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作品集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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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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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囗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①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①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囗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棋祥”，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①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
　　①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位领”，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年（1615）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田旗，共为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叫做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恭亲王奕訢①，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运，奕訢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赏识。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嫉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①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录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后来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倒无所谓，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热河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①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訢的懿旨。总之，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结果是，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訢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梓宫”②返京的肃顺。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①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萨满教”。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男巫叫“萨满”，女巫叫“乌答有”。他们为人治病、驱邪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作神鬼附身状。满族进关后，此教仍然保存，但只限女巫（称萨满太太）经常进宫。
　　②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梓宫”。
　　此后，同治三年，奕囗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更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思光”。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祖父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有足够的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绔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会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能使她改变主意。她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有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时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她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惟一能控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是无用的了。
　　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惟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他于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囗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囗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欹器”①，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澄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澄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
　　①欹器亦叫做敧器，苟子《宥生篇》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复。’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复，虚而奇攴。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顿板子。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顿。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来说，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件事对醇亲王说来无疑地是个很大刺激，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交部议处”。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一八九○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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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祖父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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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囗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江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和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和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和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和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和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近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和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①谭嗣同（1865—1893），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史称为六君子。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谋不料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亻隽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亻隽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曳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先利用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亿、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①。双眼花翎②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③，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①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②花翎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皇族和高级官员赏孔雀翎，低级官员赏鹖翎（俗称老鸹翎，因是蓝色的又称蓝翎）。皇帝赏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阶高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
　　③商代以来历朝一般都设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作为国君辅弼之官，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为辅导太子之官。但后来一般都是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权。明清两季亦以朝臣兼任，纯属虚衔。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们说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仅是白果树，更重要的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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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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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大阿哥的名号。此后七年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西太后在颐和园渡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十天，突然做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
　　庆王到京，午刻同诣000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
　　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0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
　　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
　　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0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0交在00皇后宫
　　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癸酉百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
　　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
　　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
　　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教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
　　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挑。
　　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
　　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
　　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这段日记，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十九日抄起，是因为十九日那句“致庆邸急函”和二十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与立嗣大有关系。这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所做的必要安排之一。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匡力①。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做到投其所好。荣禄贿赂太监李莲英，让太太陪伴太后游乐，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的奉承和孝敬，总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满意。如果说奕劻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奕劻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②也比荣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了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或者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艺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劻的官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劻一再加官晋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就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地位。辛丑议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了意。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光绪二十九年，他进入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机大臣，年老的礼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后来礼王告退，奕劻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搬他，御史们出面参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有位御史奏称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送给他儿子。结果是一个御史被斥回原衙门，一个御史被夺了官。
　　①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值亲王永璘之孙。初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②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皇帝的女儿封公主称固伦格格，亲王女儿郡主称和硕格格，郡王女儿封县主称多罗格格，贝勒女儿封郡君亦称多罗格格，贝子女儿封县君称固山格格，镇国公、辅国公女儿封乡君称格格。格格又有汉族“小姐”之意，故旗人家女儿也叫格格。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劻是又担心又依赖，所以既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之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劻升官的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那里大量地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囗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竟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这位太太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于是这个消息便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结果，瞿鸿囗被革了职。
　　西太后倒奕劻不成，同时因奕劻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所以也就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没有再犹豫。光绪三十三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凯为主角的阴谋，使她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①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深水，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
　　①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民国后成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数度把持北京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又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华北汉奸政权，旋被抛弃，不久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一直到死。
　　关于袁、庆的阴谋究竟确不确，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更相信的是她在宣布我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死后两个小时，她还授命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到次日，才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指光绪的皇后，她的侄女那拉氏）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之所以在发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她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她也不会认为自己老活下去。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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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摄政王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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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①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①一九○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著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①、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①冯国璋（1857—1919），字华南，河北河间人，在清末亦是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之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①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①银锭桥在北京地安门附近，是载沣每天上朝必经之地。一九一○年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载沣秘密埋藏自制炸弹于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后，清廷慑于当时民气，未敢处以极刑，南北议和时即予释放。当时把这案件叫做银锭桥案件。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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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亲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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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的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净钱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她的管教。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她在那拉氏祖母去世后当了家。她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她精神最初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突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我祖母接到这个“懿旨”，直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她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奕谟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当做生了一个儿子，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这位贝子平时不大会奉承慈禧，慈禧早已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更加生气，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奕谟以前曾受过她什么折磨，他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忿，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奕漠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
　　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慈禧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敏郡王奕志为嗣。正像漠贝子诗中所说的那样：“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懿旨。原来我父亲早先订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①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
　　①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的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其实他并不管事憋了王府中有婚丧大事时去一下之外，平日并不去王府。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生的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三弟早故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银①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她在财物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全不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①清代制度官吏于常俸之外，朝廷为示要求官吏清廉之意，另给银钱，叫做养廉银。
　　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惟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伯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这太监回答说：“奶奶还没回来呢，不忙关。”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人称呼。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她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梆梆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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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童年

一　登极与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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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工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工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的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半个多月，即旧历十一月初九，举行了“登极大典”。这个大典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技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们的忧心忡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看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作者），
　　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①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退朝回家，三个革命党人伺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掷弹炸袁未中，炸毙袁的侍卫长袁金标，炸伤护兵数人，事后袁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痛等症”为名请假，拒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代奏。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①。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口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国外相格雷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其全文是“复你十二日电。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四十页）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①，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拚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忿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①在辛亥革命期间，满清皇族的最顽固最反动的集团，以良弼、溥伟、铁良等为首组成了宗社党，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后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冯国璋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才被迫同意清帝沮位，隆裕亦传谕，把它解散。宗社党解体之后，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企图借外力来复辟。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役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溥伟忿忿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拿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清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没信心。溥伟就请求“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
　　“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碰头回答。
　　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下去吧。”
　　末了，善耆又向太后嘱咐一遍：“一会，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摇头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
　　“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①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①与“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这个清室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
　　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
　　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
　　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
　　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
　　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
　　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
　　旧。

分析家

二　帝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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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之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渡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我十一岁的那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杰二弟和大妹也跟着进宫来陪我玩几天。他们第一次来的那天，开头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太监们玩过，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我们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越玩越高兴，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后来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就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便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
　　说着，他抬手做了一个持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他惹了祸，因为我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我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溜到他身后，吓得快要哭出来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想起来，那调儿很使人发笑。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和一般的孩子一样，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跑得丢盔曳甲，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想跑的时候，叫他们站在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假如那时身后没有那个尾巴，例会觉得不自然。我从前听人家讲明朝崇祯皇帝的故事，听到最后，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我就觉着特别不是滋味。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人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①的内容如下：
　　①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吃一顿点心。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
　　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
　　白菜　羊肉片川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
　　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　羊肉丝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　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内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每逢年节或太妃的生日（这叫做“千秋”），为了表示应有的孝顺，我的膳房也要做出一批菜肴送给太妃。这些菜肴可用这四句话给以鉴定：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0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至于后妃们的分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后妃名　“皇后”　“淑妃”　 四位“太妃”　合计
　　各种缎　　 29匹　　　15　　　　　92　　　　136匹
　　各种绸　　 40匹　　　21　　　　 108　　　　169匹
　　各种纱　　 16匹　　　 5　　　　　60　　　　 81匹
　　各种绫　　 8匹　　　　5　　　　　28　　　　 41匹
　　各种布　　 60匹　　　30　　　　 144　　　　234匹
　　绒和线　　 16斤　　　 8　　　　　76　　　　100斤
　　棉花　　　 40斤　　　20　　　　 120　　　　180斤
　　金线　　　 20绺　　　10　　　　　76　　　　106绺
　　貂皮　　　 90张　　　30　　　　 280　　　　400张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个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①），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由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则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①苏拉，执役人的满语称呼。清时内延苏拉隶属于太监。内务府、军机处皆有之。雍和官的执役喇嘛，称苏拉喇嘛。
　　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惟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分析家

三　母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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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虽然有过这么多的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今天回想起来，她们对我表现出的最大关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餐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就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我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有一天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我一时情不自禁，就把馒头塞到自己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戒备，便越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①，停在西长街，被我看见了。我凭着一种本能，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盖子一看，食盒里是满满的酱肘子，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连忙来抢。我虽然拼命抵抗，终于因为人小力弱，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被抢跑了。
　　①每月初一、十五各王府按例都要送食品给太后。——作者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以上这些。
　　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虽然我也有名字，也有乳名，不管是哪位母亲也没有叫过。我听人说过，每个人一想起自己的乳名，便会联想起幼年和母爱来。我就没有这种联想。有人告诉我，他离家出外求学时，每逢生病，就怀念母亲，想起幼年病中在母亲怀里受到的爱抚。我在成年以后生病倒是常事，也想起过幼年每逢生病必有太妃的探望，却丝毫引不起我任何怀念之情。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伤风感冒。这时候，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来了都是那几句话：“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的气流发生一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见好，卧室里也就风平浪静。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端康太妃对我的管束也比较多，俨然代替了隆裕原先的地位。这种不符清室先例的现象，是出于袁世凯的干预。隆裕去世后，袁世凯向清室内务府提出，应该给同、光的四妃加以晋封和尊号，并且表示承认瑾妃列四妃之首。袁世凯为什么管这种闲事，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瑾妃娘家兄弟志钅奇的活动，也不知确否。我只知我父亲载沣和其他王公们都接受了这种干预，给瑜、珣皇贵妃上了尊号（敬懿、庄和）瑨、瑾二贵妃也晋封为皇贵妃（尊号为荣惠、端康）；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从此，她对我越管越严，直到发生了一次大冲突为止。
　　我在四位母亲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她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板子和对我的训斥，正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做榜样。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她发落了我身边的李长安、李延年这些人之后，又把她身边的太监派到我的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我的老师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对我讲了一套嫡庶之分的理论，更加激起了我憋在心里的怒气。
　　过了不久，大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便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边又出现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总管太监张谦和本来是买军服和洋袜子的告发人，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大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气冲冲地跑到永和宫，一见端康就嚷道：
　　“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阵。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去，向他们大哭大叫，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①里，慷慨激昂地说：
　　①上书房是皇子念书的地方，在乾清宫左边。
　　“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
　　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阵，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
　　敬懿太妃是跟端康不和的。这时她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①来，皇帝可要留神！”
　　①满族称祖母为太太，母亲为奶奶。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去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变过去态度，不但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也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却牺牲了我的亲生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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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毓庆宫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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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
　　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的都空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布置得较简单：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诚勉诗条屏。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等。十四岁起又添了英文课，除了《英语读本》，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化名，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上当的除了报纸编者还有我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他后来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收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以此作为他的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例证之一。
　　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伊立（起来）！”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①。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有三个人，即：溥杰、毓崇（溥伦的儿子，伴读汉文）、溥佳（七叔载涛的儿子，伴读英文，从我十四岁时开始）。伴读者还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楣的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功夫。毓崇的成绩最坏，这倒不是他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的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这就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
　　①“赏紫禁城骑马”也叫赏朝马。军机处每年将一、二品大臣年六十以上者，开单请旨，一般皆可获准，推侍郎（正二品）以下的不一定全准，内廷官员往往“特蒙思礼”不复问年，亲王以下至贝子则皆可准许。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话亭下马，由西华门人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这种赏赐也是封建朝廷给予臣下的一种巨大的荣誉。
　　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非常淘气。我念书的时候，一高兴就把鞋袜全脱掉，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在他遵命俯头过来的时候，给我冷不防的拔下了一根。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被“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还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竟被我闹得把“君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兴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急了，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能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就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也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坐。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也就开始了。
　　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
　　　　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
　　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
　　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
　　四官。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
　　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二十八日，睛。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
　　至十二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住读英文。三时，功课毕，还养心殿。
　　三时半，因微觉胸前发痛，召范一梅来诊，开药方如左：
　　　　薄荷八分，白芷一钱，青皮一钱五分炒，郁金一钱五分研，扁豆二钱
　　炒，神曲一钱五分炒，焦查三钱，青果五枚研，水煎温服。
　　　　晚餐后，少顷即服。五时半寝。
　　　　二十九日，晴。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及下地，方知已受
　　煤毒。二人扶余以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少顷即醒，又越数时乃
　　愈。而在余寝室之二太监，亦晕倒，今日方知煤之当紧（警）戒也。八时，
　　仍旧上课读书，并读英文。三时下学，餐毕，至六时余寝。
　　陆润庠师傅①是江苏元和人，做过大学士，教我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教满文的伊克坦是满族正白旗人，满文翻译进士出身，教了我九年多满文。和陆、伊同来的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西太后时代做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是和我相处最久的师傅。陆死后添上教汉文的做过国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②。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他后来不像张之洞那样会随风转舵，光绪十七年被借口南洋事务没有办好，降了五级，从此回家赋闲，一连二十年没出来。直到辛亥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惟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①陆润庠，也是当时的一个工业资本家，光绪末年，他在苏州创办了最早的纱厂丝厂。辛亥革命后清室非法授以太保，并在死后追赠为太傅，谥文端。
　　②梁鼎芬（1859—1919）字节庵又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宣统三年委广东宣抚使，未上任清朝即倒台，赴易州哭谒光绪陵，故小朝廷授他为“崇陵陵工大臣”。在他奔走之下，上海各地有不少想求得小朝廷的匾额或其他荣典的人大捐其钱，供奉崇陵工程。
　　“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说完这些，少不得再用另一种声调，回述一下“同光中兴、康乾盛世”，当然，他特别喜欢说他当年敢于进谏西太后的故事。每当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忿忿然的。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他总有些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他会看病，我生病有时是请他看脉的。梁鼎芬师傅很爱说话。他与陈师傅不同之处，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比陈师傅要多些。有一个故事我就听他说过好几遍。他在光绪死后，曾发誓要在光绪陵前结庐守陵，以终晚年。故事就发生在他守陵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灯下读着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闯进屋里。他面不改色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能死于先帝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这故事我听了颇受感动。我还看见过他在崇陵照的一张相片，穿着清朝朝服，身边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他怎么把终老于陵旁的誓愿改为“不见松青心不死”，又怎么不等松青就跑进城来，我始终没弄明白。
　　当时弄不明白的事情很多，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陈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梁师傅笃信扶乩；朱师傅向我推荐过“天眼通”。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
　　　　赏陈宝琛　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　赵伯驹王洞群仙图一卷
　　　　　梁鼎芬　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
　　还有一张“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日”记的单子，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这类事情当时是很不少的，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我当时并不懂字画的好坏，赏赐的品目都是这些内行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
　　有一次在书房里，陈师傅忽然对我说，他无意中看到两句诗：“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他想起了自己即将来临的七十整寿，请求我把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赐给他做寿联。看我答应了，他又对他的同事朱益藩说：“皇上看到这两句诗，说正像陈师傅，既然是皇上这样说，就劳大笔一挥，写出字模供皇上照写，如何？”
　　这些师傅们去世之后，都得到了颇令其他遗老羡慕的谥法。似乎可以说，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他们所要给我的，也都给我了。至于我受业的成绩，虽然毓庆宫里没有考试，但是我十二岁那年，在一件分辨“忠奸”的实践上，让师傅们大为满意。
　　那年奕劻去世，他家来人递上遗折，请求谥法。内务府把拟好的字眼给我送来了。按例我是要和师傅们商量的，那两天我患感冒，没有上课，师傅不在跟前，我只好自己拿主意。我把内务府送来的谥法看了一遍，很不满意，就扔到一边，另写了几个坏字眼，如荒谬的“谬”，丑恶的“丑”，以及幽王的“幽”，厉王的“厉”，作为恶谥，叫内务府拿去。过了一阵，我的父亲来了，结结巴巴地说：
　　“皇上还还是看在宗宗室的分上，另另赐个……”
　　“那怎么行？”我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
　　“好，好好。”父亲连忙点头，拿出了一张另写好字的条子来，递给我：“那就就用这这个，‘献’字，这这个字有个犬旁，这这字不好……”
　　“不行！不行！”我看出这是哄弄我，师傅们又不在跟前，这简直是欺负人了，我又急又气，哭了起来：“犬字也不行！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了！”
　　我父亲慌了手脚，脑后的花翎跳个不停：“别哭别哭，我找找找上书房去！”
　　第二天我到毓庆宫上课，告诉了陈宝琛，他乐得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一道缝，连声赞叹：
　　“皇上跟王爷争的对，争的对！……有王虽小而元子哉！”
　　南书房翰林们最后拟了一个“密”字，我以为这不是个好字眼，同意了，到后来从苏洵的《谥法考》上看到“追补前过曰密”时，想再改也来不及了。但是这次和父亲的争论，经师傅们的传播，竟在遗老中间称颂一时。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宣统九年正月初七百，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
　　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
　　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
　　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
　　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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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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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
　　役使太监的历史起于何年，我说不准，但我知道结束的日子，是在二次大战取得胜利，我从帝王宝座上第三次摔下来的那天，那时可能是太监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名左右。据说人数最多的是明朝，达十万名。清朝使用太监，在职务和数量上虽有过限制，但西太后时代也还有三千多名。辛亥以后，太监大量逃亡，虽然优待条件上规定不许再招阉人，内务府仍旧偷着收用。据我最近看到的一份“宣统十四年（即一九二二年）正月行二月分小建津贴口分单”上的统计，还有一千一百三十七名。两年后，经我一次大遣散，剩下了二百名左右，大部分服侍太妃和我的妻子（她们还有近百名宫女，大体未动）。从那以后，宫中使用的差役只是数量小得多的护军和被称为“随侍”的男性仆役。
　　在从前，禁城以内，每天到一定时刻，除了值班的乾清宫侍卫之外，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最低贱的扶役“苏拉”，全走得干干净净，除了皇帝自家人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太监的职务非常广泛，除了伺候起居饮食、随侍左右、执伞提炉等事之外，用《宫中则例》上的话来说，还有：传宣谕旨、引带召对巨工、承接题奏事件；承行内务府各衙门文移、收复外库钱粮、巡查火烛；收掌文房书籍、古玩字画、冠袍履带、鸟枪弓箭；收贮古玩器皿、赏用物件、功臣黄册、于鲜果品；带领御医各宫请脉、外匠营造一切物件；供奉列祖实录圣训、御容前和神前香烛；稽查各门大小巨工出入；登记翰林入值和侍卫值宿名单；遵藏御宝；登载起居注；鞭笞犯规宫女太监；饲养各种动物；打扫殿宇、收拾园林；验自呜钟时刻；请发；煎药；唱戏；充当道士在城隍庙里念经焚香；为皇帝做替身在雍和宫里充当喇嘛，等等。
　　宫中太监按系统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太后、帝。后、妃身边的太监，一类是其他各处的太监。无论哪一类太监，都有严格的等级，大致可分为总管、首领、一般太监。太后和帝后身边都有总管、首领，妃宫只有首领。品级最高的是三品，但从李莲英起，开了赏戴二品顶戴的例，所以我所用的大总管张谦和也得到了这个“荣誉”。三品花翎都领侍，是各处太监的最高首领，统管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在他下面是九个区域的所谓九堂总管，由三品到五品，再下面是各处的首领太监，由四品到九品，也有无品级的，再下面是一般的太监。一般太监里等级最低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就送到这里充当苦役。太监的月银按规定最高额是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贯三百，最低的月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对于大多数太监，特别是上层太监说来，这不过是个名义上的规定，实际上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集团的或个人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外快”，比名义上的月银要多到不知多少倍。像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张兰德，即绰号叫小德张的，所谓“贵敌王侯，富埒天子”，是尽人皆知的。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什么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宫中其他总管太监和一些首领太监，也莫不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各有一些小太监伺候，甚至有的还有外宅“家眷”，老妈、丫头一应俱全。而低层太监则特别苦，他们一年到头吃苦受累挨打受罪，到老无依无靠，只能仗着极有限的“恩赏”过日子，如果犯了过失撵了出去，那就惟有乞讨和饿死的一条路了。
　　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养心殿的太监，其中最亲近的是伺候我穿衣吃饭的御前小太监，他们分住在殿后东西两个夹道，各有首领一名管理。专管打扫的所谓殿上太监，也有首领一名。这两种太监统归大总管张谦和和二总管阮进寿所管。
　　隆裕太后在世时，曾派都领侍总管太监张德安做我的“诸达”，这个职务是照顾我的生活，教给我一切宫中礼节等等。但我对他的感情和信任却远不如张谦和。张谦和当时是个五十多岁、有些驼背的老太监，是我的实际的启蒙老师。我进毓庆宫读书之前，他奉太后之命先教我认字块，一直教我念完了《三字经》和《百家姓》。我进毓庆宫以后，他每天早晨要立在我的卧室外面，给我把昨天的功课念一遍，帮助我记忆。像任何一个皇帝的总管太监一样，他总要利用任何机会，来表示自己对主子的忠心和深挚的感情。因此，在他喋喋不休的聒噪中，我在进毓庆宫之前就懂得了袁世凯的可恨、孙文的可怕，以及民国是大清“让”出来的，民国的大官几乎都是大清皇帝的旧臣，等等。外面时局的变化，也往往从他的忧喜的感情变化上传达给我。我甚至还可以从他每天早晨给我背书的声音上，知道他是在为我担忧，还是在为我高兴。
　　张谦和也是我最早的游伴之一。和他一起做竞争性的游戏，胜利的永远是我。记得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敬懿太妃叫我去玩押宝，张谦和坐庄，我押哪一门，哪一门准赢，结果总是庄家的钱都叫我赢光。他也不在乎，反正钱都是太妃的。
　　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很爱听故事。张谦和以及许多其他太监讲的故事，总离不开两类：一是宫中的鬼话；一是“圣天子百灵相助”的神话。总之，都是鬼怪故事，如果我能都写下来，必定比一部聊斋还要厚。照他们说来，宫里任何一件物件，如铜鹤、金缸、水兽、树木、水井、石头等等无一未成过精，显过灵，至于宫中供的关帝菩萨、真武大帝等等泥塑木雕的神像，就更不用说了。我从那些百听不厌的故事中，很小就得到这样一个信念：一切鬼神对于皇帝都是巴结的，甚至有的连巴结都巴结不上，因此皇帝是最尊贵的。据太监们说，储秀宫里那只左腿上有个凹痕的铜鹤，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它成了精，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被乾隆射了一箭，讨了一场没趣，只好溜回原处站着。那左腿上生了红锈的凹痕便是乾隆射的箭伤。又说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乾隆某次下江南时，给乾隆遮了一路太阳，乾隆回京之后，赐了这松树一首诗在墙上。乾隆亲笔诗里说的是什么，这个不识字的太监就不管了。
　　御花园钦安殿西北角台阶上，从前放着一块砖，砖下面有一个脚印似的凹痕。太监们说，乾隆年间有一次乾清宫失火，真武大帝走出殿门，站在台阶上向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火焰顿息，这个脚印便是真武大帝救火时踏下的。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我幼时住在长春宫的西厢房台阶上有一块石枕，据一位太监解释，因为附近的中正殿顶上那四条金龙，有一条常在夜间到长春宫喝大金缸里的水，不知是哪一代皇帝造了这个石枕，供那条金龙休息之用。对这种无稽之谈，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皇帝的帽子上的一颗大珠子也有神话。说是有一天乾隆在圆明园一条小河边散步，发现河里放光，他用鸟枪打了一枪，光不见了，叫人到河里去摸，结果摸出一只大蛤蜊，从中发现了这颗大珍珠。又说这颗珠子做了帽珠之后，常常私自外出，飞去飞回，后来根据“高人”的指点，在珠子上钻了孔，安上金顶，从此才把它稳住。关于这颗珠子，《阅微草堂笔记》另有传说，自然全是胡扯。用这颗珠子做的珠顶冠，我曾经戴用过，伪满垮台时把它丢失在通化大栗子沟了。
　　这类故事和太监的种种解说，我在童年时代是完全相信的。相信的程度可以用下面这个故事表明。我八九岁时，有一次有点不舒服，张谦和拿来一颗紫红色的药丸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奴才刚才睡觉，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托着一丸药，说这是长生不老丹，特意来孝敬万岁爷的。”我听了他这话，不觉大喜，连自己不舒服也忘了，加之这时由神话故事又联想到二十四孝的故事，我便拿了这个长生不老丹到四位太妃那里，请她们也分尝一些。这四位母亲大概从张谦和那里先受到了暗示，全都乐哈哈的，称赞了我的孝心。过了一个时期，我偶然到御药房去找药，无意间发现了这里的紫金锭，和那颗长生不老丹一模一样，虽然我感到了一点失望，但是，信不信由你，这个白胡子神仙给我送药的故事，我仍不肯认做是编造的。
　　太监们的鬼神故事一方面造成了我的自大狂，另方面也从小养成了我怕鬼的心理。照太监们说，紫禁城里无处没有鬼神在活动。永和宫后面的一个夹道，是鬼掐脖子的地方；景和门外的一口井，住着一群女鬼，幸亏景和门上有块铁板镇住了，否则天天得出来；三海中间的金鳌玉陈桥，每三年必有一个行人被桥下的鬼拉下去……这类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十二岁以后，我对于“怪力乱神”的书（都是太监给我买来的）又人了迷，加上宫内终年不断地祭神拜佛、萨满跳神等等活动，弄得我终日疑神疑鬼，怕天黑，怕打雷，怕打闪，怕屋里没人。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都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①，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这是康熙皇帝给太监们规定的例行公事，以保持警惕性。这种例行公事，把紫禁城里弄得充满了鬼气。这时我再不敢走出屋子，觉得故事里的鬼怪都聚到我的窗户外面来了。
　　①“下钱粮”可能是“下千两”，意思是“下锁”，宫中忌讳“锁”字，故以“下千两”代替；“下锁”，后又讹传为“下钱粮”。总之，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作者
　　太监们用这些鬼话来喂养我，并非全是有意地奉承我和吓唬我，他们自己实在是非常迷信的。张谦和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有什么疑难，总要翻翻《玉匣记》才能拿主意。一般的太监也都很虔诚地供奉着“殿神”，即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这四样动物。本来宫里供的神很多，除了佛、道、儒，还有“王爹爹、王妈妈”，以及坤宁宫外的“神杆”、上驷院的马、什么宫的蚕，日月星辰，牛郎织女，五花八门，无一不供，但惟有殿神是属于太监的保护神，不在皇室供奉之列。照太监们的说法，殿神是皇帝封的二品仙家。有个太监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在乾清宫丹陛上走，突然从身后来了一个二品顶戴、蟒袍补褂的人，把他抓起来一把扔到丹陛下面，这就是殿神。太监们不吃牛肉，据一个太监说，吃牛肉是犯了大五荤，殿神会罚他们在树皮上蹭嘴，直蹭到皮破血流为止。太监若是进入无人去的殿堂，必先大喊一声“开殿！”才动手去开门，免得无意中碰见殿神，要受惩罚。太监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给殿神上供，平常是用鸡蛋、豆腐干。烧酒和一种叫“二五眼”的点心，年节还要用整猪整羊和大量果品，对于收入微薄的底层太监说来，均摊供品的费用，虽是个负担，但他们都心甘情愿，因为这些最常挨打受气的底层太监，都希望殿神能保佑他们，在福祸难测的未来，能少受点罪。
　　太监们为了取得额外收入，有许多办法。戏曲和小说里描写过，光绪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的总管太监，否则李莲英就会刁难他，请安时不给他通报，其实这是不会有的。至于太监敲大臣竹杠，我倒听了不少。据说同治结婚时，内务府打点各处太监，漏掉了一处，到了喜日这天，这处的太监便找了内务府的堂郎中来，说殿上一块玻璃裂了一条纹。按规矩，内务府司员不经传召，不得上丹陛，这位堂郎中只是站在下面远远地瞧了一下，果然瞧见玻璃上有条纹。这位司员吓得魂不附体，大喜日子出这种破像，叫西太后知道必定不得了。这时太监说了，不用找工匠，他可以悄悄想办法去换一块。内务府的人明白这是敲竹杠，可是没办法，只好送上一笔银子。银子一到，玻璃也换好了。其实玻璃并没有裂，那条纹不过是贴上的一根头发。世续的父亲崇纶当内务府大臣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由于办什么事，钱没有送周全，没吃饱的太监这天便等在崇纶上朝见太后的路上，等崇给走过，故意从屋里设出一盆洗脸水，把崇给的貂褂泼得水淋淋的。那太监故作惊慌，连忙请罪。崇给知道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太后正等着他去觐见，因此很着急地叫太监想办法。太监于是拿出了一件预备好的貂褂说：“咱们这苦地方，还要托大人的福，多恩典。”原来太监们向例预备有各种朝服冠带，专供官员临时使用时租赁的，这回崇给也只好让他们敲一笔竹杠，花了一笔可观的租衣费。
　　据内务府一位旧人后来告诉我，在我结婚时，内务府曾叫我的大总管（刚代替张谦和升上来的）阮进寿敲了一笔。因为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锺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的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那位朋友当时是在场人，他过于年轻，又刚去“学习”不久，许多行话听不懂，所以阮进寿得到了多少外快，他没有弄清楚。
　　不过我相信，像张谦和和阮进寿这些“老爷”，比起小德张来，在各方面都差得很远。我在天津时，小德张也住在天津。他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仆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据说一个姨太太因为受不住他的虐待，逃到英国巡捕房请求保护。小德张钱能通神，巡捕房不但没有保护那个女人，反而给送回了阎王殿，结果竟被小德张活活打死。那女人死后，也没有人敢动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