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猫 第四章

幽蓝

　　

第四章 母亲节—梦中的独白

当小孩子逐渐长大，就要断奶时，母亲处女般害羞地掩藏起她的乳房，于是孩子不再拥有母亲。那未以别的方式失去自己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幸运啊！ ——克尔凯廊尔《恐惧与颤栗》 母亲病了。病得很奇怪。那是1996年的年初。 当时大妹还在郊县的工地上干活，每天跟着包工队到处跑。母亲看在眼里，非常心疼，就想尽办法把大妹调到市里一个粮站当售货员。这件事情办完后，她显得非常沮丧，仿佛已经精疲力尽了。 三月里的一天，她突然说肚子疼，我们给她单位请了假。本来这也是常有之事，近几年来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病、风湿病、贫血、气管炎偶有发作，吃点药，休息两天就好了。况且，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一时的心情不好，大家也能理解。可是这一次不大一样。她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唉声叹气，晚上睡得很少。半夜咳得厉害，咳到要呕吐的样子。我和两个妹妹都听得很清晰，就陆续地起来给她倒水，切水果，找甘草片，看到我们都起来了，她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还是决定领她到医院去看一看。可是她回答医生的问题不够专注。一会儿说肚子疼，一会儿说头疼，有时又避而不答。总之她所说的症状既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也形不成完整的印象。医生说：“要不先住院观察吧，先做一些对症的治疗。她有点心律不起，血沉快，腿有点浮肿，植物神经也过度紧张。一边治疗，一边观察，现在恐怕也只能如此。” 那就先住院吧。给她点滴钾，补充白蛋白，配合一点安神醒脑的药物。起初几天她尚能配合，可是很快她就变得焦躁起来。她在病房里大声地自言自语，到医生办公室大吵大闹，不让护士给他打针。她把一只手给护士看：“别打了，你没看见吗？都没有血管了。”即使是挂上吊瓶，趁护士不注意，她就将针头拔掉，一连换了几个护士，都被她撵跑了，后来一个小护士嘴尖牙利说她：“好啊，你不是不打针吗？我就当着你的面把这些药倒掉。医生看你的病不见起色，就会给你开更多的药，反正不是我花钱，看咱俩谁吃亏。”听护士这么一说，她听话了几天。住了一个月的院，有一天她趁我们和护士不注意，就偷偷地跑回家了，我们怎么劝她也不回去。她说：“我已经好了。” 妈妈的情况引起了亲戚、朋友们的注意，他们陆续来看她，开导她，给她做思想工作，可是不等来人坐稳，她就替人找理由或自己找藉口让人走，即便是坚持留下来的她也不与人交流，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屋里。她甚至做饭的时候就变的精神恍惚，油冒烟了，还不放菜。菜糊了，也不出锅，然后看着一塌糊涂的菜就恨恨地说自己：“废物一个，什么也干不好。”接着就摔碟子摔碗。 妈妈这种情形，身边不能没有人。大妹刚到新单位，二妹经常下乡，我就在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在家照看妈妈。开始几天，我们还能和平共处，一起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一星期后，她就变得非常暴躁，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有几天早晨，都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她突然闯进我的房间，两手握着拳头，端在腰间，慌慌张张地说：“七点半了，该上班啦。”然后就给我带上门，回自己房间去了。九点左右，又突然闯进来，用双拳捶着我的背说：“上班去，你怎么还不上班去啊！”神态就不对劲了，头像泥一样瘫在肩上。有时候，我听她房间没有动静，就轻轻的走过去透过她房门的玻璃看她。她用手掐自己的身体，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时地，也许是怕我听见，用头轻轻地撞着墙壁，嘴里喃喃着：我可怎么办呐，我可怎么办呢。 6月底的时候，她三番五次地逼着我们给小妹写信，让她放暑假就在北京打工或者学习，千万别回来。小妹怎能不回来呢？她见着妈妈，放声痛哭，可是妈妈却逼着她走，非要她到老姨家过暑假，小妹抱着妈妈苦苦哀求：“妈妈，就让我在家照顾您几天还不行吗？”妈妈执意不让她留下，小妹没有办法，只好心力交瘁地走了。 小妹开学走了以后，妈妈的病情更严重了。她照镜子的时候，就用手拍打镜中的形象，终于有一天，一怒之下将衣柜上的镜子打碎了。还有一天早上，我本来是好意领她去公园散散步，可是我买早点的当儿却不见了妈妈。在街的拐角处，我发现她在路对面，当时正有一辆带篷顶的三轮摩托驶过，她伸手去抓车上的铁栏。司机吓坏了，嘎然停住车：“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不要命了？” 我的假期到了，可是妈妈的病情没有起色。我只好和单位签了半年停薪留职合同来照顾妈妈。妹妹们不知哭了多少次，“哥，妈妈这是怎么了，你快想点办法呀？” 人们说妈妈中了蛊惑，领着妈妈到处求神拜佛，我虽然压根就不同意，却也没有阻拦。妈妈也去了教堂，可是她是有着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那良莠不齐的人群，闪烁的烛光，圣水圣餐之类对她是如此的陌生，也引起了她许多陌生的恐惧。 我决心再做一次彻底的检查。胃镜、CT、核磁共振……，医生说：“你母亲的病很多，浅表性胃炎，动脉硬化，肺部有结核灶，但已钙化，无大碍，不过肝脾肿大，他早年得过肝炎，现在有早期肝硬化的征兆，你先去传染病治治肝脾吧。” 甫一开始，就不能结束。一旦开始，又不能不结束。 我领母亲又来到传染病院，又是住院。住就住吧。妈妈问我为什么要住传染病院，“是不是结核又犯了？”我给她解释：“肝脾有点大，消消肿，与结核没关系。”她以为我向她隐瞒什么，不让我们看护她，也不让给她送饭，换下的衣服也藏起来，不让我们拿回去洗。传染病院的气氛使她更加不安。勉强住了一个月，医生对我说：“你母亲的病情很不好。她不配合治疗，也许她根本就不想治疗。她把给她吃的药都扔了，她这种精神状态很难期待有什么治疗结果。她的肝病有活跃的迹象，预后不太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这样的治疗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决定出院。 已经快一年了，我们是那样的疲惫。可是母亲尽管长期不眠，却总是精神着，清醒着，变得更加躁动，眼睛是那样的蓝，眼神是那样的狐疑，动作幅度也很大。只好吃些镇定剂才能平息下来。 截至目前为止，尽管许多人劝我领母亲去精神病院，但我一直不承认人类有精神病这一事实，除非先天智障或脑损伤，否则谈论精神病不是智慧的岔路就是道德的斜坡。可是我拗不过妹妹和亲戚们。精神病院离市区很远，又脏又乱，重病区由铁栏隔着，空气中飘着奇声怪调。晚上这里一片漆黑，可以看到远处城市上空浮着的灯火。母亲在这里住下来接受治疗，十二月二十六日，外公去世了。我们领着她去参加外公的葬礼，她不敢看外公的遗体，看见黑纱就恐惧成一团，也不回应任何人的问话。人们看到她的悲伤要远远甚于参加葬礼本身。我只好把她领回疯人院。 当天的半夜，我醒来时却不见了妈妈，我的双手在空中张着，又紧紧地攥在一起来对抗一阵一阵的眩晕，站在悬崖边上的眩晕，尘世的风裹挟着粗大的沙砾，掠过耳畔，撕扯着衣衫——那种对跌倒的渴望，对痉挛的渴望——渴望短路，渴望空白，渴望象烟尘一样飞走的感觉——恐惧与战栗深深地攫住了我，无主于前还是后，我无能避让和坍缩，我无力逃到大街上去，无力坍缩成一个点，时间，空间和意识象是油脂中加入了冷凝剂，将我一点一点凝结成无法伸展的标本，就像墙上挂着的行将耗尽电能的石英钟，钟摆无力地在下半区挣扎，可是还在执着地发着滴答的声响。爸爸的死已将我冻伤，已经耗尽了我的激情和泪水，此时的我好像只剩下一副任风吹雨打的躯壳。我害怕醒来时再次看到可怕的场景，漂浮的灯，上扬的脸，绝望的眼神，迷离中的清醒和决诀——为什么我一觉醒来，爸爸不见了，妈妈不见了？ 十二月的午夜——疯人院的午夜。是那样的寒冷。 请你听见儿子内心的嘶吼。 妈妈，你在哪里？ 妈妈却独自跑回了家。 这一次我没有劝她回医院。精神病院的疯狂气氛一点也不比传染病院的隔离气氛对她损伤小。她只是不停地说：“你老妹要放假了，别让她回来，别让她回来。” 又过年了。 时间真快。不知不觉。新的一年。无非是旧有的开始。 妹妹们都回来了，我得以仔细的考虑妈妈的病情。 我知道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特别是我的虚弱所表现出的连任何事物都无法穿透的硬度，是这些给母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现在不是判断生活正确与否的时候。 母亲到底怎么了？她的精神迷失在哪里了呢？她的理性与意志到底在潜意识的狂涛里面遇到了什么？是积极的反抗还是消极的承受？是黑夜的来临呢？还是太阳的消失？是外来的扰动还是能量耗尽后的崩溃？是弃绝一切还是亟待新生？为什么我仍能感觉到太阳掠过的阴影和它从彼岸传来的热度？为什么她不在我们的理解力之外，在这个世界之外选择新的支点，而是不远离那些使我们所有人站立的伦理的核心？为什么她的引力尽管微弱却也并不消失？为什么我仍能为她观念所支撑的虽然模糊但却真实的现象所震惊并获得少许安慰——如果没有“母亲”这一观念一切会如何？ 她是忧郁症吗？忧郁并不直接面对事物，而是掩藏在事物的背后。忧郁是淡淡地哀伤—不，比哀伤还不确实，它不通过眼神的游移，也不通过脸上线条的变化来表达。它没有跳动的烈焰，它象黑色教衣裹挟下的谢尔盖神父渴望施救的灵魂。它围绕在一个人轮廓的边缘，在他的背景里。一个人外观事物越明确，内审自己越清晰，忧郁就越凸现。它与奔放和达观是善邻，也与琐屑和无聊是近亲，它出现在狂喜、绝望、深爱的暂停时刻。它是理性的产物，是经过宿命的判别后一种无奈的承担，与本能无关。母亲绝非忧郁症。忧郁是一种虽然宽泛但绝不过分的情感。 她是自闭症吗？我们将如何理解那些默默无闻，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孤独者；海边的灯塔和守望者；旷野上拒绝别人的呼吸——在自己的隧洞中踽踽独行的勘探者呢？她不是自闭症，她没有自恋的倾向，她不通过仰望星空来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她的目光并不投射到那么远。她害怕时间的冰冷和道路上坟墓般的静寂。 她也并不疯狂，她不面向整体，她对世界的陈述是有向度的，她对荒诞和讽刺不感兴趣，她对幽默不感兴趣，她不用审美的眼光打量一切，她从来没有一种发展内心和精神自我的渴望。她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激情。承认母亲疯狂就是承认我们比她更疯狂。承认母亲疯狂就是承认我们可以被打上可耻的标签，承认我们可以甩开母亲用感情的金线为我们织就的缕衣，可以甩开我们心灵的最后的覆盖物裸奔。 她也不是痴。她的微笑过于勉强。她的笑不象痴人的笑那样具有侵略性、挑衅性、淹没性，她没有那样灿烂的笑。她不把自己摆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上去衡量。她不把自己让渡给非理性的执着，她对朝向安娜开来的命运的列车不感兴趣，她对寻找一只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不感兴趣。她没有多余的尺度去测量可能性，她没有更上属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她建筑在想象中的世界没有不需要讨论的根基，她没有象我们一样为自己自私地准备一个精神上的神龛。 她有的只是一种傻，一种与我共有，并且程度相同，时不时出现的傻。她只是在旅途中碰到了自以为是的乘客，在雪夜迎来了不识趣的来访者。她的判断力仍在起作用，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 我知道，与母亲在一起和与父亲在一起是那么的不同。和父亲在一起我并不紧张，他的言说象是寓言，他并不下结论，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理解父亲——或者是因为我对理想主义和信仰的生活保持怀疑，或者是因为我没有走那么远。但是父亲已经在路边留下了痕迹，只要我认真地怀想，总会到达他。他将我带离地面，带到视野更开阔，空气更清鲜的地方。可是和母亲在一起，我们中间却矗立着难以逾越的高墙。无论我怎样寻迹而行都无法到达她。不是她离我太远，而是太近，在我的明视距离之内，在我视线的焦点之内。她把我固定在地面。她要求我们戴上现实主义的放大镜来检视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内征外敛，诛求无度的，金钱、权力、物质掠夺者是强有力的事实。是事物的标准，你不承认这个标准，就准备承受贫困、压抑、无人理睬，默默无闻的命运。妈妈深知这个标准，在身体力行和教导子女之间，她一定也犹豫过。她选择了让我们尊重这个事实。母亲的内心一定也分裂着，矛盾着。 我想逃离母亲，确挣不脱她的引力，我想追上父亲，但不知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精神碎片。 尽管我不理解母亲一如我不理解父亲。但说母亲精神有病我认为这是世人的无知和中伤。因为我压根就不承认人类有精神病。就像我不承认因为但丁描述了地狱中人类灵魂丑陋的舞蹈就说但丁有精神病一样。只不过但丁有幸在早期有限的知识中认识了维吉尔而已，而世人大多数没有机会结识一位诗魂。精神只有不同的岔路和梯度。我们在镜中照出的不是别人的影子。我们既然可以把不同的解释者称为异端并送上火刑柱，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精神的异己说成是精神病。因此所谓的精神病无非是对智慧的地平线以上或以下部分的粗暴对待。母亲的行为虽有悖于常人，但也并不比所谓正常人的行为更疯狂、更不可理解。 因此，母亲的病并不像父亲的病那样使我感到恐惧，超越我的经验，使我不知所措。甚至可以说，母亲的病不过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断。她只不过是没有提升的力量，理智一时找不到出口。她的力量对比间没有优势的部分，她没有怀疑的阶段和缓冲。她还太不清楚，无目的的承受其实是我们生活中更重要，更本色的部分，没有必要对之大惊小怪。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她重新学会看，学会观察，理解和思考，去掉人们对她不真实的诊断；同时又保持她能接受的方式使她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传染病能导致精神疯狂，所谓精神病也有我们从原生质中，从每一个细胞中带来的传染源。 三月的时候，我对妈妈说：“妈妈，我们去北京吧，那儿的医术比咱这高明，另外，换一个环境对您也有好处。”起初她还有顾虑，我说：“您放心，我们决不告诉小妹，不影响她的学习。”她这才答应了。 三月底我们踏上了北京的行程。先去了宣武医院，医生看了我们在当地的病例：“还是先去佑安医院做做DNA检测，看一看肝损伤到了什么程度。”等了五天，佑安医院的检查才出结果。又是要求住院。 “真的需要住院治疗吗？”我问。 “难道我们是随便让病人住院的吗？” “住院以后她的病能治愈吗？” “这我们不能保证。老实说吧，这种病不治而愈有25%，治而不愈有25%，治愈的25%，不治不愈的25%，你住院治疗至少可增加50%的希望。” “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一个月两万”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 “她的这种病需要观察期、用药治疗期、疗效观察期和恢复巩固期，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 我走出医院，把检测单撕得粉碎，我回到旅馆的地下室对妈妈说：“今天的检测结果很好，你根本就没有肝损伤，不需要在传染病医院治疗。” 又来到安定医院，还是老一套，我给妈妈开了一些安慰剂，对她说：“还是北京的医术高明，医生说了，你只不过是长期失眠，精神亢奋，吃点药就会好的。” 从此以后，我再未领妈妈去医院。我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她本来没有心思闲逛，我就逼迫她：“你不跟我走，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就没人管了。”她硬着头皮跟着我。渐渐也有了兴趣。我们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看那个叫“上校”的老头，也在高傲的橱窗前面看那些艳丽的模特，在“西四”小吃街寻找一些食欲。北京的车速很快，也似乎颇没有礼貌，她吓得只得紧紧地跟着我。在过街天桥上，她看到行乞的老者非要我给钱，结果引来一帮追逐的小乞丐，吓得我只得领着妈妈赶紧跑了。有一次在天安门的地下通道里，她实在走不动了，我也不帮忙，我说：“你自己走吧，再走几步就可以看到天安门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她安静了许多。她仰头凝望那满天的风筝，这么多风筝啊，她说。是啊，我说，要是上冬···我看着妈妈，五月的春风吹动她散乱的头发，明媚的阳光温煦地洒在她身上。一年多来，她瘦得太多了，衣衫显得宽大，身影也显得娇小，可是看上去显得那么温柔，那么得叫人心动······天安门、纪念碑、大会堂，我又想到了那个人，那个死去的人；一个人因病未曾再见到，另一个人却因病回到了这里······我再也无法忍住那狂溢的泪水······ 一天晚上，天气很好。我领她在一个小公园的长凳上坐着，并尝试着和她交谈。几天来，也许由于疲劳的缘故吧，她渐渐地可以安睡了，脸上有了血色，精力也逐渐恢复。我说：“妈，我们来北京有一段日子了，啊，要不是突然想起来，我都忘了，今天是母亲节呀，妈，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祝你节日快乐。”我就把这些天来照的一些像给她看，她一边看着一边说：“还有母亲节吗？”我说：“有的，这是为了让世人记得母亲含辛茹苦，养儿育女，无私奉献才设立的节日。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节日。所有的母亲都当之无愧。” 妈妈看着我：“你都这么大了。真是时间不等人啊。”妈妈望着我，眼神是那么清澈，“你小的时候多懂事啊。五六岁的时候，看人家的烟囱冒烟，就跑回家去烧火做饭。也不知道怎么做，就往锅里放了一锅鸡蛋，也没放水，等我们回来，以为家里着火了，鸡蛋也全煮飞了。还有一次全家坐在一起吃饭，你一撂饭碗，对我说，妈你以后不要再生了，生这么多，再生连饭也吃不上了。再生我把他扔猪圈里去。说得我是哭笑不得。那时你才七岁。” “可是你越大越不懂事，不给妹妹们带个好头。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等你回来了，你大妹又出走，你给我写了封万言的长信，说我是农村妇女，我真是伤透了心，真想狠狠地打你一顿，又下不去手。妈妈和儿子这笔墨官司可怎么打呢？” 妈慢慢地说着。可是渐渐地仿佛忘了我。而不知是向谁诉说。 “人活在世上是多么艰难。偶然的降临，慢慢地衰老，等待着一个一个的黎明，不断地叫醒自己，自愿与不自愿地往前走。 “……我的家在辽河岸边，雨多的时候就发洪水，大旱之年却又穿上蓑衣，带上祭品到庙里祈雨。靠田为生，整年劳作，却怎么也填不饱肚子。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活下来七个，我是捡了一条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母亲生我的时候正在做午饭，就把围裙扑在地上，把高粱秆劈开，割断了脐带，母亲是用一条破围裙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母亲是个坚强的人，生了我三天就下地干活了。她是村里公认的好大嫂，但受封建礼教束缚，对父亲言听计从。父亲是货郎出身，能把钱捂出水来。母亲一辈子不认得钱。有一年大姐给她五元钱，她竟然当成卷烟纸抽烟了，还怪这烟纸怎么抽不动。后来她双目失明，就更不认得钱了。也许一辈子不认得钱也是一种幸福吧。 “大姐九岁卖给马家当童养媳，45年闹鼠疫，马家只剩下姐夫一人，当时只有七岁，只好倒插门，土改时说妈妈藏了马家的东西，整天挨斗，我被一脚踢进一口废井里，却没有丧命。 “还是那片天，还是那块地，那时候怎么就那么穷呢？大灾之年，和母亲讨过饭，二姐到了十二岁冬天还没有穿过棉裤，父亲想用我去换一石五斗的米，幸亏二姐拼命阻拦，我才没当上童养媳。 “12岁那年我时来运转了。有一天，妈妈叫我去上学。两个姐都没上过学，我高兴极了。所有的文具就是一支粉笔，同座的女同学有一只蘸水的钢笔，我看着生气，就时不时地把我的粉笔插到她的钢笔水瓶里，为此天天打架。到了三年级，我就成了校委会的主席，自己上完课就去给一年级上课，还要管理学校的日常事物，每晚放学站在各家的房顶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老乡们，注意啦，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把好粮，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前线……，村里人找我写信，群众大会叫我念报纸，做记录，忙得不可开交。识了字，受了教育，命运就因此改变了。 “可是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日子也日趋艰难。四年级时学校教珠算，我没有算盘，就坐在窗下自己用高粱秆扎一个。父亲看到了，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决心给我买了一个只有十位的小算盘，她竟成了我终生的伙伴，直到今天还留着。 “就要毕业了，学校保送我上中学，可是爸爸一句家里非常困难，每月一元钱都供不起，我的学生生涯就此结束了。我痛苦极了。可是让我受到这样一点教育，却是父母能为我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失了学，在家务农等着嫁人。那时二姐结了婚在市里，给我在一个纺麻的手工作坊里找了份工作。当时用的纺麻机还是手拽脚蹬，计件工资，过水的青麻陷进指肚，勒得满手都是血印和水泡。可是每月能挣十块钱，我能养活自己了。有一天市里集合工人打防鼠疫的防疫针，各厂的工人很多，手工业管理局的人喊：谁能写注射证。我看了看没人出来，就喊了一声：我能写。这一声喊，让我留下了机会。不久纺麻小组解散了，我只好再次回家务农。我买了新衣裳，准备让妈妈看一看，她的两只眼睛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队里让我在瓜园记账，一天下午突然从市手工业局来了封信，叫我去报道，把我分配到软木厂当学徒工，不管干什么，只要有事做，能挣碗饭吃就行。进了厂能说会写就派得上用场。不久我又被调到了针织厂当学徒。针织厂是大跃进的产物，工人全是从农村现招来的，生产毛衣和袜子。先学84针的袜子，再学120针。那些年的口号是比学赶帮争上游。小组里有位聋哑青年，早晨3点就进厂织袜子，结果我们小组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小组总是先进，我就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成了厂里的红人。那年2月，自治区乌兰夫主席要率团参观，可忙坏了厂里，现装修了三间展览室，最后需要一位讲解员，厂委会推荐了我，给我做了一身蓝尼制服，佩戴上团徽，青年突击手奖章。人们说这小姑娘可真神气啊，那年我十九岁。参观团来了，乌兰夫主席是个大高个，不太胖，秃顶，披一件灰色大衣，领导给我介绍，我又感到陌生又胆怯，也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但是乌兰夫主席很满意，并和我合影留念。记者们问我的名字。这一下市里可传开了。三月全区召开轻工能手大赛。市里选送了我和另一位师傅。路过北京作短暂的停留，粗略的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第二天从床上起来还不太自信，问师傅这是在哪，师傅说是在北京啊。我真的看到天安门了吗？不是课本上的插图？这不是做梦吧。到了呼市，前两天的比赛我的成绩不理想，可是第三天我做的大会发言“赶超先进，重头再来”却引起很大振动，记者们纷纷来采访我。 “那是第一次出远门，当时想的是自己没花一分钱，师傅报销后还给了我二十元钱的卧铺补助，真是令我感动。 “1960年12月17日，19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是决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61年8月市总工会来厂里要人，要调一名女孩去做现金管理员和售票员，厂长半开玩笑地指了指玻璃板下的照片说：你看这个胖姑娘怎么样，对方就同意了，说有印象。我离开了可敬的师傅和工厂。我在厂里还算能说会写，到了市总工会文化馆简直就是文盲。知识分子成堆又是行政机关就不像工厂那样纯朴。我管理工会的日常支出，晚上还要卖电影票和舞票，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节假日也没有休息，到周六、周日还要去市委给领导送赠票。文化宫对面就是市委，给领导们的票通常都是比较好的座位。可是有一位总是穿海军尼大衣的领导却从不要赠票，而是买票才进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但他的南方口音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正直。长的什么样，却未敢仔细看。 “好景不长。62年来了新政策，58年进城的青工要全部返乡。本来我不在其列，但许多人拿我攀比，说我是先进分子，为什么她可以留下，她应该带头返乡。没有办法，我再一次回到了那无法离开的土地上。为什么进城就这么难呢？妈说一个女儿家，扛个行李卷三进山城，也不怕人笑话。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这么想。两次进城的经验使我懂得了机会要自己创造，路要自己走出来。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天我就到队里报道，下地参加劳动。农闲时我办夜校扫盲。不久我就成了大队的团委书记，我向队里要了一块地，命名为青年田，种蓖麻子，卖了钱，为夜校买书籍，手头有了剧本，我自任团长办了一个业余剧团，排了一出大型剧叫《夜海深仇》，唱红了一个女主角赵翠兰。当时，五妹长得漂亮，一曲“独坐绣楼红月娥”唱的全公社的小伙子都对她挤眉弄眼，弟弟只有七岁，学大鼓，说快板，腰系一条绿丝条，头扎一块白手巾。曲目间歇的时候就客串一段快板叫“玉米拖拉机”。当时全是义务演出，每到一地管一顿夜宵就行。剧团搞得红火，为大队挣了光，我就成了党支部的成员，一次开会，队长说妇女不好领导，我一听就生气了，说如今解放了，妇女怎么还用男人管？男同志带工，妇女很不方便，连大小便都要打招呼，这叫什么解放？妇女应该自己解放自己。”于是我就当上了妇女主任。第二天我就组织妇女开会，讲自尊、自爱、自我解放，做社会主义新女性。又开展互帮互助，争做五好家庭等活动。妇女工作大为改观。我把妇女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写成书面材料向市妇联作了汇报。市妇联、市团委组织了妇女主任和共青团书记来我大队参观。地区报纸做了专访，广播电台做了《回乡务农，建设家乡》的录音报告。63年“三八”节我作为全市妇女代表到北京参观、学习、交流经验。第二次来北京。有组织地参观了各个展馆，还到香山瞻仰中山先生遗存……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代表我们受到特别优待，晚上观看了《东方红史诗》，亲眼看到了郭兰英的演出……回来以后连续做了几场专题报告。家里真是为我高兴。啊，那些火红的年代，不论是无心还是有意，却活得那样的充实、美好……。 “缘分是天定的，你求不到、争不来，你以为命运是在和你开玩笑，它却无可逆转地发生着。 “1965年“四清”的第二个年头，我被“借干”到党校学习。同学们都认得我，我已然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了。有一天市委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我很高兴，以为是调我到哪里当干部。来人问我你认识从台湾来的马青山吗？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大队有个大香屯村，有李姓、马姓两个国民党家属，马家没什么近亲，李家剩下孤儿寡母。有一天市里同志说马青山从台湾回来了，队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都想看一眼现如今的国民党是什么样。原来马青山是台湾射击队的教练，利用去瑞士比赛的机会和祖国大陆取得联系，通报国内后允许回来的。马青山36岁，白衬衣掖在裤腰带里，穿一双很尖的皮鞋，真像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务。我当时是妇女主任，领他去见李家的孤儿寡母，他不会叫同志，管我叫石小姐，叫得我很别扭。他们叙了旧，马青山就走了，不久被分配到沈阳体院当射击教练——因此，组织部门问我我就说见过一面。来人却说马青山在沈阳给组织部来了封信，要争取组织同意和你结婚。天呐！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呢？我连羞愧带气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校长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做一个国民党员的老婆，本来学校打算毕业前就把你抽调出来做老师的，现在得好好考验你一段时间了。当时，我痛苦极了。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四清工作队下乡。分团长是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丁郁民同志，他为人和蔼，经常提携我，大事小情都找我商量。“四清”结束时他对我说愿不愿意和我回内蒙啊？我当时幼稚的很，想自己分文没有，走到哪里不得丁团长破费，就婉言谢绝了。临走时他向市妇联写了封信，叫市妇联给我安排工作，把信交给我他就回了内蒙，他一会内蒙，就被造反派打倒了，我也没敢把信交出去。 “我又回到了家里。这条回家的小路不知走了多少趟，兴高采烈地离开，又无可奈何地归来。不知为什么，那座城市就是那么的不愿意接受我。父母已经习惯了我出出进进，不愿拿言辞刺激我，可是我已经26岁了，成了四邻八乡有名的大姑娘，四妹、五妹都结婚离家了。我还漂无定所，可是让我养孩子、种地，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要奋斗、要抗争，我不信命运如此无情，我要等待机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公社叫我去开会，任命我为全公社的红卫兵总司令，这个官儿可不小。可还没上任，市里来了电话，说给我分配了工作，叫我马上报到。我的心又膨胀起来，无心做什么总司令，收拾行囊，连夜离开了家。 “这一次分配不太一样，把我分配到粮食局下属的一个粮库。虽然工作不在市里，但是可以吃上供应粮，终于可以和市里人平起平坐了。粮库的条件很简陋，一个马棚，十几间平房，主要工作是负责十二个大队和两个国营农牧场的粮食购销问题。到达当天，招待我们一顿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我当时想，吃上供应粮了，在农村也算是高人一等，况且靠着粮库，不愁没饭吃，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由于我在总工会作过会计，分配工作时让我负责收付款和供应户的粮食供应。虽然不是什么官，却是掌握着绝对的实权。那时的粮价定在小数点后三、四位，我是农村孩子，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我的每个算盘珠子都是农民的血汗，更感责任重大，决心把工作干好。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开展了，抽调我去市里学习经验，回来后组织战斗队，夺取领导权。赤色造反队，敢死战斗队，还有一人的战斗队叫独立团。好好的同志，站队不同就成了仇人。率先打倒的有书记李格博，主任费凌阁，还有一个政工组长黄明谋。别的不觉得怎么样，只是感到三个人的名字很有学问。我被选入新领导班子。每天要处理十几万的收付款，还要开会闹革命，忙得晚上12点以前没睡过觉。 “一转眼28岁了，难免有人说三道四。一天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公社的医生叫韩雪。年龄相仿，长相秀气，为人文静，是当时少见的知识分子，我很满意。而在韩雪看来，跟我搞对象真是高抬了他。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互相拜见了父母，正准备谈婚论嫁。单位也给我分配了房子，一切准备就绪。那是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派系很严重，粮库、公社革委是一派，医院革委是另一派，韩雪是科班出身，公社的医生大多是从农村选来的赤脚医生，有人就拿这一点说事，一天公社召开了对韩雪的批斗会，粮库也派了代表，有人劝我别去，我说没关系，我了解他。我大大方方的走进会场，就坐在韩雪的眼前，这一下人们的视线全转向了我。韩雪吓得满头大汗，第二天他来找我说咱俩不能结婚，分手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革委会领导，如果咱俩结婚，不仅公社变本加厉地整我，还会连累到你的前程。与其两厢痛苦不如一刀两断。他再三的请求，我只好答应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我送他回去的路上，有一口土井，韩雪说咱俩投进去吧，今生不能结婚，来生成为夫妻。我劝他，既然已经决定分手，这又何必呢。你将来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受。 “后来二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市里的小伙子，一开始相处得不错，后来局长提醒我这个人是“打砸抢”分子，有历史问题，不能和他结婚。一天我问到他，他说大革命之初，自己分不清对错，稀里糊涂地做了这些事。我问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天他送我回家，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开。我叫他回去，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父母年纪大了，小弟小妹无人照顾。我和二姐商量，母亲和小弟搬到二姐家住。我安排父亲和小妹到粮库当饲养员。那时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要背毛主席语录，父亲年纪大了，又没文化，常常因此而不敢去食堂吃饭。当时粮库有个政工组长叫黄明谋，是市县有名的黄马列。讲一口南方话，为人忠厚、正直。平时很严肃，我俩也很少正面交谈。我当时只是不明白，他一个粮库的小政工组长，何以工资拿得比市委书记还高，是当时我们的好几倍。他经常接济穷苦人，给工人们买衣服、买鞋；他对父亲很好，隔三差五送烟送酒。有一次公社召开整风学习会。我俩都参加了。当时叫党员爬坡，每一个人要把自己从八岁时的简历一五一十的讲出来，经大家评议过关才行，如有问题就要挂起来查清楚。评到黄明谋时，主持人没让他自己讲，而是把他的简历念给大家听。好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觉得此人很了不起。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竟是黄明谋写的。信中提到向我求婚，还说追求我已有10年了，我愕然。往下一看才明白，他就是那个10年前在文化馆看电影从来不要赠票的人，真是卖票的无心，买票的有意，这个世界怎么会如此开玩笑呢？他39岁，前妻还有两个孩子，这不是太委屈我了吗？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她说：黄明谋政治可靠，打而不倒，资历深，工资高。她很支持我。我征求家里的意见。二姐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要找一个年纪比你大，涵养深的人才罩得住你。爸爸更是没得话说。黄明谋考虑很周全，他找我平时的好朋友来提亲。我最后想我俩都有政治地位，跟了他，生活有保障，人经不住三劝，我就同意了。婚礼很热闹，各级领导前来祝贺，组织了小学生唱歌跳舞。简单的买了点家具，黄明谋还有楠木箱，收音机，瑞士表，花鹅毛毯，那时有这样一个家，人们已经很羡慕了。 “有了家，也不会过家庭生活。我俩都是从小离家，对家的生活还不太习惯。包饺子、蒸馒头、烙饼、炒菜都不会，吃一顿面食得请邻居大婶帮忙。搭个炉子冒烟，煮一锅饭邻居都能闻到糊味，常常为这些事发愁。那些年搞肃反，他经常出差搞外调。我就天天吃食堂。有一天我去车站给工人发工资，路过一片葱地，看到绿油油的大葱怎么也不想走开，就蹲在那吃起了葱叶来。从那天起，一到中午趁人们休息我就去葱地吃一顿葱叶，天长日久就被有心人发现了，说小石你怀孕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粮库，大师傅每天给我做一盘辣酱，人们说酸儿辣女。丈夫知道后，高兴异常，承担起了一切家务，像爱护小猫一样照顾我，多么希望我能为他生个儿子呀。 “大年刚过，正月二十五我在市医院生下了儿子。在看到儿子的一瞬间，我忘记了一切，觉得自己的前三十年就像一个梦，这个梦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儿子，我多么希望他立刻叫我一声妈妈呀。 “此后几年，又生了三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生活日渐琐碎，也有摩擦，有争吵，有政治上的失意，可也有子女带来的快乐做补偿。很少考虑自己，内心也并未感到痛苦。 “儿子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人到中年却与泪水相伴。 “一转眼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附近只有一所牧场小学，学校的生源很少，不常年开班，要隔二、三年才有一年级，班里最小的八岁，大的已经十六七了，都是蒙古族学生。学校只有两间土房，两个老师是从厂部抽调的初中生，儿子上学不用操心，风雨不误。有一次闹雪灾，刮了三天的白毛风，房子全被淹没了。他却非要坚持上学，身上裹了羊皮袄，脚下的棉鞋外又套上大人的毡鞋，只露着一双小眼睛，可是他找不到学校，学校就在他脚底下，荒野中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几只冻僵的小鸟扑在他的怀里。学校要种地卖粮才能买教材，农活不断，还要割草交给牧场，秋天捡牛粪以备冬天取暖。就这样上到了三年级，一天儿子放学回家，突然说我要上市里读书。我问为什么，他说这的假期多，上学就劳动，老师一边上课一边伺弄自留地，上课就查字典，我都学到小数了，老师连加减乘除都没讲完，所以我一定要到市里去念书。不到10岁的儿子，忽闪着一双天真又忧郁的眼睛，我和他爸爸都惊呆了，既愧疚又激动。天呐，10岁的孩子，在野地里象泥球一样爬滚的儿子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没想过，身边的人更没谈论过，儿子虽然早熟，经常语出惊人，可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我大大地受到了刺激。自己受的教育少，绝不能耽误了儿子。我动心了。当时四妹家在市里，我想把儿子寄宿在他家，两口子同意了。儿子没城市户口，上学要考试择优录取，原意让他降一年，他却坚持考四年级。答完了数学卷就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别人答语文卷，又给了他一份竞赛的数学卷。答完，一个老师说，这孩子有数学天赋，我要了。啊，原来儿子是这样的孩子，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想到另外的三个女儿就要淹没在茫茫的大草原中，我再也无法获得安宁了。四妹夫是汽车修理工，四妹每天骑三轮车卖馒头，可是把儿子照顾得比我强十倍，我总是告诫儿子一生都不能忘了四姨四姨夫的养育之恩。儿子不久便脱颖而出，在市里的各级竞赛中频频拿第一，早早地就成了重点中学关注的对象。要他的那个数学老师更是骄傲地连数学课都让他代。儿子越是取得成绩，我的心里越是象荒的长了草。进城的决心象二十年前一样再次占据我的心，那时为自己，现在是为了孩子。 “市局任命我为粮库主任，我想如果当了主任就很难再动了。我跟领导说，主任我不当了，我要回市里。领导支持我做母亲的想法，但岗位不好安排。局里新成立了一个独立核算的粮油贸易公司，我主动要求去做主管会计。刚开始去，没法解决住房，我狠了狠心，又过起了二十年前的独身生活。 “那时叫商品经济，工作方式都是新的，全国到处跑，谈判、签合同、发车皮，进港贸易，边学边干忙得团团转。有一天出差路过家里，一进门看见10岁的大女儿守着灶坑做饭，我真是心如刀绞，以泪洗面。饭也没吃就返回单位要房子，如果不给房子，我就要回去了。领导说单位成立才半年，资金很紧，再坚持一段时间。弟弟也住在市里，看出我的心思说，姐，我们两口子搬出去，你把家搬来吧，和爸妈住一起。真是鹊巢鸠占，可有什么办法呢？几个孩子进了城，把丈夫留在了草原上。四个孩子，还有弟弟的小女儿，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有我挤在一间半的土坯房里，爸爸天天跟我算小帐，怨恨我把弟弟挤出去。我经常出差，孩子们更是饥一顿饱一顿。孩子们没有城市户口，上学也颇费周折，可是我心中有个希望，再难也坚持。85年离春节还有两天，双目失明的妈妈在门槛上摔了一跤，突然去世了。看到妈妈躺在那里，看到爸爸失望、痛苦的眼神，我心里特别的慌，特别的怕。我不仅没能报答父母，还连累了他们，我总是想妈妈是带着对我的怨恨走的。我怕她在那个世界诅咒我，加上孩子们上不了户口，入不了学，寄人篱下，丈夫一个人扔在农村，我满嘴起泡，无以化解伤痛，大病一场。 “好歹女儿们上了学，儿子准备考高中了，他的心思却变了，整天看小说，写这写那，有时连课也不上了。我强硬地进行了干预，儿子回心转意，以全市前几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我得意了一阵子。但知道他心里并为认同，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精力去理解他。 “单位终于分了两间平房给我，在河西镇，虽然不在市里，但只隔着一条大河，自己算是有了家。一次我去见丈夫，一边吃饭他一边就落了泪，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起了我死去的妈妈，他这个人从不会撒谎，说得我一阵阵心酸，我想他也许还想到了他自己心痛的往事吧。看一看他的小屋，布置得像是党委的机要室，满屋的地图，红笔画的横杠，墙上贴的按语，政论书籍和各种政策汇编······案头写的：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丈夫年纪大了，市里各单位人浮于事，调不过去，后来一想，干脆提前退休吧，回家照顾孩子们。一家又团聚了，可是我觉得他变了，对孩子宠惯异常，家务做得邋邋遢遢，烟酒茶不离口，诗书不离手，我并没有换位思考他的处境，于是天天争吵，发脾气，闹到竟要离婚，可是看看几个孩子，坚持吧，等孩子们长大就好了。孩子们正当少年，受到了很大影响。 “市县合并，人员增多，干部年轻化，我退位成了副科长。虽然没什么正经事，可是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准时上班。人们都说石会计真行啊，风雨无阻。但他们哪里知道，我是为了中午让孩子们有地方呆，有地方吃饭。我就像一只老母鸡，翅膀下有四个小鸡仔儿，管不了别人说什么了。 “家离单位，离学校有二十多里，两个大的骑自行车，两个小的才上二年级，每天由我带着。我刚学会骑车，经常摔得青紫流血，冬天河水冻得不实，不小心就掉进冰窟窿里了，爬出来就近找户人家烤干了再走。春秋风大，寸步难行。一次下班回来，天已黑了，大风刮得见不着人影，不一会又雷雨交加，我们娘三被从引桥上刮下来，自行车刮跑了，我紧紧地搂紧两个女儿，生怕风雨把她们夺走。我想我多象那个电影“三磡蝴蝶梦中”的那个母亲啊，领着两个孩子走不出蜘蛛网。那个母亲的形象支撑着我，我一只手死死的抓着一棵小树，一守护着两个女儿。不管风雨多大，我都要抓住这棵小树，哪怕是一棵稻草，只要给我希望我就抓住不放。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人一茬一茬的换，我年纪大了，无法和年轻人争，就主动下基层，选了一个离孩子们学校近的粮站，中午就在粮站做饭，可以一心一意的照顾孩子们。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儿子还有一年就高考了。8月18日早上，我起床后没见到儿子，以为他去上厕所或到外面学习去了，可是吃早饭还没回来，门房里也没有，我有点慌了，看他的包也不见了，是不是孩子出走了，儿子不会什么也不留就走吧？翻来覆去地找，在桌子腿下找到一封信：爸、妈我走了。我已考虑了很久。这样的生活太痛苦了，世人的白眼，无望的挣扎……我带了暑假挣的四十元钱，拿了家里四十斤粮票。我要去闯荡世界，自求生路。别找我，不肖儿。看着信我一下子瘫倒了，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仿佛生命中那颗救命稻草被人连根拔起，不当一回事的仍在一边。我憎恨这一切，恨儿子，也恨自己，恨老天不长眼，命运不公。我呆坐，想摔碎一切，抽打自己，把头往墙上撞，整夜无法入睡，听到风雨声更是惊厥，一想到儿子躺在哪个火车站或谁家的门廊里，心头就像被油煎了一样。找遍了亲戚朋友家，看到河里有东西就认为儿子想不开，看到河对岸有人影，就认为儿子不好意思回家，新买的一双鞋都走坏了，像个疯子整天在街上转悠，他爸爸每夜点了蜡烛在门廊里等啊等，坐火车到矿区去找，找遍了所有的小煤窑，夜里被大风刮得迷了路。这样的日子，真不知该怎样去结束，生不能结束，死也不能结束。老天呐，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什么一觉醒来，我的儿子不见了？ “朋友为我着急，一天找到我说新开胡同一位先生能掐会算，我不信，但有病乱投医吧。丈夫说有眼睛的都找不到，闭眼睛的人就能知道？我报了儿子的生辰，摇了大钱，老人说别急，孩子奔西南方向走了，很快就回来，又说逢“2”有信来，过节只定回家，我问过春节啊，他说过中秋节。 “9月2日过去了没有信，9月12日晚上6点儿子的两个同学来了，说儿子来信了，不让我告诉你们，可是看你们太伤心了。他人在彰武一个工地上打工。第二天我就和这两个同学去了彰武，同学去见面，我躲在一旁。儿子没几天就当了材料员，人模人样的，没有想象得那么邋遢。转天他爸爸和一个姨家表哥也来了。一起去劝他回来，见了面，不好骂，也不好打。但无论怎么说，他都不回来，给他钱他也不要，说我有吃、有住、有工资。你们回去，别再来找我，中秋节我只定回去。 “带着无奈和将信将疑我们回家了。十月一日中秋节，儿子真的回来了。我决定不让儿子走了。发动了所有的人来做工作，最后他爸爸说：再走你妈妈就要疯了。可是无济于事。我都有点佩服儿子的决心了。 “他没回工地，在市里联系了一处150万的工程，到沈阳去找工程兵做二包，人家怎么会信他一个17岁的孩子，他又回到彰武，从包工队拉了一半的人，终于和包工头闹翻了，一个人跑了回来。回了家也不上学，到长春去学什么开信息咨询中心，学了一半回来又租地方，要开什么自助餐厅，画了图纸，请了师傅，找了合作伙伴，还差四千多块钱，我和他爸就那么点工资，根本没有积蓄，死活不同意，这孩子都想了些什么，这不是作妖吗？最后给了他1000元钱，他说1000元只够买一台烤面包机。这样对峙了几天，有一天儿子回来很晚，理了发，买了新衣服，神情很严肃，这一段时间我们连大声说话都不敢。问他吃饭了吗？他说没有，想吃妈妈烙的饼，我赶紧和面烙饼。儿子一边吃一边说：我该收场了，明天去上学。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痛苦，也不知儿子说得是不是真的。九点多钟，他的班主任来了，他从未来过我家，这么远怎么来的？老师说：你小子放着书不念瞎跑啥，同学们都等着你，座位还留着，班长还是你。不过可别让同学都学你，把我的学生都带走。 “儿子上学了，我的心刚落地。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命运抗争可真不容易。转年冬天，大女儿又从重点中学离家出走了。同样的一封信，一个瞬间。就在我寻找女儿的当口，儿子给我写了封万言长信，有我懂的，更多是我不明白的，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打湿了一页又一页的稿纸，恨我出身卑微，恨我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恨我妈妈用一条破围裙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使我一生都带着穷酸和土气。 “我在一家朝鲜饭馆看到了女儿，前堂不用她，在后堂洗碗，散乱的头发，又脏又油腻的衣服，凄凉而恐惧的眼神，真像一个没妈的孩子……我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我失去了判断，迷失了方向，没了力气，当初良好的愿望变成如今惨烈的结局，我难道应该受到如此的惩罚吗？即使是一个母亲，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一个心如蛇蝎的母亲，一个卖身图存的母亲也不该受到如此地对待呀？可是我的儿女们，为什么要如此地对待我呢？为什么要我陷于不义，不能自拔，无法言说的境地？ “我不知道是向前还是向后地过着日子。希望都变成了泡影，儿子第一年没考上，在郊县的一所中学补习勉强考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女儿上了技校当了泥瓦工，二儿女接了父亲的班下乡收粮，小女儿前途未卜，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张贴在市里考大学的红榜上，那是我毕生最大的愿望……事事不如意，处处不顺心，马上退休了，单位终于在市里给我分了楼房，我拿着钥匙高兴的去见丈夫，告诉他我们终于走进了这座城市。丈夫却病倒了，连互相安慰一下都来不及。在他手术前夕，我俩就象新婚夫妇一样在长春漫游，冬天没什么景色，只有松柏常青，他摘下一片松枝送我，我夹在包里作为长久的记忆。丈夫走了，那么多人给他送葬，我不明白，他那个人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既无朋友又无私敌，既无建树也不是榜样，既不被人诟病也不为人津津乐道，可是怎么有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自愿的为他送葬？这也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吗？送葬前一天晚上，大女儿把爸爸的皮鞋擦呀擦呀，擦了一遍又一遍，唯恐落上尘世间的一点点灰尘。擦的人们泪流满面，揪心裂肺，不忍目睹，女儿呦，你要干嘛呀？你是要擦去这人世间的污垢，还是要擦去人们心灵上的愧疚？火化时二女儿昏死过去，儿子却冲上了传送带，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怎么去理解，我不明白呀，不明白呀?为什么世间这么冷，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容易放弃？ “丈夫去逝了，我没有任何的积蓄，儿子不娶亲，女儿不嫁人，我又退休了，无德无能，无权无势，大难临头了，每一夜都是噩梦，梦见妈妈埋怨我，爸爸诅咒我，丈夫数落我，这个世界不容纳我，那个世界又不让我过去，太难了，走路也难，说话也难，呼吸也难，哪一个是真的，哪个一个是梦，哪一个是睡着的，哪一个是醒的，谁能告诉我呀，谁能告诉我……。” 夜色渐深了，也不知是几时。四下里只有小虫还在低啭，天上的星就像浸泡在水里，手指一碰就会泛起涟漪。母亲的脸是那样的慈祥，再也没有了严厉和紧张，她的头发是灰白的，手很凉，衣服上好像挂满了初夏的温柔和感伤。她抬起头看着夏夜的星空：孩子他爸爸，你安心的走吧，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一点就是唯有明确的信念才不使人趋于毁灭。人不适于和命运抗争，新生的事物无法阻止，成熟的事物无法改变，衰老的事物只能矢志成受。这一切用改变的方法去对待是错误的。说改变命运就是承认命运的肆虐，冲开命运的迷雾就是置身命运之中，想挡开命运的利剑，发生的却是致命的躲闪，命运之剑恰恰落在背上。刚刚过去的一切就像一个梦，现在这个梦消失了，全都消失了，就像当年生下了儿子看到儿子躺在身边的感觉一样，不过这次新生的是我自己。你安心的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绝不拖累孩子们。你放心吧，安息吧。” 妈妈好像突然转过神儿来。 她静静的看着我，她的眼神显得惶惑不安，她用冰凉的手抚摸着我的脸，仿似多年未见：“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瘦啊。我们这是在哪啊。” 我说：“我们出来散散步。” “回家吧，我有点累了。” 她的腿僵硬着，站不起来。 “我背你走吧，妈妈。” “你背妈妈去哪啊？” “儿去哪，你就去哪。”我背起妈妈，沿着丛林间的小径，慢慢地向前走。让她的头垂在我的肩上。 “妈知道你有一颗高飞的心，是我拖累了你，压弯了你的翅膀啊。” “儿的心早变了，儿多想就这么一辈子背着妈妈呀！让儿感受这份重量，这份温暖。那样的话，不管儿飞得多高，走得多远，都不用回头看，就知道儿是和妈妈在一起，那是多么幸福啊！” “是啊，那该有多好。我再不担心我儿吃不饱，穿不暖。” “我也不用担心妈妈睡不安稳。” 那是多么幸福啊！那每顿饭都变成珍馐美味，每个夜晚都变得香甜踏实，那因和母亲在一起而不用担心的儿子是多么幸福啊！ 妈妈均匀而流畅地呼吸着，仿佛睡着了。 妈妈，你知道吗？你躺在儿子的肩头，儿子的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啊！就像那在天鹅温暖的羽绒下面探出头来的小鹅。那因和母亲在一起而心血相通的儿子是多么温暖啊！ 妈妈，你知道吗？除了你难道还有谁能够这样信任儿子的双肩吗？儿子是多么的满足啊,那不被猜测，而被完全信任的儿子是多么满足啊。 妈妈，我们回家吧，如果你同意，就让黑夜慢慢的消失，让星光慢慢的隐退。我们一定要赶在——赶在星光消逝之前。 _

宗崇茂

　　所有母亲的悲苦，所有母亲的良善，她老人家都有了。祝福老人家！ _

斜阳

　　文字极为出色，但是，我却看的有些伤心。来日方长，一切都会好起来！祝您全家幸福！ _

叶落凡尘

　　那么长啊,我估计我这几天肯定没有时间看,只能上来问好!你好吗? _