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作品集

分析家

六　我的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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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九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
　　　　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答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
　　这就是说，在到我七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楣。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不少太监们已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养成了我的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师傅们谏劝过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惟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位嫫嫫。她一个字不识，不会讲什么“仁恕之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她的话是不好违拗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砂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口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只有乳母告诉过我，别人和我同样是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我结婚之后，派人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把她接到长春，供养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被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时，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本想投奔在北京一位当太监的本家。不料这位本家不肯见他们，于是他们流浪街头，成了乞丐。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却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似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思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渡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定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生着肺病，生活却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不许回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孩子，每天吃一碗不许放盐的肘子，等等。二两月银，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
　　她给我当乳母的第三年，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为了免于引起她的伤感以致影响奶汁质量，醇王府封锁了这消息。
　　第九年，有个妇差和太监吵架，太妃决定赶走他们，顺带着把我乳母也赶走了。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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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一　袁世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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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军乐声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响城”是我在毓庆宫里从老师们的嘴里听到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①，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以及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但的确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却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①严格地说，复辟活动到此时尚未停止。伪满改帝制后，虽然我的活动告一段落，但关内有些人仍不死心，后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占领了平津，这些人在建立“后清”的幻想下，曾有一度活动。因为日本主子不同意，才没闹起来。——作者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紫禁城里是怎样从绝望中感到了希望，由恐惧而变为喜悦的。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
　　我记得太后在世时，宫里很难看到一个笑脸，太监们个个是唉声叹气的，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总是有气无力的。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就行了。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在我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朱启铃走进殿门，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事先写好的答辞交给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铃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铃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朗朗，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四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在三月十五，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还派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了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乾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这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辫子跑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了寓公，起了一个有双关含意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
　　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
　　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
　　两稳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
　　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
　　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
　　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
　　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
　　督国民，幸新治化，烙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
　　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十九日
　　　　　　　　　　　　　　　　　　　　　　　　　　　 袁世凯
　　由于这一连串的新闻，遗老中间便起了多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这年冬天，光绪和隆裕“奉安”，在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辛亥后曾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事。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朝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一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在致祭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礼。孤臣孽子梁鼎芬一时大为兴奋，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穿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得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给弄得莫名其妙。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点着孙宝倚，嗓门越说越响：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这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后来梁师傅一谈起这幕活剧时，就描述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凛然退刺客”，可算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迹。他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在紫禁城里，这时再没有人提起搬家的事。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还特地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他带回的消息更加令人兴奋，因为袁世凯是这样对他说的：“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这都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做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师傅当时的说法是：“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师傅的话，好像总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私下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里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宫保”这里所能看到的也只限于此。因此，紫禁城里的人就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到了复辟年的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证明了这种“审慎”确实颇有见地。
　　风头之变换，始于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朱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不少人便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进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不过人们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咎”这样奇怪的话，而宋育仁被递解回籍时，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门的酒宴迎送，叫人弄不清他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①，继而又有“筹安会”②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是什么辟。风头所向弄明白了，紫禁城里的气氛也变了。
　　①古德诺原为美国政治大学教授。他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共和与君主论》，胡说什么“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作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理论根据。
　　②筹安会是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御用机关，由杨度建议，吸收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成，为袁称帝进行鼓吹和筹备工作。
　　我从响城中听见中南海的军乐声，就是在这时候。那时，三大殿正进行油缮工程，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脚手架上油工们的活动。张谦和告诉我，那是为袁世凯登极做准备。后来，“伦贝子”（溥伦）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接着他又到宫里来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心酸、悲忿，也引起了我的恐惧。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历史上的例子可太多了，太史公就统计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哩！
　　在那些日子里，乾清门外的三大殿的动静，牵连着宫中每个人的每根神经。不论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看看关系着自己命运的油缮工程，是否已经完工。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给以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壁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所以没有拿去。
　　这时毓庆宫里最显著的变化，是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他在太妃那里竟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搬指之类的玩艺儿。每逢我说话提到袁世凯的时候，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暗示我住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看见窗外已经没有了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神秘地对我说：
　　“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见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他解释说，这是说我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一切都是吉利的，告诉我可以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使用过了。因此，他乐观地做出结论：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何况优待条件藏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害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即”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内务府大臣们在算卦之外的活动，他们虽没有告诉我，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们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种交易，简单地说，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认优待条件。内务府给了袁一个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这个公文换得了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
　　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后来都见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令”中。这个“令”发表之前不多天，我父亲日记里就有了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初十日（即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上门。偕世太傅公见四皇贵妃，
　　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妥行筹办一切云。在内观
　　秘件，甚妥，一切如恒云云。
　　所谓秘件，就是袁的手书跋语。所谓亲事，就是袁世凯叫步兵统领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续提出的让他女儿当皇后。太妃们心里虽不愿意，也不得不从。其结果是，优待条件既没列入宪法，我也没跟袁家女儿结婚，因为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一片反袁声中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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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丁巳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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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
　　“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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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起了共鸣。
　　这时我的思想感情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登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正在为我活动。他们四人当初是被称做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顺和大连，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四人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了他一百万日圆活动费。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召募满蒙土匪，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也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仍送回紫禁城。有些王公大臣们还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在袁世凯时代东躲西藏的王公大臣，现在也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于交际场所。元旦和我的生日那天，大总统派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这时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①、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①行走即是已有一定官职，又派到别的机构去办事的意思。南书房在乾清宫之右，原为康熙读书处，康熙十六年始选翰林等官入内当值，凡被选入值者，叫做“入值南书房”或“南书房行走”，这是大臣难得的待遇。
　　总之，紫禁城又像从前那样活跃起来。到了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开始出现了复辟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而且只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肃亲王逃亡旅顺，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这天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点头赞许，“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性，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民国开元以来，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是以他的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告成功的。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员，惹起日本人提出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隆裕死后，他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后不久，报上登出了张勋的一封通电。这封通电表示了徐州的督军会议对袁死后政局的态度，头一条却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位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儿。
　　按照清朝的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间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连忙补充说，“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觐见天颜，到现在写信来还不忘称颂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阅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跑到宫里来给我请了安，又报效了崇陵植树一万元。我在回养心殿的轿子里忽然想起来，那次陆荣廷觐见时，师傅们的神色和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像这次似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现，好像是紫禁城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和师傅们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赏赐，有我写的所谓御笔福寿字和对联，有无量寿金佛一龛，三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话头。张谦和对我说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我根据太监给我买的那些石印画报，去设想张勋的模样，到下轿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没成型。我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勋跪请圣安……”
　　我指指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这时宫里已不采取让大臣跪着说话的规矩了），他又磕了一个头谢恩，然后坐下来。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呼呼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
　　他说：“皇上真是天在聪明！”
　　我说：“我差的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柞，六岁登极呀！”
　　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坐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去想。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的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后来奏事处太监拿来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九道“上谕”：
　　即位诏；
　　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迁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阎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授各部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授徐世昌、康有为为粥德院正、副院长；
　　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艺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拣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忿。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胡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触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于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忿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踢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①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①上驷院是内务府管辖的三院之一，管理养牧马驼等事务。顺治初叫御马监，后改为阿登衙门，康熙时才改名上驷院。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枪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枪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枪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
　　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
　　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九如所
　　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
　　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己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
　　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
　　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
　　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分析家

三　北洋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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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退位诏并没有发出去，当时公布的只有裹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的声明。
　　　　大总统令
　　　　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
　　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
　　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
　　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官
　　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著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
　　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
　　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
　　　　咸使闻知。
　　　　此令！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
　　　　　　　　　　　　　　　　　　　　　　国务总理段祺瑞
　　由自认“临朝听政”的退位诏，一变为“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如何”的内务府声明，这是北洋系三位元老与紫禁城合作的结果。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而执行的则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
　　紫禁城在这次复辟中的行为，被轻轻掩盖过去了。紫禁城从复辟败局既定那天所展开的新活动，不再为外界所注意了。
　　下面是醇亲王在这段时间中所记的日记（括弧内是我注的）：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
　　廿一日。上门。现拟采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出发，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廿二日。上门住宿。近日七弟屡来电话、信和及晤谈云云。张绍轩来函强硬云云。
　　廿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廿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廿五日。丙辰。上门。始明白（这三个字是后加的）宣布取销五月十三日以后办法（指宣布退位）。
　　廿八日。上门。差片代候徐太傅、段总理两处。
　　廿九日。初伏。差人赠于徐大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日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大傅晤谈刻许。
　　六月初一日。壬戌。朔。上门。偕诣长春宫（敬懿太妃）行千秋贺祝（这后面贴着大总统令，将内务府的卸复辟之责的公函布告周知）。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五日。差人持片代候冯总统，并赠肴馔。
　　十六日。上门。绍宫保（英）来谈。……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十八日。亲往访徐太傅，晤谭甚详，尚无大碍。
　　廿一日。上门。……收六弟自津寓今早所发来函，
　　略同十八日所晤徐太傅之意，尚好尚好。……
　　廿七日。七弟自津回京来谈。阅报民国竟于今日与德奥两国宣战了。由绍官保送来五月二十二之强硬函件，存以备考。
　　廿九日。亲访世太傅致嘱托之意。
　　七月初一日。壬辰。朔。上门偕见四官皇贵妃前云云。……接七弟电语，畅谈许久。
　　初四日。七弟来谈，已见冯总统，意思尚好。……

　　紫禁城用金蝉脱壳之计躲开了社会上的视线，紫禁城外的那些失败者则成了揭露和抨击的目标。我从报上的文章和师傅们的议论中，很快地得到了互相印证的消息，明白了这次复辟的内情真相。
　　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的时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的徐世昌，曾经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过，说“民党煎追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的同意，但因后来没有得到各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所以未敢行动。袁死后，他们又继续活动，在徐州、南京先后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并在袁的舆棕移到彰德时，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的机会，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做出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
　　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复辟的活动便分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张勋由彰德回到徐州，把督军们邀集在一起开会（即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决议先找外国人支持，首先是日本的支持。张通过天津的朱家宝（直隶省长）和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个少将发生了接触，得到赞助后，又通过日本少将的关系，和活动在满蒙的善耆、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徐蚌的张、倪，天津的雷震春、朱家宝等联络上，共同约定，俟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雷震春即策动张家口方面响应，张、倪更借口防卫京师发兵北上，如此便一举而成复辟之“大业”。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巴布扎布的军队被奉军抵住，以巴布扎布被部下刺杀而流于失败。徐世昌回到天津后，他派了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内阁与军部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内阁对天津驻屯军少将的活动，不表示兴趣。陆宗舆的失败，曾引起津沪两地遗老普遍的埋怨，怪徐世昌用人失当。陆宗舆不但外交无功，内交弄得也很糟。他东渡之前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把徐世昌和日方协商的条件拿给张勋看，想先取得张的首肯。张对于徐答应日本方面的条件倒不觉得怎样，唯有徐世昌要日方谅解和支持他当议政王这一条，把张勋惹恼了。他对陆说：“原来复辟只为成全徐某？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这个议政王吗？”从此张徐之间有了猜忌，两个复辟中心的活动开始分道扬镰。
　　不久，协约国拉段内阁参加已打了三年的欧战。徐世昌看出是一步好棋，认为以参战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大可巩固北洋系的地位，便怂恿段祺瑞去进行。段一心想武力统一全国，参战即可换得日本贷款，以充其内战经费，于是提交国会讨论。但国会中多数反对参战，这时想夺取实权的黎元洪总统乃和国会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所谓府院之争逐步发展到白热化，结果，国务总理被免职，跑到天津。段到天津暗地策动北洋系的督军，向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同时发兵威胁京师。张勋看到这是个好机会，加之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又取得了各省督军和北洋系冯、段代表的一致支持，认为自己确实做了督军们的盟主和复辟的领袖，于是骗得黎元洪把他认做和事老，请他到北京担任调解。当年的六月下旬，他率领军队北上，在天津先和北洋系的首领们接触后，再迫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条件，然后进京，七月一日就演出了复辟那一幕。
　　许多报纸分析张勋的失败，是由于独揽大权，犯了两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一个错误是只给了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长的空街头，这就注定了败局；另一个是他不该忽略了既有野心又拥有“研究系”谋士的段祺瑞。早在徐州开会时，冯、段都有代表附议过复辟计划，张勋后来入京过津见过段，段也没表示过任何不赞成的意思，因此他心里认为北洋系的元老徐、冯、段已无问题，只差一个王士珍态度不明。最后在北京他把王士珍也拉到了手，即认为任何问题都没有了。不料他刚发动了复辟，天津的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地的督军们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一变而为“保卫共和”。这一场复辟结果成全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一个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一个当上了总统，而张勋则成了元凶大憝。
　　张勋为此曾经气得暴跳如雷。他警告段祺瑞和那些督军们说：“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必要时我会把有关的信电和会议纪录公布出来的。”①我父亲日记里说的“来函强硬”就是指这件事。张勋这一手很有效。冯、段知道张勋这句危词的份量，因此也就没敢逼他。冯、段政府公布命令为清室开脱的那天，同时发布过一项通缉康有为、万绳栻等五名复辟犯的命令。但被讨逆军冯玉祥部队捕获的复辟要犯张镇芳。雷震春等人，立刻被段祺瑞要了去，随即释放。过了半年，总统明令宣布免除对一切帝制犯（从洪宪到丁巳复辟）的追究，虽然把张勋除外，但实际上他已经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荷兰使馆，住在新买的漂亮公馆里。第二年，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不到两个星期，更明令对张勋免予追究，后来张勋被委为林垦督办，他还嫌官小不干呢。
　　①据说张勋原来保存了一整箱子关于这方面的文件，可是后来竟不知被什么人偷去，并且运往法国去了。——作者
　　这些内幕新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民国的大人物，特别是当权的北洋系的元老们，都曾经是热心于复辟的人。这次他们都把张勋当做靶子来打，对我却无一不是尽力维护的。
　　段祺瑞在讨逆的电报里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推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谨、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于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冯国璋在通电里也说：张勋“玩冲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又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遇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又何以情不自禁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呢？我得到的惟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紫禁城看来，只要能捉老鼠，花猫白猫全是好猫，无论姓张姓段，只要能把复辟办成，全是好人。
　　所以在冯、段上台之后，孤臣孽子们的目光曾一度集中到这两位新的当权者身上。在张勋的内阁中当过阁丞的胡嗣瑗，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府，在了巨复辟中是他一度说动了冯的，现在又活动冯国璋去了。后来段祺瑞也和世续有过接洽。但在冯、段这一年任期中，事情都没有结果。因为冯、段上台之后闹了一年摩擦，北洋系由此开始分裂为直系（冯）和皖系（段）。在忙于摩擦中，冯没有给胡嗣瑗什么答复就下了台。段虽然也找过世续，透露出复辟也无不可的意思，但经过了巳事件变得更加谨慎的世续，摸不透这位靠讨伐复辟而上台的总理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敢接过话头。
　　冯下台后，徐世昌出任总统，情形就不同了。在复辟刚失败之后，《上海新闻报》有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段是最能打动紫禁城里的人心的：
　　　　使徐东海为之，决不卤莽如是，故此次复辟而不出于张勋，则北洋诸
　　帅早已俯首称臣……
　　不但我这个刚过了几天皇帝瘾的人为之动心，就是紫禁城内外的孤臣孽子们也普遍有此想法，至少在徐世昌上任初期是如此。
　　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人和我说：“民国七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寺、唱戏、摆宴，热闹起来了。并办起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
　　有位汉族的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①，一次是隆裕死后那些天，一次是张勋复辟那几天，最后一次是从徐世昌当大总统起，一直到‘大婚’。最后这次算闹到了顶点……”
　　①意思是穿着清朝袍褂的人在马路上出现，这种服装当时是只有从祖宗画像上才看得到的。——作者
　　徐世昌是袁世凯发迹前的好友，发迹后的“军师”。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与这位军师合计的。据说袁逼劝隆裕“逊国”之前，他和军师邀集了冯、段等人一起商议过，认为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先答应民军条件，建立共和，等离间了民军，再让“辞位”的皇帝复位。后来袁世凯自己称帝，徐世昌颇为不满。我的一位亲戚听徐世昌一个外甥说过，“洪宪”撤销的那天他在徐家，恰好袁世凯来找徐。袁进了客厅，他被堵在里边的烟室里没敢出来。从断断续续的谈话里，他听见徐世昌在劝说袁世凯“仍旧维持原议”，袁世凯最后怎样说的他没有听清。后来的事实说明，袁世凯没有照他的意见办，或者想办而没来得及办就死了，徐世昌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复辟的念头，这几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国七年九月，徐世昌就任了大总统，要公开宣称他不能进占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要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就任后立即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根据他的安排，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上了议员，有的（载涛）被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与此同时，紫禁城和徐太傅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冯国璋任总统时，内务府大臣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内务府的人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能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由内务府三位现任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作主，两位前任大臣增崇、继禄作陪，宴请了徐世昌，在什刹海水滨的会贤堂饭庄楼上，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鲁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后来徐世昌送了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上联是恭维世续；下联则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
　　这些千真万确的故事，当时我身边的人并不肯直接告诉我。我只知道人们一提起徐太傅，总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我记得从徐上台起，紫禁城又门庭若市，紫禁城里的谥法、朝马似乎又增了行情，各地真假遗老一时趋之若鹜。至于和徐世昌的来往进展，师傅们则一概语焉不详。有一回，陈宝琛在发议论中间，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又有一次说：“当初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其实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从陈宝琛说了这些话后，紫禁城里再提起徐世昌，就没有过去的那股热情了。其实，徐世昌上台一年后，他自己的情形就很不如意。自从北洋系分裂为直系皖系后，徐已不能凭其北洋元老资格驾驭各方，何况从他一上台，段祺瑞就和他摩擦，次年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更使他们自顾不暇。徐太傅即使复辟心愿有多么高，对清室的忠顺多么让陈师傅满意，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尽管徐太傅那里的消息沉寂下去了，然而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对前途并没有绝望……

分析家

四　不绝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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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在宫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算这个人犯了君前失礼的过失，不过我倒没有理会。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
　　“小的给万岁爷请安！”
　　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监穿的一样。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电灯的。”
　　“噢，你是干那玩艺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
　　“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
　　“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
　　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这件事后来怎么了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常常听到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间：“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对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见反对帝制的人也变了主意。其实人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对军阀灾难的痛恨而已。我的师傅们却把这些诅咒的语言抬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也成了对我使用的教材。
　　不过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时代的末期，倒也时时可以遇到。有个叫王九成的商人，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他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功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到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能得到成卷儿的钞票。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了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①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那时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如果获得其中的一种，也会认为是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的“商绅”之类，他们也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罗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当时某些所谓新文人如胡适、江亢虎等人也有类似的举动。我十五岁时从庄士敦师傅的谈话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有一天，在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的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①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诸卿寺的堂官均称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后来京堂便兼用为三、四品京官的虚衔，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
　　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从外国人的议论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诉我不少这方面的消息。据他说，很多外国人认为复辟是一般中国人的愿望。他有时拿来外文报纸讲给我听，他后来抄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讲过的。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上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
　　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
　　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商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党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体从来不满，但由于
　　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
　　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
　　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
　　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
　　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阳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
　　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
　　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
　　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
　　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
　　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分析家

五　庄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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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在隆裕太后最后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装异服，特别是五颜六色的眼睛和毛发，觉得他们又寒怆，又可怕。那时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对于外国男人，我是从石印的画报上，得到最初的了解的：他们嘴上都有个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直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根直，所以庚子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据太监说叫“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曾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我幼时的印象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股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下面这个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以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
　　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
　　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
　　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很欣赏中国茶和中国的牡丹花，常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了一室，陈列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并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还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艺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给我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功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想让他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渐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吃到第二块点心就把吃第一块时的警惕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客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
　　因为我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后来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在家里剪了辫子。那天陈师傅面对他的几个光头弟子，怔了好大一阵，最后对毓崇冷笑一声，说道：“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顶不喜欢庄士敦的，是内务府的人们。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优待条件规定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口中，知道了里面有鬼。有一次内务府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我想起了庄士敦的话，内务府拿出去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据庄士敦说，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果然他们说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结果是内务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们拿庄士敦没有办法，因为他既是清室的保镖，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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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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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年龄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地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婚事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剩下的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桃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满不睬这一套，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人了冷宫。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一切事务，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素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钦定”一下。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十二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答应了他们。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发生了直奉战争，婚礼拖下来了，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只得举行。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生怕他对婚礼排场横加干涉，但是事情的结果，黎元洪政府答应给的支持，出乎意料的好；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还主动送来特派官兵担任警卫的计划。其中计开：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
　　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
　　奋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
　　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
　　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
　　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
　　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札。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
　　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
　　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
　　管区，加派警察保护。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
　　　　　　　　　　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
　　在这个仪程之外，还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预先做的，即纳采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了贺礼二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等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国官方人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但毕竟是外国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由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这个谢词如下：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
　　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的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当头上蒙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红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的什么模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渡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我想的只是：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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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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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觉得离奇，因而惊恐不安。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当天回奏，下午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答打他们，撤换他们。王公大臣们的神经最受不了的，是我一会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王公大臣们被我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问题，有些工公大臣考虑得比我还早，这本来是他们给我请外国师傅的动机之一。我结婚后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折、条陈，都提到过这个主张。但到我亲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同情的，还是根本反对的，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绝望的，还是仍不死心的，都舍不得这个优待条件。尽管优待条件中规定的“四百万岁费”变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是还有“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条。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这个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的人也还可以保留饭碗和既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永远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的只是新的当局会不会加害于我，而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的问题。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可以维持，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如果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想办法，是不是来得及？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上煤山。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们说起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他们说。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赶紧忙着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们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人好奇心理的发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满意我的环境，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们的因循守旧。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坚持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艺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绍英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的话，“嗻”了一声，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我从报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只要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受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我想起他的辫子比我剪得早，电话先安上了，不让我买汽车而他却买了，我心里很不满意。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觉得他们越发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从我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劝阻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刺激了我的胃口，我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忿，便促成了我下决心出洋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都可以得到满足。他的环境和我的比起来，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不过只小了一号。下面是他的自传的一段摘录：

　　　　到二十岁离开为止，我的家庭一直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
　　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
　　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
　　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
　　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
　　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
　　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
　　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老师
　　开始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除非“定于一”才有救，
　　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
　　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
　　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
　　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
　　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锺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细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术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二月了。九个月前他曾反对我出洋，认为时机不好，现在他何以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如何商量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结果一切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入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了。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打通太监的办法，也不过是花点钱而已。拿到钱的太监欢天喜地地谢了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功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走了我的“同谋犯”。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追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他说，“郑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业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我那时万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分析家

八　遣散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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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也各不同，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一种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官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世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这种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外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磁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不只千种。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官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
　　据说火警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首先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时，守门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附近一带，包括静怕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来救火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除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还送给警察和消防队六万元“酬劳”费。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艺。这片火场正好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把熔化的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同样的无从调查。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生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扑灭。我的疑心立刻更加发展起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想放火灭迹，而且还想要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殊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人我的脑子里。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察为明”的训示行事。我想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向身边的小太监们套问，另一条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用第二条办法，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窗外，发现了他们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坏，这更引起了我的猜疑。在无逸斋发生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听到他们的议论更发展了一步，竟说这把火是我自己放的。我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我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
　　这时刚刚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因为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于是怀恨在心，一天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后来未被捉住，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他们会不会对我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觉都不敢睡了。从我的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这里面如果有谁对我不怀好心，要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下手了吗？我想挑一个可靠的人给我守夜，挑来挑去，只挑出一个皇后来。我从这天起让婉容整夜为我守卫，如果听见了什么动静，就叫醒我。同时我还预备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以便应变。一连几天，婉容整夜不能睡觉，我看这究竟不是个办法。为了一劳永逸，最后我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
　　我知道这件事必定要引起一场风波。不把父亲对付好，是行不通的。我想好了一个主意，亲自去找我的父亲。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突然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口才就更加不行，变得更加结巴了。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了一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不致图谋不轨咧，等等，来进行劝服。并且说：“这这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
　　我不管他怎么说，只用这一句话来回答：
　　“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
　　他见我这样对付他，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直在地上打转儿，桌上的一瓶汽水给他的袖子碰倒掉在地上，砰地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格格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作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
　　父亲终于屈服了。最后决定，除了太妃身边离不开的一些以外，其他太监全部遣散。

分析家

九　整顿内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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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遣散太监的举动，大受社会舆论的称赞和鼓励。在庄师傅的进一步指引下，我接着把“励精图治”的目标又转到内务府方面。
　　关于内务府，我想先抄一段内务府一位故人写给我的材料：
　　　　　　　　　　　　　　内务府人多不读书
　　　　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
　　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
　　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
　　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
　　无学也。余窃耻之，而苦不得采其源。追及民十七八之间，遍读东华录，
　　在嘉庆朝某事故中（林清之变或成德之案，今不能清楚矣）发现有嘉庆之
　　文字，略叙在清代中之背反者，其中有宗室有八旗有太监，而独无内务府
　　人，足见内务府尚不辜负历代豢养之恩，较之他辈实为具有天良者。嘉庆
　　之慨叹，实为内务府人之表彰。于是始得解惑焉。内务府人亦常有自谓
　　“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此语之来，必基于此矣。至其
　　言语举动之不成文章者，正所以表其驯贴之愚，而绝无圭角之志；其畏读
　　书，则为预避文祸之于触，与夫遗祸于后昆；其视舞弊及中饱如奉明言者，
　　乃用符“不枉受历代优遇豢养之恩”也欤？……而内务府人之累代子孙亦
　　为之贻误，乃至于此，曷胜叹哉！
　　这位老先生当年由于家庭不许他升学深造，受过不少刺激，所以他对于内务府人不读书的感慨特别深。我那时对三旗世家所包办的内务府①，最不满的还不是俗而无学，而是他们“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
　　①在满清八旗中，镶黄、正黄、正自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作者
　　关于内务府中饱、舞弊的故事，在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全部照付，也会人不敷出。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达五百多万元，当年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在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上揭露的材料大体相符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岳父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八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做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八个皇太后和五个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另加上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做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秘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传说中的慈禧的册宝云云①。
　　①上面说的这个合同，见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报》，关于事先的传闻和内务府与荣源的声明，见于十三年年底的《京报》。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证据，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内务府给我写过一份叫做官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的材料，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清理），据他们自己的统计，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计，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也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识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师傅们虽然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内务府这些事，谁也没有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了，内务府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化身。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也怕保不住！”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那么现在则是我自己坐在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理想目标开去。现在我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不行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找到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肽之臣。被选中的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里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囗、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还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他们那些动人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纪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乾转坤，经纬万端，
　　当先保护宫廷，以团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
　　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
　　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
　　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如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
　　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
　　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楧木囗林，汤原鹏棚地，其
　　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
　　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
　　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
　　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
　　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古物，拟将宝
　　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
　　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
　　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
　　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
　　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官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
　　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
　　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间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
　　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
　　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唯密，不能尽言……
　　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提出了所谓“自保自养二策，”他说“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人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人手”。“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总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起，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造成这种局势，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但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傻事。那时根据庄土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姓刘的亲戚代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成人，任何人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人，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地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
　　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还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颂扬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他既然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
　　　　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
　　　　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日夜值
　　　　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究竟是谁把郑孝胥挤走的，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至于宝熙，来的时间很短，未必有那样大的神通。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竟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是面前出现了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郑孝胥对付的办法是先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由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可是没想到，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钱——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们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摆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人。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便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与此同时，被我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后来庄士敦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他指的那些人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说我不但给复辟犯张勋谥法，更非法的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像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举动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来不足为奇的事情，也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月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受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
　　我父亲这时找到我，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向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一句关于郑、金、荣三人的坏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这一天，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