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猪图腾》连载

耿于天

先介绍一下作者
耿于天，男，北京人，198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北京市顺义区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按时间顺序）：长篇小说《所谓80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卤煮研究生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猪图腾》、《股浪语》（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千分之二》、《耍猴》等，另有同名广播剧《卤煮研究生院》（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录制）、《股浪语》等

耿于天

《猪图腾》是一部文化批判主题的小说，旨在揭示‘猪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华夏民族可能是世界上与猪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千百年来，在人们驯养猪的过程中，猪其实也在‘驯养’人，野猪变成家猪，变得越发像人，而不知不觉中，人也变得越来越像猪，《猪图腾》涉及政界、商界、军界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煊赫一时的大人物，又有‘蝇营狗苟’的小人物，有被洗脑的‘爱国者’，也有擅长思考的批判者，他们的命运究竟该如何交织、错落，看过后答案自然会揭晓[

耿于天

一、和谐

平津市九洲养猪场门口的茶桌上，棋局已经接近尾盘，下棋的是两个瘸子，执红的是个永久性瘸子，执黑的是个临时性瘸子。
永久性瘸子大概是个高手，他斜倚在躺椅上，并不看棋盘，下的是‘盲棋’，只由双方报出招数，全凭记忆行棋布子。
残局呈现出‘封豕长蛇’的态势，出自著名的古谱集《烂柯神机》，红方只剩下一枚车，黑方则阵型完整，众志成城。
‘车五进二。’
‘马8进7。’
‘确定要走马8进7么？’永久性瘸子啜着茶。
‘确… 确定吧。’
‘帅四平五。’
‘炮6进3。’
‘车五退一，死了。’
输棋的临时性瘸子名叫端木衡，今年29岁，党龄13年。
端木衡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政治传统的家庭，父亲是政府官员，现任平津市齐化区副区长，母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搞核物理的，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不大讲究防护，利用职务之便，受到了些许辐射污染，从不到三十岁就开始脱发，至今都戴着假头套。端木衡也多多少少地遗传了点儿‘转基因’，自幼眉毛、头发便有些稀疏，胡子就更不要奢望了。
虽然毛发方面不大给力，但端木衡从小就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孩子，小学一年级入队，二年级担任副中队长，三年级晋升为中队长，四年级大队委员，五年级副大队长，六年级成为大队长并兼任平津市少先队联合会副主席。初一入团、班团支部书记，初二破格提拔为校团总支副书记，初三起任市中学生团委执行委员。高一那年，正赶上市委组织部在高中生中试点培养低龄党员，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天字第一号，先是作为预备党员，高二时转正……
现在，刚满29岁的端木衡已经是平津市‘构建和谐社会办公室’（简称‘和谐办’）综合处常务副处长，绝对是同龄人中的翘楚。
在中国的官场上，多数情况下，说的、写的都是套话：会议永远是隆重的，闭幕永远是胜利的；讲话永远是重要的，鼓掌永远是热烈的；班子永远是团结的，看望永远是亲切的；会谈永远是坦诚的，交涉永远是严正的；干涉永远是粗暴的，遗憾永远是深表的；形势永远是大好的，行动永远是果断的；贯彻永远是彻底的，措施永远是得力的；抢救永远是及时的，损失永远是惨重的；团结永远是紧密的，拥护永远是一致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但有时也会出现‘神来之笔’：比如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贫困不叫贫困，叫‘欠发达’；穷人不叫穷人，叫‘待富’； 妓女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衰退不叫衰退，叫‘负增长’；告状不叫告状，叫‘上访’；示威不叫示威，叫‘群体性事件’……
‘和谐办’这个名字起得便极妙，当初设置这个机构时，为了找个贴切的称谓，着实费过一番心思。最开始想叫‘处理突发事件办公室（简称‘处突办’）’，也有人提出该叫‘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简称‘维稳办’）’，但这两个名字多少都有点儿狰狞，反复权衡之下，最后选择了‘和谐办’这个称谓。
‘和谐办’的工作很繁杂，总有忙不完的业务，这不，端木衡他们最近又接了个‘大活儿’。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连年干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均大幅减产，今年尤其严重，很多地方甚至几乎绝收，农户损失惨重。这事儿原本跟‘和谐办’没任何关系，但随着旱情的加剧，坊间的各种传说也开始流行了起来，主题思想很明确，矛头直指平津市执政当局，官吏无能，惹恼上苍，降灾示警。
这种观念在中国由来以久，《尚书·洪范》中曾提到‘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君主的施政态度会影响气候之变迁，孔子作《春秋》，全面继承了这种观点：‘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天人感应’的思想也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深入人心。
流言只是流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但怎么去面对它，就体现出人的智慧了。
1942年8月的一个雨天，陕甘宁边区延长县县长刘彩云在征粮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身亡，消息传来，有老百姓‘口出狂言’说‘雷公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如临大敌，要彻查严办，被毛泽东制止了。经过调查，农民有不满情绪是因为交纳公粮的负担过重，陕北本就土地贫瘠，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青壮年都参军上前线了，‘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前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高标准征收公粮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了减轻边区农民负担，党中央决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半个多世纪后，平津市‘和谐办’解决有关旱灾流言的方式也很独特，既不是兴修水利，这不归他们管，也不是发放救济，他们没那权力，更不是访贫问苦，他们人手不够。和谐办处理此事的方法是‘顾左右而言它’，平津市大大小小的舆论机器全面开动，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网络，全都一鼓脑地大肆报道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从澳大利亚鼠害到西班牙蝗灾，还有英国的洪水和加拿大的冰雹，多少人受灾，多少人流离失所，房屋倒塌多少，农作物减产多少，直接经济损失多少，潜在经济损失多少，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其实，这手也不是平津市和谐办的专利，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留心一下，在中国，每当有天灾人祸发生，媒体上一定会同时出现大量其它国家遭受相似灾害的报道，有当下正在发生的，也有已经过了好几辈子的，而且描述得一定极尽详细，遇难的那个人多大岁数，长什么样，姥姥家姓什么，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全有。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全世界都一样，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
多数情况下，这些手段还是挺管用的，拿破仑说‘一支鹅毛笔，抵过三千毛瑟枪’，列宁说‘任何时候，宣传工作都要放在第一位，而理论研究，则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在宣传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在新闻上花的一块钱，其效力要超过在战场上花的十块钱’。然而，事事无绝对，‘狼来了’喊多了也就没人信了，老百姓也不天生是傻子，被糊弄了一回、两回，总有想明白那天，说到底，还是毛主席说得最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近日，原本应该清爽严肃的平津市市政府门前忽然变得热闹起来，上千名在连年旱灾中倾家荡产的农民聚集于此，他们开着拖拉机、扛着锹镐、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政府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吵嚷着要见市长，不解决问题就在沙家浜长期扎下去。
遇到这种事情，‘和谐办’自然首当其冲，市领导掷下严旨，要求三天之内必须‘驱散人群、恢复秩序’。和谐办成立了‘应急指挥小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谐办主任龚泽任组长，负责‘统筹全局’，端木衡是副组长，负责在一线坐镇。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端木衡站在市政府门前，望着青纱帐一样的人山人海，依然束手无策。
‘文革’初期，有一次，陈毅元帅被红卫兵堵在人民大会堂里不得脱身，外面的人叫嚣着要闯进来把陈老总抓走批斗、游街，眼看警卫人员就要顶不住了。无奈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门口去交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红卫兵小将们并不买账，依旧坚持要总理交出陈老总。反复劝说均告无效后，周总理急了，说：‘好，我就站在这里，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红卫兵虽然混，但面对民望极高的总理，还是不敢造次，又折腾了一阵便悻悻退去，陈老总解了围。
端木衡上大学时，曾经在书中读到过这则典故，周总理的凛然正气和苦撑危局的豪迈曾让他崇拜不已，此时，面对市政府门前涌动的人群，他忽然想起了当年的周总理。
‘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端木衡抄起一个手柄喇叭（就是导游用的那种），厉声道。
您还别说，原本蠢蠢欲动的人群在那一瞬间真被他给唬住了，刚才还嘈杂鼎沸的市政府大门口，陡然间变得鸦雀无声，只能听见院内旗杆顶端飘扬的五星红旗被风吹动的猎猎作响，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身材并不高大伟岸的端木衡身上。
那可能是端木衡一生中最令他自豪的几秒种，瘦弱的身躯伫立在逆风中，与黑压压的人群对峙，毫无畏惧之色，如砥柱中流，如擎天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过，端木衡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周总理，所面对的，也不是曾经的红卫兵。
人群确实是被端木衡镇住了，但仅仅是那一瞬间而已，几秒种后，僵住的画面重新复活，短暂凝滞的怒火比以往更加熊熊逼人，大家一拥而上，真踩着他的身体冲进去了……
端木衡被从人流下面抢出来时已经休克了，所幸，送到医院后经诊断并无大碍，两处骨折，两处脱臼，若干处软组织损伤，虽然被踩了无数脚，但都没有命中要害，至于休克，主要是心情所致，又惊又气，急火攻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端木衡此次受伤并不冤。
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平津原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近年来的干旱，主要是人为因素在作怪，这当中又有一个大环境因素和一个小环境因素。
大环境因素和‘放屁’有关。
2010年丹麦财政委员会曾经计划向农场主征收猪和牛的‘放屁税’，经调查，一头猪每年会通过放屁向大气中排放1.5吨二氧化碳和甲烷，既然汽车尾气要纳税，那猪和牛也没有免责的道理。

耿于天

说起‘放屁’，其实谁也‘放’不过中国人，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的一半，但每年的碳排放量却雄居世界第一（某些‘专家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应该为中国的高碳排放负责，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最终销往西方国家，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人应该为鸦片战争负责，因为卖鸦片的虽然是老外，但最终消费这些商品的却都是中国人）。而众所周知，过度碳排放，是近二十年来全球气候加速变暖的最大罪魁祸首。
所有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人大概都记得孩提时代的一首著名儿歌——《种太阳》，据说该曲的歌词出自一个十岁孩子的笔下：‘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我种一个、一个就够了，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一个送给、送给南极，一个送给、送给北冰洋，一个挂在、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挂在晚上，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 ’
后来，中国人果然用自己种的‘太阳’使地球变得‘温暖又明亮’了。
平津市位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带上，每天3月到10月间，来自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一路北上，到达平津时，刚好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暖湿气流得以降温，水滴形成，为这里带来充沛且均匀的降雨。可现在，由于气候变暖，北方冷空气的势力不如以往，根本无法到达平津，即使能来，也已成强弩之末，无法对太平洋暖湿气流起到足够的降温作用，季风雨带整体北移，而留给平津的，则只剩下艳阳高照，降水减少，蒸发增加，干旱再正常不过了。
大环境因素与端木衡并没有直接联系，但那个小环境因素，他就逃不掉干系了。
端木衡的妻子名叫萧洛君，两人是老同学，‘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很早就认识。而萧家，则是平津市政商两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端木衡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官途坦荡，或多或少也与‘泰山之力’有关。
萧家发迹源自萧洛君的爷爷萧格非，萧格非资格很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已经当兵成了‘红小鬼’，曾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路从排长、连长擢升至营长、团长，到解放大西南时，萧格非已经是堂堂旅座了。当时就是这样，排长战死副排长就成了排长、副连长战死排长就成了副连长、连长战死副连长就成了连长，依次类推，谁活到最后谁就是开国元勋（难怪会有人朝自己战友打黑枪呢）。1951年，萧旅长追随二野第四兵团司令陈赓大将进军云南，其间，一部分彝族、白族军民不愿归附中央，逃入滇西原始丛林中妄图负隅顽抗，萧格非奉命率部平叛，转战巍山、南涧、景东等地群山密林中半年有余，历经大小百余仗，毙敌两万多人，极大地震慑了叛乱势力。萧格非因此威名远扬，被彝族人称作‘阿什锁巴（彝语‘可怕的’、‘恐怖的’之意）’，一时间，当地小儿一哭、大人便说：‘别闹，再闹萧阿什锁巴就来了’，孩子一听萧格非的大名，立刻止啼，灵极了。因其在滇西威望极高，萧格非建国后始终留在云南军界，当中又经历过几次少数民族叛乱，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马超对付羌人一样，每回萧格非一露面，叛军立时魂飞魄散。到80年代初，已届花甲的萧格非调来平津颐养天年，离休前做过市军分区政委、市政协主席。
萧洛君的父亲名叫萧滨，现任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兼市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局长是董事长），在中国，烟草专卖局和烟草专卖公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关系类似，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根据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全国烟草行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各省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受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管理为主。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以萧家在平津的影响力，作为萧格非独子的萧滨完全可以在政坛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什么屈就于一个绝对级别并不甚高的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呢？其实，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并不见得就是人生第一等得意事，若不信，看看电视里那些冗长的会议便可略知一二，无冬历夏，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能乱动，不能说笑，不能打瞌睡，甚至擤个鼻涕都得找准时机，否则真上了头版头条可就现大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因此，古往今来，真正的贵族子弟是不屑于当这种伤神费力的官的，他们大都会选择些既不用操心受累、又有大把油水可捞的闲差、肥差。
举个例子，曹雪芹大家都知道吧，人家能写出《红楼梦》来可不是偶然的。红学家们考证曹家的历史大都会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说起，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根据清朝皇家的规定，皇子、公主们出生后并不由亲生母亲抚养，因而与乳母的感情往往比和亲妈更亲，由此，儿时的曹寅也就近水楼台、入宫做了小康熙的侍读，长大些又成了皇帝的贴身侍卫，据说当年智擒权臣螯拜的布库少年中就有曹寅的身影。能和当朝皇帝有如此深厚的渊源，曹氏一族所受圣宠之优渥自然是不消说的，康熙为曹家选择的官职是‘江宁织造’，从曹寅的父亲曹玺开始，历经曹玺、曹寅、曹顒（曹寅子）、曹頫（曹寅侄），曹家人专任此职长达65年之久，所谓‘江宁织造’，大约就是代表皇家管理南京地区的丝绵纺织业并担负宫廷特供任务，其实这个职务的级别并不算太高，正五品而已，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局级干部，以曹家的地位，完全可以弄个一、二品的红顶子戴戴，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江宁织造’情有独钟呢？这可就要算是康熙的苦心了，身为一代明君的他，当然深知官场的险恶与甘苦，故而不愿让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去受那份罪，‘江宁织造’活儿不多，油水却很足，属于那种躺着数钱的美差，这种好事，换了别人还没那个造化呢。此外，曹寅还曾与姻亲、‘苏州织造’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身上就有这个李煦的影子，《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贾宝玉讲笑话逗林黛玉开心时曾说：‘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无论是‘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都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有几分神似。
近年来，随着对吸烟危害认识程度的逐步加深，发达国家烟草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在若干次高额索赔案败诉后，许多昔日的烟草巨头均开始风光不再、日薄西山，以中国市场为例，那些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洋品牌香烟不知何时已然开始渐渐销声匿迹，可这却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多少福音，进口香烟撤退后留下来的阵地很快都被国产品牌照单全收。
其实，中国早在2005年便已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不过，‘独立自主’的中国人一向是不把国际上那一套普世准则放在眼里的，2006年《控烟公约》刚刚生效时，中国卷烟年产量为20218亿支，可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24474亿支。
中国烟草行业能如此坚挺，独特的政府专营专卖制度居功至伟，早在进行《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高官就曾理直气壮地指着卫生部代表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想控烟？这是在卖国！你们也是公务员，你们拿的工资当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们赚的钱！’（当然，烟草行业也不是说‘专卖’就能‘专卖’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曾在台湾推行‘烟草专卖’，结果酿成了岛内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二·二八事件’，台独运动自此发端）
在这个问题上，猪似乎倒要比中国人高明许多：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为应付英法联军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狗急跳墙，开始使用毒气弹：英法联军看到处于上风位置的德军阵地上升起一团白色烟雾并朝己方飘散过来，不久，英法官兵便开始打喷嚏、淌鼻涕、‘内牛满面’，甚至窒息倒地。经检验，德军使用的‘特殊武器’是有毒的氯气，英法科学家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对策。不久后，英法军队收复了被毒气侵袭的失地，在那里，除了联军士兵和当地居民不幸罹难外，各种飞禽走兽、鸡鸭牛马也都没能幸免，可奇怪的是，猪却没有中毒，依然快乐地生活着。这又是为什么呢？科学家们搞了一个模拟实验：将牛、羊、猪、狗等常见畜禽关在一起，开始冲它们施放毒气，当其它动物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猪便率先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它左冲右突、试图溜之大吉，当确认无路可逃后，猪冷静地思考了一番，接着拼命在地上刨土，挖出一个坑道后将鼻子插进刨松的泥土中闭目养神，等毒气散尽，其它动物已经上了天堂，猪却不慌不忙地拔出鼻子，打个哈欠，将鼻孔中的泥土喷出，开始它崭新的一天。在目睹了这一‘奇观’后，科学家们恍然大悟，泥土对绝大多数毒气都具有吸附作用，照方抓药，最早的防毒面具诞生了，后来，用以过滤空气的泥土早已换成了吸附力更强的活性炭，但防毒面具上的那个‘猪鼻子’却保留至今。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以丘陵地形为主，其纬度、海拔都很适合种植烟草，近年来，平津市烟草种植面积连续增加，已有数十万亩之巨，基本都是自阿根廷引进的大叶红花烟草，年产量可达百万担。平津北郊的山峦起伏间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古迹，叫‘清瓦台’，是明代皇家的别院行宫，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生产的卷烟就以此为品牌。‘清瓦台’香烟80年代以前是专供高干的特供烟，包装上没有花花绿绿的图案，只是一张素净的白纸，后来，随着产量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清瓦台’也开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烟草种植对土壤墒情的要求很高，为保证其用水，尽管降雨不足，但平津市大小河流和地下水源都优先满足烟草所需，僧多粥少，其余农户也就只好望水兴叹了。这还不算完，虽然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津的季风，但并非滴雨不降，若无人工干预，夏季6、7月间，每月150-200毫米的降水还是完全有保障的。平津的降雨有个特点，即使是夏天，也少有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风骤雨，大都是点点入地、润物细无声的和风细雨。这原本是件好事，可对于烟草种植来讲却并非如此，每年6、7月间，正是烟草集中生长的关键时期，平津种植的多为烤烟，需要足量的光照，如果连日阴雨，对未来的收成以及烟草品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近些年，每逢夏季，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都会组织人力，向积雨云层发射大量防雹弹，此类技术通常只有在国庆等重大节日庆典时采用，目的是人工消雨（这种日子阴天下雨显得不吉利）。经过防雹弹发射作业，原本已经很有限的降水变得更加稀少，地上的水都调去种烟草了，天上的雨又因为要保证烤烟光照而被赶走，挣钱的是已经肥得流油的烟草专卖公司，埋单的却是本就不富裕的农民……
所以说，端木衡被踩上几脚不算冤。

耿于天

再来说说那个赢棋的永久性瘸子，此人叫季若云，和端木衡以及萧洛君曾经是平津市中心小学的同班同学，仅仅是曾经，后来因故未能有始有终。
季若云的父亲名叫季勤先，‘文革’后平津大学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主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时因成绩优异、被破格保送到当时的民主德国进修，回国后对口分配到平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上世纪80年代，季勤先可是市委大院里最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那时，正值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们已经年迈，被历次运动耽误的中生代一时又顶不上来，到处都在闹‘人荒’，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季勤先应运而起，三十几岁就已经坐到市体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正巧离退休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可谓‘好雨知时节’，静等新一届党代会召开，老人家们退居二线，季勤先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常委班子，前途无可限量。
只叹天不遂人愿，季若云7岁那年，平津市经历了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风波，作为少壮派领袖、观点相对激进的季勤先没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立场’，被开除公职、一撸到底，季若云的母亲也受到牵连，陪丈夫一起进‘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从‘学习班’出来后，因失去公职，季勤先一家三口理所当然地被市委大院赶了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路线上’有问题的人，世态炎凉，昔日的政治明星一夜之间沦落成无人问津的丧家之犬。季勤先是搞理论出身的，离开政界后，无用武之地的他只得和妻子摆小摊卖大碗茶为生，全家人在老城区租住了一间半平房，勉强安顿下来。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平房里没有暖气，季勤先买了个破铸铁炉子，靠烧蜂窝煤取暖。家里用过煤炉的人都知道，在安装排烟管道时，窗外的烟囱口应当朝下，最好再置办一个风斗，这是常识，可饱读诗书的季勤先夫妇都没有在平房过冬的经验，根本就不会烧炉子，烟囱口直接横向朝外，又刚好对着正北方向……
在季若云的脑海中，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早就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朔风凛冽，吹得窗玻璃猎猎作响……
呼啸的北风从烟囱口倒灌进来，蜂窝煤经过不完全燃烧生成的一氧化碳无法正常导出……
第二天早上，当‘小叩柴扉久不开’的邻居撬开房门时，季勤先夫妇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季若云因为睡在外屋、离煤炉较远，再加上破旧的门窗并不完全密封，故而捡回一条小命，但左腿却从此失去了知觉。
在中国，连残疾人都会被分成三六九等，‘上等’残疾人比普通健全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还要高，而‘下等’残疾人，则只能默默承受命运带给自己的不公。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残疾人体育，众所周知，从2004年的希腊雅典残奥会到2012年的英国伦敦残奥会，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三度称雄。说实话，残疾人奥运会上的成绩与健全人奥运会不同，跟国家发展水平、体育普及程度没多大关系，主要看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健全人奥运会上屡创佳绩、但在残奥会上却罕有作为的原因。称雄世界体坛多年的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对残奥会‘没有兴趣’，前7届基本都不派队参加，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哥儿几个总算是去了，但成绩却很一般，在那届健全人奥运会上，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在奖牌榜上分别第1、3、6、7位，可在同年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上，它们的排位却只有第12、（民主德国未参加）、第32和第40。
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和‘老大哥’们不同，对于残疾人的体育事业，咱们是从来不心疼钱的。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89金、70银、52铜的昂首领跑金牌榜，总计211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比排在次席的英国（42金、29银、31铜共102枚奖牌）多出一倍有余。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残疾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的奖励标准和健全人一样，都是金牌35万、银牌15万、铜牌10万，此外，主管教练也可获得等额奖金，再加上领队、随队医师、营养师、行政官员，奖金总额高达亿元，同时，运动员所在省市的政府及赞助单位也会‘有所表示’，规模甚至高于国家统一标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多数基层残障人士却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现今，我国共有视力、听觉、肢体、智力、精神等各类残疾人8500多万，涉及家庭人口2亿6000万，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截止目前，中国大陆居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残疾人补助机制，对残疾人的帮扶，基本上都是各地‘量力而行’，结果往往是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一次性给个30、50块，想不起来就爱谁谁了。至于残疾人康复、培训、教育方面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根据财政部2003年印发的《关于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残疾人事业计划纲要专项资金项目及标准》的相关规定：16万贫困白内障患者每人补贴80元，10万贫困低视力残疾者每人补贴40元，12万麻风病畸残者每人补贴30元，50万中西部贫困残疾人每人补贴10元，残疾人用品每件补贴3元5角，精神病防治每人补贴1角5分……
这也难怪，为残疾人花钱是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买卖，这种‘赔本生意’当然没有人愿意做。此外，残疾人‘手无缚鸡之力’，和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农民不同，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与条件，就算什么也得不到，他们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古往今来，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残疾人起义的？
很遗憾，季若云就是个‘下等’残疾人。小小年纪就已经与双拐为伍并失去父母庇护的他，一应生活全靠好心的街坊邻居接济，吃着‘百家饭’长大，虽然天资聪颖，但上到四年级时还是被平津市中心小学找了个理由扫地出门、进入一所末流学校。可季若云并没有自暴自弃，考初中、考高中时，他的成绩都名列前矛，然而，重点中学一旦听说他是个残疾人，却都纷纷收回了橄榄枝。
小时候，季若云曾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少年爱上了美丽而高贵的公主，他向公主表明心意，公主却说：‘只要你愿意连续一百天守在我的阳台下，我就接受你’，少年照做了，一天、两天、三天… 直到第九十九天，公主渐渐被他打动了，到第一百天的晚上，她穿上盛装，准备下嫁给少年，但当公主推开窗，却发现少年没有来，仅仅是这一天没有来，他用九十九天证明了对公主的爱，用最后一天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则故事的感染，倔强的季若云在考大学时作出了和那位没落公子同样的选择。那年高考，季若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平津大学经济学院，校长很开明，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予以歧视，相反，还特意为季若云安排了各种便利措施并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到他家。但季若云却婉言拒绝了，他告诉校长，自己之所以一直坚持苦读并参加高考是为了证明那些曾经小看他的人都错了，然而，多次的冷遇已经让季若云对整个教育制度失去了信心，与其乞求别人的施舍，不如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很难。身体残疾、又没有学历的季若云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甚至一度沦落到给街道小厂糊纸盒为生。其实，在西方国家，像季若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工作，仅凭社会保险和慈善机构的救助就足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因此很多没出息的健全人宁愿冒充残疾，即使工作，大都也不是为了钱，而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自我实现’。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残疾人也得自力更生，也得为社会创造财富，唯其如此，国家经济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
还好，就在季若云最蹉跎无措的时候，一位老相识拉了他一把。
季若云的父亲季勤先在做市体改委副主任的时候，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张辉，一个叫娄可。很多人都听说过毛主席身边的‘五大秘书’：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理论秘书胡乔木、文字秘书田家英、生活秘书江青，这五个人中，后来出了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季勤先不可能像毛主席那样排场，但两个秘书也是各管一摊，张辉是总务秘书，负责吃喝拉撒，娄可是政务秘书，负责出谋划策。季勤先出事后，张辉并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当总务秘书的好处，至少在路线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此人官运不错，后来一直做到平津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娄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季勤先的高参，季勤先犯的错误，娄可不算教唆、至少也是同谋，两人一起丢了乌纱帽。

耿于天

起初，娄可混得也挺惨，在码头当过苦力，在街头炸过油条。但他脑子比较活，很块就适应了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从小做起，步步为营，十余年之后，已经积累下了一笔本钱，听朋友说搞生猪饲养能发家致富，就在文宣区与平沽县交界处的城乡结合地带盘下一块地，建起了九洲养猪场。娄可是个念旧情的人，想当初，季勤先对他有知遇之恩，如今季勤先夫妇都没了，但季若云还在，过去自己没有经济基础，想搭把手也有心无力，现在有了九洲养猪场，便想起了季若云。细一打听，得知他过得也不如意，于是主动登门请季若云来给自己帮忙。季若云虽有傲骨，但毕竟肉眼凡胎，总也要为稻粱谋，娄可又是父亲的老部下，自然是两厢得宜。
在二人的精心打理之下，九洲养猪场的效益始终不错。
季若云常说，这个娄可若不养猪实在是太冤了。
所谓‘娄’，就是母猪，或者说是正在交配中的两头猪，而且还是那头母的比较主动。章太炎在《小学答问》中考证：娄，女求男，牝（雌兽）求牡（雄兽）。春秋时，卫国夫人南子与宋朝通奸，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大意为：母猪已经满足了，快把公猪还给我们吧）。
此外，娄姓的始祖是西周初年的东楼公（‘娄’为‘楼’之初文），东楼公是大禹王的后裔。‘禹’的甲骨文字型由‘虫’和‘手’两个部件组成，展示了一位勇士与正猛兽搏斗的形象，其中的猛兽是什么呢，据考证是蜥蜴、或者扬子鳄，扬子鳄又名‘猪婆龙’，为什么呢，因为在传说中它是猪的后代。
在中国，养猪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那龙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家们在距今8000多年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找到了答案，在那里，有中国最早的龙。先民用陶片、破旧石器和自然石块摆出龙弯弯曲曲的身体，往上一看，在龙的头部位置摆放着一个动物头骨，专家们欣喜异常，终于可以找出龙的动物原型了，某些富于想象力的人甚至认为可以据此发现某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可经过鉴定，大家都傻眼了——那个头骨是猪的。
事实上，中国的确是家猪最早的故乡之一，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文中就曾经盛赞过中国猪对欧洲乃至世界养猪业的贡献。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爱猪的民族，2011年度，中国内地生猪出栏66170万头、存栏46767万头，约占同期世界生猪出栏、存栏总量的一半左右。在中国人的肉类消费中，猪肉所占比例曾经高达90%，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权威数据，全球肉类产销量中，猪肉只占3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还是拜中国所赐，查一查欧美非伊斯兰教国家居民的食谱，会发现猪肉的摄取基本不会超过其总肉食消费的20%。且该数据仍处于温和的下降通道中。
有如此蓬勃的需求，中国的生猪养殖一定方兴未艾，这几年，甚至有很多原本跟养猪一点儿也不沾边的企业或个人也都赶来凑热闹。2009年，网易CEO丁磊宣布将在浙江吉安建设养猪基地，基地由清华大学人居团队设计，贯彻全新养猪模式，‘丁家猪’将‘坐马桶、睡公寓、不吃药’。2010年，联想集团成立农业投资事业部，总裁柳传志表示，力争在品牌猪领域有所斩获。2011年，面对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连连萎缩、‘两斤钢不及四两肉’的局面，武汉钢铁也决定进军养猪业，投资390亿元，并尝试打造‘猪钢一体’发展模式，只是不知道曾提出‘以钢为纲’的毛主席若听说了这则消息会是什么样的心情。2012年，山西焦煤集团与双汇合作，在太原市阳曲县建设生猪屠宰加工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计划年生猪屠宰量可达200万头。不光中国人，连国际金融巨头们都很看好中国的猪产业，2008年8月，高盛亚洲投资基金斥资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接连全资收购了十几家专业养猪企业，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也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上海宏博猪场30%的股份……

耿于天

二、肉粮

萧洛君供职的企业名叫‘平烟建设’，原本是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地产开发和建材生产。几年前，‘平烟建设’引入外资，控股股东变成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世界级地产巨头，其实‘平烟建设’并不缺钱，当初设立这家公司就是为了解决平津烟草专卖公司盈利过高、闲置资金过多的‘幸福烦恼’，之所以要换东家，主要是迫于市里面的压力，地方政府每年利用外资是有指标的，如果完不成任务，将成为领导班子施政的败笔。可那家德国籍地产巨头入主‘平烟建设’后日子过得并不舒心，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和‘相关部门’的‘关键人物’搞好‘公关’，几年间，‘平烟建设’几乎拿不到地，而且当时该公司采用的是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员工待遇很高，操作也很规范，导致运营成本直线上升，没怎么挣钱，光忙着花钱了，没办法，只得采取‘MBO’（managers buy-out将公司卖给管理层）的方式退出中国市场。
这种事例近年来并不罕见，不少‘国企’、‘民族品牌’就是这样由‘姓社’变成‘姓资’的。如果国有企业的高管直接把公司变进自己腰包，既要付出较高成本，又要承担相当的舆论压力，所以他们采取了‘以迂为直’的方式，先引进外资，然后想方设法让企业连年亏损，外商玩儿不下去了，‘民族资产阶级’便‘挺身而出’，从老外手里低价将公司买过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能顶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此次‘MBO’，作为公关部主管的萧洛君分得了‘平烟建设’8%的股份，价格只相当于市值的五分之一左右。即便如此，购买8%的股权也需要上千万，虽然‘平烟建设’薪水不菲，但刚参加工作几年的萧洛君自己依然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过没关系，虽然萧洛君没钱，但他爸爸，市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萧滨却富得很。
说起烟草行业的油水，那可不是吹，生意场上有则十分著名的笑话：‘银行说自己暴利，中石油笑了，中石油说自己暴利，中国烟草笑了。’
由于并非上市公司，故而中国烟草历来对其净利润讳莫如深。但在2011年底，因认购兴业银行定向增发的新股，中国烟草‘被迫’公布了其2010年度的财务报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烟草2010年度营业收入7704亿元、总利润1177亿，这相当于，中国3亿烟民每天要为中国烟草专卖局贡献21亿元‘买烟钱’。1177亿利润是个什么概念？中国人都知道，石化向来是中国最暴利的垄断行业，2010年度，被称作‘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实现利润1399亿、707亿和544亿，也就是说，中国烟草的赚钱能力超过‘三桶油’中的‘两桶’，只略逊于中石油，若将比较范围扩大到所有‘央企’，中国烟草也可以排到第四位，仅次于工商银行、中石油和建设银行。但请别忘了，这是在静态地考察利润的绝对数字，若考虑到‘四大行’和‘三桶油’的资本规模均远超过中国烟草，那么后者‘空手套白狼’、‘坐地收钱’的能力更是令人咋舌。
作为平津市烟草行业‘二当家’的萧滨，买下‘平烟建设’8%的股份自然不是难事。
然而，这次‘MBO’最大的赢家并不是萧滨或萧洛君，而是‘平烟建设’原中方总经理侯庆宗，他一举拿下公司一半以上股权，一跃跻身平津市顶级富豪之列。说起侯庆宗，这可是位传奇人物，此君出身贫寒，几代人都在平津郊县‘修理地球’，他本人也步祖辈后尘，高小毕业便辍学回家，跟着大人一起下田干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土里刨食的日子不好过，侯庆宗虽然心有不甘，但在命运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可就在他20岁那年，转瞬即逝的机会出现在侯庆宗面前。那时，现任平津市市委副书记的陶玉成还只是个小小的乡长，就在候庆宗所在的那个乡任职，这年，陶乡长年仅17岁的独生子不幸染病过世，基层干部家没有秘密，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乡，多数人不过是为早逝的孩子扼腕叹息，可侯庆宗却从中看到了天赐的‘良机’。
侯庆宗虽然没怎么念过书，却天资聪慧，自幼心高志广，对父辈祖辈老实本分的生活方式历来颇多牢骚，总觉得自己会像评书里那些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那样，‘一遇风云便化龙’，早晚有一天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父母对侯庆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很是头疼，但也拿他没办法，只得由着他去。
侯庆宗听说乡长的公子英年早逝，联想到三个月前自己的妹妹也刚刚离世，冥冥之中感到这或许是个机会，几个晚上没睡觉，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天刚擦黑，侯庆宗便翻墙溜进乡政府家属院，等到月上柳梢，他轻手轻脚地敲开了陶玉成家的大门。
开门来的陶夫人并不认识侯庆宗，还没等她问明来意，侯庆宗已经闯进客厅，陶玉成儿子的灵堂就设在这里，侯庆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膝行向前，‘咚咚咚咚’四计响头，起身时已是泪雨滂沱，抱过陶玉成儿子的遗像，一口一个‘妹夫’地叫着，那惨兮兮的样子，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被他感动。
陶玉成刚刚睡下，被客厅里的哭声惊动，披衣走来，陶夫人一脸茫然，不知侯庆宗究竟是何方神圣。
宾主落座，侯庆宗一边抽泣、一边说明来意：他告诉陶玉成夫妇，自己16岁的妹妹三个月前也刚刚染疾去世，就在昨天夜里，侯庆宗做了一个梦，梦是妹妹‘托’给他的。梦里，妹妹告诉侯庆宗，自己在黄泉路上遇到了陶玉成之子，两人一见倾心，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结为夫妇，托侯庆宗告诉陶家人，别为他们担心。
陶玉成夫妇听后面面相觑，说起来，当地旧时确实有‘冥婚’风俗，也叫‘配骨’，多出于父母对早逝儿女的疼惜之情，为尚未婚配的孩子‘找个伴儿’，也好在阴间不孤单。解放后，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少，几乎绝迹，因此陶家人并没有动这个心思，陶玉成又是国家干部，更不应该带头搞封建迷信。
可夫妇俩架不住侯庆宗的‘情真意切’，他几次三番跑到陶玉成家，每回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求成全这段‘好姻缘’。陶玉成夫妇爱子心切，最终还是被侯庆宗的执著打动了，两家约定，一切从简，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行，秘密将陶玉成儿子和侯庆宗妹妹合葬在一起，大功告成，陶、侯两家成了‘亲家’。又过了两年，侯庆宗从邻村弄来个死婴，说是妹妹同陶玉成公子生的孩子，也埋到了陶家祖坟里，从此，侯庆宗便管陶玉成叫‘孩子他爷爷’，陶玉成叫侯庆宗‘孩子他舅舅’。
后来，随着陶玉成的步步高升，原本一文不名的侯庆宗也跟着鸡犬升天，先是在陶玉成身边当勤务员，过了几年找个机会安排进‘平烟建设’，七混八混混成中方总经理，又通过‘MBO’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俗语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通常情况下，这里面的‘小人’被解释为‘品行低下、人格卑鄙的人’。其实，‘小人’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并非如此，而是指‘社会地位低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草根’。《尚书·无逸》中提到：‘先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 弗义为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这里提到的‘小人’显然与道德操守无关，专指社会地位低下。按照这个逻辑，‘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的本意也就并不是在说‘人格卑鄙之人一旦得势就会为祸一方’，而是‘原本处于社会底层人的若突然间发迹，一定会愈加凶悍狠毒’。
《易经·解卦》里说：‘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汉儒董仲舒解释道：‘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我们不是要宣扬‘世卿世禄’、‘肉食者谋’，但出身社会底层的‘草根’身上容易沾染一些‘流民’习气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人若一朝得志，往往会比生而富贵者更加凶残无忌。
曾有人做过研究，发现近年来倒台的大贪巨贪中确似以曾经的‘苦孩子’居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被执行死刑）儿时连鞋都没穿过，光着脚从广西走到北京；原江西省省长胡长青（2000年3月被执行死刑）上小学时每天要挑着20斤萝卜到集市上去卖，为自己挣学费、书本费，直到当省长时脖子上还留有当年挑萝卜、挑柴留下的大包；原安徽省省长王怀忠（2004年2月被执行死刑）从小父母双亡，为某生计曾经沿街乞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007年7月被执行死刑）童年时家境贫寒，每逢下雨天，他都要把珍贵的鞋子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打赤脚上下学……
侯庆宗也不例外，他出身社会底层，虽深知生计之不易，但反过来，也知道穷人们是多么的好糊弄、好欺负，执掌‘平烟建设’后，侯庆宗一改外资股东在时的做法，将员工、尤其是低级员工待遇一降再降，公司盈利越来越高，但赚来的钱都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为此，侯庆宗还有他的‘理论依据’，去年，侯庆宗参加了平津大学开办的‘精英企业家研修班’，结业时，他以‘肉粮比价与薪资收入’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震惊业界。
‘肉粮比价’是一个养殖经济学领域的专用概念，指同一时间内肉品价格与生产该肉品所实际消耗的饲料种类的价格比。通常来讲，‘肉粮比价’会在6：1这个比例附近浮动，以猪为例，若它所吃的饲料是1元1斤，那它长出的肉就应该是6元1斤。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而居民薪资收入则是他们直接从中获取的部分，因此，居民薪资收入占GDP的比值就有点儿像生猪饲养行业中的‘肉粮比价’。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薪资收入总额可以占到GDP的55%左右，南美洲平均为38%，东南亚国家约28%，中东25%，非洲20%以下。
在论文中，侯庆宗提出，既然猪吃着1元1斤的饲料能长出6元1斤的肉来，那人的‘创造力’就不应该低于这个标准，在宏观上看，居民薪资收入不应超过GDP的六分之一，在微观上看，员工工资也不应该超过企业利润的六分之一。其实，侯庆宗以上的‘理论’也并非虚谈，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当时中国的GDP总值不高，增速也有限，但居民薪资收入至少可以占GDP的20%到25%，可近30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薪资收入占GDP比重却一路下行，从20%到15%再到10%，现在，这个数据只有可怜的8%，而其它部分，都被财政和资本收益拿去了。

耿于天

萧洛君在‘平烟建设’中担任公关部主管，主要负责消解公司内部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与丈夫端木衡的‘和谐办’有异曲同工之妙。萧洛君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企业管理，她来之前，‘平烟建设’公关部曾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经萧洛君数年调理，各项工作已经纷纷步入正轨，很有大企业的风范。然而，在同侯庆宗的接触中，萧洛君却渐渐发现，在中国做生意，很多时候靠的不是制度与规范，而是伎俩与手腕，近来发生了两件事更是让她深化了这一看法……
二十八宿中，北方第六宿是室宿，对应的动物就是猪，因此这一宿也被称作‘室火猪’。‘室火猪’对应现时通用的星座体系便是著名的‘天马座’（和‘飞马座’是一回事，都是指‘Pegasus’），也就是圣斗士漫画里面主角星矢的那个星座，不知车田正美在创造这个人物时是否受此启发，星矢的‘矢’与‘豕（大猪）’字同音且同源，意指猪在发怒时会像箭矢一样冲过来，代表野猪的‘彘’字中下部也有‘矢’的形象。每年秋天的夜晚，这个星宿会出现在南方的天空中，水瓶座和南鱼座正上方那组呈现长方形状的四颗星便是‘室火猪’，该星宿还挺吉利的，《值日吉凶歌》中说：‘室宿值日大吉利，婚姻祭祀主恩荣，葬埋苦还逢此日，三年必定进田庄’。
室宿象征着房屋，《周礼·考工记·梓人》中说：‘龟蛇四游，以象营室也’， 《诗经·鄘风》里也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的句子，这就是室宿之所以和猪结缘的原因，中国人从生到死、从阳宅到阴宅都离不开猪，看看‘家’和‘冢’两个字的结构便一目了然。‘室火猪’每逢秋天出现，这也是古人集中营建房屋以备冬天御寒的时节，那时候盖房子比现在简单，普通茅草屋有个三五天就能建成，砖瓦房麻烦一些，但建设周期也不出一两个月。
今年，‘平烟建设’接了个大买卖，承建一座5A级写字楼，名曰‘赫亚萨伊中心’（‘赫亚萨伊’，阿拉伯语‘حياة ثانية’——‘复活、重生’的音译）。项目位于平津市内环主干道旁，交通极为便利，集办公、会所、公寓、商住、星级酒店、会展、休闲娱乐城、购物中心于一体。‘赫亚萨伊中心’由来自英国伦敦东区的‘Dixon &Joe工作室’设计，共44层，总高139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造价25亿元人民币，楼体外观呈花瓣结构，螺旋向上，直达天际，预计将动用8万立方混凝土、9000吨钢材、5万方平板玻璃，楼内共设22部立体观光电梯，全部从比利时进口，最快速度高达15米每秒，大约相当于1秒钟爬升4层楼，乘客置身其间，甚至会产生类似坐飞机时的耳膜鼓涨感……
这座宏伟建筑的委托方来自中东某阿拉伯国家，该国一直由一个拥有光荣‘反帝反殖民’历史的家族统治，已历三代。可近年来，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国民‘当家作主’的意识逐渐觉醒，威权统治愈发难以为继，今年春，该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老百姓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统治秩序岌岌可危，当局为挽回颓势，不惜向本国国民刀斧相加，甚至动用了国际公法严厉禁止的生化武器。面对该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试图有所作为，虽然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几次动议都被安理会内握有否决权的某大国推翻，使得该国统治者得以苟延残喘。当然，历史车轮前进的脚步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威权统治集团最终难逃倒台的命运，可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却为该国权贵阶层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政权垮台之前夕，他们将多年来聚敛的惊人财富通过种种渠道转移到国外，试图换个地方安享富足生活，于是便有了这座命名为‘复活’的‘赫亚萨伊中心’。
‘赫亚萨伊中心’项目动工已有三个多月，为赶在寒冬来临之前完成年内额定进度，自进入秋季以来，‘平烟建设’三军用命，昼夜兼程，自董事长侯庆宗以下各主要领导都搬到工地现场办公，以期就近督战。毕竟，那些被从‘祖国’赶出来的丧家之犬也挺‘可怜’的，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工程竣工，来中国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大都已经学会用卷着舌头的中文哼唱刘欢那首《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逐流，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
孔子曾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经过一番‘大赶快上’后，终于出事了。
当晚11时左右，‘赫亚萨伊中心’第9层作业面正在浇注水泥混凝土，坍塌突然发生，17名工人被埋在废墟中。‘平津建设’项目指挥部倒是有应急预案，救援人员先用生命指征探测仪确认被埋工人具体位置，再动用液压件、砂轮锯等破拆工具展开搜索，折腾了半宿，17名工人都找到了，3个活的，14个死的。
事故的原因很简单，都是‘大跃进’惹的祸，为了赶工期，不光把能调动的工人、设备都压了上去，活儿不歇、机器不歇、人尽量也少歇，而且常常是几个作业面同时展开。当晚就是这样，第8层的承重还没有建好，第9层的混凝土就先浇上了，天堂里的牛顿爵士当然无法容忍这种无视工程力学定律的行为，不塌才怪呢。
事情已经出了，怨天尤人也没用，只能想办法料理后事了。
首先是撰写事故报告，这个倒还好办，可以把责任推到设计缺陷上，反正图纸是英国人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手就算再长，也伸不到伦敦去。
主要的麻烦是人员伤亡的善后，出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侯庆宗就把刚到办公室的萧洛君请过来了：‘不好意思，这下你们公关部又有的忙了。’
萧洛君不等侯庆宗招呼，自己找个半对着老板台的位置坐下：‘没事儿，分内的。’
‘怎么样，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让他们做计划书了，这是提纲，’萧洛君递过去一份文件。
侯庆宗接过材料，并没有打开，直接放在桌上：‘我找你来，主要是核实一下伤亡人数… ’
‘伤亡人数？不是早就核实了么，14死，轻伤不算，重伤、确定或可能致残的5个。’
侯庆宗笑：‘这恐怕不行… ’
‘不行？不行是什么意思？’
‘死亡人数太多了，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
‘那能怎么办？’
‘得少点儿。’
‘少点儿，少点儿是多少？’
‘最多9个，最好能控制在5个左右。’
根据2007年颁布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条理》之规定，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共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一般事故’，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然后是‘较大事故’，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之后是‘重大事故’， 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最后是‘特别重大事故’， 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侯庆宗给萧洛君做着‘普法教育’：‘重大事故和特别重大事故必须上报国家生产安全监督管理总局，总局会派工作组下来调查，那样麻烦就大了，’在平津，侯庆宗‘手眼通天’，再大的事也不叫事，毕竟有‘孩子他爷爷’陶玉成罩着，可一旦闹到上头去他就力有不逮了：‘所以死亡人数绝对不能超过9个，当然，要能3个以下最好，但这个难度有点儿大，没办法，只能混个较大事故了。’
萧洛君点点头，不知是认可侯庆宗的心计还是他的做法：‘那… ’
‘可以尽量多弄几个失踪的。’
‘失踪？’
您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每逢中国有个天灾人祸、头疼脑热，‘失踪’这个名词总是少不了的，不光洪水、台风、海啸有失踪，地震、泥石流也大抵如此，甚至在火灾、爆炸中也会有不少人‘被外星人绑架’。其实这里面是有玄机的，大凡灾害、事故发生，都是对相关主管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考验，主要指标就是伤亡人数，毕竟是‘以人为本’的时代嘛。您不要小看了这一个个数字，它关系着多少人的悲欢离合，前几年，有个地方闹水灾，上级硬性规定每个县死亡人数不能超过29个，否则相关领导撤职，撤职前还要把你为官履历中的种种鸡鸣狗盗查个底儿掉，这对于很多官员来说绝对是致命的。可就有这么个县，该着倒霉，刚好发现了30具遇难者尸体，数来数去，怎么也少不了，主管救灾的副县长一时想不开、自寻了短见，可后来证明，其中有一具尸体是从邻县被洪水冲过来的，不应该记在这个县头上……

耿于天

说到‘伤亡人数’，其中‘受伤’这事儿好办，怎么说‘伤’这个概念也是有弹性的，国外往往是蹭破个皮就算‘受伤’，中国人经常得残了才能作数。关键在于‘死亡人数’的把握，‘死亡’可是没办法讨价还价的，尸首在那儿摆着，你总不能‘指鹿为马’、管这叫‘受伤’吧。
但聪明的中国人有别的办法：
首先是‘伤害界定’，人吃五谷杂粮、难逃三灾八难，你凭什么说他一命呜呼就是因为这次灾害或事故呢，可能是出事的同时他刚好被自己的痰卡死，和外力无关，于是便有了做手脚的余地。新闻中，大家一定常常能听到某国因酷暑、严寒造成多少多少人死亡的消息，而中国却绝少这方面报道，这就是‘伤害界定’的威力，在发达国家，只要某人的死亡和天气有关，比方说炎热诱发了心脏病、严寒导致高血压发作，都算作因天气异常死亡，而在中国，除非你晒成楼兰女尸或冻成‘哈根达斯’，否则一概自认倒霉，不许怨天怨地；
其次就是奇妙的‘失踪’，中国每年有无数人‘人间蒸发’，有些是真找不到了，可有些却只是‘在理论上’不见了。按照相关规定，失踪不记入死亡统计，这就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能多算几个失踪，就尽量少算几个死亡，很多国家这两个项目是统一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却各自分开，不光刚出事时分着，过了时效期居然还能分别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节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两年，法院便应该宣告其死亡，可你去查查中国的灾害损失统计，有的都过去几十年了，‘失踪’的还依然固执地‘失踪’着；
第三招叫做‘遗体身份尚未确认’，近年来，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逐渐提升，遇到事情也敢问责政府了，一有重大灾害发生，除遇难、失踪人数外，往往还要求公布遇难、失踪人员名单。这下有关方面可就为难了，光公布人数好办，反正就是个数呗，多点儿少点儿你也死无对证，一要名单就坏菜了，万一有谁发现某个已知遇难的人不在名单当中，便会质疑所公布的数据有隐瞒。没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高人想出了个‘必杀技’——‘遗体身份尚未确认’，这样一来就可以只公布部分、也就是‘遗体身份已确认’的名单，等过上一阵子，有个国产大片上映，或者体育健儿又拿了多少块金牌，大家也就把那些孤魂野鬼忘了。想来也奇怪得紧，煌煌旭日，朗朗乾坤，身份怎么居然就能确认不了呢，中国人可以根据几千年前的一个看起来跟石头差不多的头盖骨残片确定新疆、西藏、内蒙古‘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刚死了几天的人，却楞能不知道是谁。
这次，深谙此道的侯庆宗便决心祭出‘失踪’的法宝，把事故遇难人数‘压’到9个以内。
得令后的萧洛君不敢怠慢，抽调公关部中得力人马，分成几个小组，有针对性地做家属工作，只要同意站到‘失踪’的队伍中来，‘平烟建设’可以私下秘密兑付双倍抚恤金，反正阿拉伯人有的是钱。
萧洛君等人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没过多久，‘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遇难人数已经成功降到了‘11’，距离目标还差2个，可剩下的家属却大都‘冥顽不灵’，不仅拒绝将亲人从‘死亡’变成‘失踪’，反过头来指责‘平烟建设’没有保护好员工，甚至威胁把事情捅给新闻媒体。萧洛君没辙了，只得如实向侯庆宗汇报。
侯庆宗这几天也过得不轻松，就算能把事故等级‘降成’‘较大事故’，也够他受的，最近没少往各路衙门跑，‘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正有气没处撒，听萧洛君说‘个别’家属不愿‘配合’，难免‘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一拍桌子，骂了句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家乡脏话。
当然，侯庆宗绝不是冲萧洛君，在平津，敢冲她吹胡子瞪眼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侯庆宗冷笑着：‘这群刁民，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你看… ’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甭管了，我来处理，这些日子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
第二天下午，侯庆宗约见了几个最强硬的遇难工人家属，地点定在‘平烟建设’会议室，侯庆宗并没有像萧洛君等人那样主动到家属所在宾馆交涉，也没有亲自去接，只是派了个级别很低的人物出面。正式会晤前，他先让人带着工人家属参观了一下‘平烟建设’气派的总部，又详细介绍了公司背景，用侯庆宗自己的话说，这就像他小时候最爱看的《三国演义》，每逢两军对垒，对方的使者前来大营谈判，总要先设下‘刀斧阵’，中军大帐外排开数百名彪形大汉，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头系红巾，腰扎板带，衣襟半袒，手捧鬼头刀，个个胸肌虬劲，护心毛打着卷，来谈判的大都是文官，书生意气，哪见过这场面，‘刀斧阵’走过，气已经泄了一半。
工人家属在会议室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侯庆宗才露面，进门后也不寒暄，大喇喇地坐在正位上，好像不是他在求别人，倒像是别人有求于他。
谈判最初的阶段进行得并不顺利，遇难者家属们痛斥‘平烟建设’施工组织不力，其中几个村妇模样的人甚至一度坐到地上连哭带闹，扬言明天就把亲人的尸体搬到公司总部来讨说法。
公关部的几个人赶忙上去搀扶、劝解，却被侯庆宗拦住了：‘行啊，本事不小啊，学会挟尸要价了，’他不慌不忙地从皮包内摸出个小薄本：‘你们听说过医闹吧？’
家属们一怔，不解地看着侯庆宗。
‘如今，有些患者家属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扩大医患纠纷、妨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妄图浑水摸鱼、借此牟利，’侯庆宗一声断喝：‘我看你们就跟这些医闹差不多！’
会议室内安静了下来。
‘今年5月1号，卫生部、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他翻开手里的小薄本，冷冷地念着：‘该《通告》的第五条、第七条规定：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遗体必须立即移放太平间，并及时处理，在医疗机构内焚烧纸钱、设立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寻衅滋事的，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几个原本坐在地上的村妇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知道什么叫法治么？不守法就治你们！’
工人家属的哭闹渐渐变为低声啜泣：‘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能塌了呢… ’
侯庆宗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怎么就能塌了，我还想问你们呢！’
侯庆宗有个老朋友在晋北经营煤矿，一年左右时间，井下接连出了7、8次事故，全是‘冒顶’（采掘时，上部矿层发生塌落），起初以为是自己流年不利，后来警察找上门来才知道，原来都是某些无良矿工做的‘局’。这些人把这种局叫做‘打点子’，往往找那些规模有限的私人矿井下手，先以介绍打工为名骗社会经验不足的农村青年（被他们称作‘点子’或‘猪’）跟自己一起到矿上挖煤，到了井下，找个没有旁人的机会，把骗来的‘猪’打死，再做个‘虚顶’，制造一起人为的塌方事故（老矿工都有这个技术）、把被打死的‘猪’压在下面，矿主见出了人命，首先想到的就是破财消灾，这伙人便适时出面，冒充‘猪’的亲人，敲一笔竹杠。
侯庆宗此时把这件事搬出来，反咬一口，说‘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之所以出事，也是因为有工人在里面捣鬼，想讹自己。
家属们有些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侯庆宗上嘴皮轻轻一碰下嘴皮，自己转瞬之间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犯。
侯庆宗见颓势已经扭转，便乘胜追击、越战越勇，扬言已经掌握了工人做‘局’的证据，这就要拉着家属们去‘见官’……
不到半个小时，侯庆宗就将萧洛君等人一个多星期没有做成的事情摆平了，工人家属同意‘私了’，‘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的伤亡数据也最终定格在了‘6死5伤，8人失踪’。
事后，侯庆宗向萧洛君传授‘经验’：‘跟这些土老冒儿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吓唬。记得小时侯，有一次在老家赶猪，也不知道那头猪怎么那么拧，怎么打都不进圈。后来我爸告诉我，对付猪，吓比打管用，猪个头大、皮糙肉厚，你就算抡圆了打它也不疼，要真惹毛了它，回过头来顶你个跟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外表强壮的猪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胆小，只要你粗着嗓子在它后面吼一声，它准保乖乖听话、让去哪儿去哪儿。’

耿于天

就在‘赫亚萨伊中心’项目事故被搞定后不久，麻烦又来了……
在中学地理课本上，每个孩子都能读到所谓‘中国四大渔场’的说法，‘四大渔场’分别指‘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现如今，这‘四大渔场’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以‘舟山渔场’为例子，原本每年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次鱼汛，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四个鱼汛都已逐一消失了。
造成渔业资源急剧枯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渔民无节制地野蛮捕捞，网眼越来越小，打上来的鱼却越来越少。1955年，福建渔民发明了一种名叫‘敲罟’的捕鱼方法，专门对付大黄鱼，大黄鱼属石首鱼科，头骨中有两枚耳石，几十条船上的渔民一起敲击特制的竹板，在水中产生共振，使大黄鱼脑震荡昏死，每次‘敲罟’捕鱼，方圆数平方公里内的黄鱼全部被震死、漂浮海面，场面极其惨烈，大鱼捞上来卖掉，小鱼全部充当肥料。中国渔民长期‘灭绝式’的捕捞，致使近海几乎无鱼可捕，于是只好向远洋发展，可远洋深水捕捞的成本高，所以便盯上了生态环境良好、鱼群丰富的别国近海，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频繁发生领海、岛屿争端的原因之一，自己的渔场枯竭了，就去抢别人的，抢不到还好，倘若抢到了，那里的鱼群也同样难逃‘断子绝孙’的命运。
既然近海已经没有鱼可打了，那么宽阔的水面闲着也是闲着，在这个雁过拔毛的时代中，什么都可以用来‘开发’，近海开发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填海造地，二是海水养殖。
中国的海水养殖历史十分悠久，先秦时代就有牡蛎人工养殖的记载，宋代又发明了珍珠养殖，时至今日，中国海水养殖无论从面积（160万公顷）还是总产量（2000万吨）上，都雄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二以上。
平津市近海有大量浅滩、海涂、围塘，非常适合开展海水养殖产业，在这里，分布这大大小小200余万亩养殖基地，被称作‘海洋牧场’，各式人工鱼礁、气泡幕围栏、抗风浪网箱、微电流围网星罗棋布，罗非、黑鲷、鲈鱼、石斑、牙鲆、对虾、梭子蟹、贻贝、扇贝、鲍鱼、海带、海参、紫菜等多种水产品年产值近百亿元。中国人的确有趣，养什么都按照养猪的方法，别人的鱼虾在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咱们的鱼虾都在圈里人工饲养。
当然，在中国，海洋除可以开发成‘养猪场’外，还有更重要的用途，那就是用来排污。‘平烟建设’在平津市临海的海阳区和平沽县设有建材生产基地，每年数千吨的污水、废料都按照‘最低成本原则’排进了海里，起初还好，因海水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故而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可随着排污量的连年递增，量变引发质变，近海人工养殖的海产品大量死亡。想来这些鱼虾也真可怜，被困在网箱里，跑都没处跑，只能等死。
蒙受巨大损失的养殖户当然不干，跑到‘平烟建设’讨说法，索赔金额高达数亿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发起战争并给被侵略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德国勇敢地承担起了战争赔偿的责任，当然，这里指的是西德（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苏联庇护下的东德可不管那一套。其实，战后新德国的政府已经跟当初发动战争的纳粹德国没有实质联系，1970年12月在波兰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惊世一跪’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二战时期曾是坚定的反纳粹斗士，被驱除出国后一直致力于帮助被占领国抵抗德国入侵，按照中国‘愤青’的观点，勃兰特绝对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或者应该叫德奸）’。尽管和纳粹政府没有关系，但战后的新德国依然承担了巨额战争赔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欧元启动之前，德国政府已经向受侵略国总计支付1000亿马克赔款，向纳粹受害者个人支付1020亿马克，此外，德国企业界的总赔偿额更是高达7550亿马克，著名的奔驰、宝马、西门子、安联、戴姆勒、拜尔、巴斯夫等公司都在其中，曾经威名远扬的克虏伯甚至因不堪重负而关门大吉。德国人向世界承诺，如果有需要，这种赔偿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战后，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也同样难逃赔偿责任，按照《波茨坦公告》和‘鲍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日本赔款中的15%将支付给中国，事实上，日本起初也的确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可到了1972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与台湾方面断交，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第五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后来，日本启动了对华援助的‘ODA计划’，30年间，总共向中国大陆提供总值约34000亿日元（约合3000亿人民币）的各类援助，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受援国，中国接受的外来援助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来自日本（3000亿是静态数字，日本对华援助以早期为主，如果折成今天的货币实际购买力，3000亿应该会被放大若干倍）。
近年来，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所谓‘民间赔偿’的概念，说1972年的‘建交公报’中放弃的只是‘官方赔偿’，坦率讲，这个提法实在有点儿牵强，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政府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为应对中国人的‘民间赔偿’要求，日本企业每年都要拿出相当部分资金支持日本国内立场强硬的‘右翼分子’，由后者出面，粉饰曾经的侵略历史、抹杀日本法西斯对受害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也是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日本企业的这部分花费当然是值得的，要是没有这笔钱给‘愤青’撑腰，倘若有一天战争赔偿的旧账真重新翻出来，那可就不是这三瓜俩枣能摆得平的了。
这件事情给了侯庆宗很大启发，既然小日本可以通过制造舆论来逃避赔偿责任，‘平烟建设’为什么不能照方抓药呢？
说来也巧，就在半个月之前，距离平津市海岸线约150公里的一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泄漏事故，该油井隶属于某法国石油公司，险情虽然被及时排除，但还是有300桶左右原油倾泄到了海中。
当初，侯庆宗刚刚看到这则报道时并没怎么往心里去，可现在，同养殖户针对‘平烟建设’下属建材生产基地向海中排污导致水产品大量死亡而提起的索赔要求联系起来一想，侯庆宗不禁计上心来。
很快，‘平烟建设’公关部便在侯庆宗的授意下开动宣传机器，把半个月前发生的漏油事件无限夸大，说那家法国公司故意隐瞒实情，真实的漏油总量不是300桶，而是30000桶，那些人工养殖海产品的死亡完全应由该公司负责。此事迅速在平津市引发轩然大波，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到处都是声讨的浪潮，‘平烟建设’乘胜追击，将这次漏油同2010年夏天英国BP石油公司‘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的漏油事件划上等号，‘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英国BP石油公司支付了高达200亿美元的费用成立专门基金用以善后，于是，很多不明真相的‘爱国者’也要求那家法国石油公司照此办理。为把声势造足，‘平烟建设’还以每人每天500元的高价雇了几百名游手好闲的‘愤青’，整日介跑到该石油公司驻平津办事处以及法国驻平津领事馆门口静坐示威，扬言不赔钱就把牢底坐穿。
实事求是地说，只要稍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这出闹剧的荒唐之处：首先，30000桶的漏油量根本就不可能，那个钻井平台日产原油只有不到1000桶，那是漏油，不是倒油，只不过是钻口出现裂缝、一部分原油倾入海中，倘若真凑齐30000桶，没个三年五载是绝无可能的；其次，这次漏油和2010年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毫无任何可比性，中国近海没有自喷井，不要说只是泄漏，就算整个钻井平台爆炸沉没，也不可能酿成墨西哥湾那种规模的漏油事件；再者，泄漏的原油是可以清理的，油比水轻的道理三岁孩子都懂，‘海湾战争’时，独裁者萨达姆就曾经妄想通过点燃海面的‘油膜’来‘火烧赤壁’、阻挡多国部队来自海上的进攻，墨西哥湾的那次漏油，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总量近百万桶的浮油，美国政府和BP石油公司花了几个月也就清理完毕了，并没有造成某些中国人所期待的‘毁灭性生态灾难’。
那家法国石油公司知道跟中国人没道理可讲，只得自认倒霉，拿出2亿欧元了事，一半用于理赔，一半用于后续环保建设。侯庆宗又一次得手了，‘平烟建设’前后只花了几百万‘公关费用’，便将干系逃脱得干干净净，躲过了数亿元的索赔。
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野猪或散养的猪都具有明显的‘社群’行为模式，每个猪群中都有自己的首领，与人类社会不同，猪群首领既不是选举产生、也不是‘大会闹哄哄，小会定乾坤’、更不能世袭，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拳头硬’谁是老大。每当现任首领年老力衰，强壮的年轻公猪们便跃跃欲试，争相‘抢班夺权’，猪群中的其它成员也会变得躁动起来，都为‘换届’后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旦‘改朝换代’完成，猪群的新首领便要履行一系列‘程序’，其中之一就是重新划分领地。这个仪式很有趣，新首领会找到老首领在领地边缘的排泄物，分别在它们上面便溺一通，如此一来，每一堆老首领的排泄物上就都覆盖了新首领的便溺，旧味道被新味道取代。接着，本群落的其余成员和相临群落的首领会逐一过来嗅闻一番，确认无误后，用低声的哼叫祝贺新一届‘班子’的产生。
中国人打败对手的方式不是将自己变得比别人强，而是将别人变得比自己差，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就像野猪群的新首领将自己的粪便覆盖在老首领的粪便上一样。再三领教侯庆宗的手段后，喝过洋墨水的萧洛君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人面前，西方人实在是太嫩了，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要靠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