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录像带出租店





　　在过去，台湾一般家庭想要看影片，除了第四台和电视台经过配音的影片外，只能到录影带（录像带）店去租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除了电视以外，录放影机也是必备的。而录影带有大带（VHS）与小带（BETA）的区别，各有支持的厂商，有点儿像现在的蓝光DVD和HD的规格之争。小带的优点是画质较清晰，但放映时间较短；大带反之，不过后来VHS赢了，所以大家后来都用VHS大带。
　　因为一块录影带大概也都要当时的三百多块钱，不太便宜，因此出租录影带的行业应运而生。在这类出租店里的影片主要有几大类：欧美电影，台产电影，综艺节目（通常是私录的），港剧，卡通，日本节目（含摔角、综艺节目、剧集等）。大部分人要租的话需要交一笔押金及预付金，然后再从这里面慢慢扣钱。当然啦，成人影片也是个很大的市场，业主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警察会抓的，怎么办呢？所以这些录影带店都有一个小隔间或暗室藏在成柜的录影带架后面，通常老板见到熟客才会帮他们打开这个暗门。那时候多想进去啊，每次门只要微微打开，我都会假装在旁边选片，事实上是在往里面一探究竟！那对我来说简直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天国之门，不过我那时候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小孩，说是帮爸爸租的也没有人会相信。
　　录影带的影片与节目，陪我度过了很多没有第四台及电脑的童年时光。我尤其喜欢租日本综艺节目来看，因为不管制作还是喜感，都比台湾的综艺节目好多了。再说，台湾的节目也都是模仿日本的。那时比较喜欢的有志村加藤的“大爆笑”以及整人节目。
　　因为录影带是可重复读写的，但每次新存入又无法把旧的都覆盖干净，所以一些私自录制的影片偶尔也会出现些让人尴尬的场面。比如说，全家看小叮系列，大雄与恐龙看到一半，好感动的时候，突然宜静发出激情的呻吟声，然后脸一扭曲，画面变成了某种运动的场面，全家当场傻眼，默不作声地继续低头吃饭。等到画面又回到小叮时，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忍不住说：“喔！你看你快看，小叮又出来了。”
　　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害我到现在一直怀疑那时候是不是片名少看了两个字，其实片名是《激情小叮》。另外一种情况是，小时候好奇心比较强，片子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一大段雾沙沙的画面，想看看后面还有什么，结果一直快转，有一次还真的看到了以前录过没清洗掉的画面。喔喔喔！有好多日本女人没穿衣服呢！赚到了赚到了！从此，我看录影带都会看到它全部放完为止。
　　我家有录放影机的时候，也正值我性启蒙之时，很想去租一些*片来看，可是老板又不让我进密室，所以只能租些片名比较意淫的片子，而且租的时候一定把这部片夹在其他片中间，可能又顺便附上一片自己都看不懂的艺术片做烟幕弹。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无良心的录影带商人，取名字特别有技巧，比如说《世界性娱乐》这部片，它的“性”字放得特别大，封面又放着比较诱人的图片，而且在一般区出租。等回到家一看，什么？内容竟是各国的花车游行啊，马戏杂耍啊之类的，原来内容是“世界性的娱乐”啊！
　　有时候出租店也会办促销，通常都是港剧系列，比如一次租十片会更便宜，但是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都一次租一袋子装的港剧，疯狂看港剧赶进度，看到眼睛出油、眼压升高都在所不惜。而录影带店倒掉也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就会大喊赚到赚到了，不过妈妈马上泼冷水：“可是还有五百块预付金嘞！”
　　后来，这些个人经营的录影带出租店慢慢被大型连锁的出租店如百事达所取代。再到后来，录影带也慢慢被VCD、DVD所取代了。

阿云

咳，往事如烟。

廖信忠

1988
我们台湾这些年：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三大张”，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
　　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反*大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反*大陆”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爱拼才会赢》席卷台湾





　　这一年，有一首歌一经推出，瞬间便横扫了整个台湾，大街小巷都在放，后来也席卷了整个华人社会。虽然是首闽南语歌，可影响所及，以致于前几年我在太行山的深山里旅行时，都听得到开拖拉机的师傅在哼着这首歌，那就是《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的原唱叶启田，在更早期就已经是台湾的知名歌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内山姑娘》、《墓仔埔也敢去》后来也不断被翻唱及重制。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故犯罪入狱，人生顿时跌到最低点，出狱后却又以一首《爱拼才会赢》咸鱼大翻身。
　　因为这首歌太火爆了，在当时不管走到哪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公园里跳土风舞的在放，殡葬队伍在放，运动会在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选举时候选人的宣传车也都会放这首歌。
　　叶启田后来也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爱拼才会赢》，有点儿他的自传性质，但稍显胡闹了一点儿。而他后来的一些歌，如《浪子的心声》、《故乡》等，也一样脍炙人口，不愧是宝岛歌王。
　　在台湾，似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首代表当时的歌，这些流行歌曲如同串起了台湾的历史。
　　比如说战后的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艰苦，有些人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如沿街卖零食、收破铜烂铁之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家计，只好放弃学业出来工作。当时就有一首歌叫《烧肉粽》，是这么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疼爱），让阮读书几年冬，出业头路（工作）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

　　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因为家境清苦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半夜街头大喊烧肉粽叫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大家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为了赚更多的钱，可以没日没夜地加班做工。当时，台湾第一个电视台台视开播了，很快就有了综艺节目“群星会”。那操劳的工作之后，身心自然需要松弛，大家挤在电视前观看综艺节目里歌星的演唱便成为通俗的娱乐。于是，群星会的主题曲，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齐欢唱……”

　　“群星会”算是通俗娱乐节目的代表，但年轻人或知识分子总是相对叛逆一点儿，总觉得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是西洋音乐流行的年代。因为那时美军驻台仍有美军电台，因此许多年轻人也喜欢收听美军电台的音乐节目。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洋歌曲在学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面，在海外，许多人士因为流亡而有家归不得，他们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黄昏的故乡》：

　　“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若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听见着喂，亲像在叫我的……”
　　这是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在聚会时最常唱的歌，以解思乡之情，结果这首歌也因为这样被禁。

　　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可说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因为如“保钓运动”等因素，民族主义也被激起。随后“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开始了，舍弃了西洋流行歌，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比如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歌，细腻又清新的歌词，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另一方面，当局因为政策需要，推行“净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会”，也在此时被迫停播。
　　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气氛紧张又风雨飘摇，有办法的当然都到外国去了，但留在这里的，就更需要团结一心。那几年，最流行的不是讲情唱爱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这样的歌曲：

　　“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另一首当时很红的歌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传，令歌曲变得家喻户晓。
　　进入台湾经济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人是有钱起来了，但是精神却慢慢空虚。这时，罗大佑的歌曲又丢下一颗“震撼弹”，歌词流露出对社会现象及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如当时流行的《鹿港小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湾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中南部乡下到台北工作的，在台北赚到钱稳定下来后，却又发现心里好像缺少了些什么。这首《鹿港小镇》在当时引起广大共鸣，成为流行金曲之一。罗大佑的《童年》也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更开放，经济飞快发展，赚钱机会更多时，《爱拼才会赢》刚好唱出了当时台湾人的所想。这首歌除了本身就跟叶启田的际遇起起落落有呼应的效果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可能跟台湾长期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关。台湾是一个资源缺乏的海岛，对外依存性较高，为了生存下来，商业不得不发达。在重商的精神下，只有努力找机会拼搏开拓才不会被淘汰，所以这首歌真的贴切地描述了许多台湾人的心声。
　　时代造就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勾起时代的回忆，让人不禁觉得，没有歌的时代是多么的寂寞。

　　

分析家

学习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汉城奥运





　　这一年汉城奥运，主题曲《HandinHand》（心手相连）简直就是火翻天。这是奥运会第一次有主题歌，而当时也被谭咏麟翻唱成国语及粤语版本，连一向在打扫时间只放儿歌的学校，也一直放着这首歌。的确，这首歌歌词简单易懂，大家都能唱，老师们领唱时也特别喜欢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在汉城奥运前一年就在大力宣传了，所以到奥运前，大家都已经能朗朗上口。
　　大概是韩国离台湾近，不但台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大家也都很关注这次奥运会。这一年奥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男子奥运百米，卡尔.刘易斯和本.约翰逊的终极对决，媒体把这场比赛形容为夙敌间的最终决战。枪声一响，两人如猛虎出笼般冲出，最后本.约翰逊以9秒多破了世界纪录，但一天后，他被查出使用禁药而被判出局。本来用禁药的人也不少，但大概是他这场比赛太受人瞩目了，所以当他被查出用药时，大家纷纷为之愕然。
　　在女子田径方面，“花蝴蝶”乔伊娜拿到三面金牌，成为焦点人物，而她努力的过程，也常被老师拿来当样板。
　　中国代表队在这年奥运的乒乓球项目有杰出的表现，陈静拿到了女单金牌，被比较多的人拿来当八卦说事的就是这场比赛的让球风波。当时争冠的都是中国队选手，同为队友，据当时流行的传闻是说陈静接到指令，要让球给另一位较资深的选手，但陈静很有个性，硬是把队友打败拿到金牌，自己从此也被冷冻起来。当然，后来当事人否认了。这场比赛太过精彩，两人都是杀气腾腾，我跟着喜爱乒乓球的爸爸看了好几遍，到现在都还觉得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乒乓球赛之一。过了三年，陈静来到台湾，改披中华台北队战袍。






　　我们台湾这些年：“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9，“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阿云

再次感谢您的往事。

分析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这年的两部电影：《七匹狼》与《悲情城市》





　　这年，绝对热血的电影《七匹狼》上映了。这部融合了友情、爱情、动作与音乐的片子，汇集了当时演艺圈最大牌的年轻艺人，是许多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美好回忆。
　　片子至少集合了王杰、张雨生、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金玉岚、马萃茹、胡晓菁）、东方快车合唱团及庹宗华等明星参演，卡司（阵容）超强，内容描述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因为总是“不打不相识”，因此剧情也稍显火爆，在追星效应以及剧情所呈现的年轻人“反社会叛逆”情绪的双重鼓舞下，受到大批年轻人的疯狂喜爱。整部片可说是一气呵成，再穿插进好几首热血的插曲，成为当年的经典电影。后来这几个主要演员也以“七匹狼”的名称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就连小朋友们也为这部电影疯狂。全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有买电影原声带，扫地时间大家也索性不扫了，就拿着扫把一起大唱“永远不回头”。老师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反大人”的风气在小朋友当中弥漫，因此积极导正大家电影情节里不对的地方。
　　片子里的几位主角都是当时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如王杰，一出道就是一副孤傲浪子的形象，当时的《我要向太阳怒吼》，简直越唱越热血，到了过几年的保钓运动时，还变成了主题曲；张雨生高亢的歌声让当时的歌坛为之一亮，《天天想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大受欢迎的歌曲；庹宗华当时演班长已经大红；邰正宵在片中虽然戏份儿不多，但之后也开始大红；星星月亮太阳是当时的少女偶像组合。
　　不久，张雨生就在歌迷的簇拥中入伍。《七匹狼》后来也拍了续集，但续集是以悲剧收场。
　　再后来，“七匹狼”这三个字也被注册掉了。

　　禁忌了几十年的“二.二八事件”话题，也在这一年突然浮上了台面，被当做显学来研究，因为，《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得到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殊荣。
　　一般认为，本片的导演侯孝贤预料到直接在台湾发行这部片是行不通的，因此带着它到威尼斯影展上赌一把，没想到这部影片真的成为在世界级三大影展上第一次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这下“新闻局”不得不认可了，还很形式地给侯孝贤祝贺一下。于是，这部直接挑战台湾政治史上最禁忌话题的影片，得以一刀未剪而上映。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主要描述基隆附近九份地区的某家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间的故事。在“二?二八事变”后，一介草民也不由得被卷了进去，改朝换代后身份认同的冲突是这部片所讨论的主题之一。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可圈可点，片子里有意借这个角色表达当时台湾人的敢怒不敢言，隐喻了台湾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国族身份认同困难。
　　这部片得奖的消息在电视上公布后，妈妈对祖母说：
　　“妈，那是在讲‘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你知否？”
　　“什么事件？哪有什么事件，你别乱讲话。”祖母瞪大了眼睛否认。
　　“二.二八！哈哈，二.二八！”看到祖母生气了，我故意又大声乱喊开玩笑。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小心被警察抓走！”说完祖母气得走回房间，妈妈也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倒是外公马上就从台南打电话来了：“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国民党谎话说不久了……”他激动地发表自己的感慨。
　　《悲情城市》的拍摄地，九份及金瓜石，本来就是侯孝贤电影很喜欢的取景地，但这附近一直是个破败的废弃矿村，《悲情城市》火了之后，这里突然就变成了旅游胜地。据说日本前几年的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中的街，便是以九份为原型，而九份的知名度在一般日本观光客中也一跃千丈。现在的九份观光客，大多数是日本人及香港人。
　　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好一阵子，每到2月28日这一天，电视台就会回放《悲情城市》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