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萍踪传书(连载）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哥德堡城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市镇的历史都会远远超过它。十六世纪这里不过是抵御丹麦的军事要塞。因为文化历史过短，没有拿得出手的设计理念，哥德堡也就按照荷兰的建筑进行设计，这是一种殖民复兴风格，洁白温暖和清澈自然的色调，明快生动，整个城市仿佛就是一幅画，我们也就成了画中人。

我们来到了哥德堡历史博物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一百多年前，瑞典开往中国的第一艘商船带回的丝绸，茶叶，香料和瓷器等，至今仍陈列在这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壹号”建于1738年，船上有一百多名船员，并配备有三十门大炮护航。

“哥德堡壹号” 先后三次远航广州，最后一次返航到哥德堡港，在家门口触礁沉没，在瑞典人的心目之中，就象折戟沙场的英雄，虽败犹荣。这样的远航本该是当时的天朝中国干的事，却让北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蛮夷小国拔了头筹，可见没有全球视野的清朝政府有多么愚昧和刚愎自用。

林耐告诉我们，哥德堡之所以有名，其中一个原因是每年在此地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别看与那些数千年文明古国相比，其文化史短得可怜，然而瑞典近百年的电影史却是十分辉煌。早年的“瑞典古典学派”，曾对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发生深远影响。人们会发现，历史上美国好莱坞的台柱导演和大牌明星，不少是来自瑞典，如导演斯约史特洛姆、莫里兹•斯蒂勒和演员汉松、嘉宝以及奥斯卡影后英格丽•褒曼。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世界级电影大师，瑞典编导英格玛-伯格曼，把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内心世界描写，带入了电影表演艺术的领域，开一代风气之先。从室内剧《浮士德》，《风流寡妇》和反法西斯影片《蛇蛋》，到他所执导的莫里哀，歌德，易伯生和契诃夫等作品改编的电影，说英格玛-伯格曼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电影史的精神内涵，提升了电影在各种艺术媒介中的地位，实在是不为过。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文学艺术史的林耐太太是个电影迷，她认为瑞典等欧洲国家之所以是电影文化大国，和其竭力表现的普世价值观有莫大的关系。“大德无闻，大音希声”，瑞典电影没有丝毫斧凿和说教的成分。港台电影往往注重娱乐性，内容雷同俗不可耐，完全没有思想内涵和底蕴，说是文化快餐是客气的，实际上无疑是精神垃圾。

港台电影不是充斥杀戮武打场面，就是表现媚俗浮靡社会心理，甚至于有意放大凸显中国落后愚昧的自残。由于大陆改革开放，港台低俗文化伴随其物质力量大举入侵，屏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内地青年。这是一个可悲的社会现象。

林耐夫妇带我们去看海港，顺便瞧一眼他们停泊那里的私人游艇。我们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生活，几十年来最能触摸到的东西，先是自行车，现在可能刚刚是汽车，至于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那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符号。在哥德堡北部海湾的港口，却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风景线。主人们把各色各样的游艇，停泊在这个北欧难得的不冻港，尽管尚未起锚，随着大海深沉的脉动，船体此起彼落，仿佛是一大片出征临阵前跃跃欲试的士兵。

北欧人太熟悉这种生活，游艇上演绎着人生的各种场景和体验：冒险的，浪漫的，甚至于孤独的；远航的亢奋和返航的归宿，这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个人都想当上出色的船长，在生命海洋的沉浮中，驾驭人生之舟破浪前进，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和潜意识，在这里得到现实的满足。当你亲手驾驶一艘游艇，扬帆启航，出没于北海浩瀚的惊涛骇浪之中，那种征服天地的苍凉和气势，在瞬间得到了实现。

到哥德堡的第二天上午，安德森和林耐将我们送到哥德堡客运码头，林耐拿出一瓶威士忌，大家像纯爷儿们一人一口干了，豪气干云，北欧两条汉子为我们祝福，以壮行色。就此一别十几年以后，我们有幸在维也纳接待了他们，以尽地主之谊。安德森成了呼风唤雨的瑞典工会主席，而且已是三个儿女的父亲；清耿难得的林耐被任命为国家林务高级专员，也早已有了子嗣，而且是一对混血的龙凤胎。
　
庞大的交通班轮起锚启航，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隔着船舷和岸边送行的北欧哥儿们挥手道别，我们离开北欧富有而强盛的瑞典王国，告别这块似仙境不似人间的土地，向隔海相望的丹麦驶去。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下一程的波斯托伊那溶洞，位于距五十多公里处，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溶洞。天公造物，妙在无言，几百万年形成的石柱、石笋和石钟乳千奇百怪，洞石玲珑若生，石骨土肤，中空四达，巧逾雕镂。最离奇的是，洞中有着一种珍贵动物，类似娃娃鱼，四肢齐全，长寿百年，当地人称为“人鱼”。
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布莱德湖，是冰川融化而成的湖泊。山顶雪融于水、山泉不断注入湖中，是名副其实的冰湖。湖水清澈见底，这里有成群悠哉的天鹅、野鸭和其他各种水禽，漫山遍野的绿树植被，朱霞明丽白云卷舒，山岳灵奇河海浩瀚，岭际风声空中鹰影，阿尔卑斯雪峰在金色阳光普照下，巍巍岳岳，与湖中的倒影相映成趣，俯仰间皆文章。和世界屋脊的苍茫雄浑不同，这里有着白衣天使般的婀娜多姿。
作为原先奥地利王室的行宫，风日水滨的布莱德别墅就建于布莱德湖畔，桃花满树，灼灼其华，曾为多少佳人增色。二战以后，铁托把布莱德别墅当作斯洛文尼亚的夏宫，并用来接待外国政要。铁托去世以后布来德别墅对外开放，成了高级宾馆。宾馆面向水鸟不绝的湖心小岛，视野开阔，背山临水，是有钱人避暑胜地，令人联想起李白的佳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卢布尔雅那市区显示了悠久的文化底蕴，因为这个斯洛文尼亚首府又有“大学城”之称，该市大学生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里有著名的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洛文尼亚艺术科学学院，斯洛文尼亚理科与美术学院和卢布尔雅那神学院，图书馆，音乐厅和博物馆遍布全城。由于到处是年轻的学子，卢布尔雅那充满了生气和活力。中国客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里幸运的同龄人，情不自禁有点伤感。
三位青年从小喜爱读书，立志成为国家栋梁，但是这只是一个梦，那样的美好而遥不可及。为了分担家庭重担，放弃学业，上了路勇敢地朝前走，但不免回过头看上一眼。他们明白一旦出国打工，今生今世与其平生夙愿不再有缘，永远告别学生时代，告别少年的情怀和憧憬。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结，每到一座城市，他们都会下意识来到大学区遛弯儿，闻一闻高等学府的气息和清风。
随着旅行团在饭馆吃的中饭，这是一家法国风格的西餐厅，穹顶拱门，别具一格，装饰着土耳其的地毯和路易十三风格的盔甲，听着西方电子音乐，饭菜分量很足，有威尼斯通心粉和鱼排以及波希米亚烤肉，对价格敏感的中国客人有点迟疑，领队告知所有膳食是包括在已付的团费之中，他们才放心地大快朵颐。卢布尔雅那市中心另一道风景线是数不清的酒吧和咖啡馆以及俱乐部，其中经典老式的法国和奥地利鸡尾酒吧，显得很有情调和文化氛围。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六月的欧洲，春到人间草木知，迟迟丽日拂拂和风，即便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苔痕皆绿，草色入青，万紫千红，北国风光不再，一片生机盎然。我们踏上了新的旅途，向欧洲的中部进发。我们已是第二次重返这个地域，就像当年逐鹿中原的八路，迂回穿插，轻车熟路。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和半年前不同的是，我们在北欧宝贵的喘息期间，补充了给养，韬光养晦，养足了精力。更重要的是护照上几乎盖满了西欧诸国的签证，很有点攻城掠地虎狼之势的锐气。我和大成有着一个共识，这就是“人必尽其当然，乃可听其自然”。数月的辛勤打工，身上有了可以继续前进的盘缠，我们以“有钱时当思贫乏之苦，饱餐后勿忘断炊之虞”互勉。
我们先回到哥本哈根，到澳洲使馆取到了数月前申请的入境许可。在北京被拒的澳大利亚签证，又复得于丹麦，尽管并不会因此远涉重洋，跑到地球的另一端，然而对以往走麦城的失败耻辱之心理补偿，让人们这口气喘匀溜了，着实使我们两个“胜利者”高兴了好大一阵子。金老板亲自送我们到码头，事先吩咐员工给我们准备路上的三明治和各种饮料，临行他又塞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关照到目的地才可打开（事后知道是每人一千奥地利先令），金老板衷心为我们得到奥国学生签证感到欣慰，和我们一一握手祝福，说“扬帆起航，一路平安。”
丹麦和德国之间隔着浩瀚大海，火车像积木似卸下一节节开到渡轮上过海。乘客都跑下来，到航空母舰般宽阔的甲板上面游玩。这个巨无霸的轮船，带着我们浮游在海洋之中，俨然一叶之舟，沧海一粟。上次从德国到丹麦渡海，卧枕海涛，起观夜色，浑浑噩噩，什么都没有见到，这次返回正值艳阳晴天，波澜壮阔的波罗的海一览无余。我们倚栏眺望，海天一色，雪浪云涛。清风徐徐，袍帻飘舞，很有飘逸洒脱之感。据说中国雄姿英发的老一代革命家当年远渡重洋，立马昆仑，浮舟沧海，立普渡众生之志 。如今步其后尘者得意之余，不禁扪心自问，我们一伙跑到海外又是干嘛来着？
彼岸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东德。1945年德国战败，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德国正式划分为两个国家。东德是经济互助委员会，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 在东德的边防检查站，出现一队边防武装人员，上车检查我们乘客的证件。边防军大檐帽上的国徽，图案是麦穗和锤子，由三色绶带环绕。锤子象征工人，麦穗象征农民，东欧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似曾相识。当时的东德是东欧工业产值和生活水准之最，名列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家之榜。不过和西德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罗马式古城堡位于卢布尔雅那的山顶之上，这里是俯瞰城市全貌的制高点，极目远眺，山，水和各种风格的城市建筑，尽收眼底。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千年往事，注在心头。卢布尔雅那的中心广场最醒目的建筑，是文艺复兴式政府大厦，卢布尔雅那银行和文化中心大楼。这里会馆云集，五行八作齐聚，教堂，酒肆，秦楼楚馆，以及扫榻以待的招商客栈，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您进去就头发晕，一听炸了。人们乍来此处，真如梦游一般。
广场原址是古罗马时代城墙，广场中心是巴洛克式的喷泉，据说是罗马那瓦纳广场喷泉的拷贝，底座的雕像代表斯洛文尼亚的三条河流。龙桥是卢布尔雅那的标志建筑，桥头装饰有铜质的翼龙，这倒是个异数，在欧洲的文化，龙不是吉祥的图腾。普列舍伦广场以斯洛文尼亚诗人普列舍伦命名，这里有他的雕像，供心境诚明的游客瞻仰。
到了卢布尔雅那第三天上午，服务台的电话告知，说有贵客临门。自打出了国门，翻越世界屋脊，穿过千年丝绸之路，从伊斯兰世界抵达欧洲巴尔干，一路风尘仆仆，历经艰辛。贬来异域三万里，回头故国远，人们还是第一次要和西边的来人见面。就像失散的地下党员和组织接上线的心情，青田小组成员心潮澎拜，又是激动又是紧张。
西欧来的是黄张两位先生，西装革履的，开来一辆意大利牌照的德国奔驰轿车。“亲不亲，家乡人”，甭提有多高兴，大家用方言交谈显得既亲切又自然。说起来彼此还扯得上是族亲，虽然之前不曾谋面，这可是青田老乡常见的现象。和黄张俩相比，无论是年龄，侨龄，资历，身价以至于行头气派，他们仨可差着一大截。
先是仿佛漫不经心地介绍他和老张的华侨奋斗史，黄先生然后顺便提了奔驰小车的价格和豪华配置，好像并非刻意炫耀，虽然有点碎嘴子，这不过是一种农民无可非议的小小虚荣心，显得笨挫可爱，赵本山式的，不过已经足够引起年轻人由衷的敬佩和崇拜。万水千山远渡重洋，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喝香的吃辣的，出人头地。人不能掌握生命的长度，但是应该可以掌握生命的宽度，从不轻言放弃，在年轻人们的心目中，眼前的两位华侨前辈无疑就是活生生的楷模。
服务生送来了意大利卡普基诺，黄先生呷了一口，和张先生各自点燃了香烟。套着足赤金戒指的手指，把玩着显示身份的帕克打火机，黄先生说道，“古人说过，‘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从红旗拉普出关，也真亏你们想的出来。好饭不怕晚，虽然掉了队，一路上走过来没有出漏子，是好样的，”接下大谈苦经，“我们青田老乡，样样都好，就是太土，没有读过书，就要吃苦头，当初我和老张没少犯傻，” 随后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欧洲的华侨，你们都有学问，要为青田华侨争气，今后一定会有大出息的。”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黄先生的预言是对的。听了前辈的额首称赞，不禁令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年轻人越发的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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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停靠于东德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城罗斯托克，这里不但有连接丹麦哥本哈根的海上交通，并且有至瑞典特雷勒堡的铁路轮渡。边防海关检验结束以后，我们可以下车到万物皆有春意的城市一逛。这里有着赏不尽的郭前柳荫，户外草色。据说，二战以前罗斯托克是纳粹德国的重点军事工业城市，世界上第一架涡轮喷气式飞机就在这里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托克的潜艇和飞机工厂引来了盟军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战后残存的军工设备被运往苏联作为赔款。德国民族发动了世界大战，生灵涂炭，满目苍夷，毁了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

多少年后，在一次国际经济论坛上，一位德国著名企业的CEO抨击**业，声称中国的产品普遍存有质量缺陷。本人表示不以为然，每一个新兴工业体都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早期的德国工业也有类似问题，不必人为放大瑕疵。此君以日耳曼民族的傲慢说道：“和贵国相比，德国从不制造错误。”我即拍案而起，反唇相讥：“请问又是如何解释，德国是两次人类浩劫的世界大战之始作俑者？德国不但有制造错误的记录，而且在历史上罪孽深重。”他听后的气急败坏，是可以想象的。

在罗斯托克可以看到不少高楼华厦，其中有重新修缮的汉萨时代砖石结构的哥特式建筑。位于古城中心临近山羊市场的圣玛丽亚教堂，有着十分壮丽的十字型大殿和十三世纪制成的天文钟。另外还有以管风琴和唱诗班著称的圣尼古拉教堂，以及有海事导航塔楼的圣彼得教堂。市政厅保留了原有哥特风貌的同时，修缮改建以后增添了巴洛克绚丽的风格。和西德不同的是，这里的居民区，大多是战后斯大林风格的新式建筑群，类似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规模的成片公房，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可言。

因缘际会，同一车厢认识了两位学者身份的乘友，他们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完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苏珊娜是柏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这位一头金发的外国徐娘，体态丰满，说话脆生，口若悬河。她告诉我们，十六岁成了没辔头的野马，与初恋男友闪电恋爱，叛逆家庭私奔，始乱终弃。接着只身周游列国，包括远东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然后在西欧的法国和西班牙求学多年，先后三次婚姻，现在和一位伊斯兰的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既门不当又户不对，其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并不因此影响当前如漆如胶的热恋。

苏珊娜的自白，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德国人严谨刻板的印象，他们通常对自己的隐私守口如瓶，缄默不语。人们同时感觉到毕竟是欧洲，即使在冷战时期，铁幕之下还是有个性解放和民间人员往来的余地。德里斯佛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作家，并且兼任查理大学文学系客座教授。他不愿意我们称呼他为“教授”，直呼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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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提议上街给他们购置必要的物品。大家坐上了那辆很有派头的奔驰车，即使在颇为西方化的卢布尔雅那，也是十分拉风。年轻人们心中纳闷，莫非要去采购渡海的橡皮舟和潜水服？张先生把从故乡寄来一叠信件转交给新华侨们，“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出国那么长时间，恋家不守土的人们还是首次接到久盼方至的家信，看着亲人手迹，潸然出涕，既是因思乡之情的伤感，又是为未知人生的迷茫。
“万户皆春色，柳上鸣蝉，别有洞天”，卢布尔雅那一片迷人景色。黄先生潇洒地开车，张先生坐在一边左顾右盼。“这里好像没有中国餐馆，”在荷兰开饭店的他说道。是的，当时的东部欧洲，对于南征北战攻城略地的华侨远征军而言，还是个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里不见牌楼，石狮和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这些都是China Town 的标志和记号，看见它们就等于看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具有职业敏感的老张摩拳擦掌，表示今后要到此地开家分店。依照他的以往经验，在这样一个富庶城市开饭店，一定生意兴隆。这里看不到中国人，更没有西欧华侨漫长的移民历史。不过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久，空白势必填补，华侨始终不乏后继有人。多少年以后，老张率族人来到卢布尔雅那，就地开了数家很有规模的中国酒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从此开辟了华侨在东欧这个区域的新纪元，当然这是后话了。
汽车在卢布尔雅那最繁华的步行街前停下。黄先生带着大家走进一家欧洲品牌服装公司。这里一切折射着欧洲最前卫的时尚文化，魅力四射。整个空间巧妙体现了柔美晶莹的感觉，一种青山绿水般的剔透，地板和天花板用灯饰衔接体现了设计的巧思，紫红色的使用又使空间多了几分安静暖意。吹拂白色墙壁的暖色调灯光，奶黄色的格子窗，点缀着展厅的绿叶花卉，与浪漫风格的各种服饰完美融合。空间和感觉浑然一体，凸现了无拘无束的自在和浓郁的欧式风情，仿佛就是一个金色的梦。
这个时候黄先生对新华侨们说，他们从中国带出来的衣物，是应该丢到垃圾桶，从现在起，必须换成西欧时尚服装。“老外一样是势利眼，越是花本钱包装，就越安全，要给你们好好打扮一下。”他让大伙放心，购物费用包括在总预算之中，不需另掏腰包。“可以打赌，如果自掏腰包，华侨没人舍得花这种钱，况且你们也没有钱。虽然最后还是自己埋单，但是没有法子，就算人生潇洒一回。”他说的是实话。到意大利，看样子要蒙混过关，泅水渡海是不需要了，无论如何大家是松了一口气。

李敏

八十年代国际品牌尚未登陆中国，不要说是县城，即使大都市的人们也没有那样的见识。开饭店的老张无疑土得掉渣，来自意大利的黄先生就大不相同。佛罗伦萨为基地的制作商们，对各种名牌极尽抄袭模仿之能事，惟妙惟肖，在那里的作坊打拼多年的黄先生，自然深谙此道。他虽然是个半文盲，不过对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品牌如数家珍，品牌的认知度非同凡响。磨难长见识，出身草根的黄先生绝对称得上是自学成才的专家。在这些初来咋到的新华侨面前，黄先生显得学识渊博，老马识途。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吃饱穿暖就行，衣着随便将就，从不并且无从讲究，毫无时装创意设计概念，这可是当今社会妇孺皆知的生活元素。生平第一次进入高尚典雅的欧洲服装世界，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服饰，和身边过往的珠光宝气的时髦男女，就像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青田小组的年轻人还真有点手足无措。
名牌服装做工一丝不苟，用料考究，衣里面料同色，而且里料直接织有注册品牌标志。所有钮扣、拉链等配件，均有商标标志。年轻人可是大开眼界。二十年后重逢，已经成了意大利制衣华商的小甑告诉我，她的第一次职业启蒙受教，就是来自于这次卢布尔雅那的购物经历。
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大伙来到女装区，黄先生给小甑选择了CHLOE简洁不失华丽的衬衣，营造曲线感的Missoni针织套衫，香奈尔（Chanel）高雅舒适的风衣和休闲裤，以及Ferragamo华贵的手工皮鞋，还给她配上瓦伦蒂诺（Valentino）典雅的鞣制手袋和纪梵希（Givenchy）化妆品套合，顿时间小甑从一个青田黄毛丫头，变成艳丽夺目的千金大小姐，柔媚优雅，浑身散发出婉约成熟的气质。
当然男士们也不能被忽视，在系列男装专柜，黄先生给小林挑选了古奇（GUCCI）套装，剪裁新颖，时尚不失高雅，略带点大户人家少爷的羁傲不驯。小肖则穿上了Bally的外套，领带搭配得有画龙点睛的效果，隽永耐看，很有绅士气派。除此以外，黄先生给两位年轻先生配了Burberry的皮带和皮鞋，瞬间两位青田小伙子成了欧洲摩登少年。人靠衣装，美靠亮装，归置归置就行，当穿著焕然一新的新华侨站在镜子前面，都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能想象里面光鲜靓丽的红男绿女就是自己。
回到旅馆房间，张先生在墙上悬挂了一张欧洲地图，像个大战在即的前敌指挥官，黄先生开始对大伙解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八十年代铁幕后面的东欧，基本没有非法移民的困扰，边防主要以冷战思维作为指导思想。利用东欧作为进军西欧跳板，鲜有人知，这样的绝招，无疑是青田华侨的一大发明。
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西边是隔海相望的意大利，也就是本次行动的终结目标。但是问题的棘手之处是，一则是要命的天然屏障亚得里亚海，听说那里有成群结队的鲨鱼，嗜血成性，另则是对东欧虎视眈眈的北约海军舰队，来回游弋，再则就是意大利海上缉私警卫队，布防严密，若要直接强攻，伤亡一定不小。人们只有避开这个“马奇诺防线”，绕道中立的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才是最佳选择。
经济开放的南斯拉夫，比起其他东欧国家都要富裕。在是否要坚持原教旨社会主义理论的争执之中，从属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的匈牙利，虽然不像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走到那么远，却是在经济上搞得最活的，有模仿邻国南斯拉夫之嫌，因此睦邻友好的匈南边境也就不会如临大敌了。由于历史上奥匈帝国的原因，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特殊，两国交往密切，边境管制也就人性化了许多。前敌总指挥思量再三，随即宣布，先从南斯拉夫取道匈牙利，然后从那里迂回进入奥地利。
说话都不太利索的黄先生，能讲出那么多道道来，令新华侨对他的崇拜更进一层。没想到暗度陈仓还需要那么多学问，真可谓行行出状元。青田小组的年轻人们衷心表示，愿附老前辈之骥尾，唯马首是瞻。入夜以后，小甑坐在床上，只见窗台前数朵紫艳半开的芳菊，暗香盈袖，一花独秀。窗外清风皓月，云幕高张，南国的最后一晚，思乡的姑娘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退了房间，老华侨带着新华侨上路。奔驰车在卢布尔雅那作最后的巡视，绕了一圈，然后上了公路，向匈牙利边境驶去。日照花如锦，风吹柳似丝，路上一派宜人景色。坐在后排左侧的小甑，放下小半扇车窗，春天清香的气流迎头拂来，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欧洲已是绝胜烟柳的好时节。
黄先生驾驶着汽车，打开了车上的高级音响，这是豪华配置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果然不同凡响。这是来自欧洲电台的滚动音乐节目，无论是声场定位还是音色的细腻柔和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诠释，高中低音扬声器的高保真度给人印像深刻。即使是门外汉，不通音乐的黄先生，却也可以讲得出，这种登峰造极的音响是根据汽车结构和容积量身优化。客人仔细享受，果然清晰通透，音效强劲，动态凌厉，当音乐响起时，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美学感受。
和黄张两位不同，来自县城的年轻人，可都是无师自通的音乐爱好者。改革开放之前，西方流行音乐甚至于古典音乐，一律被视为腐朽颓废的东西，中国人标榜重视民间音乐，就是不知道西方的音乐也是源于民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经典同样适用于音乐领域。
譬如风靡世界的爵士乐，就是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来源于当年被贩卖的黑奴充满乡愁表达心声的乐曲；又如流畅动听的乡村音乐，是美国家庭亲友感情交流一种方式，因为是为下层人所喜闻乐见，又称“蓝领音乐”，和中国的民歌小调类似。假如有一天，赵本山的二人转走向世界，或许也会有同样的功效。
一九七九年**访美，在华盛顿肯尼迪文化中心，欣赏了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演唱的歌曲。八十年代之初，英国流行歌星乔治•迈克尔访华演出，使中国人首次领略到摇滚乐的魅力。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卡蓬特兄妹的“靠近你”，是当时的广播电台立体声音乐节目中，中国青年百听不厌的名曲。接下来有了中国本土风格的摇滚乐，青田小组每个成员都会唱崔健的流行歌曲“一无所有”。
这时候汽车音响传出豪放飘逸的歌曲，这就是为了援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饥民，由迈克尔•杰克逊创作的，并和欧美众多歌星共同演唱的《我们就是世界》，催人泪下，青田小组的年轻人能够从中感觉到艺术和精神上无比的震撼。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已经有了不同于父兄的显著变化，大概这就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三个年轻人坐在汽车后座，一字排开，前面是开车的黄先生和坐在副驾驶座的张先生。奔驰车座位间距大，空间宽敞，视野开阔。车技娴熟的黄先生，把小车开的风驰电掣，良好的避震效果几乎抹平了地面的颠簸。今后的道路是那样的漫长，是那样的不确定，潜意识中作为对焦虑的一种缓药，周围的场景勾起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憧憬，尽管当时看起来只是画饼而已。
小肖抚摸着上光的真皮把手，环视华丽整洁的车厢，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这样令人心仪的汽车，况且还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他对伙伴们说，“有朝一日我也要有这样一辆豪华汽车，周末假期可以带上家人到处兜风。”在当时这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二十年以后，小肖成了佛罗伦萨华商皮革制品的大腕，身家不菲。不过后来他告诉我，自己始终没有购置显示身份的高级轿车，而且也鲜有时间陪同妻儿度假旅游。
收音机飘出英国流行乐歌星埃里克•克莱普顿的“莱拉”，略带忧郁，不失奔放。这位把布鲁斯和摇滚乐融为一体的乐坛顶级高手，无疑是用心来谱写，同时用弹唱来激活他的作品。小林是三个人中最着迷音乐的一位，达到专业发烧友的级别。他正在用心来诠释和理解克莱普顿的吉他和歌喉交织的旋律，甚至于没有听清小肖的憧憬。
小林沉默了一会，说，“中国那么大，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的音乐大师，如果日后发迹，我会培养儿女成为一流的音乐家。” 二十年以后，小林是米兰市名列前茅的贸易商和华商会的会长，他确实有钱了，但是唯一的独生子，并没有专修音乐，而是成了他产业的管理者和继承人。
与众不同的小甑从小有当作家的梦想，并且晓得一个道理，人若一生都过着舒服的日子，哪里写得出好文章。她告诉伙伴们关于自己的夙愿，如果生活一旦安定下来，她将写一本书，说尽心中无限事。二十年后我们相聚，小甑已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华商，并且成了建设家乡的红顶商人。她告诉我，由于为俗事所累，至今没有能够执行自己所定下的计划。


因为德里斯佛特觉得，没有一个文学家是从大学文学系“教”出来的，因此“教授”称谓也就显得可笑。德里斯佛特说上课时候，他和学生就像乱糟糟咖啡茶座的常客，侃大山，磕瓜子，干什么的都有，而且来去自由。德里斯佛特的打扮倒是很修边幅，笔挺的西服，蓄着浓密的大胡子。
火车继续前进，看到两个罕见的中国人，苏珊娜和德里斯佛特表现出孩子般的好奇，很快大家成了朋友。苏珊娜邀请大家到餐车打茶围，欧洲人认为咖啡厅是以文会友的最佳场所。坐在白色的餐桌边，看着窗外如同画卷展示的风景，别有一番情趣。
当我们问到东欧和西欧的异同，德里斯佛特首先发话：“我的中国朋友，要知道，尽管东西欧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一脉相承，在我们东欧同样得以保存。什么是实在的呢？是甲形态还是乙形态？根据实证主义哲学，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不存在独立于模型以外实在性的检验，或者说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真谛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学不同理论的描述往往是等效的，我们能有不同的对于人类社会模式的描述，这些理论都能预言同样的观察，甚至于不能讲一种描述比另外一种描述更实在，只不过是有时候更适合某种特定情形而已。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中，对其人们自以为一清二楚，然而我们或许只不过是：篝火前盘腿而坐的我们在洞穴墙上的投影而已。”
德里斯佛特继续说下去，“人文主义的精髓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他告诉我们，在东欧，划时代的四大作家莎士比亚，荷马、但丁、歌德的作品家喻户晓，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演变，她的根络是相同的，没有例外。不过德里斯佛特认为，人文主义既然提倡发扬人的个性，就自然追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西欧富裕的物质生活，成了东欧的一面镜子，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和神经。冷战时期东西欧实际上是进行一场的马拉松竞赛，最终定见分晓。
应苏珊娜请求，列车员过来帮我们打开餐桌边的窗户，顿时间随风潜入春。六月的欧洲气候宜人，窗户外的山川植被，万紫千红，不禁得之唐诗新编：窗外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异渎。欧洲人喝咖啡上瘾，苏珊娜说她也并非例外。她喝了一杯卡布基诺，果然来了状态，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我们的问题，“你们一定知道欧共体，实际上我们东欧也有类似的经济合作组织，就是经互会。经互会和欧共体，都以经济区域整合为目标，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应该承认欧共体运作的比较成功。”
“按照中国古代治国之论，治理国家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中策纲目并举，有为而治：下策是劳师天下，夺民而治。天下之事朝廷有可管者，有不可管者。可管者不管则乱，不可管者而管则锢。政者之道，就在于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如果政府管了商人的事，与民争利，就违背了经济的自然之道。”
苏珊娜要了一杯白水，继续说，“西欧经济腾飞，对那边的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西方垄断资本利用高新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使蛋糕越做越大，资本、劳工和社会三方都能从中分享红利，西方劳工也是既得的食利者，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为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劳资关系从对抗时期转变到合作、谈判和协商一致的时期。工运普遍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无需经过阶级对抗，就可以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道路，也就助长了劳工运动的非政治化、非激进化和工运的官僚化。”
她做了停顿，从一包从北欧带来的女性香烟，抽出一支，德里斯佛特打亮火机，很绅士地给她点上。苏珊娜深深吸了一口，优雅的吐出烟圈，“而我们东欧则是另一道风景线，由于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企业几乎都是国营。在这种状况下，劳工和企业的抗争，并非劳资纠纷，而是针对政府的抗争。对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反应，只能是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因此，东欧的工运一开始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运动，如波兰团结工会。”
“顺便谈谈教会，” 苏珊娜接着说，“即使在欧洲，天主教会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这里的教堂比你们那儿的庙宇多的去了，善男信女占人口的大多数，牧灵有教化的妙用，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是必然的天敌。天主教信仰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任何社会体制都无法忽略宗教的存在，在欧洲尤其是如此。”
随即我们请教他们，在东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社会角色。德里斯佛特把这个话题接了过去，他说如果让他回答，会感到很有趣，“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涵，在我们这里的主流看法是：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可以几乎划等号。贵国也是这样定义的吗？”
大成回答：“古人言‘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进退荣辱不敢忘忧君国，针砭时弊，对道德、社会各方面具有深刻的责任感。” 德里斯佛特高兴地说，“看起来，在东西方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传统几乎一致。值得庆幸的是，东欧已经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而且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注，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逻辑的解答，也就是哲学的批判。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对东欧的社会发展是有深远意义。”
苏珊娜在一旁补充道，“人类社会的某种丑陋，退化和反人性化，知识分子是难逃其责。德里斯佛特说值得庆幸的意思是，东欧中产阶级的发育还是良好的，人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应有精神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终极价值的追求，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被公众和自我认同为社会的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欧洲，包括东欧的知识分子，出淤泥而不染，历来以知识技能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相对独立而较少依附性。”
火车开始减速，柏林马上到了，我们忙着帮苏珊娜搬运行李，她在这里下车，建议驱车带我们在城里转悠，列车需要停靠三个小时，有充裕的时间。十分钟后我们跟着苏珊娜坐上了柏林大学的专用轿车，这位女教授成了我们热心的向导。柏林位于中欧平原，德国的东北部，有七百多年历史，和中国的城市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当年我插队的凤阳县城都有两千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盟军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进攻，柏林市遭到灭顶之灾。苏珊娜告诉我们，当时苏联红军调集了22000门大炮，发动对柏林的总攻。
战后的重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战争痕迹，精心修缮和新建的各种建筑物蔚为壮观。巴洛克风格的弗里德里希广场金碧辉煌。新古典主义派的申克尔剧院，各种历史文化沉淀和现代流派的文化设施交相辉映，确实很有大都市的气派。柏林四周被森林、湖泊、河流环抱，一片绿色的海洋。我们来到市区西南缘，看到了柏林的象征勃兰登堡门，白色花岗岩筑成的门楼上，耸立着青铜铸造的凯旋神像。东侧是菩提树排列的林荫大道，和菩提树马路交错的威廉大街，是当年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中心。其东面是亚历山大广场，有新建俄罗斯风格的办公大楼，是东德政府所在地。
往西我们见到了 “反法西斯防卫墙”，也就是建于六十年代闻名于世的柏林墙。苏珊娜说，柏林墙的建立，是为了阻隔东西柏林市民的联系，也是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柏林墙总长一百五十公里，约三米高，三百多座瞭望台和碉堡，警报器，拒马，通电铁丝网，壕沟，地雷，警犬和一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边防军，可谓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仅仅时隔两年，柏林墙轰然倒下。
苏珊娜驱车送我们回到车站，大家在月台上道别。此后我们还一直有联系，德国统一不久，苏珊娜放下教鞭从政，后来成了德国社会**党国会议员，三年前我和太太应邀到她家做客，退休赋闲在家的苏珊娜，晚年清心寡欲，种花养鸟，不因外物芥蒂于心，不过还是那样的健谈。讲起当年火车上萍水相逢的情节，她的记忆力实在惊人 当然这是后话了。
列车从柏林开出，回到餐车，这次轮到我们请客。德里斯佛特兴高采烈和我们聊天，他的才华横溢，有讲演家的风范，先前苏珊娜在的时候，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他才显得有点木讷。我们和他聊文学中的各种现象，看来是德里斯佛特的强项，正中下怀，这方面他可门儿清。德里斯佛特放下刀叉，用白色餐布抹了抹埋在大胡子中的嘴角，说道，“文学之目的即微言大义，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给思想腾出空间，留给后人的思索和警示，这是公众性；即使作者本身，也能从中得到思辨，这是对自己个人的功用。情节思想的大胆演绎，让思绪自由驰骋，能够更客观准确表达作者的认知和观念，才有社会意义。”
当我们问到，他是如何看待欧洲现代文学作品中露骨的性描写，德里斯佛特回答，“在欧洲过去清教徒式的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和性心理的自然描写缺位，这样的所谓写实，实际并不真实，易让读者留下空虚的感觉。而作为文学构思的角色，还原其自然属性而且加以真实描写，有血有肉的人，生来具备这些东西，而不是一个抽象符号，过去只是被屏蔽了而已。
**是人性裸点，很多文学大家的作品并不回避相关的描写。因此，高屋建瓴去写**，细腻的性描绘，是思想性的铺垫和渲染，成就了具有批判性和深刻性内涵的大手笔，没有丝毫的说教。男女之爱是个永恒问题，不过远非人生主题。应该研究这个课题，同时超脱这个课题。”
捷克斯洛伐克海关人员的出现，提示我们到了另一个东欧国家。他们仔细查验了我们的签证，开始检查行李，显然对大成的破皮箱情有独钟。德里斯佛特和他们用捷克斯洛伐克语对话，告诉方对说，我们是他请来的朋友。海关人员立即笑容可掬，二个手指在帽檐一碰表示敬意，躬身退出包厢，看来德里斯佛特在自己的国家，还挺有声望。
欧洲孟春之际，金色阳光洒满大地，水如碧玉山如黛，一个充满着希望的花季降临。窗外是全视野的盆地、丘陵，高地和市镇相间，生气勃勃，“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百花香”，展示着这个中欧国家的风姿。列车进入布拉格车站，刚停稳，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玲珑的年轻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上车厢，一把抱住德里斯佛特的脖子，迫不及待的和他接吻。
教授先生把年青的妻子米朗娜介绍给客人。教授太太像老相识般的，亲了我们的脸颊。米朗娜来自马德里，是个典型的西班牙美女，火辣辣的，热情奔放，她在查理大学读学位时，和德里斯佛特有了浪漫的师生恋。出了车站，教授太太亲自驾车和丈夫一道，带着我们俩满城的欢跑，很有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味。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汽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在离开边境不远的加油站停下，张先生下车加油加水，检验轮胎气压。黄先生把三本扶桑护照交给他们，“在老外的眼里，亚洲人长得都是一个摸样，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像我们看老外，也是同样情况。 你们都会英语，说起来大家是朋友，我和老张开车带你们游历欧洲，”小林问道，“我们可不会讲扶桑语，万一被人觉察到，如何是好？”黄先生笑道，“可以打赌，整个东欧没有几个人识得这种鸟语，放心好了，如果有人问到，你们就说青田话，老外根本不懂。”
世界上的边境关防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有陆地的，有海洋的，有设在山顶上的，有建于码头边上的，有在行驶的列车上的，甚至于在理论上，大使馆领事馆也是外国领土；有奢侈的，也有简陋的，有充满戾气的，也有洋溢平和的；各色人种，编制繁多，有军警，有文员，有穿制服，也有穿便衣的；有非武装的，也有佩戴枪支的，有咄咄逼人的，也有锋芒不露的；总而言之都是为了提醒人们，这里是国家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边防海关以至于使馆领馆，无疑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和象征，往往又是效率差强人意的官僚机构。
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边境区域，两国的边检站就像两座大牌楼，每座牌楼都有两个口子，边检官员只对进入自己国境的人员验关，而出关的门户洞开，完全不设关防，所以青田旅行团出关时，不见南斯拉夫方面有人查验证件。在欧洲这是常见的惯例，也是不多见的高效率的一个部分。汽车开始驶入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老远就见到匈牙利国境线警示，车辆减速等醒目的标志，并且提示卡车和小车，进入不同的验关通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汽车普及率之高和西欧不相上下，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私家轿车，只不过大多数是捷克“斯科达”和苏联的“拉达”，比起西欧低了一个档次。此时此刻黄先生开的奔驰车，鹤立鸡群，傲视群雄，非常吸引眼球。前后排着长队的本地车主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不少人说哈罗打招呼，欢迎这些东方稀客。很快惊动了边防站，一位穿著熨烫笔挺的制服，戴着墨镜的匈牙利警官走来。
他让青田旅游团把漂亮的轿车靠到一边。新华侨们心中犯了嘀咕，莫非要进行彻底的盘问和搜查？招摇过市，难免引起怀疑，看来事情不妙。一路上虽然过了不少国境边关，但这一次却是冒名顶替当替身，太疯狂了，如此荒唐事有生以来还是头一遭。当把护照递交上去之时，怀里就像揣了小鹿，他们的心都快要蹦到嗓子眼了。
黄先生放低左侧的车窗，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和边防警察交谈，居然还能谈笑风生，颇有大将风度。风度翩翩的警官礼貌地和车内的客人点头致意，表示欢迎尊贵的客人，并且用夹生的英语向小甑大献殷勤，他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雍容高贵的东方姑娘。最后他交还了护照，同时令手下移开了路障，这是外交豁免车辆专用通道。
为了免除贵宾排队之苦，边防警察开了特例。对于这样的优待和殊荣，人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新华侨们向窗外友善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优雅的边防军官右手两指在大檐帽边一碰，向驶离的客人表示敬意。黄先生一边加大油门，一边笑道，“人饰衣服，马饰鞍，他是向我们的奔驰车致敬，”大家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布拉格是一座历史名城，据说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布拉格一度是欧洲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整个首都就像一座超级历史博物馆，老城区每一条大街小巷，游人如织，络绎不绝，随意可见中世纪的各种风格的建筑物，那里的街道用鹅卵石铺成，保留着古老的煤气街灯，许多民房带有宗教色彩的壁画，年代久远。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建筑。
硕果仅存的老城门叫做火药门楼。布拉格钟楼以自鸣钟而著名，每到整点，钟楼上的窗户自动打开，钟鼎齐鸣，十二个圣像依次出现。正如苏珊娜所说的，和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布拉格有大量的教堂，风格各异，其中不少史称巴罗克式宗教建筑典范的，如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圣维特教堂。教授夫妇带我们游览了卡罗利努姆宫，它是查理大学最古老的建筑物。
我们来到了闻名于世的布拉格广场和查理大桥，这里有怀旧的有轨电车，街道两旁尽是风格各异的商业建筑和店铺, 从罗马式、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到现代主义，绚丽夺目，流光异彩般从车窗掠过。查理大桥上有一尊尊古老的雕塑，游客众多，熙熙攘攘。桥两端是桥塔,在过去起到要塞的作用。大家又来到了黄金巷，愤世嫉俗的作家卡夫卡曾经在此巷住过，之所以叫黄金巷，是当年聚集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
布拉格拥有许多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作曲家莫扎特和作家卡夫卡、哈维尔、米兰•昆德拉都在布拉格进行过创作。这里有着中世纪的情调，从波希米亚式的文学氛围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卡布卡的《变形记》和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使人们对这个中欧的花园怀有难以言表的情愫。
德里斯佛特夫妇和哈维尔夫妇很熟，对这位著名的剧作家的事迹如数家珍，其代表作是《乞丐的歌舞剧》和《无权力者的权力》。米朗娜告诉我们，哈维尔很自谦低调，经常说自己只是一个乡巴佬。德里斯佛特教授告诉我们，在冷战的年代，对于两种貌似对立的社会制度，所谓“捷克良心”的哈维尔有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认为西方的**是表面的，本质上是虚伪的，在西方世界，自然环境和人的需要，屈从于追逐盈利消费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经济制度，这同样是对人性的扭曲。
教授夫妇调转车头，送客人回火车站，德里斯佛特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到家里作客，尝尝太太的佳肴，可惜我们必须继续赶路，好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相距不远，来日方长，可以常来常往。临别时，德里斯佛特赠送了他的精装本小说“失控”，并且在书页上签名留念。米朗娜送了一篮水果，再一次吻了我们的脸颊。就此一别，十年以后我们再次见面之时，教授夫人已有一对可爱的儿女，而德里斯佛特已是捷克著名的职业政治家。

风先生

向作者李敏致敬！创作骄傲，创作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