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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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后的十年，我骄傲地说，我的确活得很青春，很洒脱。我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上帝！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长期以来，强权专制缺乏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更使人与人成了“狼对狼的关系”。个体的人被剥夺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我30岁前的曲折经历是很有说服力的注脚。所以，当我得到平反，调离矿井当教师，有了肉体的相对自由后，我致力于对灵的自由的追求。并不顺畅，也不安逸，但我决不停歇。

假如，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脑袋，清晰地懂得属于自我的民主，自由、平等、尊严的权利，并愿为之头斗争。你哭，因为你难受，而不是为赚取别人的怜悯；你笑，因为你欣喜，而不是为了讨得别人的喜欢；你说，因为你有满腔真诚需要交流，而不是“紧跟照办”；你怒,因为你有压抑不住的忿满腔要宣泄，而不是为了取悦上峰、后台……由10亿这样的人组合的民族就能似珠峰崛起，而无需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为孱弱的体魄描金添彩。炎黄是什么东西？就不是原始的部落首领吗？龙是什么东西？不就是飞不能游不能的图腾吗！我们要做的是大写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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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未来的途程中，当年的红卫兵是一支最坚毅最有活力的队伍。中学的老三届，1962年后进校的大学生有着较扎实的文化素养，经过十年浩劫，他们在炼狱中锤炼了筋骨，寻回了脑袋；在插队落户、四个面向的磨难中，他们像安泰，脚吻着坚实黑土，理解了真正的人生；错误与挫折，受骗与幻灭使他们有了后辈人难得的辨别力；而在以青春热血为代价的鉴别之后；他们对改革开放更多一层发自由衰的激情。

这样宝贵的人材库，有些领导不懂珍惜和使用，甚至斜眼相视，总觉得不放心，不可靠。掂着档案袋，戴着左视镜，时不时还要整治一番。

于是，上锁的人材库里拥挤着数以万计的二等公民。我很欣赏《历史沉思录》里写的：“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多几倍勇气！”“在那一场动乱之后，至今还背着沉重的包袱，尚不知应赎罪到何年何月何日！”

对于蒯大富、陈敢峰一类为虎作伥的人物和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我们无需怜悯。在千百万红卫兵中有那么些人物出现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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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受骗的“修女”，被愚弄的“工具”，为什么不多一点理解与宽容？

“文革”中，人称复旦有三宝：“孙悟空的腿，谭启泰的笔，安文江的嘴。”

“孙悟空”即以此命名的战斗组负责人胡守均。胡平反出狱后，一段时间得不到合理安置，现在任哲学系讲师，学生很喜欢他，但领导总是斜瞅着他；谭启泰则长期留复旦不被使用，在新闻系资料室外虚耗光阴。1985年跳出复旦到《南风窗》任编辑才有用武之地。

和广州相比，上海就沉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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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得挺自在，但阴影从没离开过我。1983年调九江师专，试讲四节课反应极佳。一翻档案：当过红卫兵的头。 对不起，请回吧！1986年，我在九江电厂学校任教，教师们以最高票选我为职代会代表，开会当天，我突然被剥夺代表资格，连招呼也不打。我火了。不能入党可以，不准提干可以，职工选我当代表竟被无理剥夺岂非践踏民主强奸民意！我冲进党委办公室，找到副书记。我坐他站。我问：“书记，你在‘文革’中有没有叫过‘打倒刘少奇’？有没有祝过林彪‘永远健康’？批邓时有没有喊过‘打倒邓小平’？你们受党长期教育的干部队可以犯错误，到头来一推了之照样升官；我们20出头的青年犯错误为啥揪住不放？！”副书记并不知情，平时待我挺好，这天他撞到我枪口上了。他一个劲劝我“不要发火。我能理解。”我粗着嗓门叫：“群众选我当代表，你们凭哪一条剥夺？这叫滥用民主强奸民意无视法制！懂不懂？中午一点之前，你们把代表证送到我家里来！否则，我级级上告！“不到12点，正书记亲自送来代表证并一再致歉。下午，我佩上代表证挺胸凸肚绕场一圈。我维护的是人的尊严和起码的民主权利。凭良心说，这些领导对我挺政策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他们摆脱不了“阶级斗争观念”，惟恐犯了什么“立场”错误。我不恨他们，我怜悯他们没有自主的脑袋。

中国的“厕所文学”很有意思。一个在厕壁画只王八；第二个写“画王八的才是五八！”第三个写“乱涂乱写全是王八！”第二个写“你自己呢？政治生活中也有“厕所文学”，一边批极左，一边搞极左；一边说阶级斗争扩大化危害性重重，一边又扩大着阶级斗争。

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也不是妖魔鬼怪。他们是走出迷梦的一代普通人，其中不乏优秀人材。历史在否定红卫兵运动的同时将宣判红卫兵无罪！而50年代反右酿成的知识分子大报废的教训实在是不该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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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人把我的不平之词理解为“怀才不遇”的牢骚，那就委屈了我。人各有志，我的志不在当官。从小就想当作家，今天我得以圆梦，岂有他求？

而且，我认为理解不能乞求，重要的在于真诚地生活，坦诚地做人。当你把握自我，通过奋斗弘扬了自我价值，理解自然就能获得。

1979年，我到铜矿子弟学校任教。我不轻视这一小小的转折。那几年我一直教高中毕业班，努力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家在九江，一小时的路程，我三周回一次。放寒假，我腊月廿八回家，初四返校。钻研教案，编写提纲，分析考试动向，做学生的思想工作。1981年夏天，我几乎没睡过一次午觉。学校的领导都懂行，老师也团结。高考入学率直线上升， 在公司和县里名次居前。1982年考进了17名，这在矿区子弟学校不啻是个大突破。学生、家长于是对我刮目相看。说来也巧，那一年复习语文，我出过的作文题中有一题《达芬奇画蛋的启示》,且搞了评讲。7月7日考语文,试卷一发,作文题几乎是一样。考完试,学生叫“安老师万岁！”原本是巧合，一传出去就神乎其神了：“安老师不得了，高考题也猜得到！”

矿山人是纯朴的，他们不是孔雀石，晶莹夺目却无实用价值；他们是铜精矿，黑乎乎的，一经冶炼便是金灿灿的黄铜。他们在我最压抑的时候也把我当作一个人。今天，当我被赞扬声拥戴着时，他们给予我更多的支持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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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我被选矿职会代表并进入常设主席团。次年，任命为教导主任。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瑞昌县换届选举，我被推举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我挺胸昂首站了起来。

1982年，我应聘为电视大学瑞昌教学班指导教师，我讲授《写作》、《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史》直至论文指导。我极端负责。一是同情理解学员们的求知渴望，要对得起他们；二是我天性不甘寂寞，我在最大限度发挥我的潜能完善自我要求得社会的公认。我欣赏一位朋友说的：“你要行到社会价值吗？拿出你的实力来。”1984年，我被评为“江西省首届电大模范教师”。我尝到了自信自强的甜头。

假如领导能给我松绑，那很好；假如政策能给我宽容，那更好，假如这些都有限，那就迈开自己的腿走我自己路！那几年，我的确很苦很累很乏。1983年，我兼了文科班语文教师、世界史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四职；还有电大教师和小说创作。但我不叫苦，不抱怨。知识分子政策首先得由自己落实，自轻自贱抑或被档案压得自暴自弃，政策落实无非是加工资换位子。人字依旧没有大写！

我的档案袋比一般老九重得多，不是“三种人”，但微妙的尾巴是少不了的。乞求思赐？悲天尤人？那是弱者的作为。“人活一口气，”我妈说得对。你把我当二等公民吗？我要比一等、超等公民做得更好活得更有生气。到时候瞧瞧，该谁歆羡谁！该谁抬头瞧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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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忍辱负重的特点，长期以不被推崇为传统美德。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阳刚之气，挺不起脊梁，一贯受整治受宰割的症结所在。我不！负重可以，忍辱不干！你敢辱我，我就叫就跳甚至咬！

在超稳定的中国大一统社会里， 中国知识分子沉浸在烂熟的封建文明里遏制了人性价值的追求。而“最本质的人性价值是人的独立性”（布迪曼）。先知先行的智者同样跳不出敬天崇父，仁为本，孝为上的礼教囚笼，扭曲自我迎合既定的传统，成为一群孱弱的“谦谦君子”。不敢“骄傲”，不敢“狂妄”，扼杀进取，怯于竞争。如鲁迅批评的“连小小的角都没有。”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有过几声有力的抗议？劫难过后，还要宣扬“儿不怨”的孝道，充当害苦自己的封建意识的卫道者。可怜可悲！厨川白村说：“那些全不想发挥自己本身的生命力，单给因袭束缚着，给传统拘囚着，模拟些先人做过的事，而坦然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意义上，就知畜生同列”。我们知识分子中这一类“畜生”还少吗？

有些知识分子熬过了媳妇当婆婆，反过来虐待新媳妇。一旦当上官，整起同类来比非知识分子整人更阴毒，这就是无需加引号的畜生了。实例很多，否则不会有“窝里斗”一词。所以，看到80年代大学生在浮躁中思索，探求不同于先辈知识分子的现代模式，我感到欣慰。脑袋歪一点不怕，可怕的是丢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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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颗煮不熟的五味豆，有人为我捍汗，我却为之自傲。

历经十年折腾，背后有随时可揪的无形的尾巴。我可以“安分守己”的。但是，对我的民族“望之切而求之严”的感情，对祖国振兴的企盼使我不甘于“悠然望南山”。只要满怀真诚，我相信能得到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和政策领导班子主张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复重申建设民主政治，完善法制建设，这是希望得以如愿的体制上的保证。

从1984年以来，除了在学校、电大的课堂上，我率直地披露自我外，我还利用小有影响的名声在大、中专院校和工矿企业作了十余场演讲，当然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我有两项可资发挥专长的工具：笔和嘴。我充分利用他们以尽教师之责，以扬自我价值。

1986年1月，在雪纷飞的晚上，我应邀到九江师专作题为《喜忧交加说文坛》的讲座报告。说来也怪，报告刚开始，停电了，独独这一层楼停电。学生们火了，买了近百枝蜡烛，讲台点了10多枝。烛光莹莹，很有诗意。那一天我发挥是特别好，整整四个半小时讲演掌声不绝。我着重讲了文学是感受不是教诲，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应是改造国民灵魂，文学要真诚地直面人生，干预生活，探索民族魂等纯文学问题。但是，我对建国以来的文学提对《新星》、琼瑶小说进行了不客气的抨击。尖刻但并不武断。听众是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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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诸位看我长得挺‘苗条’的是吗？那是因为我长身体时刚好碰上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里有湖口县来的同学，我知道那些年湖口吞观音土撑死不少人。但是，杨朔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恰恰是‘赞美诗’。这是很不真实的虚假文学！而现在中学、大学语文课本仍把这些东西列为必读的重点，这很可悲。”

我说；“神道主义在17年文学中危害很深，就说以雷锋同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吧，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雷锋被神化了。‘每一个细胞都是革命革命革命！每一声呼吸都是人民人民人民！’假如雷锋同志患感冒，呼吸急促，血球增多，人民就更多了？革命更强了？雷锋也有七情六欲，他也谈过两次恋爱，但作品里的雷锋就没有，超凡入圣了……”

在批评《新星》的封建性清官意识和琼瑶小说是缺乏典型环境，没有时代气息，充溢着纯情理想的甜人的梦的同时，我列举了直面人生的报告文学相比，提出新文学处于痛苦的孕育期，面临着锁闭文学、西方文化、庸俗文艺的挑战和金钱的诱惑，新文学要走出夹缝是作家的自身超越。在回答提问时，我坦诚地剖析了自己从红卫兵司令到今天的思想轨迹，提出“人的观念现代化是伟大改革的根本点”，对大学生恋爱，我认为应予以宽容与理解，派专人捏着手电筒四出抓典型是愚蠢的做法……最后，我朗诵了专为他们而作的诗《假如，我像你们这样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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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依然有请必到，开文学讲座。这不是狂悖而是自信。

自信观念较新，观点对头，在复旦学的是文艺理论，多年来又有创作体验，应聘担任过《浔阳江》、《星河》编辑，教了两面三刀届中文电大，对文艺有一点发言权。我干吗为了他人的脸色眼色而缄口不言。20多年的扭曲已经够痛苦了，我不想再扭曲自我。何谓活得潇洒？那就是有错则改、没错则干。只要方向对头，对社会有益，喜笑怒骂尽可自由挥洒，能说的说、能写的写。碰死了呢？那没办法。先留下墓志铬：“这里埋着颗真诚而有斑痕的灵魂！”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经济上完成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我非常乐观。但是精神素质的现代化很可担忧。“扎根边疆”演变为“出国狂潮”，拜神主义演化为拜金主义，有人叹息“世风日下，”有人感喟“逼良为娼”……症结在哪里？民族缺少凝聚力，公民缺少信心力。由缺乏自主意识的人组成的民族必然是易于被驱使被搓揉的民族。有段时间，反自由化把《丑陋的中国人》当把靶子，现代有人谩骂电影《红高粱》，自尊心够强的了。殊不知虚荣不是自尊。柏杨先生罗列的中国人的丑陋面不是什么新东西，鲁迅先生早就一一刻划过。谁敢说阿Q绝了后，祥林嫂没孝子？不敢正视现实且扮出一副爱国的假相乃是十足的伪善，最近，上海甲肝风引起怪相百出的甲肝效应，联想起1976年唐山地震引起全国性的地震恐怖症，实在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集中表演。为此，我写了一篇小说《甲肝效应》（《芳草》1986年6期）对上海同胞进行一番的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