯坦获悉朗之万逝世。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且才华出众。”
　　也是在这几年中，爱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衰逝。
　　玛娅长得极像爱因斯坦。她于１９３９年从佛罗伦萨来到了普林斯顿。玛娅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罗伦萨，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玛娅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顿，人们惊奇的是，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的相像。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
　　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爱因斯坦叙述了玛娅恶化了的健康状况。他在她的病塌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１９５１年夏，爱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现在，爱因斯坦最亲近的人只剩下玛尔戈和杜卡斯在身边。
　　他们住在离高等研究院不远的一幢二层楼的住宅里。早晨，爱因斯坦沿着这条街去研究院，再拐进一条枝叶更加茂密的林荫小道，穿过小树林和草地直达研究院的大楼。普林斯顿研究院被一个大公园环绕，草坪间杂着榛树丛和长满梧桐树、槭树、椴树的小树林。这里还有许多果树，特别是苹果树。秋天，林荫小道上满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小道渐渐变成街道，两旁是普林斯顿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１１２号住宅为全世界许多人熟悉的话，它在这种住宅中并不显眼。
　　甬道的两边是修剪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门，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
　　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被书架占满了。同房门对着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窗户左面的墙上挂着甘地的肖像。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和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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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坐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
　　在战时和随后年代里，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讲话是非常独特的：其中表达了并非某种明确的纲领，却是一种为人们、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做些什么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罗素于１９４３年迁居普林斯顿，关于爱因斯坦，他写道：
　　“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立场是同他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对爱因斯坦来说，考虑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如轻视旁人一样，始终是和他无缘的。”罗素把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同他为每一个人的独立价值、为反对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２０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
　　“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１９４２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
　　“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２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
　　“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有良好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阁。您瞧，我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１９５３年，爱因斯坦在为他７４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
　　“广义相对论刚一完成，也就是在１９１６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以来，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
　　对自己获得的结果的这种说明，爱因斯坦重复过不止一次——直到临终前几天，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确信，自己的理论将保持其未完成性，数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保证不了物理学的单值性。
　　但是，爱因斯坦懂得，问题不仅在于接踵而来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加工、数学困难的克服，以及获得场方程的数量上的解。对爱因斯坦来说，理论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观察相对应的物理概念，就无权叫做物理理论。
　　这种思想是同对微观世界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紧密相联的。爱因斯坦认为，统一场论可以从非统计的（不是支配几率，而是支配事实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尤其是还可以清除从量子力学发展中生产出来的物理学中的某些实证论倾向。早在１９３８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正在几个年轻人的支持下搞一个饶有兴趣的理论，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对几率的现代迷信和对物理学中的实在概念的疏远态度……”
　　１２年后，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里承认，统一场论还不能得到验证，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一般的、哲学的和逻辑的论据说服不了物理学家们。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英费尔德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出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１９３６年，英费尔德在波兰里沃夫斯基大学任副教授。当时，法西斯乌云已笼罩波兰，英费尔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兰大学里了。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并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邀请书。研究院给英费尔德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以便他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顿，马上就去敲范氏堂２０９号的房门。那时，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就设在那里。一进门，英费尔德就觉得，爱因斯坦异常苍老——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１６个年头了。然而，爱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目光却让英费尔德终生难忘。迅利的作风也使英费尔德感到惊异，因为爱因斯坦闪电般立即就向他说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打算。他没问英费尔德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来的等等。但这里丝毫没有书呆子的冷漠。英费尔德理解这一点，不只是由于爱因斯坦以极大热忱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他，亲切谈话的魅力这一次又感染了英费尔德。但是，爱因斯坦的心已被“超个人的”问题吸引住了。爱因斯坦开始讲述他对建立统一场论所作的种种尝试的结果。这时，勒维·契维塔——被爱因斯坦用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走进屋里。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６０。这位瘦小体衰的意大利数学家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并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一个避难处。勒维·契维塔刚一进屋就想马上离去，以免打扰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的谈话。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谈的内容，英费尔德细听勒维·契维塔的意大利英语，难以忍住发笑，这种英语能被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成的。爱因斯坦的英语也掌握得不好，但毕竟比契维塔强多了，加之从容、缓慢的风格，富有表情的语调，内容的连贯性和简洁明晰，都使他的语言保持了说母语时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