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心──陆声俊

陆声俊

　　人 心 ──陆声俊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布尔什维克份子。从小服膺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小就恨国民党，恨“万恶的旧社会”。所以我不知道台湾人民是怎么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改革开放的到来，台商的投资，“九二共识”的破冰，两岸的频繁往来，我这种固化的观念才被逐渐的冰释。 然而，也是随着经济的市场开化，商业社会的到来，以往谨言慎语，人防人害的固化心态也开始逐步变化，就像身体适应气侯穿衣一样，从文革时期的谨言慎语变成改革开放时期的口无遮拦，满口大话，尽说假话，假产品，假广告，假包装，假知识，假文凭，假夫妻，假子女，假干爹，假干妈……总之一切都朝“钱”看，一切都为“权”想。就是一桩不假，贪得无厌是真。 我想，我这辈子可能完了，做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人间没有真情，书上讲的古代社会的人间美好，古圣先贤的礼乐文化，恻隐仁爱的人性生活，被世界誉为礼义之邦的中华文明，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了。 于是，我开始反省自己，反省周边的社会，反省历史的人生，总之叫做反省时空，想从中苦苦求索──该如何修复这种文明，恢复这种人性？怎么从自己做起？ 我仿佛依稀记得，在我童龄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长辈们都很淳厚，谁家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时，都能被隔壁家庭的大人所呵护，所疼爱，也能被其他周边社会的大人所呵护，所疼爱。这人性之爱绝不是假的，而是非常的真诚。但那是从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性，是没有经过共产党改造的旧社会的人性。难道这样的人性就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小资产阶级的人生温情，果真的不好吗？可人们并不知道不懂党性，不要党性的人性温情没有什么不好。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呀！ 直到搞文化大革命时，阶级斗争才被当成歌唱，人开始全面的斗人和害人。人性就开始了弃旧从新，“大破大立”的彻底性的变化。这叫做“破四旧，立四新”。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新”，反之亦然。人性就从这里开始丢失。 从此以后，我知道的就是毁文物，挖祖坟成为时尚。据说，这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从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中学来的。当然，只到现在我才明白，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腹稿，就为这种“破旧立新”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奠定了物质上的制度基础。而所谓生产队，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是毛泽东要把全国人民军队化，把国家变成一所大监狱，以便每一个人都好相互监督和监控，全民都是世界观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彻底改造的犯人。稍一改造不好，都会有可能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份子之册，从而成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而被碾死的奴隶。 所以，人们从那个时候的谨言慎语，人防人害到现在的口无遮拦，满口大话假话，均都为一个生字，生活的生。这一切都由大环境而使然。前一个生字是苟延残喘之生，苟且偷生之生。毛时代的人为求生就只能这样。后一个生字是寡廉鲜耻之生，物欲横流之生，形骸放浪之生。 我想，这都不是正常的人性，正常的人生，是人把灵魂失落的原因。这在洋鬼子们来说，叫价值观失落。可“价值”是金钱，灵魂岂可用铜臭换算？真是误人子弟。这灵魂失落的原因，其实很清楚，皆由结党营私的党性所造成。而社会教育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颠覆了中华文明美好人性的罪魁祸首。 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对人的世界观改造，真是邪魔的到了家，毒坏了人的骨髓和灵魂。若大的中华民族，广茅的中国大地，我走遍了大江南北，也阅历了天山东西，见到的所有人情世故，仿佛没有一件不与“唯物”的利益挂钩。也就是唯物是争，唯利是夺。在大家看来，这十分正常。人们公开的声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学会的全是丛林文化的经典语言。 殊不知，这免费的午餐的确有。但它在中国，在中国的传统礼义之中，在中国的古圣先贤时代，在“国不以利为利”，必须“以义为利”的中国文化中。 在这个文化中，中国不仅有免费的午餐，而且还不准对缺乏午餐的难兄难弟，困难人群施食不重礼貌，高声吆喝“嗟，来食”。故曰“君子不食嗟来食”。这就是传统，老祖宗的传统，万古中华文明的传统，孔孟之道的人性传统。这种传统，这种“以义为利”的传统，这种待人以礼，视陌生如兄弟的──人性至纯至善的传统，我以为在中国的大地上，经毛泽东思想这么一改造，一折腾，一揭毁，此身不可能再见到了。因为天下一遍红，哪有绿色现？却不曾记起，还有一个地方我并没有到过，那就是台湾。可那也是中华儿女的固有家园呀！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去那里看看，连温家宝先生也在想──不当“宰相”后一定去那里看看。所以，我当然也想去。因为我比他自由，这一天终于比他先如愿。在孔子圣诞第2563年，洋元的2012年春节后，想不到我能够收到一封来自于台湾高雄市义守大学的邀请函，寄函人是七十一岁高龄的高雄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兼义守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高雄市孔孟学会理事长的方俊吉博士。邀请的内容是盼我能拨冗出席在高雄市义守大学举办的《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让我喜出望外，我当然愿往。 然而，方教授寄来的《台湾地区出入境许可证》自不必我操心，但我却不知道在大陆办一本《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十分复杂，要一波三折，必须从市台办审批开始，再经省台办批准，然后再经国务院台办审核，方才能够拿到省级公安厅通行证。这比出国办护照难的多。这一倒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过，最后终于成行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在想，又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原因在作崇。可专家学者的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又怎么能像过去那样囚禁得住呢？既然是兄弟之间，既然是声明了前嫌可以冰释，两地之间的百姓往来干嘛又如此麻烦呢？这都是操持政权者们人为的呀！何日才是个尽头？有关党派的信仰不同，这与咱两地国人之间何干？你们要把党凌驾于我的家国之上，我能忍气吞声就已经够客气了，我什么时候请你出来代表了我的家，代表了我的国，你说你在代表我的利益，那都是你自说自话。 我只知道我的家叫中华，我的国叫中国，海峡两岸的同胞都是一个祖宗，一样的文化。老百姓只认祖宗和文化，才有兄弟姐妹亲情感。 学术研讨会是在9月22日上午开始如期举行的，但在21日的机场接站时，就体会到了方教授的弟子，现在已经是台湾著名大学退休教授的卢用章先生的热情接待。起初，我在心里想，这跟大陆举办的文化论坛一样，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由公务人员做服务性的接待。可在车上的攀谈中我才得知，原来他们的“高雄市孔孟学会”全是民间行为，没有任何的官方支持和经费，接我的车是卢教授的私家车，开车也是卢教授本人。而且就是当天从台北赶到高雄来的。而一切国际学术会的活动经费，包括会议期间的两天旅游观光费用，这都由方教授及其门生们本人拿出，以及高雄道德院的翁太明宗师私人提供。但各级政府官员也不敢忘记他们为祖国文化复兴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不仅台湾地区的民国副总统吴敦义先生致函高度祝贺学术会的顺利召开，而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马英九新任海基会的董事长林中森先生也亲自到会礼遇。至于当地议员，更是热情的参与接待。真是“有朋自远方来”，忙的他们“不亦乐乎”。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不是方俊吉大德的刻意邀请，全部是知道情况后的不请自到。是他们作为官员要尽的责任，仅仅是仆人同主人的关系。这是他们对待像方教授这样一些普通百姓──作为仆人为其主人──必须要尽的跑腿责任和恭维。用卢教授的话说，“在我们这里，是没有老百姓──更别说是教授去刻意奉承官员的”。这一点与大陆正好相反。 在接下来的学术交流中，凡台湾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对四书五经的重点章义，不管是像方教授这样的长辈，还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晚生，大凡都能倒背如流。由此可以想象，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可能不礼貌有嘉，人情十足，人性十足。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学文科的，全是文哲系的教授，后来一交流，方知包括方俊吉大德在内，他们全是学理科和教理科的，而且国学的功底，都在读初中前就奠基完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我们完全相反，那时毛泽东在大陆搞文化大革命，批孔破四旧，可蒋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号召全体台湾民众尊孔读经，所以才有今天台湾人民与大陆民众完全不同的文化差异，精神面貌。教授之间的交流与自由发言，也从不抢口遼舌──而给人留下没有尊卑礼貌的倒胃印象。 几天来的台湾之行，使我仿佛记起了童年时代的很多记忆，依稀又回到了儿时。人们的待客之道是那么的真诚和朴实，人与人之间无话不坦诚相告，对人生地不熟的风土人情，总是尽量提示，细心说明和介绍，对来客的饮食起居，也无不悉心的关怀，尤其研讨会结束后的送客场面，道德院的翁太明宗师带领她的全体老师们为与会专家们送行，生怕专家们在飞机上，旅途中挨渴挨饿，强自给每个人包里塞满各种精制食品，饮料，以及回家带给亲人的礼物。这哪里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分明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在大陆只有至亲骨肉在临别时才能见到的亲情场面。但这又绝不是官方的“统战策略”，仅仅是传统中华人情的古道热肠，本来的厚道。 于是，我在想，目前大陆兴起国学热，到哪里去找儒道践行的楷模，多往台湾走走就什么都有了，但怕心不在焉。尤其是专家学者，更不能像大陆去台的普通游客一样，明明知道人家的风俗习惯好，而不知所然之奥秘，这就愧对专家之名了。其实大陆以前的待人习俗，本来就是一样。所以，作为学者的我们，如果不懂这就是文化的沉甸，一切交流也是白搭，就会根本学不懂真道理，也复兴不了国学。 因此，我想学写一篇散文，一篇记事性的散文，告诉人们这段经历，用来提起人们儒道践行的兴趣。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从待人之道做起，从待客真诚之道做起。这就是儒道的践行，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要诉求国学回归的切实意义。 然而，我是从来不写散文的，因为没有这个专长。但我很喜欢读散文，这在古文中叫赋。而且只读富有生活哲理的好散文，如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之类，富于人情和理性。从中体会各种做人的道理。也许这就是人性。正常的人文之性！ 年轻的时候，我也读杂文，像鲁迅的刻薄文章。可那是因为年轻气盛，受影响总想寻衅闹事，对周遭社会喜欢摩拳擦掌。且老爱强词夺理，口中念念有词，得理（其实是巧辩）不饶人。这已经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和我的同代──所有人的习惯。及至成熟不惑，方知那是一副“愤青”嘴脸，说的都是一些不懂礼义廉耻，更不知道道德伦常为何物，专会骂父母和祖先是“吃人”者的混账话。方知“愤青”和“愤青”的老师们，丧心病狂的如此引导人心人性，其实旨在颠覆人伦，鼓吹用知识武装人性的欲膨，实施暴力的文化摧毁与革命，让人的意识丛林化，然后，把人全都变成弱肉强食的怪兽。 如今的社会现状，鲁迅的目的是得逞了，可人性再也不是人性，不是传统文化的人性，不是传统道德的人性。人们学的知识是丛林知识，学的技巧是物欲技巧，学的本领是坑蒙拐骗的本领，学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于是，杀人放火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窝里斗”的兄弟阋墙，“煮豆燃豆萁”的结党撕杀，却被歌颂为：它是推动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动力。这都是哪里跟哪里？简直就是胡扯！可如此胡扯，居然能使人心就像被鬼迷住一样的坚信，坚信这种邪教就是真理。 果真这样做就是进步的话，那末，如此这般血淋淋的历史进步，人类又要它何用？ 而仁慈善良的文明人性，却成了思想反动的代名词，是复古倒退，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 然而，是人都爱仁慈善良的文明人性。既然这种人性只能到“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中去找，那么，干嘛又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呢？干嘛又不赶快去“信而好古”，抓紧时间回到祖宗怀抱去避“窝斗”之灾之祸呢？如此庞大的学术界，最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真是不可理喻！ 更可笑的是，举国的专家学者都一致的呼吁要建立新的道德秩序，重建人的“价值观”。 难道道德也有新旧之分吗？难道太昊伏羲老祖宗口中的甜味，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今人的口中就全变成了苦味吗？而甜就是甜，苦就是苦，这就是天理本身。天理本身就是“道”。明白甜就是甜，苦就是苦，绝不把味觉搞错就是“德”。德的本义就是正确的心得。“道”是“本体”，“德”是“功用”，体用合二为一就是道德本身。由此而论，道德怎么会有新旧之分呢？除非不是道德，而是伪道德。因此，学界对道德能做的事，除了正伪之辨，一亿万年后，也没有任何神仙可以标新立异，从新造个新道德出来。 由此可见，这就是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它是一个既知识泛滥成灾，又文化十分荒谬的时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是一个我们生活了一辈子，我们的先辈几代人走过的时代，而我们这代照样在走，而且也必须如此走过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逐物逐欲的知识，的确是空前的丰富了，可人的人伦文化，道德灵魂，却是出了断子绝孙──绝后性的灾难。如此“空前”“绝后”，两者兼备，这绝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更不可能是正常的人性人心。 我想，这便是我想东施效颦，要学写这篇散文的关心所在，立论所在。写散文要有形象思维的天赋，因为我的确不是这样的材料，抽象意识才是我的专长。因此，散文总是写跑题，给人议论文的印象。 那么，正常的人心人性又该是怎样的呢？又该怎么去理解呢？亲爱的看官，请问您能够告诉我吗？ 事实上，这是个我不应该向您请教的问题，也是个向您请教不了的问题。因为，这是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因为，您不是我，所以您回答不了。 那么，这个问题谁能回答清楚呢？自己。也只有自己的自性，也就是自己的自心和自在能够回答。舍此，一切外求都是徒劳。因为，那叫心被物缚；因为，那叫“存在决定意识”。正是这种心被物缚的外求，也正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本末倒置的他推──彻底颠覆了正常的人心人性。因为，是这种外求教人不明道义，是这种外求教人去找客观寻求刺激，是这种外求教人去堂而皇之推缷做人的责任。因此，人才没有了自省的能力，人才会做人总是只管自己快乐幸福，不顾他人痛苦凄楚。这就是马列主义的邪教本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邪教本质；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本身。因为，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幸福总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于是，杀人放火都被当成进步去玩弄，去欣赏。禽兽不如。所以，万古中华文明把“言伪而辩”（今天叫唯物辩论法）定为必被天诛的五罪之首。 因此孟子说“行有不得”，只能“反求诸己”。 这道理是天然的。在孟子看来，这道理就跟射箭一样，正常人性人心的关键──在人不同于动物──人要有仁爱之心。而仁爱之心要自求，要“反身而诚”，要“吾日三省吾身”，没有他人可以送给你。所以，孟子又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也就是说：正常的人心人性在做人要仁慈。而人有没有仁慈之心要靠自己的行为去检验。这就跟射箭的道理是一样，射箭是靠自己站正身子而发射的，检验发射到“标的”上去没射中，责任在射箭人本身。不能怪他人射中了“标的”──超过了自己。之所以没有射中，只能反省自己没有站正对准，然后才能从新射中。这就是天理。所以叫“行有不得者”，只能“反求诸已”。所以叫“过勿惮改”。所以说，人只有能改过自新，方配为人，方配做人。 而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的人，是从来不省自身的。毛泽东一辈子都是如此，有谁见到他向人民道过歉？无论是历次政治斗争的杀人放火，还是他搞的“大跃进”人造饥荒饥死了几千万人。总是伟大光荣和正确，邪魔到极点。 所以说，人心人性，它是自在，自性，自心的反求，这才是正常的人性和人心。所以说，人要明白人心人性只能靠自己。所以说，人只有“明”白了自“心”，才能够真正的洞“见”人“性”。简称“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才可能知道他人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才可能知道人性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人只有都能如此的推己及人，才是真正的洞见了人性。于是，人才会有正常的人心和人性。人只有有了正常的人心和人性，做人才会知道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只有有了正常的人心和人性，做人才知道人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只有有了正常的人心和人性，做人才知道人应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叫“明心见性”。这才是正常的人心和人性。 此次台湾之行，从方俊吉教授及其周边社会人群中能够交流学会的，也许就是这种正常的人性。这就是本篇散文要讲的人心。 孔子圣诞2563年 洋元2012年10月12日于武汉子贡书院

斜阳

　　　　　老先生的文字非常厚重，但是文字厚重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文中的观点。 下面谈点读后的感想。 我特别欣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人文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观和厌恶观。我们常常以自己的喜好来否定别人的喜好，也常常不自然的以自身的厌恶来否认他人的厌恶。因此也就会不经心的把自身的喜好和厌恶强加到他人身上，已达到自身的满足。当这种现象处于无意识状态时，或许还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现象一旦处于强权的掌控，形成主观上的故意，那么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社会动荡。 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也是有着合理的轨道的，创造历史也必须沿着这条轨道进行创造。人为改变或颠覆这条轨道必定会失去人心，最后而遭到历史的审判------对任何人，任何思想，任何主义，都是如此！ 有句成语说得好：人心叵测。人心只有在社会顺应历史发展的时候，才能释放出善良的光辉

指尖上的中国

　　岳飞在风波亭冤狱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南宋王朝的一个敏感词，绝大多数民众对岳飞一无所知，后来却成为民族英雄的标志性人物。曾几何时，在几年前各大论坛中毛也是绝对禁忌性的话题，是敏感词的首位，当然歌功颂德的除外。而几年后的现今在各大论坛中人们几乎可以公开的讨论其功其过乃至其罪，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重评其历史地位几成必然，也是未来中国政治路径延伸中必须触及的一个话题。墙外信息称，高层内部决议两年内将毛迁入韶山，入土为安。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执政党的负资产，成为某些政客加以利用的一个符号。抚今追昔，诡异的历史往往令人不胜感叹。 对毛的评价我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完全理解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走向同评毛之间微妙的变化，据说十八大之后将不提马列不提毛了，将会提出新的口号笼聚人心，凝汇共识，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以及普世价值将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中国政治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爆发哪些的突发事件或潜在的经济政治危机，会使得这场21世纪的巨大变革呈现出何等的波澜壮阔、曲折跌宕，显出哪些独有的中国特色，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楼主文章代表部分群体的政治历史观，和版主同志一样，不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尊重你的价值选择，作为一派观点也会参与到未来历史的创造过程中。谢谢楼主写的带有思考价值的文章

来来来

　　历史人物就让他成为历史，让史学家去评价吧!我还比较喜欢毛的诗词，霸气张扬，与唐后主的词成两种极端的对比。毛的事迹都是道听途说的，所以对毛也不敢评议是非，不过对中国现状及愚民之道颇有微词

吴茂华

　　这篇长的散文，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能思考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信息，一般人不能知道（感觉）的信息。 好文，但不适宜精华，亲，你懂的！

指尖上的中国

　　-------------------------------------------------- 说得很对，毛诗词确实不错。评价人物和评价人物作品还真的要细分。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文学价值、政治价值或社会价值这三者有时重合，有时截然相悖。比如红歌，很多完全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从促进社会进步角度社会价值几乎没有，用现代文明衡量政治价值几乎等于负值，但谁能完全否认红歌的艺术价值，我就喜欢听红歌唱红歌，但不意味我接受红歌传达的内容精神。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面对质疑时，他反复强调获奖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他的作品文学意义大于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