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话计生 （散文 编号：067）

天涯倦客

    黄平
       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已工作了二十二年。虽然从一个公务员，因为工作调动，变成了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但我并不因为一个月少了好几百块钱的收入而唉声叹气。因为想起这三十年来，社会的变化，家乡的变化，自己生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变化了，农村那种传达室宗接代的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潮中，也像雪山之冰，在悄然融化。为此，我仍然感到难得的欣慰和满足。
       客观地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于国于民，在这一过程中，有得有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生的改善、国力的增强、大多数人为过好日子而的思想与日俱增。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的。
       看今朝，忆往昔，难忘七十年代后期，少年的我，居住在一个名叫窝子、实际叫做贫困的地方的那些日子。
       那时，由于姊妹多，父母负担重，我们的日子真叫脱衣无换洗，能吃饱就算奢侈，分分钱都稀奇。那时，每户每月供应四角钱一斤的煤油，大多数人家，天一黑，吃了饭就睡觉。后来，有人回忆起那段的岁月，还带着调侃口气说：“那些年成，两口子天一黑就睡，不像现在有电灯，天黑了，吃饱喝足，可以看看电视，放碟子听歌看舞，瞌睡来了再睡。睡得早又睡不着觉，又身强力壮，就想……国家又没有好好搞计划生育，所以娃娃多，负担重。劳力又少，任你苦磨苦做，还是年年补口粮钱！不像现在，娃娃少，只要两口子不呆不傻不残，日子都比我们以前好过得多！”
       是的，年代不同，观念不同，生活也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论哪家，实在需要多买斤把煤油，要么供销社有熟人，要么得花捌角一斤的价到“黑市”上买。冬天坐在柴火边，大人娃娃，身上痒得难受，就脱下来，凑着火光，在衣服裤子上找虱子。发现一个捉一个，捉到火堂里，暴出“嚓”地一声，又继续捉。看到虱子蛋，便用两个母指的指甲对准成排的虱蛋一掐，也会发出嚓嚓之声，而且，掐完一件衣服的虱子蛋，两个母指甲会满是污秽。还记得那时不知是谁编了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天，虱子遇跳蚤，虱子责怪跳蚤说：“你东促西促，促出问题来连到我都要着！”跳蚤反驳到：“你大肚拉哈，跑不动还要怪人家！”那时，大年三十，父亲发“压岁钱”，每人得两角钱，比现在得两佰块钱还高兴。父亲赶场，为了让我们几姊妹高兴，能买一分钱一个的油炸豌豆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们会一颗一颗的慢慢品味，生怕一口吃了再也找不到那味道。那时我暗想，要是父母只有我一个人，几个油炸豌豆都归我，那该多好！
       而如今，哪怕在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很少穿补丁衣服了，找虱子做药都难了。现在，就算在农村，三四十岁的人家，哪怕固执得死守老观念，东射西藏，也不过两三个娃娃。上一代人儿多母苦的罪受够了，到了现在三四十岁这代人，就算死守老观念，也想到人这一辈子，娃娃多了，苦日子难熬到头。更何况，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还有这样那样的扶持政策，六十岁以后，生活还有点保障。养儿防老的思想也淡多了。现在出门打工的人多，会想会看的人也多。以前一家有四五个儿子的不少，可父母年老了，几弟兄，对父母的赡养问题，你推我、我推你的。谁都不想出钱让父母单独生活，于是，吃转转饭，吃得父母心高气怄的，大有人在。就算只有两弟兄的人家，父母老了，把父母分开，轮流奉养的，并不少见。所以有人说，两个父母能养五六个儿女，五六个儿女却赡养不了两个父母的情况多的是。所以，俗话说：“一男一女一枝花，多男多女大冤家”。好在如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时代基本上成了过去。可想起来还真有些令人叹息。
       我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五姊妹。加上年迈的社母，一家八口，生活上主要靠父母苦 苦莫过于做。父亲除了做农活，在自留地上盘蒜苗、蒜苔、蒜头卖，起早贪黑地扯毛藤卖，挑谷草到安顺卖。偷偷地到乡下买鸡蛋到城里卖。可家大口宽，无论他们如何不辞辛劳，绞尽脑汁，都难摆脱贫困的日子。
       因为穷，有一年春天与同村伙伴放牛，有一个叫玉龙的伙伴，用一根小木棍，从破了个小洞裤子后面捅了我屁股，让我羞得无地自容。回家闹着要母亲帮我补好，母亲趁机分派我做这做那。看着村校几位老师穿一身蓝的卡中山装，戴手表，就非常羡慕！立志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土地下放，家家户户一门心思地大做田地文章，几年时间，绝大多数人家解决的吃饱饭的问题。父母起早贪黑地让一家人吃饱了饭，家里人每年都能制上套衣服，便感到日子温暖起来了，生活有了希望。可这时计划生育的政策也开始全面强行实施了。乡镇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县里少出大批的干部到乡镇协助狠抓“四术”。并提出“一胎上环二胎扎，三胎刮了还要扎”的口号。个别地方甚至提出“谁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的口号。强势之下，有人既害怕，又迷惑：“自古以来，只听到骟猪骟鸡，那有骟人的道理！”
       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有的人家田地，无论如何种，也不够吃。于是感叹：“儿子多，就要娶媳妇，就会有孙子，人口越来越多，田地又不会增加，靠田地生活就越过越难过了。就算勤快俭紧，喂猪养难，这日子也难有个头！”可是，有的人为了躲个“看牛的”，私下常会自我安慰地说：“一棵秧苗一颗露水，姑娘长大都是别家的人，有个看牛的，到老了做不了重活了，打田栽秧有个靠头！”也有人反对说这是无出息的话，有个儿子都不想好好供读书，让他有个出头之日，过上好日子，还想让子孙辈辈困在土地上。也有人用村里的事例说，姑娘比儿子孝义，知冷知热，比儿子父母贴心。管他姑娘儿子，只要有出息，不愁老来日子不好过。有的还说，儿子养得贵的，养长大了，养得好吃懒做的，让父母一辈子操不完的心，一辈子没一天好日子过，哪有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一旦超生，又穷又还要被罚款。搞计划生育的又下得手，拉牛拉马，吆猪吆羊，消房子打板壁的，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人穷又遇夹夹虫（小偷）”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何不如按照政策，少惹麻烦，过点爽心日子。说这话的人大多都是有儿有女的。于是会有人反驳说：“有儿有女你就会讲这种话，火烧哪个的脚背哪个才晓得痛”。
       计划生育工作，面对广大农村几千年形成的思想，其推进之难，真可谓天下第一难事。然而，很多问题的解决，有个时间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急不得的、慌不得的。只要政治稳定，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就会得到不断解决。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我远离家乡读书期间，父亲常用土地承包到户时分到的树木作抵押，东挪西借地供我读书。我的本子，笔之类，用得不能再用都舍不得丢掉。那时虽然土地下放，我们村大多解决了温保问题，但经济上还是比较紧张的。为此，父亲曾说：“有这么多张嘴，这日子何时是个头！”那时，父亲的愿望是能让我们天天吃上大米饭。为此，田地分到户后，父亲没日没夜地将我家一些适合造田的地改成田。可家大口宽，父亲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而刚参加工作的我，也不过六十来块钱的工资，又帮补不了父母什么，何况自己还要生活，还要制些生活用品用具、并且开始恋爱的我，还要增加些格外的开支。
       有了工作的我，更帮不上父母什么忙，还很少回家。毕竟那时没有双休日，加上工作上需要学习的东西多，自己又不不甘落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教育危房维修，调查。国有企业开始搞经济指标的三年承包制。还实行行政事业单位先审后拨款的按月送审制。我们的审计工作也开始忙了起来。更很少有时间回老家看看父母，帮帮他们。不过，整个八十年代，公余粮的任务轻，父母还能靠着自己的双手，还能过着农村人早出晚归的平静日子。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身居农村的父亲说，不知为啥，这农业税一年比一年多了，化肥也在涨价。我说，这农业税多的事，大众三千的，该上还得上。反正他们上交的税，有一份在我的工资中。憨厚的父亲笑了笑，叹了口气，沉默了好一会说：“日子才稍微好过点，这农业税又加重了，一大家子人，这日子咋过？”我听了父亲的话，安慰他说：“再难的日子还得过！总比七十年代，母亲打红刺饛当粮，维持温饱的时候好。我的一位伯父，儿子像我一样工作了，因为工资低，顾不了年事已高的父母，所以伯父怨声载道：“养儿养女无用处！姑娘长大是人家婆娘，儿子长大是人家汉子！有钱有米要先顾好自己，哪管爹妈死活！早知原来是这样，穷磨苦做养这么多做哪样？”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经过几次工资改革，已有了大度提高。可是，紧接着的房改，又让好多城市工作的人陷入苦闷。而父亲对于我，从不像伯父那样报怨。父亲还劝伯父说：“只要他能顾到自己，就算为我们做父母的减轻了负担”。而伯父却说：“他们现在就一个娃娃，好大点负担？他们的日子，比我们那时好过八倍八喽”。父亲一听，又对伯父说：“据我所知，好歹每个月十块八块他还给你点。在那城头，连黄泥巴都要过钱买，门面差事（吃酒送礼）又多，你也要体谅他。你在家头的两个儿子，一分都不给你，你又咋做？要他有他才拿给你嘛”。
        曾几何时，我们的农民又从土地联产承包的欣喜中，再度陷入生活的危机？农业税的加重，强行推进的计划生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剧了干群矛盾。以至于县乡搞“两杂”推广，都得不到农民的拥护。虽然“两杂”推广，让父亲实现了“天天都能吃上大米饭”的愿望，可是，在实现这个愿望后的几年，父亲又感叹说，当年的“鲜稻”米，产量不高，但比现在杂交水稻的大白米香，做出饭来，不要说吃，闻到都香！我说，那些年成，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有客人来，或三病两痛外，很难吃上一顿大米饭，所以觉得香。当年盼望天天都能吃上在大米饭，就是觉得只要是大米饭都香。现在生活好了，胃口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现在不像当年的我们，要想领工资，只有读书一条路。经济发展了，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很多人出去几年，眼界也宽了，思想也不像老一代固执保守了。并且觉得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为国着想，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
       特别是当农民农业税负重、计划生育工作造成的诸多问题等呼声，几经波折，达于执政高层后，九十年代后期，高层执政人士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于是，为农民松绑的政策渐渐下来，像雨露一样开始滋润农民的心田。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有了明显的改进。这时候父亲突发奇想地说：“要是以后不交农业税，那就好了！”有人听到后说“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哪有少得了的道理？”这时候，我已在一份周刊上看到了反映农民不该纳税的文章，文章说，农民的收入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纳税基础，不应纳税。因此我对父亲说，他的愿望肯定会实现，只是早迟点的事情。因为这时，村里的电通了，告别了煤油灯时代；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建起来了，告别了危楼忧患；进村的道路修通了，告别了人挑马驮的时代；世行项目饮水工程起动了，建成了，告别了担水要起早的岁月。因为后来借安顺取水工程之便，还将夜郎湖的水引到了村里来，彻底打破了打田育秧望天落雨的尴尬。我们的村，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条件越来越好了，做生意的人多了，跑运输的人也多了，乡亲父老买卖方便了，村里花灯戏团成立了，电视收视节目多了，文娱生活丰富了，生育观念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双女结扎户、独生子女户也没人说三道四了。因为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计划生育这一国策不变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像老以前那样骂绝这绝那的话。
     如今，农业税免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免了。农村人也有了医疗保障，有了低保。而且，每年还享受国家还给这样那样的补助。
     好在面对市场经济，父亲早有准备。他在几年前在我的支持下，制了一套餐具用于出租。父亲曾经给我说，村里打工的人多了，建房的人也多了。有了钱，有哪样大和小事，请酒办事的人也多了，制作了几十张桌子的配套餐具，应该有生意。果然，这几年，父亲每年都要有几千块钱的租金收入。因此，父亲说，这日子还算好过。我说要是我和我的兄弟，一家生了一家又生，娃娃一个接一个，哪家负担都重，他怎能制得起这套餐具，怎能赚得了这样的钱。父亲笑了笑说，这到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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