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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0 21: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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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鼓》通过“我”与僧人本真的迭合与延伸、“妹妹”与“姐姐”的迭合与延伸;通过行为的正与反的强烈反差(求爱与拒斥、杀彼与自杀)、形态的强烈反差(美与丑、刚与柔),以及环境气氛烘托的反差(寺院的纯净清静与鼓声的躁动震撼)造成故事的夸张离奇的强烈色彩。同《日蚀》一样表现出人生的压抑、躁动、焦虑、痛苦,但其空间架构较《日蚀》更张开些。
我知道作者很迷恋胡塞尔 他的符号学始于一个本质性的区分。我们知道,胡塞尔要求自己“面对实事本身”,认为现象学应反对一切形式的“前见”,当然更包括形而上学的独断的预设,胡塞尔主张把所有的预设和“前见”置入括号之中。现象学的一切努力“只是从根源上被恢复的纯粹性中的形而上学计划本身”[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现象学就是一种最精制、最狡黠和最纯粹的形而上学!
但是,胡塞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形而上学家,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点理由:首先,胡塞尔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第一种是冒险的、过度思辨的形而上学,这是胡塞尔所反对的;第二种是胡塞尔自己认可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也是对存在的最终认识,但它采用的是纯粹直观的、具体的、绝然的证明方式,这就是现象学的方式[7];其次,胡塞尔对“观念性”的存在方式提出了崭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严厉地批判了实体论的形而上学。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观念性,作为意向对象,它确实是一种存在,但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毋宁说,在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它根本不存在。胡塞尔说它是一种非实项的存在。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存在的非实项性问题。具有非实项性质的存在主要包括观念对象和意向对象,它们的存在方式非常特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加以界定:第一,非实在性,它们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存在者;第二,非归属性,它们虽然通过意识而呈现,但它们并不构成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非实项地属于意识的结构。正是由于它们具有非实项性,所以它们可以被无限地重复、无限地以在场的形式面对意识。
要想清除在场形而上学,首先必须瓦解观念性;只有阐明非实项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才能彻底彰显解构学的重要原理。为了做到这些,德里达理所当然地选择胡塞尔的符号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解构目标。
同样,另一个作家对作者的影响也很大。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最富特色的作家,其每一部作品都呈现不同面貌,尤其是幻想小说和神话寓言,想象力极丰富,令人惊讶.文章以他的寓言故事为解读对象,探讨卡尔维诺如何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上找到通往光明的道路,如何拯救这个"罪孽的世界",和对无边的意识疆域的强韧的开拓。
忻江敏小说在阐述这两个经典现代派作家,作为实验文本个过我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因此,我电话求教朋友远东河马先生,他精到的哲学阐述使我茅塞顿开。
同时,他在写小说的人是上课。过分外露的形而上的激情也变离了小说本身。缺少语言的柔和度使一般女性读者很难进入!你的进入,是有非一般意识的艺术水准!
问好!噜苏了,请原谅!
[ 本帖最后由 吴茂华 于 2009-5-10 21:29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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