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作品集

分析家

八　再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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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
　　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
　　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磁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义，有把握。”
　　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
　　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
　　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
　　叫！
　　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烨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当年的审讯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不用说，应该哭的决不仅是于镜涛一个人。

分析家

九　劳动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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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次参观，我深信新社会的大门对我是敞开着的，问题就看我自己了。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最早的出现，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时候。
　　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运来煤炭，一部分准备冬季取暖，一部分制成煤砖供蔬菜温室使用。我们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产的。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
　　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
　　“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他不挑显眼的干。”
　　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
　　“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
　　“你现在的饭量怎样？”
　　“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
　　我这时在其他方面，也有了进步，例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从前那样吃力了，在自己的衣物整洁方面，跟别人的距离也大大缩小了。不过，我最有信心的还是劳动。只要不叫我做那些像扎纸花之类的细巧活，我的成绩总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理论学习成绩最好的人，都不免在这方面对我表示羡慕。
　　伙伴们的羡慕和我的信心的增长，与其说是由于劳动观点的树立，还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上新出现的劳动风气的启示。从一九五七年末开始，我们就从报纸、家信以及所内人员的各种新动态上觉出了一种新风气，好像人人都在争着参加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做是最光荣的事。数以万计的干部上山下乡了，学校里增加了劳动课，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短期义务劳动的队伍。在所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干部们做煤砖，而且看到所长和科长们在厨房里洗菜、烧火，以及在南道里挑送饭菜。每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院子里就传来了木制车轮声和车上的镐、锨撞击声。这种声音告诉我们，所长和干部们已经出门到后山开荒去了。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说：在新社会里，劳动是衡量人的一项标准，当然，在改造中更不能例外。
　　我忘记了是谁告诉过我，许多人都错误地把劳动看做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共产党人才正确地把劳动看做是人类自己的权利。我当时对任何神佛都已丧失了兴趣，看不出劳动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出，劳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清除一堆垃圾，文质彬彬的李科员从这里走过，顺手拿起一把铁锨就干起来，干得比我们既轻快又麻利，而且一点不觉得多余。
　　一九五八年，劳动之受到重视，劳动之成为热潮，给我们的感受就更深了。我从北京的来信中，知道了许多新鲜事。从来闷在家里不问外事的二妹，参加了街道上的活动，兴高采烈地筹备着街道托儿所，准备帮助参加劳动的母亲们看管孩子。在故宫里工作的四妹参加了德胜门外修湖的义务劳动，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参加了区政协的学习。老润和区政协的老头们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工程的劳动，这些人的年龄加起来有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七六六黄忠队”，他因为一件先进经验的创造而得到了表扬。五妹夫老万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报道大儿子的消息，这个学地质的大学生参加了关于利用冰雪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向自然进军的尖兵，正在向祖国西北一座雪峰探险攀登。几个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农场做了生产小队长。到处是劳动，到处是欢腾，到处是向自然进军的战鼓声。人人都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的伟大历史运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伙伴们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气氛全是如此。后来，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部长们都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简直就安静不下来了，一致向所方和学委会提出，要求组织生产劳动。
　　所方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试办了一个电动机工厂，制造小型电动机。后来因为这种生产很有前途，而我们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转交给三所、四所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去办，另给我们安排其它的劳动。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体质和知识等条件，并且是从培养生产技能着眼的。我们共编成五个专业组，即畜牧组、食品加工组、园艺组、蔬菜与温室组和医务组。我和老元、老宪、老曲（伪满四平省长）、老罗（伪满驻外使节）五人被编入医务组。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扫除医务室，承担全部杂务和一部分医务助理工作，边做边学，另外每天有两小时的医学课程，在医务室温大夫的辅导下，自己读书和集体讨论。我的四个同学都当过医生，三人复习西医，老罗和我学的是中医。此外，针灸是五人的共同课。分组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初到医务组时，医务助理业务远不如那四位同学。我制作外科用的棉球时，做得活像从旧棉絮里拣出来的；我量血压时，注意了看表就忘了听听诊器，或者顾了听又忘了看；我学习操纵血压电疗器械时，起先老是手忙脚乱，总弄不好。只有在干杂活、用体力时，我比他们每人都强。后来，我下定决心非学好业务不可。大夫或护士教过了我，我再找同学们请教，同学们教过了，我独自一人又不停地练习。这样学了一段时间，医务助理业务慢慢地弄会了。那时每天有个日本战犯来电疗，每次完毕之后，他总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并且说：“谢谢大夫先生。”我不禁高兴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镜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是这也说明我的操作技术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个学程终了，温大夫对我们进行了测验，结果我和别人一样地得了个满分。
　　在试制电动机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很堵心的事。电动机的生产分组名单，是学委会提出的。自老万、小瑞等人释放后，大家新选了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韦、溥杰、老王和两个伪将官为委员，老韦为主委。凡是带技术性的工作，这个学委会都不给我做，带危险性的也不给我做，缠线圈怕我缠坏，铸铁怕我出事故，结果只把一项最简单的工作交给我，让我跟几个老头捣焦炭——把大块焦炭捣成小块。我把这看做是对我的轻视，交涉几次都没结果。现在，我把医务助理业务学得跟别人一样了，连那个治高血压的日本人都把我误认成大夫，第一次测验又得了个满分，相信自己并不十分笨，这样地学下去，自信必能学得一技之长，没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自信照样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见所长。这时老所长已经调了工作，这里成了他兼管的单位，不常来上班，接见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长。这位年轻的副所长精通日文，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日本战犯大批遣送回国后，他照顾了全所的工作。我对他说：
　　“我交出的那批首饰，政府应该正式收下来了。存条我也早丢掉了。”
　　我以为副所长对这件事的过程未必清楚，想从头再说一遍，不料他立刻笑着说：
　　“这件事我知道。怎么，你已经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讲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这些东西后来进了陈列室）的每件的来历，由一位文书人员做了记录。完成了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里，浑身轻松地想：
　　“副所长的那句话，无疑的是一句宝贵的鉴定。看来，我进步的不错吧？快到了做个正经人的那天了吧？”

分析家

十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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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我估计，又过高了。我遇到了考验。
　　全国各个生产战线上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所方在这时向我们提出，为了让思想跟上形势，加紧进行学习改造，有必要进行一次思想检查，清除思想前进途中的障碍。办法是在学习会上每人谈谈几年来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谈谈还有些什么问题弄不通。别人可以帮助分析，也可以提出问题要本人讲清楚。在轮到我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我谈了过去的思想，谈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在征求意见时，有人问我：
　　“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深远的，在思想感情上还可能有些藕断丝连。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比我们浅，别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一点没谈？难道你就没有吗？”
　　“我对日本人只有痛恨，没什么感情可言，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虚心？你是不是还以为比人高一等？”有人说：“你现在是什么感情？难道你比谁都进步？”有的人举出许多过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诗，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阶等等，说明我当时比谁都感激日本人，现在却全不承认，令人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过去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并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话直说。这番解释，并没有人同意。后来，当我谈到逃亡大栗子沟心中惧怕的情形，有人问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东京，先给你汇走了三亿日圆准备着，你不感激日本帝国主义吗？”
　　“三亿日圆？”我诧异起来，“我不知道什么三亿日圆！”
　　其实，这不是一件多大的问题。日本关东军从伪满国库里提走了最后的准备金，对外宣称是给“满洲国皇帝”运到日本去的。这笔钱我连一分钱都没看见过，别人都知道这件事，井不当做我的罪行，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够冷静地回忆一下，或者虚心地向别人打听一下，我会想起来的，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坚决地宣称：“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道？”许多知道这回事的人都叫起来了，“这是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张景惠这才死，你就不认账啦？”又有人问我：“你在认罪时难道没写这事吗？”我说没有，他们就更惊异了：“这件事谁不知道呀！”“这可不是三百三千，这是三亿呀！”
　　到了晚上，我这才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这一想，我忽然想起来了。在大栗子沟时，熙洽和我说过，关东军把伪满银行的黄金全弄走了，说是给我去日本准备日后生活用的。这一定就是那三亿日元了。那时我正担心生命的危险，竟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第二天，我又向别人问过，确实是这回事，因此在小组会上向大家说了。
　　“你从前为什么隐瞒呢？”几个人一齐问。
　　“谁隐瞒？我本来就是忘了！”
　　“现在还说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怎么从前想不起来？”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时候吗？”
　　这一句话，引起了难以应付的议论：
　　“时间越久越记得起，越近倒越忘，这真奇怪。”“原来明明是有顾虑，却不敢承认。”“毫无认错的勇气，怎么改造？”“没有人相信你的话。政府保险再不上你的当。”“你太喜欢狡辩了，太爱撒谎了！”“这样不老实的人，能改造吗？”……
　　我越辩论，大家越不信，我想这可麻烦了，人人都认为我在坚持错误，坚持说谎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众口一词，所方还能相信我说的吗？脑子里这样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马上昏了头。我本来没有他们所说的顾虑，现在却真的有了顾虑。“以曾子之贤，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想起这个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于是我的旧病发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过这个难关，什么原则都不要了。不是检讨一下就可以混过去吗？好，我承认：我从前是由于顾虑到政府惩办，没有敢交代，现在经大家一说，这才没有顾虑了。
　　三亿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正好把我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以后小组里再没有人对我的问题发生兴趣了，可是我自己却无法从脑子里把这件事抛开。我越想越不安，觉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却给说成是隐瞒；我害怕政府说我不老实，偏偏又不老实，说了假话。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从前，我心中充满了疑惧，把所方人员每件举动都看成包含敌意的时候，我总被死刑的恐惧所折磨。现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种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员的鼓励，这种折磨越是厉害。
　　有一天，看守员告诉我，所长找我去谈话。我当时以为一定是问我那三亿日元的事。我估计所长可能很恼火，恼我受到如此待遇，却仍旧隐瞒罪行不说。如果是这样，我真不知怎样办才好。但同时也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所长会高兴，认为我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说不定因此称赞我几句。如果是这样，那就比骂我一顿还难受。我心里这样捣了一阵鬼，等进了所长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长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于这次见所长的结果，却使我陷进了更深的苦闷中。
　　老所长已经许多日子不见了。这次他是陪着另一位首长来的。他们问过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又问起我关于除四害的活动情形。
　　所长说，他听说我在捕蝇方面有了进步，完成了任务，不知在这次开展的捕鼠运动中有什么成绩。我说还没有订计划，不过我想我们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灭一只。
　　“你呢？”坐在所长旁边的那位首长问。我这才认出来，原来这是在哈尔滨时，问我为什么对日本鬼子的屠杀不提抗议的那位首长，不禁有些心慌。没等我回答，他又问：“你现在还没开‘杀戒’吗？”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冲散了我的慌乱情绪，我回答说，我早没那些想法了，这次打算在捕鼠运动中一定消灭一只老鼠。
　　“你的计划太保守了！”他摇头说，“现在连小学生订的计划都不只每人一只。”
　　“我可以争取消灭两只。”我认真地说。
　　这时所长接口说，不给我订指标，我可以尽量去做。谈到这里，就叫我回来了。
　　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长的鼓励，……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对我一点一滴地下功夫，无非是为了我“做人”。可是，我却又骗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错误。
　　刚下班的江看守员见我在俱乐部里独自发呆，问我是不是有了捕鼠办法，并且说他可以帮助我做个捕鼠器。老实说，我不但没办法捉老鼠，就连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在跟他学做捕鼠器的时候，我刚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来了。
　　我们一边做捕鼠器，一边聊起天来。江看守员从捉老鼠说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无意间知道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悲惨境遇。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平素非常安静、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来在伪满时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牺牲者。由于连续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窝铺里，他全家感染上伤寒，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下了他一个。死掉的那七个弟弟，全是光着身子埋掉的。
　　我们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断了。他领着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着他，想着这个被伪满政权夺去七个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帮我捉老鼠？这里所有的看守员都是这样和气，他们过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后来，我忍不住地问他：
　　“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
　　“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
　　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
　　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
　　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
　　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
　　“您请，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
　　“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
　　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
　　“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蒋介石集团的战犯病号疗完走了，我让这日本人电疗。他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说：
　　“我不用了。我是来看看这间屋子。我没有见到温大夫，请您转告他，我没有资格向他致谢，我是替我的母亲谢谢他。谢谢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仪。”
　　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只见他鞠完躬，弯身退出了房门。
　　我觉着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无论所方如何难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话更正过来。
　　正在这时，老所长到管理所来了，要找我谈话。
　　我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书桌后是那个熟悉的头发花白的人。他正看着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材料，抬起头来。
　　“你们小组的记录我看了。怎样？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事到临头，我又犹豫起来了。我望望那些小组记录材料，想起了众口一词的小组会，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个人的话，总是不相信的，我说了真话，有什么好处？不过，我又怎么好再骗人呢？
　　“你说说吧，这次小组会开的怎样？”
　　“很好。”我说，“这是系统的总结思想，结论都是正确的。”
　　“嗯？”所长扬起了眉毛，“详细说说好不好？”
　　我觉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
　　“我说的是真话，”我说，“说我有过顾虑，这结论很对，只是个别例子……”
　　“为什么不说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况的。”
　　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老所长十分注意地听着。听完，他问道：
　　“这有什么难说的？你是怎样想的？”
　　“我怕众口一词……”
　　“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怕什么呢？”所长神色十分严肃，“难道政府就不能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吗？你还不够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气的。要有勇气说老实话。”
　　我流下了眼泪。我没料到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这样清楚。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分析家

十一　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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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
　　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
　　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
　　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
　　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
　　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
　　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
　　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
　　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
　　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
　　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
　　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
　　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的建议和刘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欢腾景象，我至今是难忘的。
　　广播员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广播器前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然后是一阵欢呼、口号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万挂鞭同时点燃，响成一片，持久不停。
　　从九月十八日清晨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静不下来了。
　　战犯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和政府永远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的说，这下子可有奔头了。有的说，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说，总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后。有的说，也许是全体一齐出去。有的说，第一批里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与否是看改恶从善的表现的，因此不少人对最近以来自己的松懈倾向，有些后悔。同时也有的人口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衣物，烧掉废笔记本，扔掉了破袜子。
　　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
　　“头一批会有谁呢？”
　　“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
　　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
　　“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
　　“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
　　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
　　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
　　“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
　　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
　　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
　　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分析家

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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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奔驰着。外面，是白雪覆盖着的平原，光明、辽阔，正如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车内，我身前身后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们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车上。我将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建设，我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不，我现在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
　　在抚顺上车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说明我是迈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是列身于什么样的人之间。列车员和一位女乘客搀扶着一个小姑娘，走进我们这个车厢找座位。在我身后有个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齐让了出来，给她们坐。那妇女让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侧身偎靠着她，神情十分焦灼。邻座有人向她探问，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为什么还要出门？那妇女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原来她是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教师，小姑娘是她的学生，刚才在课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难忍，学校卫生人员怀疑是阑尾炎，主张立即送医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远的矿上工作，通知他们来带孩子去看病怕来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动手术的矿上医院，也费时间，于是女教师毅然做出决定，立刻带孩子搭这趟客车去沈阳。站台人员让她先上车后补票，同时叫她放心，他们将打电话告诉沈阳照应她们。这个简单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渊明说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胸怀。我更想起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我现在所迈进的社会，我现在所参加的行列，原来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来到祖国的首都。这是我别离了三十五年的故乡。在辉煌壮丽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见了三年多不见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见的四弟。我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我叫过的称呼。我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别了伴随我们来的李科员，也告别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们同所的蒋介石集团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战犯之一（连我和前伪满将官郭文林，抚顺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来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给我提起那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我两旁，我们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对着站台大钟，掏出我的怀表。离开抚顺前，所长从我献交给政府的那堆东西里面拣出这只表，叫我收下，我说这是我从前用剥削的钱买的，我不能要。所长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你收下吧！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从父亲家里逃人东交民巷那天，为了摆脱张文治，在乌利文洋行想主意时买的那只法国金表。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的可耻的历史。如今，我让它也开始一个新生命，用北京的时间，拨正了它的指针。
　　所长发给我这只表的那天，对我们蒙赦的十个人说，你们回到了家，见了乡亲们和家里的人，应该给他们道个歉，因为过去对不起他们。他说：“我相信，家乡的人会原谅你们，只要你们好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到了五妹和老万的家里，所长的话完全证实了，同院的每个人对我都是和蔼可亲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
　　我还见到了七叔七婶，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们。我从七叔这里知道了家族最新的兴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情况的发言。我听到了亻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给我写的字。他的书法造诣确实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我还欣赏了亻间五哥的花鸟新作。我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动人心的则是第二代。过春节的那天，数不清的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里屋外。在已经成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见到了立过功勋的前志愿军战士、北京女子摩托车冠军、登山队队长、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更多的是正在学着各种专业的和读着中学的学生。这里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其余的人无一例外都在争取获得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些成长起来的青年，又是那些带红领巾的弟弟妹妹们心目中的榜样。
　　我还会见了许多旧时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卧榻上和我见了面。他是文史馆的馆员，因为老病，说话已不清楚。他见了我，面容似乎还有点拘谨的严肃，挣扎着要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你是老人而且有病，应该躺着休息。我们是新社会的人，现在的关系才是最正常的关系。等你好了，一块为人民服务。”他脸上拘谨的神色消失了，向我点头微笑，说：“我跟着你走。”我说：“我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也跟着共产党走。”我更见到了当过太监的老朋友，知道了他们许多人的近况。他们正在民政局为他们专办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见到的人差不多都说：“你回来了，要到各处去看看，你还没逛过北京呢！”我说：“我先去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我是早已从电影、报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从银幕上看到过举着各项建设成绩标牌的游行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还看到过这里节日的狂欢活动。我从报刊上还看到过交通民警在这里领着幼儿院的孩子们过马路，看到过停在这里的“红旗”牌和“东风”牌小轿车。我知道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个月之内完工的，知道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今天，我来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地方。
　　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门是祖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历史见证，也是旧溥仪变成新溥仪的见证。在我左面，是庄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祖国大家庭的重大家务在那里做出决定，其中也有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决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馆，在我后面矗立着革命英雄纪念碑，它们告诉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英雄烈士进行了什么样的艰巨斗争，才给我们争得了今天的果实，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分享者！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
　　我和五妹、俭六弟缓步西行。走到白身蓝顶的民族文化宫的时候，五妹关心地说：“大哥累不累？这是头一回走这么多路吧？”我说：“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刚开始的新生活中。“头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觉得兴奋，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
　　我头一回到理发店去理发——严格地说，这是第二次，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在理发店遇到的事还是头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百货店里看到过的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我问理发员，旁位上呜呜响的是什么，他说：“吹风。”我问：“先吹风还是先理发？”他一听，怔住了：“你没理过发吗？”他还以为我开玩笑哩！后来弄明白了，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等到我头上也响起了那呜呜之声时，我心里更乐了。
　　我头一回坐公共汽车，给俭六弟造成了一场虚惊。我排队上车，看到人们让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妇女让了上去，却不知这是位售票员。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车，车门随着关上，车子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俭六弟从下一站下了车跑来，我们俩离着还老远就彼此相对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不用担心，决出不了事！”在这样多人的关怀下，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在这天上午，我从三妹家附近一个商店里，刚找回来昨天丢在那里的一个皮夹子。难道我这个人还会丢了吗？
　　北京市民政局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组织了特赦后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从前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我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单位，历时约两个月。最后，经同伴们的请求，游了故宫，由我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
　　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有一次我从外面游逛之后回来，发现那只表不见了，不免十分惋惜，觉得在这么长的路线上，无法去寻找，只好作罢。同屋的总务员老刘知道了这件事，他本来正该休息，连休息也忘了，问清了我游逛的路线，立刻就出去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休息着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老刘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个大队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兴地拿了回来。这时，我觉得我接过来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颗火热的心。
　　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
　　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
　　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结束了准备阶段，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
　　我参加的这部分工作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时还遇到与我的往事牵连着的历史事件。资料的作者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来说，我和他们都是见证人。我从丰富的资料中，从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恃的依靠。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历史，这就是人民。“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扬这项真理。
　　我在工作之余，继续写我的前半生。
　　为了写作，我看了不少资料。我的工作单位给了我种种便利，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许多外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看到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的宝贵材料，得到了许多专门调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从珍贵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来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给我到远地调查核实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目击认真回忆记录下来的。有不少难得的资料则是档案、图书部门提供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特意为我设法寻找，以及专门汇集的。我受到这样多的关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实，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现象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扬真理，就会得到普遍的关心和支持，更不用说到党和政府了。
　　我的写作也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曾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访问过我，问我前半生的经历，特别注意打听我十年来的改造情形。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对我说：“从这件事情上，我又一次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你的事情快些写成书吧！”一位亚洲的朋友说：“希望你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立刻送我一部，我要把它译成我国文字，让我国人民都看到这个奇迹。”
　　一九六二年，我们对来自国内外的困难所进行的艰巨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喜事临门。四月间，我被邀列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并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祖国建设的报告。五月一日，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却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

　　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选民证，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关于给我新生命的伟大的改造罪犯政策的故事。用我瑞侄的话说：“这不写到书里是不行的。”
　　一九六○年夏天，我和小瑞游香山公园，谈起了我们每个人最初的思想变化，哪一件事引起了思想的最初震动。
　　小瑞先谈了小固和小秀。据他知道，小固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中国列车由中国司机驾驶，感到了第一次的震动，小秀则是从沈阳车站上群众对一个失掉一只手的女工的迎接，感到过去自己生活的无味。说到他自己，他说：“我难忘的事情很多。第一件事是我刚干活不久，有一回揩窗子打破了一块玻璃。玻璃掉在地上，看守员听声就跑来了，我吓得要死，谁知他过来问我：你伤着了没有？我说人没伤，可是玻璃破了。他说，玻璃破了不要紧，下次留神别伤着人。”
　　“这类事我也遇到过。”我说，“可是对我说来，最初我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是宽大政策对我有无效验的问题。让我最初看到生机的，从此一步步看到希望的，是交出了那箱子夹底的东西后，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宽免。说起这个，还不能不感激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小瑞睁大了眼睛，“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所长没跟你说吗？”
　　“说过这件事。检举认罪时，因为小固质问，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向所长做了检讨，过了年，我又向所长说，我交东西时候没敢说收过你的纸条，是因为怕你受处分。所长说，这件事他全知道，是他让你写那纸条来帮助，以便促使我主动交代。这是所长的苦心，但也有你的帮助啊！”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其中详细情形。你根本不知道，写那纸条本来是不合我心意的，我的意思是搜查你，没收东西，好好惩罚你一下。可是……这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写到你的书里是不行的！”
　　这件事的详细过程，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小瑞早就向所方谈出了我的箱底的秘密，要求所方搜查没收。所长却不这么干，他说：“搜查是很容易的，但这并不见得利于他的改造。等等吧，搜查不如他自动交代，要他自觉才好。”以后等了好久，小瑞又找所长谈，要求搜查。所长说，每个人思想发展速度不同，不能急。共产党人相信，在人民掌握的政权下，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但每人有每人的过程。问题不在于珠宝和监规，而是要看怎样更利于对一个人的改造。所长说：“你要知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很难立即相信政府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我们去搜查了他，这就是让他失去了一次体验政策的机会。还是把主动让给他吧！你着急搜查，不如用用脑子设法来促进他自觉。”结果，就想出了由他写纸条给我的办法。纸条递出之后，多日不见动静，小瑞又急了，对所长说：“溥仪这人至死不悟，既然毫不自觉，为什么不搜他？”所长说：“原来不能着急，现在更不能着急。”后来的情形就是那样，结果是我着急了，交出了那批东西。我从那时开始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政府是坚定地相信多数人可以改造的。”小瑞激动地说，“你自己知道，那时你还一个劲儿地对抗。欺骗，可是所方早知道了你那些事。我们几个人还在检察人员到来之前，全都告诉了政府！可是从那时起，所方就相信你是可以改造的，就为你的学习、改造操着心了。”
　　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遥望太阳照耀着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来的往事又被一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长的花白头发，年轻的副所长的爽朗语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员，每位大夫、护士，每位所方人员。在我欺骗他们的时候，在我用各种可耻的方法进行对抗的时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无能、愚蠢的时候，在我对自己都已感到绝望到极点、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导我重新做人。
　　“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