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忏悔（安文江）

分析家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进看或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木辛）蒯大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好有好感。１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了“上三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　队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１２日阶见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起的怪名）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後，狂热尚足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渲泄口。越演越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他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吗？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的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的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骨实在太多太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沈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人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有处在弄潮的位置上　贰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只是“君子远苞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曾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扫帚清扫厕所。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分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十八年后，我写了篇颇得好评的散文《“清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真挚的……。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E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分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沉一般……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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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人还多。张春桥一伙慌了。

大约是22日下午，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上海各群众体头头开会，一个个点名要大家就复旦大字报表态，我虚晃一枪说：“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而周谷声、胡守钧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当天晚上，“机联站”二把手郭XX把我请到他家里吃狗肉，他劝我：“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以后再说吧。”我不是傻瓜，这块诱饵我不会吞。郭XX个性耿直，向来直来直去，那天说话却弯弯绕，我估计他是替张春桥、徐景贤当说客。

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事”三军倒戈，直接把予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六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XX，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

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2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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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着。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怪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
   
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就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革”进入全面夺权阶级，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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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的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的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从反右到“四清”直至“文革”，有多少事实求是？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八亿人一颗脑袋就够了。谁要自已的脑袋就得准备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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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郭××指示将我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近八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周谷声，主持人是郭××、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个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却很难！这大概是有某种规律的。

其实，我自己反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我糊涂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亏换来个大明白：我没有脑袋！

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癫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癫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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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大伙公开反江清，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对当时的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敢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9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敏，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国亡党"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认为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抢"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心制的残余。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我在六号楼阁楼上单身独宿，在迷蒙中寻找自己失落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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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帐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示"。第一次怀疑毛主席受了骗，可是"洞察一切"的导师会受骗？我糊了。心里空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全国大串联时，我们满怀政治热情留校闹革命，亏了。现在，憋在复旦挨整当然没有"忘情于山水之间"的洒脱与超然。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逍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浩劫过后，"两派都应否定"，唯逍遥派不存在否定问题。因此，一查档案，他们的最清最白。提拔干部，选派出国，他们成了最理想的人选。我同年级同学中有几位处、局级领导干部，没一个"铁杆保皇派"，也没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以为我当官不得发牢骚。不是！当初，一腔赤诚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工农子弟迄今还有相当一批人被沉重的档案袋压着。这使我想起，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他们得到了安置或当了什么委员之类的。宽容得到报答，豁达得到赞赏。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0年又2年，对他们20岁左右时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历史的恶作剧叫人啼笑皆非。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州、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褴褛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人民；阳朔的农田上踽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怆、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分析家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分析家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2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的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昧。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押送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分析家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