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作品集

分析家

六　郑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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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的。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打算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无法办，我也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来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
　　郑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说：“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我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他说：“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那时我还不知道，作为辛亥革命风暴导火线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原来就是郑孝胥给盛宣怀做幕府时出的主意。假若我当时知道这事，就准不会再那样相信他。当时听他说起办铁路，只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问过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我又问他：“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申出来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宇），苏龛，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
　　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
　　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
　　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
　　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
　　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
　　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
　　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
　　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
　　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
　　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
　　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
　　佩孚败后囗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
　　侯、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送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
　　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
　　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
　　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
　　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乡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铃木询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
　　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
　　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
　　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
　　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
　　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九，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
　　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他在日本，被当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过天津总领事，白井是副领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时把我接进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任。岩田爱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佃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有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地共同接待着“郑大臣”。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来做过首相、陆相等要职的近卫（文囗）、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财阀，此时全都出了面。也许郑孝胥和这些人会谈时，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使他太高兴了，所以在伪满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分析家

七　“行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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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①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　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国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②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201元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例外①。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①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作者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我在天津的这种生活，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遗老不少的议论。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不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面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就认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原文抬头处，我都改成了空一格）：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
　　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
　　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
　　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围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
　　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
　　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泊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狠荷录其狂愚，置
　　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
　　或斥其妒贤嫉能矣，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低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
　　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
　　清夜扪心，能勿感惊？……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
　　不觉垂涕。曾蒙褒责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
　　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记近来
　　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
　　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
　　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里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
　　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
　　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靦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
　　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茹鲠在喉，彷徨无已，
　　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
　　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戏园里看见了我，认为我失了尊严，回来之后就向我辞职。经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从谏的决心，他才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结果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谏臣，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分，为了表示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等人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依然信赖这些老头子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
　　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
　　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
　　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
　　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
　　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
　　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何时将人运，何时又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也说过我某某年必定成大事的话。这些都是我开倒车的动力。

分析家

第五章　潜往东北

一　不静的“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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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
　　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
　　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
　　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
　　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
　　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
　　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
　　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
　　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
　　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我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我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
　　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1919
　　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
　　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
　　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
　　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
　　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
　　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
　　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
　　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分析家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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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等到了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所写的这一天：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
　　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这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
　　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
　　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分析家

三　夜见土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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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
　　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
　　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
　　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
　　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
　　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
　　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预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
　　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
　　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土肥原和板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①，犯了“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之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都被判处了绞刑。
　　①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南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了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去当旅团长的时间不长，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①，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①著名的英国老特务。——作者
　　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旧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伯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当时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分析家

四　白河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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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

分析家

五　在封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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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这些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后来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分析家

六　所见与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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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我更堵心。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了，但我又找不到任何别人商议事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只好采取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拿出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的在郑孝胥、罗振玉和诸葛亮①的一致劝导下，捺着性子等待下去。
　　①《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版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封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劝马占山归顺。我说在天津时已曾写过一封，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这显然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比较安心了些。
　　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来了一个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不大起恐慌，人人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独自在前肃亲王的客厅里像发了疯似地转来转去，纸烟被我捏断了一根又一根，《未来预知术》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适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这样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这主意告诉了罗振玉和郑孝胥，他们都不反对。罗振玉建议我先送点礼物给板垣，我同意了，便从随身带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几样叫他去办。恰好这时板垣来电话请郑罗二人去会谈，于是我便叫陈曾寿为我写下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交给他们带给板垣，叫他们务必坚持，向板垣说清楚我的态度。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续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
　　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
　　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
　　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
　　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入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
　　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
　　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
　　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
　　孺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
　　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起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
　　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子之志
　　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
　　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
　　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
　　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子虽
　　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之，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
　　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之弊政。否则有名无实，
　　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
　　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
　　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
　　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
　　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国体”之前，要先排定一下“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从沈阳返回来的时候，那情形就变了。他劝我不要和关东军争论，劝我接受共和制，出任“执政”。
　　“什么执政？叫我当共和国的执政？”我跳了起来。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分析家

七　会见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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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任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联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会见了板垣，由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任翻译。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见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触目，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的身分。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我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颇为复杂。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现在我看出了，在日本人心里并不把我当做“龙种”看待，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这天晚上犹如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没有人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分析家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一　傀儡戏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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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
　　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
　　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
　　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
　　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
　　望其勉之。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①，请签上御名。”
　　①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囗，最高检查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杨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木式、商行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壁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