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分析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生活杂谈(下)





　　纠察队
　　同类型的还有卫生队和之前提过的交通队等。
　　小学中低年级时，都很羡慕高年级的能当纠察队。因为纠察队可以管人，而且，小学生每次迟到都会被纠察队登记，对纠察队充满了敬畏之心。好不容易等到五年级，可以自己当纠察队管别人了，也感觉终于熬出头来，扬眉吐气。每天早上，总是在出门前，就要把那黄布绣着红字的臂章别在袖子上；放学了，也不肯拿掉臂章，走起路来，特别神气，大摇大摆地回家。
　　纠察队除了早上登记迟到的人，平常也负责校内风纪，比如午休时有没有人不睡觉，走楼梯有没有乱跑、边走边吃等琐事。不过，有时候看到低年级的萝莉们被登记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忍心的。有一次，我为了登记一个人，抱着负责任的热情，跑到对方教室里把他揪出来，没想到他们级任老师也在教室里，我没看到，反而被那个老师骂了一顿。
　　现在看到小学生纠察队还是那副样子，就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可笑。

　　小学鬼故事
　　其实，小学流传的鬼故事也多少反映出，小学生所谓的“恐怖”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是恐怖的本质。比如说好像每一所学校，以前一定都是坟场、刑场之类的，要不就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半夜会自动传出琴声，贝多芬像的眼睛会转动等，或者是那几尊看起来很邪恶的动物雕像会吃人之类的。排在第一名的还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半夜会自动起来巡逻。并且，这类故事一定要配上“我朋友”来加强公信力，并且“我朋友”一定都是忘了带东西回家，晚上回学校去拿。
　　小学时，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是，前任校长的遗体其实都藏在校长室里，而校长常常在换，就是因为都被学校里的恶魔给吃了。同学在描述时，表情还十分严肃。后来长大问起其他人，怎么大家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鬼故事呢？小孩子的脑袋果然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大人们编出来要小孩晚上不要到学校乱跑的说法。
　　日本学校与美国学校
　　我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和洋人。马路一边是美国学校，马路正对面是日侨学校。虽然在一般台湾人的小学里，偶尔也会冒出金发碧眼的洋人或名字是四个字的日本人同学，但绝大部分的外侨还是读这两家学校。所以，从小学开始，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有着爱恨纠葛的关系。
　　先说日本学校。小学时每年都会跟日本学校学生做交流，他们每次都会准备很精彩的民俗才艺表演，而我们每次只不过唱个简单的民谣，什么《茉莉花》、《梅花》、《望春风》之类的。在台湾的日本人很低调，虽然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反日情绪，但偶尔被激起时，他们学校的墙上会被乱喷漆，而他们只是低调地将其清除掉。
　　日本的小孩在台湾，即使在冬天也常见他们穿短裤短袖的。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当然这跟家长本身也有关系。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在公园里面玩球，大家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美国学校前面的那片红砖人行道，以台北市的标准来说，显得异常平整。每到下午三点，那条马路一定会塞车，几乎都是来接学生的车子。与日侨学校的纯日本人相比，美国学校里的学生其实四分之三都是黄皮肤的伪洋人。在那个年代，台北市还没有禁街机，不管是哪一国的小朋友，常常都挤在机台前面玩着或看着。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是如快打旋风（街头霸王）、格斗天王之类的游戏，这时免不了有“国际友谊赛”的情况出现。当然啦！小学生不一定懂得外语，但是，诸如“干”、“Shi*”、“F***”、“八嘎”这类国际通用语还是听得懂的。不过说来奇怪，跟日本人就是不容易吵起来，但是跟美国学校学生常常玩一玩骂一骂互看不顺眼，儿童版的街头霸王很容易就当场上演了。
　　也许，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懂得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吧！

分析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林强《向前走》




　　那年，有首闽南语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那就是林强的《向前走》。摇滚以其充满节奏感的旋律，热血的歌词，让人听几次就朗朗上口。跟以前大多数的闽南语歌曲不同，这首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歌词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初生之犊的乡下小伙子，对大城市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发下豪语，要在城市里闯下一番功业的心情，非常励志。当初，我在午间综艺节目里，看到林强忘我又热切地舞动着唱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了。
　　在过去，可能是历史或文化的影响，闽南语歌总是给人一种“悲情”的感觉。当然，这样说不一定精确，但闽南语歌的确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种特殊的沧桑感。日本的统治之后，闽南语歌有了些演歌的江湖气息，再加上后来的酒场酒家文化，闽南语歌开始有了酒的气息，或者说是一种风花雪月及风尘般的苍凉。
　　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工作，所以，也有很大一部分闽南语歌是在描述这些——大概就是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故乡的爱人请等我成功回来，爱人的离别之类的主题。粗略地说，早期的闽南语歌，主题不外乎社会底层、风尘沧桑及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有浓厚的苦命和不认命的哭腔。虽然以前也有些曲风比较不同的闽南语歌，但仍然成不了主流。
　　因此，《向前走》一推出，马上就引起一阵轰动与旋风，在流行乐坛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仅仅是那种创新的曲风，同时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闽南语歌也可以这么摇滚、前卫、流行、有人文深度。在当时处于十字路口、人心茫茫的台湾，林强以那种傻傻的形象，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唱出了许多到台北奋斗、不向现实低头、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的心声，也激起了许多人“只要向前走，什么都不怕”的雄心壮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首《向前走》都是许多人喜欢选用的竞选歌曲。
　　这首MV的拍摄地是当时刚建好的台北新火车站，背景画面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外地人对台北新火车站的第一印象。我的大学同学说，当初他坐火车北上到台北读书，对前途一片茫然时，随身听里放的就是《向前走》这首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台北，台北对他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
　　其实他这样讲，多少也表现了“台北”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性。因为许多住在台北市的居民，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种首善之区的优越感，过了淡水河出了台北市，就算是河对岸的台北县，也好像低了一级。总之，这里的人很习惯用台北市的角度去看台湾的其他地方。
　　再加上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台湾一直有所谓的“南北差异”，北部人跟南部人在思想及个性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当然，这个“北部人”指的是台北人。南部人会说台北人太冷漠，还是南部人热情；可是台北人会说那是因为台北人够理性冷静，不像南部人常常那么粗鲁做事不经大脑。长久以来，电视节目也有这样的画面：台北人低调奢华，中南部人有钱却像暴发户；台北人“高水平”讲国语，中南部比较“乡土”讲闽南语。诸如此类的事，从个性、思想，一直到建设、立场，都能拿来吵或互相讥讽。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战南北”，就是南北部人在那边打嘴仗吵来吵去，大部分都发生在网络上。
　　总之，台北人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最近台湾经济不景气，股市一泻千里，所以，当财政官员在电视上表示希望“中南部的有钱人一起救台股”时，你就知道这句话又将要引发“战争”了。
　　台湾有些人会觉得台北人有点儿骄傲。于是他们一方面讨厌台北，但另一方面又想要到台北来闯闯。同学说，台北车站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当初刚一下车，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与台北这座城市发生关联。
　　林强在那一年可说是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句“向前走，什么都不怕”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不过，他后来也慢慢退居幕后。而这首《向前走》在台湾百大流行歌曲里排名第六，在一向是国语歌统领的流行歌坛里，能得到这种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从这首歌之后，闽南语歌如同灌入活水般有了新风气。
　　现在我也在外地工作了，心情郁闷时就会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推荐大家有机会听一听。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初 中





　　

　　1989年初秋，我进入了初中。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妈妈总是骑着脚踏车载我到学校附近的补习班先预习初中一年级的功课。妈妈跟大多数妇女一样，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比别人更强，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作比较。当时我不了解，为什么她们这些妇女都喜欢这样比来比去。后来更大一点儿时，我才明白，原来她们那一代人，成长在台湾最穷困的时代，成长过程中不一定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现在有些钱了，总是希望儿女好，去完成一些他们以前无法做的事。一方面，看着儿女有成就，她们会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心中的缺憾。
　　在妈妈载我去过几次后，就换我自己天天骑着那辆买菜用的淑女车，穿梭于家和补习班之间。后来，初中也办了入学前辅导班，妈妈很自然地把我送去读，提早感受初中的生活。这一年，我终于不再想弹钢琴了，妈妈似乎也放弃让我继续学了，转而逼着妹妹继续学下去。在传统台湾人的心目中，如果有点儿经济能力，家里的女孩子都应该送去学钢琴，而娶媳妇若能娶到一个会弹钢琴的，那似乎就是幸福家庭的保证。
　　九月，正式入了学，许多女孩子不得不把漂亮的长发剪短。我也剪了一个比较好整理的平头，感觉很蠢。我们这个学校还好，是男女合班的，有些学校是男女分班，甚至还有纯男生或纯女生的初中。
　　同学们都来自学区内的不同小学，但也有几个同学是以前就认识的，幸运地被分在同一班。比较特别的是一对双胞胎，张忠仁和张忠义，因为是台湾成功分割的第一对连体婴兄弟，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们都是社会注目的对象。在小学时，他们也跟我同校，但不同班，初中时同班。在小学时，其实大家并不太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对别人有不太礼貌又粗鲁的举动。倒是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家长都能对他们有所理解，并劝小朋友们多多体谅他们。也因为他们，我们班教室从四楼搬到了一楼，方便他们两位行动。不过这样一来，教室就在训导处旁边，我们变成了天天被盯的对象。
　　因为在训导处旁边，所以天天都可以看到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一听到训导主任广播“某年某班某某人，到训导处报到”，就知道有好戏看了。过了不久，就能传来打屁股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
　　上初中后，可能是认识的人更多了，看得更多了，欲望也就更多了。有一阵子，我偷父母的钱偷得很凶，偷到妈妈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多出财物来。我又喜欢摆阔，这些钱都会拿去买东西请同学吃，因此交了一堆酒肉朋友。但是，后来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偷钱的欲望突然全都消失了。跟几个初中同学不经意间聊起这个话题时，才知道大家几乎都偷过父母的钱，以前都很不懂事，都是大了后才去跟父母道歉。
　　初中的生活不如小学那样快乐，经常都是在考试及体罚中度过，因为老师也有业绩压力。可的确，那时候玩心太重，不受点儿小小的处罚也不会主动去读书。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谁主动谁被动，谁能用功读书谁爱玩。而到底谁未来有出息，等到我们这几年同学聚会时，才发现，这还真没有个定数。

　　

分析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职棒开打



　　

　　这一年，职业棒球赛开打，将台湾已经流行许久的棒球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最早是日据时代传进，到1945年以后，棒球运动更是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东深山里的红叶小学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冠军队，为这支最初只能用木棒和石块练习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而来年的金龙少棒队参加美国少棒联盟于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更将全民对棒球的疯狂推上了新高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半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代表队在国外的比赛，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那些年，青少棒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也是夺冠连连，打遍天下无敌手，拿冠军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当然，那些都有时代因素。事实上，美国的少棒联盟本质是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台湾却处心积虑地营造“台湾人是世界一等”的自我催眠。人家是夏令营杂牌军，台湾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为了求胜硬是土法炼钢式地练习。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成棒也是扬威世界，历次打败如古巴等世界超强队伍。可以说，当时的棒球选手都是从小就参加世界赛事。但是，当时并没有良好的职业队伍制度，只有类似联赛的赛制，所以当初也使得不少球员离开台湾去外国打球。
　　1990年，为了避免甲组成棒联赛观众日益减少以及优秀球员流失，“中华职棒联赛”终于开打了。成立之初，共有统一狮、兄弟象、味全龙、三商虎（排名不分先后，否则就会知道球迷是很可怕的）这四家企业成立了球团，投身职棒运动。当年上半季和下半季总冠军分别是三商虎和味全龙。翌年，中华台北奥运棒球代表队更在巴塞罗那奥运上拿到银牌，让全民为之疯狂。在各种媒体以及亲朋好友间的推波助澜和口耳相传下，从此，棒球不再只是参加世界比赛拿冠军这样的意义，而是真正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后来职棒队伍增加为六队，但职棒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几年后发生了职棒签赌案等事，职棒陷入黑暗期。在这期间，就连创始的味全龙及三商虎队都解散了，伤了许多球迷的心。而许多一流的好手，也相继被美日等棒球强国挖走，以至于我许多朋友在很多年后，看到中华台北队赢球，全场的蓝彩带（三商虎的颜色是蓝色的），会感动得哭着喊:“三商虎终于夺冠了，呜呜……”另一个朋友，在康师傅回台并购味全龙之后，裁掉棒球队，他跑到顶新的办公室前大喊：“康师傅，还我味全龙！”一直到2000年后，热潮才重新回来了。
　　总之，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

分析家

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1990年夏天，爸爸到肯尼亚开会，因为要与一些人同去，索性组了一个团。在开会之前先到一些地方旅行，同行的当然还有与会者家属。全家托爸爸的福，也跟着去了。
　　第一站是以色列。这一行程很符合当初台湾基督教徒喜欢“圣地游”的习惯，但因为衔接问题，必须转机很多次，因此先经香港转机到罗马。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爸爸认识了一位从大陆来、要去非洲某地做生意的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跟大陆人接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及用词与我们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同样是说中文，但总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认识之初，大家的对话好像都有些试探的意思，但后来也越聊越开，什么话题都开始说了。像爸爸这种爱传教的人，当然也会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向这位先生传福音，送了他很多书。因为这位先生一点儿都不懂外文，因此到罗马机场后，也是我们的同行团员帮助他办理了所有转机相关手续。总之，这次的接触，对我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本只能在画面或书本里看到的平面的大陆人，一下子都变得立体起来。这其实跟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转变一样，从文字到画面，再从画面变为实体。
　　我们到罗马后待了约5个小时，接着要飞到希腊雅典转机。降落雅典前，我第一次由空中看到爱琴海那湛蓝的海水。在雅典过境大约要6个小时，大家在机场里觉得无聊，干脆跟那些海关去争取，没想到还真的争取到了落地签证。于是，全团约20个人，从机场包了几辆出租车直奔雅典市区。同行的一个牧师，特别问了当地导游亚略巴谷（圣经使徒行传里，保罗在雅典的传教地）在哪里，原来就在卫城旁边的一个小谷地，那位牧师走过去一看，竟泪流满面。接下去看了柏拉图的“学院”遗址。当然，那时候很笨，并不在意，多年以后我读大学哲学系，才理解到那个地方意义多么重大，只恨当时没能多看几眼，多拍几张照片。
　　晚上，飞机由雅典直飞以色列台拉维夫。因为那阵子东欧集团陆续瓦解，犹太人掀起了返国潮，因此机上有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犹太人。当飞机降落在台拉维夫机场，机轮触地的一刹那，整个机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等到下机时，发现还有不少人眼眶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
　　台拉维夫机场安检极其严格，导致出海关的时间非常久。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头，不过他是个巴勒斯坦人，以至于在后来几天，他一抓到机会就骂以色列政府，幸好司机听不懂英语。在以色列的几天，大概就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加利利等几个《圣经》里比较常出现的地方。以色列虽然是个犹太教国家，倒也挺会操作这种以宗教为卖点的行程，这些与《圣经.新约》有关的景点也大多数都有东正教会。看来，世界各地有一堆来“圣地游”的游客。
　　在某天的夜里，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寂静的远方传来一声枪响，响彻整个夜空。当时就心想：“该不会开战了吧！”然后又昏睡过去。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新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街上军人比前两天增多，连战车都直接停在重要的街口。当然，这也给观光客更多的机会找荷枪女兵合影。
　　在以色列待了几天，就从陆路往埃及走，在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与其说严格，不如说刁难。有经验的导游拿了一些钱出来塞在海关手里，结果海关连检查都不检查就让过了。过安检后回头再看，好像所有旅行团都是这样做的。
　　过边境后，各旅行团的班车都已经在等，但要等这一批旅行团全部都过关上车后，整个车队才会前后都有军车保护着前往开罗。这段路要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沿途看到不少废弃的战车遗骸，都是当年以埃战争时留下的。行驶大约七小时后，到了苏伊士运河，连人带车都上渡轮，过运河后再次上路。这时离开罗已经不远了。
　　这段路大约走了九个小时。因为行程的关系，只在埃及停留了三天，只在开罗玩而已，能想得到的景点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也去过了。第四天清晨坐飞机至沙特的吉达转机至肯尼亚。当时正值战争爆发，沙特又是在最前线，机上每个乘客表情都很凝重，生怕飞机就这么被飞弹射下去。顺利到了吉达机场，安检又是严格到极点。虽然只是转机，但前前后后被安检了七次，连爸爸那本厚厚的《圣经》都被拿起来翻，大概是怕里面藏枪吧！
　　那一年的前不久，刚好沙特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当地人对台湾还是熟悉的。在机场里的商店乱逛，说是台湾来的都还挺吃得开，再加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嗯……应该还算可爱啦！所以那边的免税店店员，一直塞糖果给我们吃，还一直叫人来看。原来台湾来的小朋友那么稀奇啊！
　　顺利到了肯尼亚首都奈洛比，爸爸与同行人员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家属们则参加大会组织的游览行程。每天都有许多不同行程可以参加，不过在肯尼亚就是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看野生动物。大会安排的餐厅是会场楼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广东老头开的。这个老头已经在肯尼亚住几十年了，虽然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几乎都是他儿子代为翻译的，不过看得出，老头看见同样是黑头发的中国人后，非常激动。
　　从肯尼亚回来后，顺路又飞到罗马玩了三天。当然，对小孩子来说，什么千年之都呀，不是重要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在那些街边或百货公司，用羡慕崇敬的眼神仰望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神奇华丽的各类商品。此外，也忘记了因为什么事被妈妈处罚，在餐厅吃饭时被叫出去大骂一顿，并在一群洋人面前罚站，原来这就叫“出洋相”。
　　我一直非常感谢父母给我这次机会，带我们出去玩。大概就是因为这次经历，培养了我对旅行的爱好，我比较喜欢自助游的习惯大概也是那时确立的。因为当初不能脱团到处乱跑去看想看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现在一赚到钱，有机会就往外跑，游山玩水的，结果导致一事无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阿云

欣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