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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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日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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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的夫人还在汉口，很想到这里来，但不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否可以让她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我劝阻了他！施罗德博士不大相信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克兰茨和夫人几个月前就已在回国途中。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不甚清楚。施罗德博士还不知道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已在不久前去世。我在施罗德的住房里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正想到电厂去时，12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大家在那里很是激动。
　　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职员们说，他们从上海和南京之间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简单的用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口罩分给她们，这些口罩我原本是要剪开作绷带用的。正在关门的一瞬间，院子里又来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他们瞥见我时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子上。我的目的是使我的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日机飞来了，但却是在蓝天里，非常高，几乎辨认不出来。四面八方的高炮中队开火了，天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城外的飞机场，日本人干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去。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及南面轰炸，一定是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离开，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下午2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躲避在扬子江饭店。午饭烧焦了的厨师在骂娘。看来，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烦恼。
　　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在上海附近突破了中国防线，在苏州附近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月22日早上8时，沃尔特马德来了。他是今天夜里1时到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平静的。我和“电量计先生”(译注：“电量计”在德语中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①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时20分响起了警报。
　　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了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时15分警报解除。
　　10月23日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时45分有警报，10时15分警报解除。我们没有见到飞机。
　　11时再次响起警报。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时警报解除。我们正要去用午餐，12时20分又响起了警报信号。这一次榴霰弹云密布天空。
　　根据猛烈的高炮火力判断，一定是在无法看见的远处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正在飞行的3架日本轰炸机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在交叉飞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了。情况看来挺危险，最好还是进“英雄地下室”。城南和城北遭到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投下了将近30枚炸弹。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时15分，一切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均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赶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平静下来。这是星期六下午，现在我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我正在写信，电灯熄了，我点亮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同进餐。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最后的3瓶啤酒，那是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现在只有味苦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我们就喝茶吧，茶叶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日本人在星期天从不进攻，至今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从上海来的第二副望远镜——一副18倍望远镜，是德伦克哈思先生给我弄到的。现在我配备了望远镜，真像一个参谋长。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
　　奥托，这副望远镜将来一定要送给你，你可以在巴伐利亚山区派上用场，当然我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这个可能吗？
　　10月24日星期日，一碧如洗的天空。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10时3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和城北，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雨点般地密集落下。事后据顾问们告诉我，我们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周年纪念日：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700枚炸弹。绝大多数炸弹落在城南的飞机场。11时55分，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是平静的。我和沃尔特马德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放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库存的9瓶全买了下来。埃利卡·布瑟幸福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我们一同喝了咖啡，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司机刘每当遇上警报时，为了赶快回家去，就会开“惊慌快车”。汽车减震弹簧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断绰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永利錏厂在上次轰炸时受到了严重破坏，已不再需要用电厂的电了，因为该厂已不得不停产。看来他们也想使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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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日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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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不幸消息，说日本人已攻下了上海前线太仓城。假如这个消息确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切断联系。
　　10月25日美丽的秋日天气，十分平静。
　　我相信，日本人知道今天我要庆祝28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特别照顾。妻子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可能已到北京去了(就是说，日本人把“北平”的名称重又改为了“北京”，现在就只差他们把现在的“南京”改称为“南平”即“南方和平”了——它与狂轰滥炸真是多么相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在天津的老地址拍了电报，着实出了不少汗，因为用英文写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不信你试试看！
　　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抗射击嘉德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译注：霍特的呢称)也许是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枝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效果相当不错！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并且完全没有预料，全世界都在说：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妻子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4大盆紫莞花(读作：菊花)，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只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同时她还在里面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孩子在以前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她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已忘记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此外，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月15日和16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的，一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特劳特曼夫人带来的，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中国人全都垂头丧气的。上海传来的坏消息看来已得到了证实。现在情况怎样了，我们还不知道。
　　乌拉，刚才又收到了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9月26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奥托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拾苹果的劳动。我为奥托·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祝我的孩子幸福！
　　下面是我收到的礼物。
　　察恩的诗：你的儿子现在你成了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显示出你的才干吧！
　　愿你朝气蓬勃，迈入生活！
　　愿你大胆勇敢，万事成功！
　　你是我树干上长出的分枝，如今已变成一棵独立的大树。
　　给它泥土吧，而不是沼泽和泥泞。
　　扩大空间让它根枝蔓生。
　　让清新的风，摇曳和摆动枝枝叶叶；让绿色枝叶的花环，高高竖起向着太阳！
　　让鸟儿在树枝间歌唱，世界多么美丽如春天！
　　天际会怒吼，会呼啸，要迎着风暴，挺直站立，绝不屈服。
　　现在你是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是人材之林中的一根栋梁，尽管有石头，有洼地，你健康快活而自豪地耸立着！
　　妻子的诗：纪念1937年10月25日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多拉1937年10月9日于天津10月26日航空天候！但上午仍很平静，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做我们的工作。14时30分有警报，15时1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但是据说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发生过激烈的空战和轰炸。16时又响起了警报。我用18倍的新望远镜，第一次在我的头顶上方看到有7架轰炸机，我随即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我一放下望远镜，就几乎看不见飞机了。由于望远镜放大的倍数很高，我把敌机的距离搞错了。我必须先习惯这一点。日机在城南方向又投下了一批炸弹，16时15分，危险过去了。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待信示。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27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我真想也成为一名涡轮机装配师。为此我在下午买了一只中国钢盔，一方面为了留作纪念，另一方面是防止上海总部电讯部来电话揍我的脑袋，因为我收取炮兵学校过去的外欠债务进度太慢。各家报纸报道说，太仓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
　　但从这里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情况有些不真实，肯定已经被攻占了。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扬子江上还有“库特沃’号轮船作为最后一个避难处，这确实令人宽慰。
　　我看到过这里的政府已经溜过一次。这种事还会再次重复。以后城里是否还能保持秩序是个大问题。
　　有家报纸说：在从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对南京的65次空袭中，已有200人丧生、300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1万人。
　　10月27日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后者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上海的邮件、电报之类还收得到。据说，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到达上海西站。上海是一片混乱！战斗想必十分激烈。在国际租界的边界处的战斗中，欧洲人也受到了日机的扫射。有两名德国人受伤，一名英国士兵被打死。接着，英国士兵得到了守卫这一段国际租界的命令，射击任何一架飞越国际租界边界的日本飞机。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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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日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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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南京这里十分平静，尽管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完全没有空袭或警报。
　　我不断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使用毒气弹的传说。据说已有200箱带红十字标记的日本弹药运到了上海。施爸爸(译注：指后文的施佩林先生)家庭生活的下述经历，说明目前上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此，要感谢我，我把它重复一遍。如有不妥，我保留意见，不承担责任。在施先生住房的附近落下了几枚很大的炸弹，把许多房屋炸得稀巴烂，甚至后来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施爸爸随即打电话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认为那里要安全些。当一家人终于到他那里时，他正等得相当不耐烦。他开口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哪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能很快找到妈妈。”小女儿回答说。“哦，哦，她躲到哪里去了呢？她不可能在家里走失的。”最小的孩子(用格蕾特尔·加尔博的语气)接口说：“她躲在衣橱里！爸爸，你能猜得到吗？？”
　　10月28日天空有些云，尽管如此，9时10分还是有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9时40分就取消了。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是工作忙碌的一天。晚上出了一点小事，据说调皮的厨师蔡为晚餐准备了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我发了火，骂了他，并说要在下月1日就解雇他。他斗不过我，转身就走开了。走就走吧，就我而言，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110月29日下雨天，估计日机不会来。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厨师和奶酪都成了完全次要的事情。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我们在这里作过许多估计和讨论，日本人是否能够突破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区，并攻占扬子江的防御工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就会面对日本的舰队，那将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尔特马德昨天继续旅行到汉口去了。里贝还在这里，他在结束了电厂的2号涡轮机和3号涡轮机的修理工作以后，就打算要离开，何况电厂最近已将涡轮机停机，因为永利錏厂这个用电大户仍然没有投产。现在却突然来了指示(可能是蒋介石统帅的)，要求全部机器应该立刻开机。中国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已将带有黄十字标记的350箱毒气弹药运到了上海。(他们是否想用来对扬子江的防御工事施放毒气？)皮尔纳少校带来一个坏消息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岌岌可危，由于上海爆发战争使它损失惨重。据说提供这个银行资金的一些较大的康采恩已被日本人摧毁。我至今还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施彭勒告诉我，他听到皮尔纳的消息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铁道部不想以英镑签发期票。我感到真滑稽！难道欧洲的形势尖锐了？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阴云密布”，也不适合安抚情绪。偏偏又来了这桩倒霉事！
　　据说蒋介石夫人乘车去上海途中，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从汽车里被抛了出来，折断了几根肋骨。据说在太白岩(译注：即采石矾)附近(在去芜湖的路上)一艘装有300万元弹药的中国炮舰，被日本轰炸机炸得粉身碎骨。皮尔纳声称见到了这一情况，并说也知道这是间谍活动造成的？！劳膝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过上海回到了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这东西我现在有了3个月的储备。
　　我收到了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寄来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记事日历，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礼物。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来了每年都要提出的请求，要求寄送圣诞包裹。
　　辛施公司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十分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使我们的“心肠完全变软了”！天呀，圣诞节——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会在哪里过圣诞节呢？？——喂，你别哭，拉贝。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趁脑子清醒的时候写下来的：和人人都相干我一再有把握地说：哎呀，要理智，蹲在防空洞前，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高空也会掉下碎片，击中谁，痛得要命，如果劈啪爆炸，不及时走开，你肯定会说：啊——我想，还有足够时间躲开，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10月30日下雨天，多么美好的雨天。“库特沃”号已决定驶往芜湖，去装运刚刚挖出的煤。女士们全都离开了船，在这段时间内留在“危险的”南京。
　　收到了妻子10月17日和20日的邮件。乌拉！妻子在天津的《华德报》上读到了我关于在南京庆祝收获感恩节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勇气。这就对了。妻子！这文章首先是为你写的。你立即就理解了，使我很高兴。
　　10月31日雨还在静静地下，好极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有比这更好的天气。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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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日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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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3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500名或800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译注：指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视死如归。我在报纸上读到了第一批和平序曲，不过也只是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橄榄枝的和平鸽，一点用处没有。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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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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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天空稍有云层覆盖，但是没有空袭。我们可以安静地做我们的事。
　　11月2日雨大滴大滴地下着，看不见山，一切都淹没在云层中。尽管如此，9时15分响起了警报，我们不得不中断我们例行的商务访问。9时30分，一架中国飞机在离我们房子仅200米的高处一掠而过，警报就又解除了。我听说，如果有中国轰炸机升空，现在也发警报。人们想以此防止暴露中国人隐蔽自己飞机的地方。L.A.施密特先生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请电告需要的食品。”背后肯定包含有妻子的极大担心。她想在天津给我寄一箱松脆面包，但未办成，现在要由施密特先生来做了。我答复说：“非常感谢。目前我有足够的食品。”因为我确实还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松脆面包片没有的话，黑面包也行。我刚从医生处回来，血糖正常，只是有时心悸得厉害，凌晨3时更为严重。这是神经性的现象，也许是可以医治好的，我想试试看，也许是我用的胰岛素太多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敢死营”的尚存者撤出了仓库。蒋介石做得对！仓库里已有将近100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
　　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
　　11月3日还是出色的下雨天。14时45分有警报，但15分钟后又取消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发警报！也许只是想干扰我的午睡，他们连一丁点儿快活也不想让人享受。这里的一张报纸上最近有一则简讯说：当局即将对城内的全部防空洞进行检查，检查它们是否顶用，就是说，它们建造得是否牢固，是否具有足够的保护作用。我当时并未重视这则简讯。现在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这是我在上海德文报纸《远东新闻报》上那篇署名“老鸹”的恢谐文章的后果。尽管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杜撰得很好！这正合我意。也许并没有检查出多少问题，虽然在那则报纸的简讯中提到过，对那些不完善的防空洞必要时将予以重建或修理。遗憾的是，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会建造得起一个真正的抗轰炸的防空洞。为此需要有很粗的树木或是铁轨，相当多的黄沙和更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统统没有！
　　11月4日、11月5日天空云层密布，不时下雨，没有日机到我们这里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
　　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脉搏每分钟95次，心悸，使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搞颠倒了。因为，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肯定是没有听见，因此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3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只是不要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毫不顾及日本人，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
　　此外我还在考虑，在特劳特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大)到达这里后，我是否也让妻子来。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尽管我认为这确实是不明智的！
　　11月6日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也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今天又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日本人对我的病(我患了重感冒)照顾得令人肃然起敬。前3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南京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中国人对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总是认为，您应该看到，美国一定会帮助我们！哎，但愿是这样。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对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他们一定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
　　但是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会有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
　　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可怜的中国呀！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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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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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
　　11月7日还是倾盆大雨的天气，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
　　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战争问题”还是“佣人问题”。我们的管家请了3天假，在他不在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又鸟)蛋吃起来有鱼昧，这是怎么一回事？
　　佣人：(又鸟)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
　　主人：可是黄油也是这个昧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
　　佣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鲸油的味道洗去。我将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的这只煎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闻！
　　11月8日今天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下面防空洞那里看上去漆黑一团！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我外出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多的坏消息。看来在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过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更好些？
　　俄国人似乎在这里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谢谢！！究竟还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第一次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11月7日的报纸)。
　　11月9日美丽的航空天候，但没有空袭。
　　这很可能与上海的战事有关系。上海的报纸今天也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类似情况在1932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暂时谁都不知道，我更是一点不知道。
　　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必须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他同时还声称，随着上海的陷落，战事也就告结束。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我不会反对。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太原今天也陷落了。这样，就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就无计可施了。假如说布鲁塞尔九国会议真的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我认为，日本人将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我可以设想这事也不会太难。
　　据我的判断，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
　　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架～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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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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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译注：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呢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
　　11月10日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差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
　　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
　　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8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
　　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月11日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
　　可是到了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人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5名一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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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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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
　　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月12日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
　　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
　　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
　　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
　　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
　　“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11月13日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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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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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
　　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
　　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
　　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
　　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
　　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
　　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

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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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日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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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
　　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
　　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
　　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月18日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