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分之二》连载

耿于天

7.子凭母贵

    武仲平出生几个月后，见俞长湘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世事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丈夫便同她离了婚。这也难怪，二人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闪婚”难逃“闪离”的结局，任何时代都一样。
    离婚后，俞长湘回到五岳市，武仲平则留在了省城。又过了差不多一年，武仲平的父亲再婚，第二任妻子远不如俞长湘漂亮，却门当户对，是武厅长一位老战友的女儿。这位老战友的地位比武厅长还要高，女儿的脾气也很大，一直嫌武仲平碍眼，成天介为这件事找茬儿泼闹，但都被公婆压了下来，再怎么说，武仲平也是武家唯一的香火。可后来，这位大小姐“肚子争气”，自己也生了个儿子。这下，武家人再也没有继续将武仲平留在身边的理由了，只好将他也送回了五岳，逢年过节偶尔接过来看看。
    武仲平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基本都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母亲俞长湘患病后，无法再去曲艺团上班，一直在家休养，但团里也始终没有给她办理退职手续，工资和其它待遇照旧。虽然离了婚，可再怎么说，人家总还是厅长大人的前儿媳，不看僧面看佛面，事情不好做得太绝。加之省城爷爷奶奶那边隔三差五都会给予一些生活上的接济，“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武仲平小时候，家里虽然没有人工作，但物质条件却始终处于中上水平。
    据武仲平自己回忆，从儿时起，他就一直有幻听的毛病，不过远没有母亲俞长湘那么严重，只是偶一为之，对正常生活影响不大，所以始终没太在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亦有逐渐减轻的趋势，到上大学时，已经快要忘记了有幻听这么回事了。
    然而，自从参加工作，尤其是接替梁效出任五岳日报社副总编、新闻时政部主任并兼管“大稿组”以后，幻听的问题又重新开始抬头。同很多靠笔吃饭的人一样，武仲平也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夜里安静，又没有日常琐事的纷扰，每逢有重大文稿的写作任务交到“大稿组”，他都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仗着自己年轻，有时一写就是一夜。可近来，每逢静夜写作，武仲平都饱受幻听症状的困扰，越是任务重、时间紧，幻听就越厉害，对他的正常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干扰。精力无法集中，效率大不如前，常常是忙活了半宿，依旧一无所获。
    按说，妻子白桃就是精神科医生，近水楼台，完全可以求助于她。但武仲平却没有这样做，始终有所顾虑。
    几个月前，梁效因偏执型人格障碍入院，社里需要物色新的新闻时政部主任人选，作为梁效的副手，武仲平自然是首选无疑。可就在任职公示期间，市委宣传部忽然接到了一封“举报信”，没有落款，但应该是日报社内部熟悉武仲平的人写的。按常规，这类匿名“举报”可以不予理睬，但信中“反映”的情况却又不得不引起宣传部方面的重视。信中说，武仲平的母亲俞长湘曾常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子凭母贵”，武仲平自己说不定也在这方面有问题。梁效就是因为精神障碍去职的，此事一度成为五岳市官场上的谈资和笑柄，一次是偶然，再二再三就是工作失误了，宣传部当然不希望继任者还出这种问题。面对质询，武仲平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精神方面绝无任何问题，为彻底打消别人的疑虑，他有意无意地将幼时曾有过幻听症状的情况隐瞒了下来，至少是没有主动提起。可如今，说嘴打嘴，本已逐渐消失的幻听重新找上门来，这件事若是传扬出去，自己岂不成了欺骗组织、声誉扫地之人。
    因此，虽饱受幻听折磨，难以正常工作，但武仲平始终没有向别人透露一点风声，也包括妻子白桃在内，一直自己扛着。
    除公文写作外，武仲平业余时间也会搞一些纯文学创作，写些小品文、杂文、短篇小说或者诗歌之类，发表在文艺报刊或文学网站上，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友，有空时在一起笔谈。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武仲平向一位从事歌词创作的文友提起，自己近来工作方面不大顺心，他没有讲幻听的事，只是说写文章时没有灵感。武仲平不过是随意抱怨了几句，没打算求助，不想那位在五岳市小有名气的词作家却上了心，几天后专门将武仲平约到自己的工作室，神神秘秘地交给他一张花花绿绿的小纸片，说能帮到武仲平，自己平时搞创作时若找不到灵感就靠它……
    自古以来，文学艺术就一直和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巴黎有个著名的“印度大麻俱乐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大仲马等人都是其中的铁杆。上世纪60年代，不仅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西方世界，左翼思想也盛极一时。其中，LSD曾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某些左派人士向公众免费散发LSD，当做解放思想、提高创造力的工具，有人曾总结说，60年代就是LSD加嬉皮士。
    当时，LSD倡导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两位：一是阿道司·赫胥黎（《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就是他的作品；二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利里（尼克松称其为“全美国最危险的人”），他早年上过西点军校、因违纪被开除，曾娶影星瑟曼的母亲斯科勒布鲁奇为妻，后又成为哈佛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开除的教授。在赫胥黎和利里的大力倡导之下，LSD吸引了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摇滚史上的殿堂级乐队披头士、滚石都是它的忠实拥趸，《飞越疯人院》的编剧凯西也是在服用LSD后“开了窍”（主演尼克尔森同样是LSD爱好者），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穆利斯亦宣称，聚合酶链式反应（无细胞克隆技术的基础）就是在吸食了LSD后的灵光一现……
    武仲平有些纠结，但最终还是没有拒绝那位词作家朋友的好意，将纸片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回家后藏到书桌抽屉里，并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上了锁。不过，到白桃发现抽屉里的秘密时为止，武仲平一直没有真的服用过LSD，有那么几次，被强烈的幻听折磨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曾想过要求助于它，不过最后都忍住了。武仲平本身就是搞宣传工作的，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以身犯险。
    听那位朋友讲，这张小纸片上的图案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除夕之夜，漫天大雪，一个衣着单薄的小姑娘瑟缩在街角，颤抖的手心里捧着几根火柴。武仲平记得，他先前曾听妻子白桃讲过，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丹麦作家安徒生也是个神经症患者，有严重的广泛恐惧障碍……

耿于天

8.初尝禁果

    最近，武仲平领导的“大稿组”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前不久，市委宣传部召集了为期数天的专门会议，部署与推进“反恐年”有关的宣传工作。当中也包括授意日报社“大稿组”组织一篇系统论述反恐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文章，以社论形式发表，并作为今后一系列文件、文稿的基础。会后，部领导又专门找武仲平谈了话，告诉他，这篇文章不仅难度很大，需将政策性、逻辑性、针对性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意义非同小可，可能是“大稿组”今年最重要的一篇稿件。接到任务后，武仲平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并没有按惯例自己撰写提纲、由下面的写作班子具体执笔，而是亲自上阵，身先士卒。这几天，武仲平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写就是大半夜，有时甚至要折腾到东方泛白。
    尽管宵衣旰食，但稿子写得却很不顺利。近来，武仲平的幻听症状愈加严重，而且越是工作紧张时，症状越明显、强烈，对他的写作构成了极大的干扰。接连写了几稿，都不能令他满意，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恶性循环。武仲平原本是有名的快枪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这一次，交稿日期却一拖再拖……
    明天就是最后的交稿期限，宣传部那边已经催了好几次，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耽搁了。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仍在不解人情地抵达作响着，书房里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道，层层叠叠的蓝雾漂浮在空中，不断不上翻动着。书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溢了出来，书桌下，纸团扔满本已十分凌乱的地面。武仲平已经同严重的幻听斗争了一夜，他弓背敞怀坐在转椅上，头发凌乱，面色焦黄，眼神混浊，颤抖的指间夹着一只已经熄灭的烟蒂，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资料和一叠空白的稿纸。武仲平将烟蒂狠狠掐在烟灰缸里，强打精神，拿起笔准备重头再来。
    可没写几行，那个声音又来了。那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武仲平自己，说的也都是他曾经说过的话，来自武仲平几个月前的另一篇文章。那是“911事件X周年”时“大稿组”批评美国反恐政策的社评，如今，都和武仲平眼下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混杂交织在了一起，和俞长湘三十几年前唱《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写“恐怖主义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罪魁祸首”，“他”说“贫困和不公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他写“要对恐怖主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露头就打”，“他”说“仅仅迷信武力打击，必将导致‘越反越恐’”；他写“对待恐怖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他”说“片面反恐，只会加剧矛盾和仇恨”；他写“反恐斗争必将取得全面胜利”，“他”说“霸权主义主导的反恐战争，最终一定难逃破产的结局”……
    “住口！”武仲平大吼一声，自己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窗外，天与地仍在酣睡之中，静得有些乏味，但夜色已不似先前那样浓郁，东方地平线上渐渐吐出胭脂般的粉蓝色。
    武仲平站在书桌前，不住地颤抖，双手扶住桌沿，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最终，经过内心反复的天人交战，他从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小钥匙，提起抽屉上那只挂锁，哆哆嗦嗦地捅了半天也没能将钥匙捅进锁眼。武仲平忽然想起了什么，来到书房门前，想从里面把门销上，却迎面碰到了妻子白桃。
    自从发现武仲平抽屉里的秘密后，每逢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稿，白桃心中都难免七上八下，无法安睡。今天也不例外，武仲平在书房挣扎了一夜，白桃在床上辗转了一夜，后来恍恍惚惚间刚要睡着，突然听到武仲平喊了一句什么，复又惊醒，担心那边出事，想过去看看，正好遇到出来锁门的武仲平。两人很尴尬地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白桃的眼神中是陌生，是失望，武仲平的眼神中是惊慌，是内疚。
    销上门，回到书桌前坐下。武仲平定了定神，打开锁，拉开抽屉，从《党章》书页中取出那张“卖火柴的小女孩”。沿齿孔撕下其中两小片，放到唇边，顿了几秒，心一横塞进嘴里……
    武仲平感到一股火热的暖流在自己体内生成，逐渐壮大，壮大，慢慢变得躁动，开始升腾，升腾，直抵天庭。片刻的灼烫感后，一切都开始变得安静祥和，暖流滋润着每一根神经，每一粒细胞，每一颗毛孔，无不舒泰，无不妥帖。他慢慢睁开眼，发觉书房内的凡此种种都已被那暖流融化成了迷离的红色，那是一种绚烂的红，如同春天枝头第一簇报春的花，娇嫩欲滴，却又有着压抑不住的张扬。红色斑驳着，慢慢向四周流淌，像是不断有人将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好似被仙人点化般，色彩忽然间有了生命，变得立体，充满意义，拖曳着生动的光晕向人袭来，刚到近前，却又消失不见，当你苦心寻找时，才发觉它其实就在不远处。那团红不仅在眼中，更在掌心、耳畔、鼻边、舌尖，你能触到它，是滚烫的，你能听到它，是热烈的，你能嗅到它，是馥郁的，你能尝到它，是香醇的……
    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很久很久，像王质烂柯那样久，又似乎很短很短，像卢生黄粱那样短，直至一阵凌厉的电话铃声响起。武仲平惊醒，从椅子上爬起来，茫然地四顾看看，恍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今夕是何年。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他才慢慢理清头绪，望向窗外，天光已然大亮，街上满是奔波的人流，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差五分十点。
    武仲平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伸了个深深的懒腰，忽然，哈欠和懒腰凝固在半空中，他想起今天是去宣传部交稿的最后期限，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整。此刻，副部长应该已经在办公室里等自己了，可稿子却还一个字都没写呢：“坏了！”武仲平气血上涌，耳轮中嗡嗡作响，怎么办，自参加工作以来，还从没出过这种事情，市里急等着这篇“重大文稿”，自己该如何交差，如何解释。
    突然，原本急得如同热锅蚂蚁般的武仲平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一篇誊写整齐的稿子正躺在杂乱的书桌中央，活脱脱便是醉卧芍药裀的湘云，此刻正偷眼看着狼狈的自己吃吃地笑。
    武仲平抓起稿子，粗粗浏览起来，可刚读过几行，便不觉呆住了。他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政论文，说理清晰，辩证巧妙，辛辣凛冽，恢弘磅礴，旁征博引，寓庄于谐，张弛有度，左右逢源，将逻辑与立场融会贯通，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机智。武仲平实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写过这篇鸿文，可那上面的字迹又分明就是他本人的，连墨迹都尚未完全干透……

耿于天

9.真正的我

    不知内情的人，大都以为白桃应该是国家干部、高级职员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其实，她来自农村，出生在五岳市远郊某县。白桃的母亲是浙江绍兴人，6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典型的江南美女，温婉典雅，且富于书卷气。后来，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被下放到这里接受“改造”。按理说，即便落难，凭白桃的母亲的条件，也应该能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可不知为何，她却嫁给了当地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年过半百还娶不到媳妇的瘸子，也就是白桃的父亲。
    在白桃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她最不愿意回忆的人。从她记事起，父亲就是粗野、蛮横和暴戾的象征，地里、家里的各种活儿，他从来不干，整天就是逼着妻子给自己买酒喝，他并无酒量，一喝就醉，醉了便连打带骂。谩骂的对象通常都是白桃的母亲，使用各种很少有丈夫会加诸到自己妻子身上的恶毒词汇和肮脏字眼，打人也打得非常狠，白桃母亲身上的各种伤就从来没好过。白桃小的时候，父亲往往对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整日不拿正眼看她，待白桃长大一些，父亲再骂人时，常常连她一起捎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加。白桃懂事很早，从父亲的污言秽语中，她渐渐听出些端倪，骂母亲的词和骂自己的词似乎是一个系列，如果母亲是“贱货”，她就是“小贱种”，如果母亲是“婊子”，她就是“婊子养的”。
    都说女儿的外貌应该像父亲，可白桃是个例外，连村里人都说，这一对父女几乎找不出任何共同点。白桃的模样更像自己的母亲，性情也像，不似村里那些满世界疯玩疯跑的“野孩子”，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就喜欢读书，更喜欢听母亲讲的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
    白桃刚上中学时，她那个身体本就不好且终日酗酒的父亲，一日醉酒行凶后外出游逛，不慎掉进了化粪池。他在村里的人缘很差，在池子里扑腾了半天，才有人跑去告诉白桃的母亲，待捞出来时，已经气息奄奄，没过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按说，离了这个活阎王，白桃母亲的苦日子也算是熬出头了，可她偏偏注定是个苦命人，丈夫去世后没几个月，自己也一病不起。卫生所的医生治不了，街坊邻居商量着要把她送到城里去，可白桃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干，拖了半个月，也撒手人寰了。临去世前，母亲摒开外人，将白桃叫到身边，让她到村委会去给自己的一个老朋友打个电话，又交给她一封信，让白桃待那位老朋友来后交给他。白桃问母亲那人是谁，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是个故交，让白桃叫他“舅舅”，今后要听“舅舅”的话，就像对自己一样。
    母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去世了，她是笑着走的，说自己不后悔，也不遗憾。当天深夜，那位“舅舅”风尘仆仆地从城里赶来，见到白桃母亲的灵柩，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了过去，大家连掐人中带摩挲前胸，总算缓醒过来。看了白桃交给他的信，“舅舅”哭得撕心裂肺，村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按村里的老规矩办完丧事，“舅舅”又领着白桃给母亲守满了七七四十九天孝，之后便带她离开了村子、来到五岳城里，而这个“舅舅”，正是景越。
    白桃从此留在了景越身边，在这里念完中学，后考入协和医科大学（现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方向。大学期间，白桃品学兼优，年年拿国家级奖学金，学成毕业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不少大医院都向她发出了邀请，但白桃舍不得家，“舅舅在，不远游”，执意要回五岳市，景越怎么劝也不听，最终只能由她……
    这一日，武仲平留在单位加班。晚间，白桃一个人对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发了半天呆，心里实在憋得慌，决定到“舅舅”那里坐坐。
    “你到底怎么了，这段时间，我一直觉得你不对劲，”景越按照白桃的口味冲了一杯苦咖啡，放在她面前。
    白桃摇摇头。
    “跟仲平吵架了？”
    白桃还是没有说话，拿起咖啡抿了一口。
    景越以为她默认了：“一起过日子，柴米油盐，马勺锅沿，哪有不吵架的，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吵床尾和…… ”
    “我们没吵架。”
    景越愣了一下：“怎么？他…… 他外面有人了？”从白桃青春期那个时代起，景越就又当爹又当妈，很多时候不得不扮演这种有些婆婆妈妈的角色。
    “没有。”
    “那是为什么？”
    白桃犹豫再三，觉得还是不要把LSD的事情告诉景越，说了他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徒增烦恼。她又抿了一口咖啡，将手中的马克杯放下：“我不想喝咖啡，我今天想喝点儿酒。”
    “喝酒？”景越有些意外，他从不喝酒，家里一般也不预备这个。
    白桃站起身来：“刚才我好像看见门口有个红酒礼盒。”
    “哦，前些天一个学生来看我，他送的。没人喝，一直放在那儿。”
    白桃拆开礼盒，轻车熟路地从橱柜里找出一把瑞士军刀，将其中的开瓶器旋进软木塞。左手按住瓶肩，右手把住军刀柄，沿直线反向用力，“砰”地一声将瓶塞拔出。
    景越看着她熟练的动作：“我不记得你有喝酒的习惯啊。”
    白桃笑笑，没有回答。的确，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她常常要自己喝上两杯。
    “你要不要吃点儿什么，空腹喝酒不好。”
    “不用，这样挺好，”白桃取来一只高脚酒杯，提起酒瓶的腰部，沿杯壁不疾不徐地倒入约三分之一，灵巧地托着酒杯，放在眼前轻轻摇了摇，随即一饮而尽。
    “你悠着点。”
    白桃又倒上一杯，环视屋内，不远处的墙上，挂着一幅素描画，画中的人正是自己：“您好像很久没有画过我了，”空闲的时候，景越喜欢画素描，自从将白桃接到身边，她便是景越画作中毫无争议的第一主角，从小到大，画过无数张，近年来才画得少些。
    “是啊，”景越也有些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有时候做梦，你还是那个刚上中学的小丫头，一晃，都已经出嫁好几年了。”
    “您今天再画一次我吧，”白桃举着酒杯，任凭醇郁的琥珀色液体在剔透的杯中舞蹈。
    “好啊，”景越也来了兴致，他取来画架、素描纸、炭条、擦纸等用具：“就在这里画？”
    “对，就这里，”白桃微微靠在沙发背上，舒展开身体。
    景越简单观察了一下光线，开始打轮廓。
    白桃继续自斟自饮，没过多久，就开始有些微醺的光景……
    人体内，酒精的代谢方式与寻常饮料有很大不同，只有百分之十通过尿液和呼吸（查酒驾吹气的原理）排出体外，剩下百分之九十都要靠肝脏代谢。乙醇（食用酒精）随血液进入肝脏后，经乙醇脱氢酶处理为乙醛，再由乙醛脱氢酶处理为乙酸，也就是醋酸，醋酸可以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或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人类学研究证明，相较于其它人种，黄种人体内先天缺乏乙醛脱氢酶，同时会因基因变异使得乙醇脱氢酶失去活性，故中国人中不胜酒力者居多，白桃自然也不例外。此外，她今天喝的是红葡萄酒，比起粮食酒或去皮的白葡萄酒，红酒中含有较多的果胶，发酵后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甲醇（工业酒精），更容易上头……
    白桃感到一阵阵绵密的力道在向自己袭来，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停下手上的动作，酸涩中带着一点点辛辣的液体不断暖暖地流入体内深处。
    坐在画架前的景越运笔如飞，作品渐渐有了初步的模样。是啊，时间过得确实是太快了，眼前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略带羞赧的小姑娘。如今的白桃，已完全蜕变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成熟职业女性：浓密且富于质感的齐肩短发，线条果断利落的柳眉，晨星般闪动的双眸，挺拔而纤细的鼻梁，翕动的霜唇，略微有些消瘦的双颊汇聚成小巧的下巴，与和田白玉般的颈项组合成完美而流畅的线条，平展的双肩，窈窕的腰身，修长且光洁的双腿，连高跟鞋外裸露的脚背，弧线都是那样的无可挑剔。
    白桃透过有些雾气升起的朦胧眼眸，望着不远处专注作画的景越，异样的情绪开始从心底升起。自从母亲去世后第一次见到他，白桃便打心底里对这个“舅舅”产生了亲近和依赖的感觉。小时候，在那个只会骂街打人的父亲那里，她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父爱，直到遇到了景越。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女）多次说过，有两种人最容易陷入“厄勒克特拉（恋父）情结”，拥有太多父爱的人，或者没有感受过父爱的人。显然，白桃属于后者，在她心目中，景越一直拥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地位，连白桃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是种什么情感，但她能感觉到，这种情感很甜蜜，也很危险。
    “好了，来看看吧，”景越的画作已经基本完成，用擦纸进行着最后的明暗处理。
    白桃托着酒杯走到画架前，歪着头审视着画板上的素描。
    “怎么？画得不好？”景越见她久久没有作出评语，有些不自信。
    白桃苦笑了一下：“您的技法是越来越纯熟了，只不过…… ”
    “什么？”
    白桃指着画上的人：“她不是我。”
    景越笑：“不是你还能是谁？”
    “是我妈妈。”
    景越的笑容僵在脸上。
    “小时候，您的画里都是我，可后来，都变成了她，”白桃饮尽杯中酒。
    景越愣愣地坐在画架前，不知该说什么。
    白桃将客厅内的大灯关上，只留下一盏幽幽的地灯：“我要您画一次我，真正的我。”
    “真正的你？”
    “对，真正的我…… ”白桃放下酒杯，躺倒在长沙发上，眼神迷离地望着景越，将手伸向衣领，旋开套装的纽扣。
    景越望望白桃，又望望画上的那个女人。
    转眼间，白桃的套装上衣已被丢在一旁，露出宝石蓝色的内搭，斑驳的光线爬上她绸缎般的肌肤，随着躯体的起伏明暗着。白桃闭起眼睛，深吸一口气，双手伸向腰际，将内搭慢慢提起……
    景越从现实与记忆的轮回中转过神来，他猛然站起，按住白桃的手：“你这是干什么…… ”
    白桃挣扎着。
    “不行，绝对不行！”
    白桃歇斯底里地喊叫着：“我要你画一次我，画一次我…… ”
    景越拼命按住她拉着衣襟的手：“你醉了，你醉了…… ”
    白桃抱住景越，眼泪夺眶而出：“画一次我，求你了，画一次我…… ”

风先生

问候楼主，你很棒！
拜读大作

耿于天

风先生 发表于 2016-9-12 21:27
问候楼主，你很棒！
拜读大作

斑竹大人好

耿于天

第四章、创后应激


1.样板梯田

    近日，五岳市接连下了几场暴雨，降水量连创有历史记录以来同期新高，气象台亦将预警等级由蓝色、黄色一路调高至橙色、红色。正所谓“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降雨在给“热岛”中的城里人送来难得清凉的同时，亦在五岳市南郊的湖江县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广安乡四湾子村数十名村民被埋。截止记者发稿时为止，已挖出十几具尸体，余者仍处于失踪状态。
    这场泥石流与以往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虽也有天灾的成分，但更多地还是人祸，“造衅开端”要追溯到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典型的穷山恶水。全村只有区区七百亩耕地，却七零八落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块，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人称“七沟八梁一道坡”。建国以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之后，大寨村民在带头人陈永贵、郭凤莲的率领下，与天斗，与地斗，治穷山，战恶水，在“七沟八梁一道坡”上开辟层层梯田，并通过改良土壤、修渠储水，彻底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非旱即涝的局面。
    1964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毛主席很高兴，赞叹“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并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自此，大寨和大庆并列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线的两面“红旗”，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小小的大寨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来此视察、调研，慕名而来的参观、取经者更是以千万计。
    纷至沓来的观摩学习人员中，也包括如今五岳市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俞智。当年的俞智刚满二十岁，时任湖江县广安公社四湾子大队的大队书记。俞智前后共去过大寨五次，很受触动，尤其是那雄伟的梯田，生机盎然，又充满诗意，深深打动了他。回到四湾子大队，俞智也打算依样学样，搞个“样板梯田”，但地处五岳市东南的湖江县属于典型的冲积平原地形，“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方圆数十里内连座像样的小山包都找不到，根本不可能造梯田。
    然而，困难是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俞智和几位大队干部商议，准备先在村背后人工堆起一座山，再在山上修“样板梯田”。正准备动工，一位被下放到村里接受改造的老“右派”找上门来，为俞智粗略算了笔账，一座高八十米、方圆一公里的人工山，至少需上百万土方，比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景山工程量还大，仅凭区区两三千人口的四湾子大队根本不可能完成，除非“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俞智也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然而他心意已决，“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找到广安公社另外几个大队的负责人，希望“共举大义”。起初，其它大队对俞智的计划并不感冒，他们倒不是怕苦怕累，主要是觉得没必要，大寨修梯田是因为缺少耕地，而湖江县是五岳的粮食主产区，尤其是广安，人均耕地面积在省内一直名列前茅，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怎么挨过饿。俞智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种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拍板的大方向，“样板梯田”一旦建成，必将成为五岳市、乃至全省的一面旗帜，政治资源吃穿不尽。
    最终，大家被俞智说动了，四湾子联合附近五个大队，男女老幼齐上阵，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折腾了整整三年，总算是建成了近百米高的人工山，又在山上修了十五亩“样板梯田”。几个大队为这项浩大工程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长期抽调劳力，青壮不得专于垄上，粮食生产遭遇重创，直至十几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安乡的粮食产量才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此外，造山所用土方也成了大问题，为此，当地不惜毁掉了数百亩良田，要知道，作物生长靠的就是几十厘米的表层土壤，这层土被挖走堆人工山，下层生土裸露出来，没个百八十年根本不可能完成熟化。
    然而，正如俞智当初所预言的，这种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样板梯田”建好后，很快成为全省农业战线的又一面“红旗”，省报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安公社“平地起梯田”的壮举，这就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样板梯田”确实成为日后吃穿不尽的政治资源，参与梯田建设的几个大队的干部均得到提拔，没过多久就成为湖江县和五岳市政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被称作“广安帮”。而俞智，则毫无争议地成为“广安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样板梯田”修成的当年，他即被调到公社任副主任，三年后扶正并成为湖江县革委会委员，之后历任湖江县副县长、五岳市农业局副局长、局长并最终成为市委常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农业学大寨”渐渐开始受到质疑，很多地方盲目照搬、蛮干硬上的问题也慢慢暴露出来。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省党校工作会议上语出惊人：“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歪了，大寨本身就不正”。很快，批判大寨、反思大寨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其间，在五岳市和湖江县，已经初具气候的“广安帮”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少人本已板上钉钉的升迁都被暂时搁置了下来，俞智等人被迫做出检讨。好在“广安帮”的骨干成员当时都是年轻人、少壮派，脑筋转得很快。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政坛风云变幻之际，几年内数次重新“站队”，站错了万劫不复，站对了鸡犬升天。俞智等人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在清理“四人帮”余孽、批判“两个凡是”等斗争中均正确“站队”且冲锋在前，很快度过了“农业学大寨”垮台带来的低潮期，重新驶上仕途快行道。
    虽然靠“样板梯田”起家的“广安帮”成功过关，但四湾子村那十五亩梯田却很快被废弃。本来嘛，平地上的水旱田还种不过来呢，谁会吃饱了撑的跑到山上去种什么梯田，费力不小，产量却有限，还不能使用大型农机设备。原先是为了“学大寨”，不敢不种，如今大寨的“红旗”已经倒了，没人愿意再当冤大头。更何况，80年代以后村里的耕地都承包给个人了，谁也不愿意要山上那十五亩“样板梯田”，没过几年就荒废了，昔日的“革命遗址”上斑斑驳驳地长满不知名的野草，只有紧靠村边的山脚缓坡地上被人东一块、西一块地种上了几畦辣椒、茄子。“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然而，“样板梯田”带来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正所谓“牛X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黄河不是尿的，泰山不是堆的”，人工山毕竟不是浑然天成，结构强度十分有限。尤其是在降水丰沛的湖江县，每逢夏天雨季，人工山土壤墒性急剧增加，含水量一旦达到饱和，便有垮塌的危险。过去，出于种植“样板梯田”的需要，公社和大队每年都会组织人力对人工山进行系统加固，还种植了一些保水保土的树木，总算是相安无事。可梯田被废弃后，加固工作随之停止，树木也砍的砍、死的死，夏季雨水多的时候，人工山常常发生局部山体滑坡，好在规模一直都不大，最多是冲毁几垄禾苗、压垮半座山墙。
    为此，四湾子村村民多次上书有关方面，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隐患，要么组织人力平掉“坟头”，要么村子整体搬迁，可这些动议后来都没了下文，推来拖去，最终酿成了大祸……

耿于天

2.左中右

    四湾子村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五岳市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当地驻军、武警、民兵预备役以及市公安消防局、农业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水利局、应急办、减灾办等部门迅速作出反应，动员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工作，市政协主席俞智自告奋勇，担任救灾协调指挥部总指挥。上任后，俞智做了三件事：一是将“四湾子村特大泥石流灾害救灾协调指挥部”改名为“四湾子村泥石流自然灾害救灾协调指挥部”，去掉“特大”二字，加上“自然”二字；二是发表电视讲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救人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上”、“不惜代价”、“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三是亲自部署“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在卫生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确定的四个重点人群，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五个重点防治人群中，受灾人群都名列其中。在俞智的直接过问之下，五岳市精神病院联合几家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成立“灾后心理干预与援助工作组”，由曾抗美亲自挂帅。当然，她不能整天泡在灾区，冲锋陷阵的还是邓开、白桃等年轻人，他们各统帅一支小分队，深入广安乡四湾子村灾区展开工作。与此同时，五岳市政府、市民政局、卫生计生委重新印发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卫生部下发的《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灾后不同人群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原则》及《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作为此次灾后心理干预的指针。
    抵达四湾子村后，工作组在救灾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先对受灾群众进行了一次系统分类。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进入灾区，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分清这里的“左、中、右”，事实证明，主席的判断是完全正确且具有前瞻性的，四湾子村的灾民们，没过多久就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积极主动和救灾指挥部合作的，主要是没有亲人被泥石流掩埋，本人和家庭遭受经济损失也不大的村民。这些人被安排留在受灾后的四湾子村，在村外空地搭建起了临时帐篷，和救灾指挥部比邻而居，平日里充当向导，帮助军地救援队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被选作灾民的代表，接受各路领导的慰问、关怀，凡有媒体前来报道受灾及救援情况，被安排接受采访的也是这些人。指挥部还专门从中选拔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村民，由宣传部派人进行了突击培训，作为灾民典型，准备在某些重要场合亮相，正如《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五条中所说的那样：“组织活动，应当体现灾区政府、群众在恢复重建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媒体宣传，应当重点强调灾后重建带来的生活新变化和灾民生活新风貌。”
    第二派是那些遭受经济损失严重但没有直系亲属死亡或失踪的村民，比如房屋被毁，家中的大牲畜被埋，所承包耕地遭破坏或占用。这些人易于出现暂时的心因性抑郁障碍，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运动抑制等，简单说就是不爱说话、垂头丧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来自对灾害的认知，受灾后，人们常常会本能地感觉世界充满危险，个体则过于渺小，无能无助。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简单，只要相关支持手段能跟上，比如及时发放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指挥部代表官方向大家承诺，一定对相关经济损失给予援助和补偿，最好能先期支付部分款项，这些人也就踏实了。当然，承诺终究能兑现多少，那都是后话了。
    第三派就比较难缠了，他们是受灾最严重的人群，在这场泥石流中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且大都有至亲之人被埋，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亲属们的情绪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此次泥石流和多数自然灾害不同：一般的灾害都是纯粹的天灾，属于“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的范畴，灾民“怨天”、“怨地”都可以，“怨人”则难免牵强；但这回的泥石流却不是这样，虽有天灾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祸，要是当初不蛮干“学大寨”，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因此，这第三派灾民很快就将矛头对准了俞智以及他的“广安帮”，要求他们站出来承担责任，给自己及死去的亲人一个说法。
    而事实上，此次救灾开始之前，俞智就已经明确为善后工作划出了“红线”，经济补偿没问题，其它要求也可以商量，唯独不能反思，尤其是不能反思到当年的“学大寨”上。此外，《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中亦有明确规定，第三条“干预基本原则”的第一款就是：“心理危机干预以促进社会稳定为前提。”为落实相关指示精神，救灾指挥部专门拨出人力物力，将蠢蠢欲动的第三派灾民集中“护送”到距离四湾子村几十公里外的一处备用军营“妥善安置”，并由市精神病院心理援助工作组重点进行治疗、辅导。这部分灾民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白桃领导的小分队负责，另一部分则归邓开管……

耿于天

3.娱感夺怖触

    参与此次泥石流灾害心理援助之前，五岳市精神病院正在搞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刚刚批下来的一个主任医师（正高级）职称，以及一个院长助理的职位。纵观全院，对这两块“肥肉”眼红的人不少，但真正有资格的却寥寥无几，最有希望的当属白桃和邓开。比较而言，白桃在竞争中领先半个身位，她的学历比邓开高，业务能力也更强，邓开虽然受曾抗美青睐，但后者在脱管事件后正处于“不应期”，能量有限。
    原本，院党委已经准备开会讨论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的有关事项，只要不出大的意外，白桃应该可以顺利突围。可就在此时，四湾子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外御其侮”显然比“阋于墙”重要，职称和竞聘的事情只好先放一放，待救灾结束后再议。
    传统上，中国人在选材时大都采用“相马”的方法，手握更高权力的“伯乐”们看上谁算谁。而近年来，“相马”法有逐渐向“赛马法”过渡的趋势，拉出来遛遛，没病走两步。在培养选拔年轻人的问题上，五岳市精神病院的领导们也更倾向于“赛马”，因而，在组建“灾后心理干预与援助工作组”时，院里才有意安排白桃和邓开各自领导一支小分队。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一场暗地里的竞争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白、邓二人，谁能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表现更好，谁就能在职称评定以及岗位竞聘中占得先机……
    白桃选用具有特异性和敏感性的标准化量表，结合心电、皮电、面部肌肉反应等理化手段，为她所负责的灾民进行了一次系统测评，证明其中相当部分人患有一定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三联症”为其典型表征。首先是“再体验”，在白天的想象或夜晚的睡梦中，灾难记忆反复闯入，不断情景重演。接下来是“高警觉性”，患者对外界刺激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强烈，激惹性明显增高。最后是“回避与麻木”，除常见的有意识回避外，还会出现选择性遗忘等情形。
    白桃采用了“辩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对患者的主观倾向进行了了解，之后因势利导，对于不相信“谈话也能治病”的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对于认定“心病只能心药治”的则以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方面，白桃首选奈法唑酮，该药可以改变睡眠结构，延长REM（快速眼动）睡眠相，减少转醒次数，非常适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与此同时，邓开也针对他所负责的灾民展开了“心理干预和援助”。和白桃形成鲜明对照，邓开既不进行心理测评与辅导，除对个别情绪激动的注射一点苯二氮卓外，基本上也不用药。灾民进驻安置点后，邓开安排手下的医生护士，先组织大家看了几天日本AV影片。这种“治疗”手段看起来虽然很奇葩，但据邓开自己说，这其实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西方学者在定义某一学科的历史时，往往采用很严格、很审慎的标准，宁缺毋滥。心理学也是一样，研究者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出现很晚，正如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着悠久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与之正相反，中国学者在描述历史时，通常是宁滥勿缺，越长越好。仍以心理学为例，动辄上溯一两千年，几乎所有叫得出名来的思想家、医学家，摇身一变全成了心理学家。
    邓开上大学时，曾重点研究过金元时期四大医家之一、“攻下派”创始人张从正，并在一篇论文中将其称作“12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医生、精神病学家”。张从正首创“痰迷心窍”学说，对精神类疾病的解释也依据这一理论，治疗手段被归纳为“汗”、“下”、“吐”三法，使用灸、蒸、熏、泄、熨、烙、针、砭等手段。邓开还“发现”，张从正在心理疗法方面也有十分精深的造诣，《儒门事亲》中，他提出“娱”、“感”、“夺”、“怖”、“触”五法，“以谑浪亵狎娱之”、“以怆恻苦楚感之”、“以虑彼志此夺之”、“以恐惧死亡怖之”、“以侮辱欺罔触之”，被邓开誉为“中国心理治疗之祖”。
    邓开组织灾民们看A片，正是“以谑浪亵狎娱之”的“娱”法，“娱”法的精髓在于一个“亵”字，越下流、越龌龊越好，惟其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转移悲恸、愤怒、怨毒中的人的注意力。事实证明，这招虽然不堪，但很管用，四湾子村的灾民祖祖辈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从没见过如此花红柳绿的饮食男女，这回算是开了眼，很多人都变得“此间乐，不思蜀”。
    接下来，邓开又陆续使用了“感”法和“夺”法。一方面，他给灾民们看了近些年国内外各种天灾人祸的纪录片，尽可能煽情，场面越惨、越催人泪下越好，“以怆恻苦楚感之”，让大家明白，比自己倒霉的人有的是，人家都认了，你凭什么不依不饶。另一方面，邓开还从市民政局、城乡建设局、农业局等机构要来了各种相关资料，向灾民们展示灾后重建的美好愿景。虽然只是蓝图，将来能不能实现、能实现几成还两说着，但依旧能使很多人油然而生一种因祸得福的满足感。“以虑彼志此夺之”，假如听话，别说牛奶了，连奶牛都会有的，若不听话，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浴火重生。
    到了这一步，邓开率领的小分队所负责的灾民，十停中已有八九停从泥石流发生后的痛苦状态中走了出来，摩拳擦掌，准备返回家乡，投入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洪流中。当然，还有少数顽固的，A片也看了，蓝图也展望了，依旧故我，整天叫嚣着要找俞智和他的“广安帮”算账。看起来，对他们不上点儿手段是不行了，邓开祭出了轻易不用的“怖”法和“触”法……

耿于天

4.宣泄

    说起来，邓开与四湾子村以及该村所在的五岳市湖江县，也算是有些渊源。他的外公姓刘，名叫刘宁哲，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俞智在四湾子村搞“样板梯田”时，担任湖江县县委书记的就是他。而邓开眼下正准备采用的“怖”、“触”二法，正与他的这位外公有关。
    邓开将闹事的灾民集中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当年外公刘宁哲代表湖江县进京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故事……
    1962年1月，面对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群众不满情绪积聚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三年大饥荒”的经验教训。于是，史无前例的“七千人大会”应运而生。
    会议起初进行得还算顺利，可到了27日，风云突变，党中央一位副主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脱稿讲话，内容与事先确定的口径有很大出入，将毛主席早前对“三年大饥荒”定下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颠倒了过来，变成“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此言一出，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都表示“还有话要说”，其中也包括刘宁哲。当时的他，年轻气盛，听了这位副主席的讲话，很受鼓舞，准备好好放它几炮。
    面对这种局面，“七千人大会”按原计划在1月底结束已无可能，毛主席决定，将会期延长，“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出气会”上，代表们发言踊跃，对“大跃进”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毛主席则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可很多代表还是不满意，某些高层领导也态度暧昧，那位副主席甚至进一步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最终，已经一退再退、退无可退的毛主席不再纠缠于具体问题，将会上的种种分歧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归纳，做了题为“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演讲，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论断。这下，包括刘宁哲在内，所有人都老实了，“七千人大会”胜利闭幕。
    这次会议对刘宁哲的触动很大，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此前，他总是牢骚满腹，一度被认为有着“右倾”思想，而“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彻底与封资修划清了界限，始终和上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也正因如此，几年之后，俞智和“广安帮”要在四湾子村搞“样板梯田”，刘宁哲半个不字都没说，大开绿灯，全力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七千人大会”，就不会有“样板梯田”，更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
    听了邓开讲的故事，四湾子村的灾民起初没太明白什么意思，但过了几天，大家逐渐想通了。“三年大饥荒”死了多少人，最后不也只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么，“七分”也好，“三分”也罢，“九根指头”也好，“一根指头”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再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还是见好就收吧，事情已然这样了，还是多争取些现实利益要紧。“以恐惧死亡怖之”，“以侮辱欺罔触之”，邓开从“中国心理治疗之祖”张从正那里学来的“娱”、“感”、“夺”、“怖”、“触”五法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白桃那边的治疗却遇到了些麻烦，虽然大部分灾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但有些人的症状还是比较顽固。为此，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梯度暴露、生物反馈、眼动脱敏再处理、经颅磁刺激，可效果都不明显。而就在此时，救灾指挥部又忽然通知心理援助工作组，省里的部分领导马上要到安置点看望灾民，让他们做好准备。
    得知这个消息，白桃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有部分灾民的情绪不大稳定，尤其是当他们也听说省领导要来时，纷纷吵吵着要俞智为泥石流的“人祸”负责。小分队中有其他医生向白桃建议，实在不行就给灾民们用镇静剂吧，省得惹麻烦，可她不同意，这些药物短期内虽能稳定情绪，却会使某些闪回记忆固化，贻害患者终生。
    最终，白桃选用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执业从医时期的搭档布洛伊尔（J·Breuer）首创的心理治疗方法——“宣泄法”。布洛伊尔认为，人的精神活动赖于肌体所提供的能量，当能量水平过高时，需要及时释放，否则就会造成精神障碍。既然灾民们对俞智有怨气，与其一味压抑，不如干脆就让他们宣泄出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
    这一次，白桃采用的是格式塔学派的“空椅技术”。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上一排并没有人坐的空椅子，每把椅子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俞智等“广安帮”成员的名字，灾民们逐一进入这间屋子，想喊就喊，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总之就是让大家把积郁在心里的不良情绪释放出来。实施证明，“空椅技术”是很有效的，灾民们骂累了、打累了，感觉自己出了气，再大哭上一场，情绪得到了明显的好转。省里领导来的时候，虽然也有人抱怨上了几句，但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按理说，这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令白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空椅技术”竟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在白桃领导的心理援助小分队中，有几个医学院的实习生，其中一个刚好在研究格式塔学派的心理疗法，悄悄用随身DV把白桃进行宣泄治疗的资料录了下来。这原本也没什么，但后来，这段视频阴差阳错被邓开看到了，他找人将视频重新剪接了一下，突出灾民对俞智的谩骂，以及白桃对他们的鼓励，最后，将编辑好的视频交到了俞智那里。
    俞智看完自然十分光火，他肯定不懂什么叫“宣泄法”和“空椅技术”，只觉得是白桃在煽动灾民和自己过意不去。为此，俞智专门将五岳市卫生系统的负责人以及曾抗美等人找去，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曾抗美当然知道白桃是冤枉的，但自己正愁没借口整治她呢，送上门的机会怎会放过。在“四湾子村泥石流灾害心理干预与援助总结会”上，白桃受到了点名批评，没过多久，职称评议的结果也下来了，邓开最终战胜白桃，拿下唯一一个正高级职称，接下来的岗位竞聘也没有了悬念，邓开顺利成章地成为院长助理，正式跻身院领导行列……

耿于天

5.医者仁心

    楼道里堆满了各种杂物，灯也早就坏掉了，这种老居民楼没有物业部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修全靠住户自己，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共区域自然是没人管的。白桃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让自己的瞳孔放大些，但没走几步，脚下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小心点儿，没事吧？”在前面带路的景越回过头。
    “没事，”白桃渐渐适应了黑暗环境。
    景越走到楼道最深处的一户门前，掏出钥匙，摸索着打开门：“进来吧。”
    白桃随景越走进屋内：“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父亲的房子。”
    小时候，白桃曾多次问起过景越的身世，他都没有正式回答，只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医生，已经去世多年了。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中稀里糊涂地败给邓开，向来心性很高的白桃难免忿忿不平，再加上武仲平的事情始终压在心里，无论上班还是回家，都一直恹恹的。景越看在眼里，约白桃周末到自己家里坐坐，不想却带她来了这里。
    白桃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半间客厅，这是老式的筒子楼，户内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层高也很矮，显得有些逼仄。尽管如此，房间收拾得却很干净整洁，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
    景越用电水壶烧了些水，泡上两杯茶，将其中一杯交给白桃：“这里没有咖啡，将就一下吧。”
    “我记得您说过，您父亲早就去世了。”
    “对，没错。”
    “那这里…… ”
    “这里没人，但我没事时会过来坐坐。”
    白桃浏览着房内的陈设，不像是长久没人居住的样子，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书架上的书籍似乎刚刚被主人翻动过，整洁的木床上好像还存有午后小憩留下的体温。
    “坐吧，”景越给白桃搬了把椅子，自己则坐在床边的写字台前，打开桌上那盏碧绿色灯罩、金属支架的老式台灯。
    白桃坐下，椅子很旧，即使是身材清瘦的白桃坐上去，依然会吱扭扭地响。和书架、木床、写字台一样，椅子背上也用红油漆写着几个数字，显然，这些家具都是单位配发的：“您父亲是五岳人？”
    “不是，但他中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五岳，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白桃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在写字台上，抬起头，发现墙上并排挂着三幅黑白照片。中间一幅是一位将军的礼服标准照，肩上两颗星，胸前三枚勋章，应该是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照的。左边那幅也是一位军人，但拍摄的时间却要早很多，应该是红军时期，照片已经有些斑驳了，画面中是个年轻人，带着标志性的八角帽，中央一颗红星，不是金属材质，而是将一块裁成五角星形状的红布缝了上去，军装虽然很朴素，但那个年轻人显然很开心，脸上洋溢着乐观而灿烂的笑容。右边那幅是位医生，身着白大褂，里面是件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没有戴帽子，显得很儒雅。
    没等白桃发问，景越主动开了口：“这就是我父亲，”他指指右边那幅照片上的人。
    “那左边那个呢？”
    “那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祖父。”
    白桃站起身来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上了两个人，又回头看了看景越，祖孙三人确实有些像：“中间这位是谁？”
    “那是傅连璋将军，我祖父的老师…… ”
    景越的祖父名叫景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从17世纪西学东渐时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入闽传教开始，闽西一直是中国基督教版图上的重镇，景华就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情怀的家庭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925年，景华进入长汀亚盛顿医馆学医，主攻创伤外科，师从傅连璋大夫。
    也正是在那一年，受“五卅运动”冲击，医馆中的外国医生被迫相继离开中国，亚盛顿医馆改名为福音医院（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1927年，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途径长汀，受到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和全体医护人员的热情接待和服务，此间，年轻的景华在护理红军指战员过程中第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30年代初，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并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景华正式参加革命，戴上八角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然而，当时的中央苏区政治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曾经的“福音”医院也不再是净土，难以幸免与独善。刚迁到瑞金不久就赶上“AB团”肃反，傅连璋的两位高足、也是景华的师兄，被当成特务枪决。傅连璋本人和景华等也给关了起来，即将押赴刑场前几分钟才被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一个电话救了下来。
    按理说，大难不死应该必有后福才对，可景华却是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几个月后的某次战斗中，红军一位赤卫队队长身负重伤，送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抢救，景华也在其中，但那位队长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当时，傅、陈、景等人还处于“戴罪立功”阶段，出了这种事，肯定在劫难逃，被王明极左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社会部立刻派人将他们推出去就地正法，啪啪啪几声枪响，年仅二十三岁的景华一命归西。当时，景华的儿子、也就是景越的父亲景仲实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甚至还没见过爸爸一面。景华被枪毙后不久，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又伤心又害怕，没出月子就随丈夫而去，景仲实彻底成了孤儿。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景仲实被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和边区医院（现解放军二五三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十分惦念爱徒景华唯一的骨肉景仲实，但当时傅连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整风运动”中动辄被批斗。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傅连璋成为候补代表，地位暂时稳固，在张闻天同志的关怀下，重新找回了十二岁的景仲实，送进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并经常给予生活上的接济。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璋出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经他推荐，景仲实考入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他原本想接父亲的班，也学创伤外科，但傅连璋将军认为外科太危险，劝他改成了心脑内科。毕业后，景仲实进入北京医院工作，成为专为中央领导进行医疗服务的专家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这一时期，傅连璋常常在业务上关怀和帮助景仲实，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期间，傅连璋成为林彪一伙儿重点迫害的对象。据说，傅得罪林源于建国初期，众多周知，“抗美援朝”时毛主席最初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后者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毛泽东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派傅连璋为林彪医治，傅发觉林身体没有大病，不过倒是有打吗啡成瘾的问题。从此，林彪便恨上了他，就像曾抗美和邓开恨白桃一样，“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就找茬儿把傅连璋关进了秦城监狱，日夜审讯逼供。傅连璋拒绝“交代问题”，被问急了就一句话：“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傅曾三次救过毛主席的命）”。
    傅连璋受到冲击后没多久，景仲实也遇到麻烦了。
    1966年5月21日清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安东将军于寓所突发急症，景仲实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疗组成员。当时安东的情况很糟糕，各项生命体征十分微弱且仍在急剧恶化，医疗组立即实施抢救，注射强心针，并实施人工呼吸，因病因不明，未敢贸然执行更激进的治疗。上午九时，安东将军心跳、呼吸、脉搏全停，瞳孔放大，体温降低，溘然长逝。
    虽然安东授衔时只是个少将，在将星如恒河沙数的军委高层根本排不上号，但他担任的职务很敏感，是国防科工委中仅次于聂荣臻元帅的常务副主任，工作涉及包括“两弹一星”在内几乎全部军事现代化的机密。正因如此，“安东之死”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江青、康生一伙儿抓住，借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尸检结果显示，安东是因“误服”了大量“眠尔通（一种治疗轻度失眠和抗焦虑的药物）”，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致死。对此，景仲实曾表示质疑，并专门撰写了一篇材料。他不懂政治，完全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眠尔通是种比较安全的神经类药物，中毒剂量和致死剂量都很高，且二者差距很大，就算安东将军“误服”大量该药（中毒需至少四十片，致死需至少一百片），也应该很快陷入中毒昏迷，此时消化系统已经基本停止工作，不会继续吸收剩余药物、进而达到致死剂量，换句话说，服用眠尔通，中毒很难，致死更是难上加难。
    这篇材料很快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景仲实本人也被怀疑与“安东之死”的“内幕”有什么瓜葛，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先是关在京西某军队大院中，后来转移到五岳市郊某“干部学校”，翻过来调过去，查了差不多十年。直到70年代中期，在聂帅的过问之下，“安东之死”的调查工作才告一段落，景仲实总算是勉强恢复了自由之身。
    然而，多年的“囹圄”生涯已经严重摧残了景仲实的身体，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才子少年，才四十多岁便满头华发、病痛缠身。此外，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但毕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景仲实没能回到北京，而是留在了五岳，安排到市人民医院。院里也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处方权都被剥夺了，除偶尔有遇到疑难的医生悄悄请教景仲实一下外，他只能整天如孤魂野鬼般在各科室间逛来逛去。景仲实最终也没能等到彻底落实政策的那一天，80年代初期灰溜溜地提前病退，几年之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革命家史，”景越从回忆回到现实：“先前你多次问过，我都没说，不是不愿说，是觉得没必要说。”
    白桃望着墙上的三幅老照片，无限怅惘。
    “确实，你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小的委屈，”景越爱怜地看着白桃：“但你想想，同他们的遭遇比起来，眼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桃沉默了一会儿：“您走上从医这条路，也是受家庭熏陶吧？”
    “应该算是吧。”
    “您父亲支持么？”
    “当然不支持。”
    “那怎么…… ”
    景越苦笑了一下：“可能是宿命吧…… ”
    中年以后的蹉跎岁月中，唯一能对景仲实构成安慰的便是儿子景越。景越小时候，父子二人始终聚少离多，起初是因为景仲实工作太忙，后来是经年累月的“隔离审查”。尽管如此，景越和父亲的感情却很深，插队时，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所在的五岳市农村落户，尽管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物理距离近些，景越心理上便觉得多了一份安慰。虽然父亲常年不在身边，“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但少年老成的景越在学业上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插队期间也手不释卷，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等到了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
    然而，报志愿前夕父子两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受家庭影响，景越从记事起就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选中国医科教育天字一号——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按说，景仲实应该对儿子的选择感到欣慰，但他本人和父亲景华的经历已经让他伤透了心，原以为从外科改成内科能稳妥些，没想到还是逃不掉。被“专案组”审查那些年，景仲实就曾多次在心中赌咒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和父亲的老路，学什么也不能学医。可一向听话的景越这一次却犯了牛脾气，非要当医生不可，父亲怎么劝也不听。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起初学的也是医科，想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后来偶然间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纪录片，一个做间谍的中国人被砍头示众，围观者叫好声不断，这些人体格强壮，却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鲁迅因此意识到，医学只能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思想和灵魂，从此弃医从文。景越填报志愿时，景仲实也曾用这个事例劝导过他，中国人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和灵魂。但景越的想法却和当年的鲁迅不同，在他看来，医学同样可以拯救思想和灵魂，景华的创伤外科不行，景仲实的心脑内科也不行，但精神医学却可以。
    景仲实拗不过景越，最终只得由着他去，没办法，这就是命，是他们一家三代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